小说家喜欢摆事实道理，不过，他看起来真的乐于扶持新人的样子，他答应帮我为稿件寻找‘归宿’。
在我的路上，小说家算是我父母、老师之外唯一肯为我帮忙寻路径的人了。而水澄则认为这是我个人的臆测而已，发一篇稿子就足够阿米托佛了。不料，到年底就在市一级报纸上刊发了我的两份稿。接下来在其它一些杂志上又刊发了一些我的散文、通讯和诗歌。水澄听说后，写信说，这是由于妈妈从一个笃信无神论者皈依有神论者之后，每初一、十五都向神灵祈福所致。这叫扑朔迷离！水渊说，记得《木兰诗》里的那句吗：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辩我是雄雌？现实就是这样的。
是吗？我暗地里想：那么我的工作问题究竟能给我喜悦的，还是愁郁的结局呢？现在已经是一九九五年的十二月中旬了，时间迅捷得象一汪逝水。一念及这些，我就很难再融入文字的胜利中了。爸爸和水渊赖以生存的工厂依然死水般煎熬着日月，妈妈的忧愁和爸爸的苦闷，全部陈在我心灵的担子上，真的好累，多少回我想要大哭一场，但是不能够，倘使我的泪水可以洗涤旧有的日子和旧有的梦，倒可以试一试。而现在，爸爸和母在忧愁生计的同时，就是不时地瞥一眼他们娇小而敏感的女儿是怎样竭力浸润在文字里，让所有的苦郁都化为秋后的蝶，之后作茧自缚一样地存在着。他们的疼惜在目光里，我品得出。我曾经建议放弃找对口工作，但是，父母制止了我。
踽踽地等待到元旦，收到葛矜的来信。信中说，好已经在县里谋得一份打字工作，虽然实在进入不了对口部门很觉瘳落，但是毕竟还要生活。为了生活，总要低着头看一看脚下的路。
知道伙伴们都已有了定数，我那决心等待到最后的心情开始摇曳，而我不知道该怎样为我自己努力，据说，这个城市的角角落落里，居住的都是黑色‘乌鸦’，所以我开始怀疑多年来我坚守的信念，也许人根本不该活得象支山百合，无论外界多么华美，它只在自我的信念里独香。转瞬三个月过去了，我决定致信报社社长：
当初，您们也曾经历生活的沧桑（一方面是生活的担子，一方面是求业的困惑），如果您的用人单位也说：你年轻，阅历浅，先等有了经验再来；你个子矮小，不漂亮，不是公费本科毕业生，素质差，不适宜入主我们部门，您会怎样想呢？
好吧，设若我们本身一无是处，象鸿蒙初开那样，我们只晓得吃和睡，我们交流的方式只是彼此龇牙和努嘴，高兴时牵手，气恼时大吼，我想，找不找工作，投不投所好已无所谓。为了避免大自然的发怒，我们也把鸟毛当作图腾，祈求保佑，我想这种愚蠢的活法远比文明潇洒！可惜的是，我们长着智慧的头脑，我们把正义和良知都装在里面，可我至今没有发现过一位相马的伯乐，只听到世俗的歪风唏嘘过耳，玷污着人类的视听——我不知道，何时‘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但是，信象一枚极小的绣针坠入深海，没有一痕回音。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遥远吗？我反复咀嚼着雪莱的这一句诗，聊以自慰。而心怀里却荡了忧郁的尘滓。
这时，葛矜突然来到了我家。她的神情看起来相当落没。好象当初朱丽叶发觉罗米欧已经死掉了，而她竟还活着。她的身子不知怎样，有些雍肿，象是生病似的。
我慌心地请葛矜驻足我的小屋，品品清茶，说说什么名字的忧愁困扰了她，不想，听到我的柔声安慰，她哭了。
谁惹你生气，大宝贝儿？我拍拍她的肩说：我家‘战斗力’比较强，要不要水澄和水渊帮你打扫‘战场’？
