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夷是指建州之夷，是明朝遗民对清朝王朝的蔑称。觞是盛酒的杯子。合卺指成婚。慈宁宫是孝庄住的地方。阏氏是汉代匈奴称呼君主的正妻。诗的前七句没有什么好解释的，无法是诋毁丑化敌国君主。最后一句颇费解。细推之，原来指得是多尔衮无子，以弟多铎之子为嗣。满文称侍卫为“虾”。多铎当时的职位有“领侍卫内大臣”一职。看来虾子指得是多尔衮的义子多尔博。也就是说，顺治子随母嫁，自为“龙儿”，不必以多铎的“虾子”为子。先前我将这首诗作为无稽之谈，但从多方面的证据来分析，“太后下嫁”的确是事实。
论据一：保全皇位的政治婚姻皇太极死时，庄妃才32岁，年仅6岁的儿子福临继位。一个是三十出头的寡妇，一个是只知玩耍的顽童。在当时，执掌朝中军政大权的实际是睿亲王多尔衮。他手握重兵，成为朝中说一不二的人物，甚至连皇帝的大印“玉玺”也搬到睿王府内使用，以代理天下，小皇帝随时有被废掉的危险。人们认为，孝庄为了保住儿皇帝顺治的天子宝座，而委身于小叔子多尔衮。
论据二：弟娶其嫂的满族旧俗首先从当时满族婚俗来看，嫂嫁小叔、兄纳弟妇之事常常发生，此事不足为怪，甚至还有不管辈份的婚俗（汉族礼教称之为“乱伦”）。站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来思量，盛年寡居的孝庄与壮年英武的小叔子多尔衮的结合，也就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了。如顺治皇帝的大哥、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在清贵族政治斗争中死去后，他的两个妻子就分别被叔父辈的多尔衮、阿济格娶去。庄妃是蒙古人，十三岁时就与其姑母一道嫁给皇太极，因其美貌聪慧能干，受宠多年，生有三女一子，其子后来就被立为顺治皇帝。1663年皇太极死时，庄妃只有三十一岁，虽被尊为太后，仍当华年，美丽异常。多尔衮大权在握，岂能放过这天赐良机。这时清王朝刚入关，满洲贵族从东北刚入主北京，受到汉族文化与纲常礼教的影响与束缚很小，还大量保留原在东北时的旧婚姻风俗，如清皇室与贵族中寡妇改嫁的事频频发生。因此孝庄太后（庄妃）与小叔多尔衮结婚的事就是比较正常的事了。我们切不可用汉族的传统纲常礼教去要求和看待清初的满洲皇族。
论据三：多尔衮的“皇父”称谓持下嫁说的人特别强调，在顺治朝多尔衮公开以皇上的父亲自居，称号就叫“皇父摄政王”，而只有皇帝的母亲下嫁了，多尔衮才有可能被称为“皇父”。人们认为，多尔衮称谓变化的过程，恰恰反映了太后与多尔衮的婚姻由隐秘到公开的过程。《朝鲜李朝实录》中记载，“皇父”称号非但举国轰动，甚至已经“声闻海外”。《朝鲜仁祖李倧实录》载：二十七年己丑（即清世祖顺治六年），二月壬寅，上曰：“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此何举措？”金曰：“臣问于来使，则答曰：今则去叔字，朝贺之事，与皇帝一体云。”上曰：“然则二帝矣。”朝鲜邦外属国，国王都发现此举与“二帝”无异。大清朝难道就真的荒唐到这种程度不成？当然不是。其时清廷正推崇儒教，广纳天下饱学之士。断不会做这种令世界当做笑柄的糊涂事，但“皇父”一词确已明诏天下，一朝二帝，已经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论据四：皇帝谕旨露出破绽顺治十七年（1660）十二月二十四日，因乳母李氏病故，顺治降谕礼部，其中有这样几句话：“睿王摄政时，皇太后与朕分宫而居，每经累月方得一见，以致皇太后萦怀弥切。乳母竭尽心力，多方保护诱掖，皇太后眷念慈衷赖以宽慰。”这无意间透露，幼年皇帝顺治与母亲孝庄分宫而居，而且皇太后不是居于皇宫之中，否则母子之间为何“每经累月方得一见？”皇太后萦怀弥切，为何却不去看望皇上？皇上又为何不去探望生母，以解“皇太后眷念慈衷”？度之事理，其间必有一个超越两者之上的力量破坏了母子之情。这个力量，除了多尔衮之外，还能有谁？另外，徐柯《清稗类钞》中对“太后下嫁摄政王”有较为详细公允记载。
