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因为我们是在媒体里工作，媒体会影响很多人。很多孩子都是看着电视长大的，他们很多思想、观念、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做人的态度和方法，都是从电视里面学到的。尤其是我自己有了孩子的时候，责任感就更强了，因为我的困惑更多了。她上小学三年级，每天都会把社会上的问题带回来。我教育她的时候觉得手足无措。我们的电视节目可能会影响更多的家庭，影响更多的孩子，你说没责任感行吗？说到抑郁症，我觉得抑郁症病人选择自杀是最痛快的事情。但是我们在媒介上要告诉大家正确认识这种疾病，要去看医生，医生可以帮助你，而不能号召大家自杀。这就是个人选择和媒体选择的不同。（掌声）
朱军：这就是这个职业应当尽到的责任和义务。
崔永元：我们老说国外开放，没人管，绝对不是这样的。那要看是什么台、什么频道，收费频道、成人频道是有限制级的节目，但是公共电视台是任何人都可以看的，不分年龄、不收费。没有一个公共电视台的节目是好看的，因为好看不是它的标准，它要向公众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资讯，要传递这个民族的文化、文明。能说国家电视台不是公共电视台吗？我觉得就是。所以我们很多地方非常过分，比西方那些国家还要过分。我们甚至没法跟自己的孩子一起看一个节目，因为他们都抱在一起了，一个把另一个按在地上了。公共电视台就是这个社会最低的道德水准，你不能超越它，这就是责任。我跟他们说我失眠是抑郁症造成的，他们没有一个人相信。但是我很认真地跟他们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就说：“我发现你真是有病。”（热烈的掌声）
朱军：我知道你现在做《电影传奇》，其实也是因为在小的时候受到了那些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电影的影响。做了多少集了？
崔永元：已经做好了一百多集了。
朱军：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你觉得最快乐的是什么？
崔永元：太快乐了，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我这种快乐。我每天都在跟我的偶像打交道，因为小时候我就是看着他们的电影长大的。
朱军：我做《艺术人生》四年多，采访了两百多个嘉宾，我觉得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我可以吸取的东西，我在他们身上都看到了人性当中闪光的东西，所以我能不断修整自己。
崔永元：我觉得他们给我信心。因为我在同龄人或者比我年龄低的人中寻找同道者的时候，我有时觉得很艰难。因为他们的想法跟我不一样，他们甚至说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但是我采访这些老艺术家的时候，我发现社会没变成他们说的那样。这些老艺术家还像当年那样敬业，所以我觉得我身边的同道者很多，支持我的人也很多，心里也就会更踏实一点。
朱军：有没有人会经常说，小崔你已经老了？
崔永元：有，确实老了。我20号过的生日，已经42了。人过42古来稀，人到42还当谈话节目主持人、人过42还主持《实话实说》，古来稀啊。我觉得现在干干《电影传奇》挺好的，因为《实话实说》可能更需要脑子好。
朱军：往往有些时候，我们会下意识地排斥比我们小的人。
崔永元：有可能。我觉得一定要分清我和我所在的这个媒体，或者说我所在的节目。作为个人，我非常宽容，宽容得你难以想像。年轻人愿意干什么都行，我不会管他、不会干涉他，也不会说三道四。但是我所在的媒体要有非常严肃的观点。比如说白岩松可以特崇拜F4，但是他的《新闻会客厅》对待这件事情就要有所慎重，这是一个原则的区别。（掌声，笑声）
朱军：重复以上嘉宾的规定动作，在这个平台上，想给你的观众说点什么？
崔永元：我想说的都跟他们说了，他们都知道。说句大家最爱听的话吧，要不显得我很落伍，恭喜发财。（掌声，笑声）
董卿 王志
朱军：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嘉宾，董卿、王志。
王志：我特别不习惯这种场合，太漂亮，所以我们采访一直在另外一种场合。除非是不可能，我们一直坚决要求到被采访对象所在的那个环境当中做节目。我在《东方时空》第一次出镜的时候就养成这个毛病了，因为我没有学过，我干主持人是个误会。我不太习惯当众谈论带有隐私性的话题，但是大家可能不会支持我。
朱军：可是你每每端着这样的姿势，逼得对方无路可逃，“你再说一遍。我觉得不是这样。” （笑声）
