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的只是一个人，但是周围大概有三四个人同时说，说的是一句云南话，“你就是那个陈凯歌”。当时我是挺感动，我觉得这些乡亲们还记着我。他们记着的，无非就是二三十年前曾经在那个村子里生活过的一个普通的知识青年，而不是其后好像有一点名堂的陈凯歌。我走到村子里的小河边，这时候我的朋友已经不哭了，我说：“什么都变了，就一件事没变。”他问什么事，我说是河水的方向。那时候每天劳动强度非常大，下了工之后，还要用砍刀在丛林中间砍出一条路来，那些枝蔓都是相互勾连的，每天的工作都有危险。而且因为是北方的孩子，去了那儿之后水土不服，身上被各种各样的毒虫咬得一塌糊涂。我们住的是茅草房，躺在蚊帐里一眼就能看见天上的星星。我们说星星模糊了，其实是因为都掉眼泪了，就是想家，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情怀。虽然日子过去这么久了，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之所以后来能够做电影，感觉到自己心里有一些话想表达，所有的资源都是从很辛苦的劳作中间、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中间积累起来的。
朱军：后来你去当兵了，是吗？
陈凯歌：我后来就当兵了。理由其实特别荒谬，部队里招体育兵而我会打篮球。有一天我正在睡午觉——我觉得这是一个电影的画面，因为我是平躺的，所以角度应该是向上的、仰视的——突然间看见蚊帐被掀开了，就看见红五星和红帽徽了。我想，这儿怎么有一个军人？这个军人用很小的声音跟我说：“愿意当兵吗？”
朱军：有点偷偷摸摸的意思。
陈凯歌：我说：“您什么意思？”我就坐起来了。他又问了一遍：“愿意当兵吗？”我说我愿意，我太愿意了。他说：“那就别出声，咱们现在就走。”
为什么呢？一旦通知了农场，农场就可能说我是一个人才，不能放我走。我就是这么去部队的，没有档案，也没有户口。我说：“我的箱子能不能拿，我的10筒牙膏还在里头。”这个军人说：“什么都不能拿，咱们那儿什么都有。”我一想，没错，人民军队是什么都有。就这么就去了。我当时特别忐忑，快到部队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是一个小问题，不是很大的问题，但是我得让您知道，我得对组织上忠诚。我的父亲有政治问题。”“你爸就是地主，我们也要你，我们要人才。”我踏实了，因为我爸不是地主。我就开始了差不多将近五年的部队生活。
愧对父亲
朱军：刚才你提到了你的父亲，你还记得当时你去插队的时候，父亲到车站送你的情景吗？
陈凯歌：关于将来我要做什么，我是直接受我父母的影响。我是一个好学生。而且我是……
朱军：你指的好学生是什么？是学习好，还是跟当时的社会状态吻合得比较好？
陈凯歌：老实。
朱军：当时一说这个孩子好，就是老实。
陈凯歌：学习肯定是好的。因为我是北京四中的学生，而且考入四中的分数很高，所以那个时候不免有优越感，不免很骄傲。突然就文革了，一下子觉得父亲有点问题，精神上也承受不了。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继续认同我是一个好学生。在当时的社会气氛下，因为家庭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不能参加红卫兵，不能在风口浪尖，咱没这个资格。当造反派说父亲有问题的时候，还要我配合，揭发我的父亲。我只有14岁，能揭发他什么呢？什么能揭发呢？他是我的亲生父亲。在这个过程中间，严格地说，我是犯了错误的。我对父亲的态度是不公正的，我一直非常内疚。文革结束之后，很多人都说那不是我的错，我那个时候太小，而且有政治压力。其实我心里明明白白，是我自己的错。这个节目一播出去，全国的观众都会知道陈凯歌是一个犯过错误的人。我父亲已经去世了，对我来说的确是生离死别，是我几乎无法面对的一个事实。
朱军：你要去奔赴广阔天地的时候，你和父亲和解了吗？
陈凯歌：那个时候我对父亲很不礼貌。我也没有跟父亲真正面对面地交流过，我甚至觉得他一定不会原谅我。到火车站的时候，我们说了几句很平常的话。我说：“您照顾我妈妈。”他说：“你自己去了要好好保重，路太远。”我就上车了，一切都很正常。车门一关，火车一动，我正跟朋友们说话，回头一看，发现我父亲沿着铁轨在跑。在这一瞬间，我明白我错了。我相信他没看见我在看他。到了云南以后，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在信里请求他原谅我。父亲的回信其实非常简短，只是说我并没有做错什么。