葛矜勉强笑了笑，说，三儿，我只是有一件事事你帮，而且你千千万万要替我保密。她看起来有什么苦恼事似的。
什么事？我奇怪地注视着她陡然红润的脸：我的保密水准是属于‘吉尼斯’的。
可是，我不敢说，怕你笑我。葛矜扭怩说，并下意识地把腹部的长衣撩起——她的腹部竟隆起了。
噢，要做妈妈了？有些紧张是不？我笑了，你什么时候结婚的，是和苏楠吗？
三儿！葛矜有些不情愿地制止我说，我不想生下这个孩子，因为我还没有结婚。
你是说要打掉它？我惊诧地注视着她微愁的双眼：据说很难过的，它的爸爸怎么说？说真的，这时我有些恨它的爸爸，我忘记了葛矜也是它之所以成为生命的同谋。
它爸爸……她喃喃地说，它爸爸在西宁怎么知道呢？
果然是苏楠？！我更加吃惊：你们之间竟然会……我要打电话找苏楠，告诉他为你带来的麻烦。说着，我抓起听筒。
不要，葛矜慌忙求恳地止住我：他并不知道会这样，何况是我甘心的，当时我们都很忧伤，担心缘尽了，喝了几杯酒。
那么，他就可以逍遥事外了吗？我仍旧气恼，仿佛受伤的不是葛矜而是我，同时，我真的搞不懂：他们怎么会偷吃‘禁果’？
三儿，你知道，我父母如果发现了它，葛矜指指腹部，略带哭音地说，我和苏楠就永远不能够，不能够安宁的，我求你帮我找个医生，我一定要打掉它。
我私下里觉得这件事非小可：一、我不知道堕胎的危险系数（看样子，这小生命至少四个月大了）以及堕胎会不会对葛矜未来的生育造成不良影响；二、我不了解苏楠听说有它会不会决定娶葛矜——如果这样，倒是促成他们早日结合的好方法；三、我实在不希望一个小生命就这样失掉了为人的机会，那是残忍的，小时候，为了一条要好的狗被打死，我都凭吊了一年之久，何况一个孩子？
我每天带着它很难过很沉重，三儿，她又流泪了。
好吧，好吧，我说。可能我是泥捏的，她的泪水冲垮了我的担忧，我决定帮她。
我向父母撒了谎，带葛矜到一家专做人流的私人诊所找到一位退休的人流专家。
扎了引产针，葛矜安静地睡了一个晚上，到第二天中午的时候，阵痛的她抓住我的手说，她疼得要死掉了，她不想再继续这种苦痛了，宁愿做未婚妈妈，宁愿忍辱负重。
可是，引产针已经发生了效力，再有十几个小时，一切就可以结束了，大宝贝儿，我平静我地说。此时我是她的精神支柱，我想尽管我很担心有危险，而我必须让她相信一切都是正常的，没有危险的，就好象，雨后天空一定重新晴朗。
葛矜的情形看起来越来越糟，她辗转反侧着，汗水如注地渗出额际，我只好让医生再扎一次镇定剂，直到她再度睡着，我才发现我也吓得冷汗涔涔了。
到第三天早上六点一刻，葛矜才结束了这场痛苦。那是个很漂亮的男孩，只可惜它不能为人了。看着它被掷垃圾似地掷到垃圾筒里，筋疲力尽的葛矜拥住我大哭起来，她一直跟我说：不是我这个妈妈不想留下它，实在是难以承受生命之重。
我一直在心底忏悔，就安慰她说，现在，你们母子都得以解脱，相信它会在天国的花园里对你微笑的，因为它不必象许多弃儿那样被心事熬煎。你现在这份痛苦只是暂时的，而平静或许是永恒。而且，我听医生说，因为你和苏楠是喝酒之后有了这个孩子，即使留下来，也可能是畸形儿。
葛矜为了不耽阁上班，没有休息就匆匆回到了她的小县城。妈妈见到葛矜后，猜到了她是流产了，便为她煮了几个鸡蛋让她带上，葛矜哭了。
葛矜的事使我蓦地晓悟了许多。我对总是因生活而夜半偷泣的妈妈说，我终于知道妈妈有多么伟大，多么维艰，为了育儿，她肩挑的生活和生命的双重担子，我知道今后我该怎样补报这深恩了。
于是，我不顾父妈妈的反对，开始四处找寻一些并不适合我，但能够赚钱的工作。我想我不能够因为清傲不群的个性而忽略父妈妈的辛苦。何况，写作人生，本来就不该是漂白的纸张，没有生活的油彩涂染，它怎么会动人？