王志：所以这挺矛盾的，但是我的节目有底线。人家说我挺尖刻的，我不同意。我充其量叫尖锐，我不会尖刻，置疑是有底线的，不能没完没了。大家都说我把牛群逼得挺狠，但是采访完了以后人家请我吃饭。为什么请我吃饭？因为我问的都是大家应该问的事情，我问的都是对公众负责任。
朱军：刚刚进入中央电视台的人都会有的一种感觉。觉得上头有好多好多人，你要一个一个地去追赶。
王志：为什么要去追赶呢？我觉得这一段经历对我来说，绝对是财富。我们住在六里桥地下室的时候，镜头前一坐，西装革履，也就那一套西装，晚上你又回到地下室去了，像地老鼠一样。很多人不都这么住嘛，那时候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外省青年。都有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挺正常，而且工资拿得也不低呀。那个时候我记得是800，800在1994年不算低。
朱军：我们回过头来问董卿。今年的大年三十直播完了以后，你是怎么过的？
董卿：我回家了，在北京租的房子。从接到春晚通知，然后到投入到整个筹备工作，无数次的排练一直到年三十晚上和大家见面，在这个过程中我体验了很多的情绪和心情，我是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这件事情当中。当所有的这一切结束的时候，我记得在零点钟声过后，眼看着晚会就要接近尾声了，我问朱军“完了以后干吗”，他说家有一帮朋友等着他。我问周涛完了以后的安排，她说爸妈在家等着她呢。我问李咏，他说已经买好了去度假的机票了。那一刻是有一点不知所措，倒也很难说是伤感，因为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接下来是我一个人的时间，我有一点点害怕。我回家以后，找了点吃的，饿死了，已经快两点了。我打开电视，非常认真地看了一遍春节晚会重播，到凌晨七点，倒头睡觉了。我特别迷恋工作的过程，已经到了一种像飞蛾扑火的狂热。可能我的外表给人的感觉还是比较稳重、温文尔雅的，但是内心里的那种力量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可能有一天我也会遗憾，我会遗憾在该恋爱的时候没有恋爱，该成家的时候没有成家，我身边没有一个人。我遗憾没有给父母更多的时间。也许有一天我也会说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个孩子，但现在根本停不下来。
王志：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很多快乐和苦恼在别人看起来都很平常。我们是有挺多的困难，但比起那些没有饭吃的，拿不到工资的，那才叫苦难。我可能无法理解你们灯光亮起来的时候的那种快乐。但是我可以说，当灯光熄灭的时候，如果你们还感到快乐，那是真正的快乐。（笑声）
朱军：其实想明白想不明白都不重要，我觉得享受这个过程最重要。无论你是愿意苦一生再去晒太阳，还是愿意这辈子一生下来就晒太阳，全在自己。只要自己喜欢，那就好。只要自己晒得舒服就行。
王志：还是不一样，我既要享受过程，我更注重结果。
朱军：回到刚才的共同话题，在这个平台上，给你的观众说你最想说的话，一定是真话。
王志：其实我早就想好了。你可能不喜欢我的节目，但是别强迫我干我不愿意干的事，别强迫我去改变我自己。你可以把电视机关掉，你可以改频道，相互尊重，互相宽容。（掌声）
董卿：我记得好像是莫泊桑的《人生》里有一句话，“生活永远不可能像你想像得那么好，但是也不会像你想像得那么糟。”我有时候可能脆弱得一句话就让我泪流满面，但是有时候也可以咬着牙走很长一段路。不论是哪一种状况，我非常真心地对电视机前的观众说：力量来自于你们。（掌声）
沈力 陈铎
主持人：我们应该用更加热烈的掌声，请上我们的两位前辈，沈力老师和陈铎老师。共和国的第一次电视播音，也就是沈力老师的第一次电视播音。陈铎老师也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老前辈了。当着两位老师的面，我真的不想提问，也不敢提问。听了我们这一代人说了那么多体会，两位老师想说什么？
沈力：我觉得我们这些年轻人生活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一个开放的时代。他们有非常好的机遇，能够站在自己栏目的主持台上，而且他们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蕴。我不是羡慕他们，我是敬佩他们，而且从心里头为他们高兴。（掌声）