朱军：这是令尊的相片。
陈凯歌：对。其实我父亲那个时候也就是不到50岁的样子，但是看上去非常苍老。那个时候他正在干校里扫厕所呢。
朱军：听说那一次也是你头一次看到父亲掉下了眼泪？
陈凯歌：是。
朱军：这里有一部录像带。让我们一块儿来通过大屏幕看一下。
陈父：做父亲的人看儿子，有他的一种感情要求，总不希望儿子太累了，不希望他做得太多了。他创作起来几乎是舍命的状态。最近他有点晕镜头，觉得供血不足，用脑过度了。我觉得他活得还是很苦的。他自己也不会照顾自己，有一顿没一顿，生活上还靠老爸爸在家里没事照顾照顾他。我当然对他有期待，但是我岁数很大了，也不能陪他一辈子，在这一点上，我是最舍不得了。你怕死吗？我不怕。你想死吗？我不想。我还想看后代，看周围的很多人，因为周围很多人都很精彩，我想多看看。不管谁做得精彩，我都鼓掌，艺谋也好，子牛也好，田壮壮也好，因为他们都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精华。能够多看看他们—不仅仅凯歌—拍出来的精彩作品，这是我活到现在最大的期待。
陈凯歌：（眼眶湿润）非常感动。实际上我没看过这个录像带。父母是孩子的天，父母不在了，孩子的天就塌了。直到他去世了我才知道，其实我所有的事情，我能有今天一点点的成绩，都是因为头上顶着这个天。的确是这样的。
朱军：当时你的父亲也希望你成就一番导演事业吗？
陈凯歌：其实他没想过，他觉得做电影导演实在太辛苦了。体力上的透支不说，精神上会有很多折磨，有时候是自己对自己的折磨，因为你想成功。他当时在外地，我给他写信说想报考电影学院导演系，他的回答是否定。但是我告诉他我决心已定，成与不成我都要试一试。我父亲回了一封信：“你就记着一句话，到什么时候你都不能放弃。”所以当我真有艰难困苦的时候，总是想起他说的“不能放弃”。
现在照顾我的人
朱军：刚才我听到老人家在谈话的时候，除了对你的鼓励和赞美之外，还有一点，老人家非常担心你由于工作忙在生活上不能自立。现在这个情况已经不复存在了，有人在照顾你了。
陈凯歌：没错。
朱军：想谈谈照顾你的那个人现在在忙什么吗？
陈凯歌：照顾我的那个人今天在拍戏。
朱军：拍什么戏呢？
陈凯歌：大家可能都知道《吕布与貂禅》这个戏还没有最后拍完，所以照顾我的那个人现在还很辛苦。在我临来演播室之前，她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你要穿一件淡蓝色的衬衣，穿一条牛仔裤。但是我记得你牛仔裤上有一块斑，你要拿手盖上它。”这个人就是陈红。（笑声，掌声）
朱军：简简单单的几笔勾勒出来一种很幸福的生活。
陈凯歌：在我这个特定情况里，用“幸福”这两字还不够。
朱军：那得用什么？
陈凯歌：美满。的确是这样的，我觉得我很美满。
朱军：你有没有碰到过让你觉得很尴尬的事？
陈凯歌：你的意思我明白。你的意思是，有没有人跟陈红说“你叔挺高的”？
朱军：这是你自己说的。
陈凯歌：这倒没有。人家说我们般配。因为我觉得陈红在我的生活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说我不爱听的话。我为此非常感谢她，而且我已经渐渐习惯了。
朱军：我还想问一下，你跟陈红结合以后，你觉得是你成就陈红多，还是陈红成就你多呢？
陈凯歌：肯定是她成就我多。
朱军：不是你怕回去以后没法交代吧？
陈凯歌：我们家没有搓板。事实上是这样的，在我有一个很稳定的家庭以前，我的日子过得确实不太像样。我的父母不在了，我的天塌了，但是我现在找到半边天了。这半边天真是在撑着我。所以我说这话是很诚恳的。
朱军：有没有帮她量身定做一个电影或电视剧？或者说当看到一个本子，觉得这个本子很适合陈红去演的时候，你会坦言告诉对方：“这个让我太太来演。”有过这样的事吗？
陈凯歌：迄今为止，没有。
朱军：如果她发现一个影片或者一个剧本，特别喜欢，真的想去演，而人家又没有这个想法，她会不会让你去找找对方说说？
陈凯歌：绝对不会。
朱军：为什么呢？是因为她自己个性所致？还是你要求她不这样？
陈凯歌：我也没要求她，这个都是随缘的。我刚才斩钉截铁地说没有，指的是迄今为止没有，并不等于我不跟她合作，或者我对她的表演有什么褒贬。10月底，我就会跟她合作，拍我们的第一部电影。我们的摄制组已经成立了，每天都在运作。在这一点上我很钦佩陈红，她给了我一个很安定的感觉，她跟我结婚不是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知名的导演而有所求。人家这么些年没跟我提过这事，我倒觉得不对了。