论据五：风水墙的诉说按清朝早期丧葬制度，皇后、嫔妃最终都要与皇帝合葬。可是，孝庄竟葬在了遵化的清东陵风水墙外，而未与清太宗皇太极合葬于沈阳的昭陵。按清制，她应归葬到沈阳皇太极的昭陵旁，因她是皇太极的庄妃，但结果她却被葬在河北遵化的清东陵，孤零零的，无依无靠，且陵墓在东陵的“风水墙”之外。这种悖乎常礼的葬法多年以来一直引起人们的种种议论，其中可能有难言之隐。有人认为，这是孝庄因改嫁而无脸到阴间见皇太极的刻意安排。史料中也确有这样的记载。太后在遗嘱中说，“卑不动尊”，不忍再惊扰皇太极，这实在是托词。对祖母孝庄的心思，康熙自然心知肚明。但康熙又感到，将祖母单独安葬实在没有这样的先例，是件很棘手的事，于是他把这一难题留给了儿子雍正，将孝庄的棺材在东陵的地面上一直停放了38年之久，直到雍正三年（1725）才为孝庄建陵安葬。还需说明的是，长眠在清东陵的5个皇帝、14个皇后、136个嫔妃，都葬在了风水墙之内，而只有孝庄葬在风水墙外。这又是为什么？孝庄太后在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死，享年七十五岁。
论据六：有人见过“太后下嫁诏”
关于孝庄太后下嫁多尔衮之事，虽由于后来清皇室受汉族影响日深、纲常礼教观念加强，因而不让将此事记载到正史中，甚至原有的记载也被删改，使我们今天很难查到有关此事的正式记载，但我们仍可以从许多史料中看到关此事的正式记载，但我们仍可以从许多史料中看到有关此事的明显痕迹。如清故宫藏顺治朝的“批红”题本及《东华录》上，就记载顺治五年起――这一年太后与多尔滚结婚――多尔衮由“皇叔父摄政王”改称“皇父摄政王”，并“亲到皇宫内院”，“自称皇父”，若无太后下嫁之事发生，此事是顺治皇帝所万万不能接受的。太后下嫁之事传播甚广，前面已经提到当时人的记事诗，虽极尽嘲讽挖苦，但也是这件史事的一个有力旁证。1946年10月，近代学者刘文兴撰文《清初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起居注跋》，其中写道，宣统元年（1909），他的父亲刘启瑞任内阁侍读学士，奉命收拾内阁大库档案，“得顺治时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诏”。世上若果真有这一诏书，无疑是太后下嫁最具权威的铁证。
缔造一代明君：康熙
第一部分 缔造一代明君：康熙（1） 作者 ： 章恺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四日，顺治帝身患“病痘”（即天花），卧床不起，高烧不止，昏迷不醒，生命危在旦夕。此时皇太后不能不考虑其子身后之事，便授意翰林院学士王熙起草遗诏。反映了她的思想和意向，遗诏内容突出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明谕立嗣。皇太后接受太宗未立嗣的教训，避免继统斗争的重演，另外又考虑到顺治帝患“病痘”早逝，福临的长子已死，次子福全未出痘，三子玄烨已出痘，于是遗诏曰：“朕子玄烨，年八岁，颖慧，克承宗桃，兹立为皇太子”。
第二、异姓辅政。皇太后想到新帝年幼，须有重臣辅政，可是又忆起顺治初年，宗室多尔衮辅政期间的种种弊病，故决定选择非宗室大臣辅政，以便控制，更为效忠，故遗诏“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保护冲主，佐理政务”。
