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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欢：危机应该是每个人都有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好像没有那么严重，确切地说是有责任感、负担感。
朱军：想谁都不愿意从领跑的位置上掉下来，这是一个普通人的基本心态，也就是进取心。我们都要进步，要保持荣誉，但是40岁的跟20岁的比体力，比得了吗？
刘欢：我在这方面一直非常平静，因为我考虑的是另一层。我一直问自己，“我为什么做音乐？”就是因为我喜欢。至于是不是在领跑的位置上，其实并不那么重要了，只要我还能做我喜欢的事就够了，用不着庸人自扰。
朱军：最后一个建议，请咱们天津来的同学全体起立，到台上来，由刘欢伴奏，大家一起演唱那首《映山红》，好不好？
（合唱：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
刘欢：在记忆里回到过去好像是件挺容易的事，但是今天很多的“过去”一下子出现在了眼前。这么多小时候的朋友，忽然一下子出现在面前，这是个巨大的惊喜，之前从来没有感受过。希望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也有机会体验一下这样的惊喜，因为我们可能已经到了可以体味这个惊喜的年龄了。
绝对幕后之刘欢
业余“大腕儿”
刘欢的“正差”是北京对外经贸大学的老师，到今年都有17年教龄了。说起当初开设“西方音乐史”这门课的目的，刘欢只是说，好不容易学会的东西怕自己忘了……
听说上他的课得提前占座，下午4点（刘欢的《西方音乐史》是6点开讲）托朋友给占座位的时候，却早已经没有了座位。300人的阶梯教室，刘欢的课总是座无虚席，蹭课的、站着听课的同学比比皆是。课堂上不时传来英语、法语，刘欢读法语的时候就像唱歌，充满了韵律感。讲到动情处，他经常随意地唱上几句。这是个有歌声、有掌声、有笑声的课堂，好多同学把上刘欢的课当成听音乐会。
我们与刘欢的接触就是从那次课开始的。刘欢的朋友们说，“什么生活中舞台上，刘欢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就像刘欢的发型一样，以为是什么人精心的设计，其实就是因为头发多，懒得剪，才这么随意地一梳。”刘欢的生活总是被人刻意地分析，其实除了音乐，刘欢对一切都是随意的。在刘欢的音乐工作室里，没有太多流行音乐的标志，那一套专业的音频设备是刘欢自己组装的；墙上挂的都是不常见到的从国外买来的乐器；柜子里摆的是各式各样的音乐CD，有个卖碟的朋友说，刘欢是他最大的客户；刘欢家厨房窗户的小黑板上挂着刘欢的画，“四个鸡蛋和一头歪牛”，这是给妻子女儿的留言条，用象形文字写着早餐的内容；刘欢的客厅像是一个精致的酒吧，摆满了数不尽的名酒……刘欢每天就生活在这里。
录像那天出事了……
刘欢是《艺术人生》接待的最省事的嘉宾之一，不用接，不用送，不用准备晚餐，连化妆也不用。惟一的麻烦就是，只能容纳90人的场地一下子招来了160多个观众。
在录像开始后一个小时，演播室的灯光突然熄灭了。所有的工作人员进入了一级战备，查明原因后才知道我们那晚遭了“天灾”，演播室的电脑灯控制系统无缘无故失灵，换一个新的至少得用两个小时。面对好不容易请到的嘉宾，面对现场这么多热心的观众，这恐怕是《艺术人生》最难以收拾的局面了。刘欢先回到休息室，我和观众聊天，制片人王峥则在休息室、演播室、灯光机房之间不停地奔波。时间一点点过去，每隔一分钟就会有人送来“还早着呢”的噩耗。我们开始和观众唱歌，组里能歌善舞的都上台了，朱军急得直唱西北民歌，还给观众说单口相声。出乎意料的是，观众不但没有着急，还开展了歌曲比赛。有个观众站起来唱了一首《从头再来》送给我们，这时候我们才深深地感到这首歌有多么的鼓舞人心。
跑到休息室见到刘欢时，他不但不催促，还兴致勃勃地和他当年的大学同学聊天。刘欢的弟弟刘啸也在，不时地安慰我们：“没事，我哥越晚越精神。”