朱军：心里不踏实。
陈凯歌：我说你就没这想法，就不想跟我合作一回？她说：“那得看了。比如你拍《荆轲刺秦王》，我也可以说巩利演的角色是不是让我来演，但是我从来没有这个念头。”她就是比较大气。但是我坚决地相信，她是一个资质好的演员，她能够再进一步。这里头当然有我的责任。
朱军：现在陈红不在，此时此刻，你最想对她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陈凯歌：特别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拍戏的地方挺冷，你多穿点”。
朱军：咱们中国老百姓有三个字特别准确，那叫“过日子”，不是做给别人看，也不是做给自己看、做给对方看，是实实在在地在过日子。
我的儿子
朱军：谈谈你的儿子吧。大儿子今年有……
陈凯歌：四岁多点。
朱军：小的呢？
陈凯歌：一岁半。
朱军：一定特别可爱。
陈凯歌：太可爱了。
朱军：儿子现在是在美国待的时间长，还是在中国待的时间长？
陈凯歌：是在这儿的时间长。
朱军：你打他们吗？是不是笑哈哈地说：“伸出手来，脱下裤子”？
陈凯歌：我也打过，但不是真打，小孩哪能真打？中国有句成语挺好，叫“软硬兼施”。我母亲就是这么教育我的，所以在我心里上对母亲多少有点畏惧。我特别害怕在今天这个物质生活更为丰腴的年代，小孩变成谁都不怕了，这就不行了。我觉得我多少得有一点父权，让他们还有所畏惧。但是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强迫他们服从我，特别是他们越大，他想做什么、他有什么样的选择都要由他们自己来决定，我不能包办了。大儿子虽然只有4岁，但是做主做大了。比如过生日，我说：“你跟大伙儿说句话吧，但是不许说超过一句以上的话。”他就说“谢谢大家”，反应非常快。我说：“你可以做外交官。”
朱军：那你觉得这点随你，还是随陈红？
陈凯歌：你不是让我得罪人吗？他其实在性格上比较像我，因为我这个人是比较脆弱的，样子也像我，但是我们家老二就跟陈红一模一样。
朱军：儿子像母亲应该很漂亮。
陈凯歌：他是挺漂亮的。
朱军：像你应该也还可以。
陈凯歌：其实刚才说到打，不能是真脱了裤子、抄起扁担就抽，没那事。现在的父母真的要学会怎样教孩子做事，而不是替孩子做事。这个很严格，比如说走到街上，摔一个跟头，小孩一定要哭，特别是三岁以前，我就不扶他。
朱军：让他自己站起来。
陈凯歌：我绝对不扶他。我只是告诉他，你自己能站起来，你自己能站起来。可是到最后一秒钟，还是我扶他起来，因为这么小的小孩还是需要有人扶他一把。所以我觉得，应该把道理跟情理两件事放在一块儿，可能就比较好。
朱军：说到这儿，你儿子在家跟你亲，还是跟他妈妈亲？
陈凯歌：跟我们俩都亲。
朱军：那你有了孩子以后，有没有想过或者说有没有后悔过，我这么大年纪才要孩子？
陈凯歌：这倒没有，这还是水到渠成的事。但是情形是这样的，咱们中国有一副对子，叫“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我现在就是下联。上联跟我也挺吻合的。你回到家里能看见两张小孩子娇嫩的笑脸，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满足？
朱军：这就是咱们中国人说的“家和万事兴”。
第五代的黄土情结
朱军：我想咱们还是更多地谈谈国内的电影。我们称之为“第五代导演”的这些人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就是插过队、当过兵、吃过苦，然后又回到电影学院去深造。于是你们那个班出现了一大批非常优秀的导演。你觉得这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
陈凯歌：我想这里面一定有必然的因素。记得我在上电影学院的时候，一开始大家的心都很高。进了教室之后，我们的教授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教你们，我们10年没教了。但是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那时候电影学院有一个很好的气氛。我给你说一个笑话。现在电影学院的学生大概都不相信。现在学生怎么上课？录像设备，老师动不动就打出这部电影的片断等等。我们在上蒙太奇课的时候，那才真是有意思。教？谀媚靖投ち艘桓瞿究蜃樱？谝桓雠帕肥依镒摺Ｗ呓？？匦矗蝗缓笸？笸耍？芯埃辉偻？笸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