第三、安抚满贵。皇太后深知，清初开国之时，以策略用人，重用大批汉官，满族贵族不满，为了安抚他们，在遗诏十四条罪己状中，有三条是向满族贵族罪己的，诏曰：“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宜加倚托，尽厥酞为，联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而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以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罪一也”。以此来增强和巩固满族贵族内部的团结。
七日，顺治帝病逝，将遗诏“布告中外，咸使闻知”，使得顺康政权交接平稳过渡， 玄烨即帝位，年号康熙，尊祖母为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对年仅八岁的康熙帝十分喜爱，她为了大清王朝的巩固与发展，培养孙子成为一代英主，一面加强教育，使他读书明理，提高以国事为重的个人素质，一面通过具体政务，增强他治国安邦的能力。康熙帝曾充满感激之情说：“忆自弱龄，早失依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至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有今日成立，阁极之恩，毕生难报”。可见，太皇太后对康熙帝影响是很深刻的。
顺治帝死后，太皇太后是清朝统治集团中德高望重一言九鼎的人物，所以安徽桐城的秀才周南。千里迢迢来到北京，请求太皇太后垂帘听政，遭到她的严词拒绝。但是她全力辅助康熙帝主政，教导康熙帝说：“祖宗骑射，武备不可弛。用人行政，务敬以承天，虚公裁决”。虽然“太后不预政，朝廷有险，上多告而后行”，因此许多重大政务的处理与她的意旨是分不开的。
缔造一代明君：康熙
第一部分 缔造一代明君：康熙（2） 作者 ： 章恺 铲除鳌拜孝庄曾对辅政大臣深为信任，放手使用，所以辅臣权力很大，加之没有监督和约束的机构，从而为个别人结党营私、擅权乱政提供了可能。由于历史的原因及某些政见不同，辅臣中两黄旗的索尼（正黄旗）、遏必隆、鳌拜（镶黄旗），与正白旗苏克萨哈的关系日渐紧张。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椎移，鳌拜居功自傲，权力欲逐步滋长，他联合遏必隆，扩展镶黄旗实力，擅杀朝中与自己存有积怨的满臣，专横跋扈的作风愈来愈显著。四辅臣在辅政期间当然做了不少有益的事，然而对处理满汉关系，却采取保守、倒退方针，在恢复祖制、首崇满洲的旗号下，歧视汉民。使汉民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当时，反清复明的战火尚未完全干息，经济凋敝，百废待兴。但满臣既缺乏治理经验，又不能与汉人切合作，以致大大妨碍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这便使得—些投机分子逐步取得辅臣信任，为非作歹，更加重了问题的严重性。玄烨亲政前夕，已是“学校废弛而文教日衰，风俗悟越而礼制日废”，地方、朝中各种机制都弊端丛生。
玄烨年龄还小，对此自然难以应付，但政治经验丰富的孝庄，却不露声色地密切注视事态发展，在继续任用辅臣的同时，采取了一些防患于未然的措施。
康熙四年（1665年）九月初八日，禀照孝庄的谕旨，12岁的玄烨举行大婚典礼，索尼的儿子内大臣噶布喇之女赫舍里氏正位中官，遏必隆之女落选．成为皇妃。在为孙儿择立皇后时，孝庄舍去遏必隆之女，选中赫舍里氏，旨在防范鳌拜利用镶黄旗之女成为皇后之机，进一步扩大实力，同时也是针对主幼臣骄的情况，对清朝元老索尼及其家族予以荣宠的笼络措施。
孝庄此生还改变了皇太极和福临时期，皇后莫不出自蒙古尔济吉特氏的惯例。这并不意味着忽视满蒙贵族联姻政策，而是从巩固皇权、安定政局的现实需要出发，反映出孝庄作为杰出政治家的战略眼光与灵活态度。
