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下，去年这一年当中，
70岁以上的老人差不多占了采访对象的三分之一。但是我觉得值得，因为很多时候那些所谓火的节目没有一个是值得回味的。我可能做了一个比较温的节目，或者不太被人注意的节目，但是多少年以后，我对它都有很美好的回味，就是这样。
张越：你说火的节目会有很多名利和好处，温的节目可能没有，我觉得对一个喜欢自己的节目的人来说，这一切根本不是问题。我做的节目一直在到处跑，很多时候就是在农村，就是在我的嘉宾的炕上。我们一起住，不能洗澡，汽车也不能走，就得背着东西爬山。我不是一个善于运动的人，但是没有问题，如果有需要，我一定可以爬。我觉得问题是，你得让我确认我做的这件事真的有意义。甚至有人告诉我说，在今天这个时代，还要坐在这儿谈意义本身已经特荒唐了。但是我坚定地要求，我做的事情必须是有意义的，必须是真的对观众至少是某一些观众有价值的，真的有所帮助的。如果是这样，我不管它火不火，只要电视台允许，我会愿意做下去。
朱军：所以我就在想，我们当今的电视能够深刻吗，它允许你深刻吗？
张越：我只能责备自己，我只能认为我做得不够好，没有把两者好好结合起来，没有找到最佳的平衡点。这肯定是我的问题。
朱军：如果有一天，你正觉得踌躇满志的时候，突然听到了你的观众对你喊出的一片下课声，你会怎么办？
张越：我觉得以我这个人啊，肯定没等到这片下课声响起，我就下课了。（掌声）
朱军：可你认为你做的事是为观众好啊？
张越：这不能强给啊。（掌声）就是妈、就是老师、就是领导也不能强行塞，更别说一个主持人了。我没有权利把自己的价值观强行塞给观众。我一定下课，而且我坚信我一定会在大家去意已决之前，自己先去意已决的。（笑声）
朱军：如果现在让您在这个平台上对观众说句话，想说什么？
张越：那我先说。刚当主持人的时候，我最希望观众跟我说“你主持得特棒”。但是现在我想听的真的不是这句话。我要是听见有一个观众跟我说“看完你的节目之后我觉得特别好，心里舒服多了”，我最舒服。我很努力地想要实现这件事，但是确实不知道我做到了没有。我也不知道我应该用什么方式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反映。
曹可凡：我一直说主持人是一棵树，而不是一朵花。我希望这棵树能够越来越繁茂，让所有观众看了节目以后心绪变得更好。我其实一直有一个理想，将来如果下课了，不当主持人了，我去做一个心理工作者，因为在大学期间我最喜欢的是心理学。现在社会上有心理障碍的人特别多，比如大家特别熟悉的张国荣、韩国的李恩珠都是因为忧郁症而去世的。中国有95％的忧郁症患者不愿意治疗。他们可能觉得这并不是病，或者说他们怕自己被列为精神病患者，所以会导致很多悲剧的发生。我们做电视做沟通，能不能在这方面也做一点工作，而且我的父亲是因为忧郁症去世的。（热泪盈眶，台下崔永元眉头紧锁。）我不知道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心里想着什么，我想他在离开我的一刹那一定是非常需要这方面的帮助。我的一个愿望就是在将来的某一天能够成立一个基金，给更多需要帮助的忧郁症患者提供帮助。这是我心中最大的理想和愿望。（掌声）
张越与曹可凡一起走下台，踩在同一块玻璃上，钢化玻璃忽然粉碎。张越无辜地说：“这不是我们干的吧？”剧务一干人冲上去换玻璃，白岩松也上来帮忙……
崔永元
朱军：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嘉宾，有请崔永元。（掌声）请坐。上一次你的节目在我们栏目播出以后，很多观众打来热线电话，同时寄来了很多信，特别关心你的病情。有要给你送药的，有要给你做心理理疗师的，还有说愿意给你当保姆、愿意在身边伺候你的。听到这些的时候，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崔永元：我办公室也收到了好多。一类是给我找药，希望我吃了这药能睡着；一类是跟我要药，看有什么药给他，他能睡着。我真是特别感动，因为我觉得非亲非故的，人家给你寄来药想让你睡觉。很多药都没有说明，白岩松也老说他失眠，我想先给他用用看。（笑声）
朱军：先试试。
崔永元：好事想着朋友。
朱军：我觉得大家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就是希望你能好。听到这些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受？觉得这些人多事，还是觉得很温暖？
崔永元：刚才曹可凡一直在让大家重视心理卫生，我也不避讳。我在这儿告诉大家，我得的就是抑郁症，而且是很严重的抑郁症，重度。曹可凡很想知道他父亲离开他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我觉得因为我有这样的经历，我可能可以告诉他。一个抑郁症患者想离开人世的时候，他是什么感觉？我告诉你，特别快乐。