陈铎：已经好久没有跟自己同行这么交流了。我也是从年轻人一步一步到了现在，有很多同感。当然时代不同了，我听了以后就觉得感慨和兴奋。尽管岁数也有了，也不可能再年轻了，但是把我的心又拱得年轻了，我总也坐不住。什么时候我也去试试你的节目，行不行？（掌声）
朱军：我知道沈力老师在哺乳期都没有时间给孩子喂奶，现在面对自己的儿子的时候，好像还有一些愧疚。是这样吗？
沈力：那个时候真是什么都顾不上，因为面对一个新的事业，谁也不知道电视是怎么回事。最开始的时候，编辑部就有40多个人。当时条件也非常差，演播室只有40平米吧，什么东西都要在屋里面进行。那个时候有一个严格的规定，不能穿皮鞋进演播厅，都是布底鞋，不许出声音。当时周围就是一圈幕布，也没有吊灯，什么都没有。我们中国的电视就是在这么简陋的条件下诞生的。
朱军：正是有了前人栽种下的那棵大树，我们这些后人才可以享受如此的阴凉。再一次给他们掌声。（热烈的掌声）两位老师也在这儿给一直关心着你们的观众，说你们最想说的话。
沈力：我想对给过我爱的所有的观众朋友说一声：我爱你们。你们给过我的支持、给我的爱，我会一辈子记在心里。（掌声）
陈铎：我们电视工作者是天之骄子、社会的宠儿，我被很多人宠过，非常感谢。我在送给朋友们的台历上都留下了这两句话，“不意人夸声色好，愿留馨音在乾坤。”（掌声）
朱军：谢谢两位老师。我们今天的嘉宾已经悉数登场了，我特别想让你们用一句最简短的话告诉我，如果不做节目主持人的话，你会做什么？
崔永元：因为我穿着这件衣服，杨澜一直让我到天桥那儿去当相声演员。我觉得我要不做主持人，就做一个好观众，去监督这些主持人，让那些差主持人下岗，让好主持人能够得到更多的鼓励。（掌声）
杨澜：因为总是有崔永元这样尖刻的观众，所以要是不做主持人的话，我还是想做一个纪录片的制片人。有一点经验以后，去做老师。（掌声）
白岩松：如果我不当主持人，我就去当老师，因为我们全家都是老师，我喜欢那两个假期，更喜欢跟比我年轻的人在一起。还有一个是不能选择的，就是不做主持之后，你必须一辈子去做人，而且小崔也说了，得一辈子努力去做好人。（掌声）
陈铎：不做主持人倒没什么，但是最好还让我干电视。（掌声）
沈力：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我还是做主持人吧。（掌声）
王志：这个假设很难回答，不做主持人我可能不知道我会干什么，但一定会做一个好人。（掌声）
董卿：好像也是和沈力老师一样，没想过这个问题。就继续学着做一个主持人吧。
曹可凡：如果不做主持人的话，我还是会做回我的大夫。
张越：要是不做主持人了，我肯定不想再做一个跟电视相关的职业。我觉得人生苦短，要让它异常丰富，体会完全不同的内容。比如说卖煎饼，站在街边看市井百态众生相。不管做什么，做一个实实在在的、给生活帮忙、不添乱的事儿就好了。（掌声）
朱军：谢谢诸位。我跟张越的想法非常接近，我要不做主持了，我会离这个行当越远越好。我去开一个玩具店，专门给孩子提供一些健康有益的玩具。
白岩松：别逗了，你肯定开的是航模店。
朱军：对，他最了解我。在天好的时候，找一个空旷的地方，飞机飞上去了，我的心也就上去了。（掌声）
绝对幕后之央视主持人
节目的嘉宾都是在中央电视台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人，没有想到这次深入的访问竟然发生在了离中央电视台1400公里的上海。细想想，虽然同行有时是冤家，但是更多的时候是能“同甘共苦”，因为享受过同样的福分，更遭过同样的罪。
节目中到场的9位嘉宾（书稿中是收集了7位的对话）大都在而立之年，而且除了董卿之外都属于半路出家，其中几位的长相也与美丽毫不相干。当这样一群人齐刷刷地坐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脸上现出了难得一见的亲和微笑和释怀的轻松。
张越在自嘲时脱口而出的语句让人感受着一种久经考验的反应力和智慧。虽然与曹可凡之前从来没有合作过，但是两人一唱一和，相见恨晚。张越是我们办公室里的常客，因为她也是《音乐人生》的主持人之一。经常见到她点着一支烟默默地思索，今天难得的爽朗显出另一种可爱。
把白岩松与杨澜分在一组是工于心计。平日里正襟危坐的白岩松尽管还是西服革履，但是说话的风格却与平时大相径庭。杨澜似乎恢复了她主持《正大综艺》时北京式的爽朗。本以为两强相遇勇者胜，没有想到智者的谦让交相辉映出一种别样的精彩。
王志与董卿的组合是更加别出心裁的“视觉奇观”。天天质疑别人的王志在温婉的董卿面前，似乎收起了自己的尖锐。董卿淡淡地讲述着自己闯荡北京的辛酸。录像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和董卿在上海新天地的一家酒吧里聊天，董卿默默地看着上海的夜色在眼前流过。回到这个熟悉的城市做这样一期节目，对于董卿的意义是非凡的。
崔永元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