玄烨大婚标志少年皇帝正在步入青年，其亲理政事已为期不远。换言之，孝庄是以此为孙儿早口亲政制造舆论，打下基础。当鳌拜得知玄烨选后的结果时，因希冀落空，心怀妒忌”，气恼万分，竟与遏必隆一起入宫“奏阻”。这恰恰证明孝庄这步棋的巧妙：既分化了四辅臣，使索尼同鳌拜之间出现芥蒂，又促使索尼更为效忠皇室，无形中增加了皇室的力量。不过．从其后情况看，孝庄这时对鳌拜还未完全失去信任，仍希望他在辅臣任内善始善终，能够善始善终。
康熙五年（1666年），发生换土地事件。鳌拜在索尼、遏必隆支持下，将清朝入关初期圈占土地时分配给镶黄旗与正白旗的土地，强行互换，并再次圈占大量地，致使广大农民流离失所，加剧了满仅民族矛盾。三辅臣还不顾玄烨的反对，矫诏将反对此举的大学士管户部事务苏纳诲（正白旗）等3名大臣处死，造成一大冤案。这一事件说明，鳌拜并未真正领会到孝庄的包容苦心，而是在擅权乱政路上已愈走愈远。对此，孝庄也相应采取了进一步措施。
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初七日，玄烨“躬亲大政”，但辅臣们“仍行佐理”。孝庄特为孙儿收权安排 过渡阶段，以使他在实践中逐步提高；同时也让辅臣有个适应过程，将他们因交权而产生的失落感，减少到显低限度，从而保证此次权力交接稳妥进行。
树欲静而风不止。康熙六年六月索尼去世，鳌拜实际上成为首席辅臣，遏必隆对他亦步亦趋，苏克萨哈更加孤立。玄烨亲政后，苏克萨哈立即请求“往守先帝陵寝”，以逼迫鳌拜、遏必隆辞去辅政。整奸为清除异己，独掌辅政大权，竟罗织苏克萨哈的“罪状”，企图将他置于死地。尽管玄烨坚决反对，但鳌拜等不肯罢休，一连七日强奏，竟将苏克萨哈及子孙全部处死，并没收家产。
苏克萨哈被除去后，鳌拜的权势进一步扩大，更为飞扬跋扈，欺君擅权，“文武各官尽出门下”，甚至在“御前呵叱部院大臣，拦截章奏”。玄烨去南苑狩猎时，让随行的鳌拜奏闻祖母，但鳌拜“乃不遵旨”，全然不把玄烨放在眼中。他的种种僭越行径，已构成对皇权的严重威胁。至此，孝庄终于作出决断，支持并指点孙儿拟定清除鳌拜集团的全盘计划。
此前，孝庄让玄烨广泛求言，制造舆论，通过各种举措，纠正辅臣政治上的失误与弊端，这使朝廷上下人心振奋，玄烨威望日增，鳌拜逐渐走向孤立。与之同时，玄烨在身边聚集起一批年轻的满族贵族成员，他们朝气勃勃，索额图即是其中的突出代表。索额图为索尼之子，孝庄太皇太后选中他的侄女赫舍里氏做皇后，加深了索尼家族与清皇室的关系，也加强了正黄旗对皇室的向心力，并影响到镶黄旗。索额图对玄烨十分忠诚，在清除鳌拜集团的过程中，成为玄烨最得力的助手。
鳌拜集团附者甚众，盘根错节，已控制中央机构各要害部门。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动荡和不必要损失，孝庄帮助玄烨制定了“擒贼先擒王”，迅速打击主要党羽，震慑其他成员，稳妥解决问题的基本策略。据此，玄烨命索额图秘密的组织起一支善于扑击的少年卫队，又在行动前，有意将鳌拜的部分党羽遣往外地，以分散其力量，玄烨还采取了其它某些周密部署。
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十六日，鳌拜奉召进宫，旋即被卫队擒拿，其主要党羽也先后被逮捕归案。考虑到鳌拜以往为清朝所作贡献，玄烨对他予以宽大处理，免死，没收家产，终身监禁；对其众多追随者，也只处死最主要的数人，其余一律宽免；就连遏必隆也被免罪，仅革去太师，后又给还公爵，值宿内廷，恢复对他的信任从而团结了镶黄旗。
清除鳌拜集团，排除了威胁皇权的潜在危险，扫除了清朝向前发展的绊脚石后，玄烨真正掌捏了清朝大权。他在“首推满洲”的原则下，努力改善满汉关系，祟儒重道，发挥汉族官员积极性，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在短短几年内，政局进一步稳定，得到汉族地主阶级更广泛的拥护，经济也开始有了起色，为其后平定三藩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