但是，每当我应征时，总会被一些世俗的目光和语言深深刺痛，有些独办企业用人似乎不是重在体力与才能，而是外形的‘美好’，有的人干脆告诉我，现在的事你不明白吗？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比较善意的人会劝我说，你这么娇小而充满艺术天分，为什么不做适合自己的事，或到父母身边做小鸟？你混在这个复杂的人际社会中只有污染自己或变了自己。
做小鸟吗？我很想，当我带着疲惫万分的心情，伤痕累累地回到家中，品味家的苦郁，我真的好想凭依。而值得依偎的爱倏然离去了，至今还不明了他为什么就别去，难道仅仅是怕耽误了我前途吗？目睹生活和感味生活，我才知道在校园时代的梦想有多么簿脆，怪不得古净尘说生活是真实的，我从前头脑里的爱情和爱的对象都太单纯了、稚嫩了。但是，设若古净尘在我身边，当我们两人意志合而为一的时候，我绝不会有此刻的独孤和无助。古净尘！我暗暗地想：你究竟在哪里？心里还有我吗？看到我的灵魂正在炼狱里经受煅烧吗？3
恰在这时，报社忽然通知我上班！这是多么意外的事！我顾不得冬日的寒冷，钻出被子，一下子拥住妈妈说，这简直象是‘守株待兔’里的傻瓜一不小心获得了兔子！不是说我矮小又不漂亮，素质低微、专业不对口吗？为什么突然就决定录用我了？
妈妈也惊喜异常，擦着喜极的泪，她说，总之我们的等待有了收获了，不论守株待兔还是主动狩猎，此后的收获可要看你自己了。从五月份到一月份，妈妈喃喃地说，把我的女儿熬得像片瘦叶子，而人生能有几多这样焦急又无望的等待？又有几多柳暗花明？记住，这段经历是你的财富，现在，上天又给了你这个机会，要好好把握。
紧张的心情终于松懈下来了，想象着即将成为一名记者，在我的梦途上旅行人生，我的心开始唱歌。
上班那天，风雪交加，途上我用了近二十分钟跟天气抗衡，心里难免有些憎恶老天不给面子，不过还好，没有迟到。
总编见到我，只微微点点头，就简约地告诉我：我将有三个月的试用期，之后再定去留。这三个月中，由方记者带领我采访（这和我当初的要求迥异，我在自荐信中要求给我三个月独立采访，行则留，不行就自动离开，但是想到这种有人引路的方法，也许是对我的一种保护性促进，我二话没有话），之后，也没有交待我具体任务，总编就送我来到采编室。虽然，对许多问题我还迷惘不清，可又有什么呢？事在人为，我应该会很快熟稔一切的。
我不会写消息，这是因为我的课本中从未涉及过，所以我买了书籍自己研读，以流畅的笔触和灵活的布局来写每一则消息。我不想因循老记者、老编辑的方式，因为外界人都在评说报社人的文字水平太差，太板滞，象半截老咸菜，读起来又硬又涩。但是看来没有一个人懂得我，他们批评我说，没有学会走就不要跑，你应该分清文学和新闻的界限。他们的潜台词是显而易见的：你以为你是谁呀小丫头，想比我们强，想在我们中显露你的特色？妄想。这使我想起中学时有一位老师总是生气我的用词生僻，当时我反驳说，鲁迅的僻字为什么没有人疑问，反而引以为特色？难道就因为他是伟人？不过，世人如果都固守本本不敢创新，恐怕连鲁迅也不会有。而今面对这众多的前辈‘高人’，还有我看起来笈笈可危的前运，我什么也没有说。小不忍则乱大谋的，我多次告诉自己，学着做前辈们的鹦鹉。
然而，“鹦鹉”也很难做，我总也学不象，尤其是那位即将被新任执行总编换下来休息的老执行总编。