朱军：快乐？
崔永元：对，特别快乐，特别高兴。
朱军：不是因为曹可凡你才这么说吧？
崔永元：不是。你可以去请教专业的医生，他们都会这样告诉你，所以说这是一种病。因为他跟正常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他觉得走了可能就解脱了，就会觉得特别轻松。这是两年前的事情了。这两年我一直在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按时地服药，做心理咨询、心理治疗。我觉得见好，正在恢复。
朱军：你不忌讳咱们就这个话题再谈点吧？
崔永元：不忌讳，其实应该很忌讳，这是个人隐私。但是我注意到一个问题，社会上对这方面的知识知道得特别少，包括我的家人、我的领导，他们都觉得没有这种病，觉得就是想不开，就是小心眼，就是太爱算计了，就是以前火现在不火了受不了了，都是这样想。我很有耐心或者很有精力的时候，我会给他们讲有关抑郁症的知识。有的时候我不耐烦了，实在不耐烦了，我就说：“如果你要觉得我没有这个病，你把我的药吃几片试试。”因为那个药劲是非常大的。我是睡眠障碍，吃两粒三粒，早晨五点六点七点八点才能睡着觉，但是如果没有这种病的人吃了这个药，可能三天都睡不醒。（笑声）
朱军：我特别想知道，是因为工作的压力，还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才得了这种病？
崔永元：病因非常复杂，因为既然是心理疾病，可能就非常复杂，比如跟你童年的成长环境都很有关系。曹可凡是医生，他上来都没讲专业知识，我就别在这瞎普及了。我就告诉大家，确实有这样一种病。如果你身边有朋友得了这种病，希望你不要歧视他，然后鼓励他去看医生，医生可以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最近像韩国的李恩珠，包括他提到的张国荣，还有好多人，海明威、川端康成，都是得抑郁症自杀的。所以，得抑郁症的人基本上都是天才。（掌声）
朱军：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说，“《小崔说事》这节目挺好看，怎么都觉得它像《实话实说》。”所以有些人问，“他为什么不回《实话实说》？他要回去的话，多好看啊。”为什么？
崔永元：我要回去，就没人看《艺术人生》了。（掌声）我们当时做《实话实说》的时候特别投入，我觉得我发病都跟这有关系，有点钻牛角尖，希望每一期节目都做好，希望一期比一期精彩，老是这样想，给自己压力太大了。现在就特别放松，我觉得你现在《艺术人生》做得很好，千万别有这个想法，希望一期比一期好、每一期都好，你就跟我一个病了。（掌声）
朱军：他这是找伴儿来了。您放心，我争取这辈子不跟你站在一块儿。
崔永元：《实话实说》我不做了以后，何晶做得很好。我觉得有些话题从女性的视角去谈，可能更有魅力。现在阿忆刚接过来，可能大家不适应，因为看惯了女性视角，老觉得阿忆像女的。我估计你们看一看就习惯了。我那天见到阿忆还说：“你不要怕。我刚出来的时候，那骂的比你的难听得多了，这不也闯过来了？”
朱军：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它还是非常强烈地打着崔永元的商标。
崔永元：我想回去可能也没人同意，这事不是自己定的。我有好多想法呢，我的《电影传奇》做得挺好，我还想当电影局长呢，谁让我当啊？不是每一个想法都能实现的，所以某些想法就叫想法，有些想法就叫理想，有些想法叫空想，还有些想法叫妄想。
朱军：有一件事我知道，其实你到《实话实说》的时候已经录了三期节目了，但是人家还在找主持人。怎么看崔永元也不像个主持人，穿衣服也不像样，说话也不是要求的那种方式。当时你的心里是一种什么状态？
崔永元：我当主持人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压力了，因为张越、白岩松都已经当主持人了，观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已经比较强了。我当时是去替，要找比他们俩还优秀的主持人很难，我先替，因为我跟他们的水平差不多。“先做几期，来了好的主持人你就走。”当时说的是三期，是这样的。所以当时我们的制片人就没把我往张越、白岩松那种平民主持人的方向打扮，就是按照大牌主持人来塑造。（掌声）
崔永元：他们当时都是穿西服，我是穿件毛衣上去的。先要音乐响，然后灯再亮，一个追光灯追着我进来。接着两边的观众就欢呼，我就跟他们握手，然后上去开始主持。大牌，跟他们不一样。录的那天，“预备，开始”，音乐响了，灯也亮了，我穿着毛衣也出来了。我跟旁边的人握手，“你好，你好，欢迎你。”这时候我就听身后有一个人说：“这孙子干什么的？”（掌声，笑声）