他有一次特地差人找我（他的贵体大概不便亲自找吧，或者是担心他的尊贵在我的卑贱面前折腰了会没面子？他的办公室就在我旁边竟然要差人找我，架子可真大啊）板着脸孔将我那篇通讯稿划了满纸红线（那篇通讯是一位好心的老记者带我去采编的），至使我羞惭得不敢抬头。他的言外之意就是：你懂什么是新闻吗？你才毕业的小行孩子算得了什么？他甚至跟别人说，她是专科，我是本科，水平不行。而事实上报社里具有大本、大专文凭的又仅仅在、四个人而已，何况迦总编兼社长本人也不过是中专毕业的，我不知道这位老总编意在何为：怕我的锋芒削弱了他的吗？我想即使我有那种本事，怕也需要一定的时间。那么，他为什么这样地要一棒子‘打死’我呢？这件事的当日，我觉得做为晚辈和下属、学生，我应该不论对方对不对，都请对方多多指教 ，岂料，老编辑面孔一冷：我可指导不了你！到了后来，他干脆直抒胸臆：你发过多少文章，在哪家大报刊登？你学过新闻写作吗？你懂什么叫新闻？天哪，这怀有挑战意味的问句使我窒息！我没有发过几篇文章，而且不是在诸如《人民日报》等大报上刊登 ，我也不敢说我懂新闻，虽然我学过新闻，我对新闻有敏锐的直觉，但是我怎敢与他们这些老人家比？
我回到办公室里委屈地哭了。有的同事劝我说，生他的气不是太不划算？瞧他为了担心没有交椅坐，一直赖在这里不走，再说，你写什么稿子不好，偏偏写他对头人物所在部门的稿——你不知道你所写的部门主管是上任总编吗？在过去一年里，报社里的斗争矛头就是上任总编，你去写他，不明摆着和他这样的反对派作对吗？可是，新闻部门是政府喉舌，又不是他私人的工具，只要可歌可泣的人物就该写，他为什么把这些都挤在私人仇怨之后呢？我听了同事的话心里很不平。
跟方记者一道采访，其实也没学到什么东西。她从不教我什么，只是按着她固有的方式工作，每到一个单位，她就会满脸堆笑地和人家闲侃，之后便问最近有没有什么新闻？对方如果没有，她立即就会把所有的热情洋溢起来，借口还有事，带着我离开。一路上她通常会唠叨：怎么就不发生点什么事呢？她给我的感觉就是记者的天是看别人的笑谅，看世界的笑谅，唯恐世界不乱。
不过，方记者也会“施舍”我些许机会，比如在一些豆腐块稿上只属我的名字。
又过了些日子，也许因为我跟方记者采的稿子太多，而且方记者又执意单属我的名字吧，老执行总编再次让人转告我：不经领导允许，不许私自采写稿件。言外之意，我不可以自由采写我敏感的材料（即使练笔也不行）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实习记者，只有跟着方记者倾听的权利。其实，除了社长指派之外，其余时间里，所有记者都是自由采稿的，连行政总编都未约束过我，这位执行总编倒对我敦敦教诲了。
我走的路更窄了，好象一只笼鸟，我的翅看来只有摩拳擦拳的份儿。长此下去，恐怕试用期满我的名气根本打不出去，叫我今后怎么在报界立足呢？为了不危及前运，我只好转发文艺稿，在除了本报之外的报刊、杂志上，我开始频频发表诗歌与散文，这样的结果是：报界报外一些人开始承认一点就是：水凝文笔不错。
将近春节的时候，突然收到一封属名‘活水’者的来信。信上说：我是你的一个普通读者，是你生活中匆匆的一瞥。可是我很想成为你的朋友，并且想告诉你，我会一直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关注你，支持你，不要胆怯和担心，成功属于勇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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