崔永元：给我打击特别大。当时我背好了好多词，一上场先念四句诗，然后再来一个对联，再弄几个排比句，再弄四个歇后语，这大牌就算亮相了。当时看着观众，脑子一片空白，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就嗑嗑巴巴地，反正自己想什么就说什么吧，就这么录下来了。下来以后，同事们都说，“挺好的。你别看打开电视这么多台，还真没有一个你这样的。希望你能坚持下去。”我心说这挺难，这要坚持下去，每次都得有一个人说，“这孙子是干什么的？”（掌声）但是我可能明白了一点，因为在这之前我已经做了11年的职业记者了，我一紧张就只会像记者一样去提问去采访别人，他们可能喜欢这个状态。这个状态我觉得不难找，因为我做记者没人认识我，大家也不会高看我一眼，只要我认真地听，人家就会和我说真心话、心里话。后来我就这样做了。有人说这是一个风格，我觉得不是，每一个职业记者都应该这样。（掌声，笑声）
朱军：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出名了？
崔永元：白岩松出来当主持人了，因为白岩松是我推荐过去的。我觉得小白确实不能当主持人，因为他还没有我长得好看呢，就是让他去当策划。（掌声，笑声）后来他出来做主持人了，我觉得很好，他就是有我说的那种采访时的职业状态，在镜头前不装。他那时候已经出名了，我们约他吃饭他都不出来，挺没劲的。我就说：“还不如当时我自己去。”后来正好有《实话实说》这个机会，我就去了，去了就出名了，因为中央电视台覆盖太广了。我记得我去菜市场买菜，去挑人家的菜，捡好的买，他们都说“你还买菜啊，你还挑菜啊”。我心说，我都买了好几十年了，你怎么刚发现啊？那个时候意识到好像跟以前的状态不一样了。（掌声，笑声）
朱军：没有觉得特别的欣喜？
崔永元：挺危险的，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崇拜明星的人，现在也是，很多偶像。我也希望过跟他们一样的生活，被人尊重。刚开始出名的时候，我觉得终于熬到这一天了，要好好地利用它。但是我母亲特别明白，我刚做了三五期，我母亲就很认真地跟我谈这件事。她说：“你现在跟以前没有什么两样，你可能会火，也可能会比现在不火，你还会过最普通的日子，你别到时候承受不了。”她老跟我说这个。她跟我说完了，我倒没想我到时候会不会承受不了，我就想会不会更火。后来慢慢地我觉得母亲说的是对的。所以刚才你问他们主持人的定义的时候，我这里还想呢。我觉得主持人就是人，但是好多主持人做着做着就不是人了。（掌声）
崔永元：所以我特别感谢我母亲。不管我做到什么程度，她都希望我起码先是个人，最好还是个好人，其他都无所谓。
朱军：你觉得你是个人吗？
崔永元：我是个好人，特别好。我的那些朋友都知道，我就是出了名以后也没忘他们。而且有很多我出名以后交的朋友，偏说在我出名之前就认识我。他们都说我是邻居大妈的儿子，也有人说是邻居大妈孙子的，因为有时候我说话不太好听，比较尖刻。我从1996年开始《实话实说》，一直到今天坐着跟你谈话为止，我都没有参加过一次商业活动，没挣过一分钱，都是规规矩矩地挣台里的工资。
朱军：十年后的你和十年前比较，你觉得哪个时候更快乐？
崔永元：我觉得现在更快乐，现在是在苦恼中找快乐。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们礼拜天播的节目谈的可能是是人家礼拜一办公室的话题，整个不对路做着做着真的开始有责任感了。刚开始有责任感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特别痛苦。做了这么多年，一定程度上讲已经功成名就了，我们还不愿意放弃这个责任感，这就特别值得我们快乐。这个快乐的过程是每天睡不着觉，到早晨八点还睡不着，看着太阳冉冉升起，大家都骑着自行车去上班了，你还没有入睡。你在想很多事情：为什么别人能做，你就不能做？为什么要对自己这样苛刻？我觉得想这些的时候是挺痛苦的，但是之所以还这么想就说明自己还在坚持、没有放弃。为了这个，应该高兴、应该快乐。（掌声）
朱军：你是在用一种调侃的口吻说，我听了却想哭。可能每一个主持人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都会有这种感受。但是有时候我会想：凭什么呀？我们为什么要那么累呀，何必呢？
崔永元：因为我们是在媒体里工作，媒体会影响很多人。很多孩子都是看着电视长大的，他们很多思想、观念、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做人的态度和方法，都是从电视里面学到的。尤其是我自己有了孩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