制片给台下的观众买来了汉堡，据说演播室周围的快餐厅都让我们买空了，一下子要160多个汉堡，谁家也没有那么多的存货……
从头再来
电脑灯真的修理了快两个小时。当大家快要绝望的时候，演播室亮了起来。那时已经是深夜11点了，观众一个都没有走。刘欢再次坐到嘉宾的位置上，依旧是智慧亲和地侃侃而谈。演播室中的掌声、笑声、刘欢演奏的钢琴和优美的法语歌一直伴着所有人到凌晨一点半，除了钟表，没有人在意现在的时间……我们的钢琴师孟军一直不停地演奏着那首著名的《今夜无人入睡》。
结束时已经是夜里两点了，大家围着刘欢意犹未尽，我听到一位50多岁的观众对刘欢说：“今天我们没有白等你，谢谢。”
我们站在门口送观众走，给大家报销打车费，很多观众执意不要：“又不是你们成心的，我们还从来没在电视台呆到半夜呢，挺好玩的。再说为了看刘欢，值得。”
家有仙妻
在刘欢两次作客节目的过程中，刘欢的太太卢璐给了我们最好的配合。卢璐原来是北京电视台少儿节目的编导，所以她更懂得怎样与我们配合。我还记得以前看过卢璐的节目，一个娃娃头，小朋友叫她“辘辘”阿姨，后来她成了刘欢艺术和生活中的总代理。在我浅浅的印象中卢璐是个“入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女人，房间中的一尘不染和事业上的规规矩矩相得益彰。卢璐是导演，现在刘欢就是她惟一的演员，刘欢的精彩生活就是卢璐最大的成就和快乐。卢璐最大的心愿就是等刘欢老了以后，亲手为他制作一部记录片，看来娶个导演就多了一种记录生活的方式。
后来看见了卢璐写的一本书《嫁给刘欢》，其中有一个章节叫做《和艺术人生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详尽地描述了刘欢来《艺术人生》的前前后后。我不禁钦佩卢璐的记忆力，竟然记住了我们每一次电话的细节。有时候，人做一些事情就是一种职业和生活的惯性。而我的打扰还被赞誉成敬业，谢谢支持和理解！
《六十年代生人》
在“非典”盛行的2003年4月中旬，在30人的集会都要被限制的时候，竟然来了超过额定一倍的观众，大约200人，有的观众甚至席地而坐。刘欢的新专辑是我们再次邀请他的原因，《六十年代生人》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却蕴涵着一段真实的思考。六十年代遥远的情怀留在今天是一种怎样的记忆？我们在刘欢出生地天津的《每日新报》上刊登了寻找刘欢旧友的启事。也许是因为年代并不久远，我们接到的电话数量几乎赶上了北京的热线，天津朋友的热情、刘欢旧友的爽朗与直率让我们预感到了节目录制时会有的惊喜。在演播室的现场，当刘欢的小学老师一声令下，“刘欢的同学都起立吧”，一群成熟稳重、衣着得体的朋友齐刷刷地站了起来，钢琴已经听不出旋律，只有掌声代言……刘欢双手掩面而泣，潸然泪下。我们的制片广志站在台口泪光闪闪，这个刚刚做了父亲的大管家，刚才还拿着对讲机张牙舞爪地监视着现场的一举一动，现在不管不顾地“玩忽职守”。朱军手里拿着话筒，任由这一刻在大家的心中蔓延，没有打断老师的讲述，没有追问刘欢的感想，也没有抒发自己的任何感言。摄像的镜头给得不是那么规矩，切换的时候我看到了隐隐的穿帮，然而在剪辑的时候，我完整地保留了这些制作中的“瑕疵”。我没有修画面、补镜头，怎么录的就怎么放了出来。那一刻，大家甚至没有刻意地想着“非典”，空气中弥漫的是淡淡的消毒水的味道和一种绵延的情绪……
常有人质疑《艺术人生》的眼泪，常有人调侃《艺术人生》的“煽情”，我们不想过多地解释，当一种真情怀在一瞬间迸发的时候，抱歉，刘欢没有忍住，我们也没忍住，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忍住……
（本期导演 马宁）
激情现场之王家卫 梁朝伟
他们如同硬币的两面，说不上谁成就了谁。
王家卫，总是带着墨镜的神秘导演。小时候常和妈妈一起看电影；最喜欢的电影是《甲午风云》；曾是优秀编剧；因对电影的喜爱改行做导演；坚持拍摄自己喜欢的作品；可以5年拍一部作品。他说电影就是他的梦想。
梁朝伟，目光深邃、笑容羞涩、脸上写着沧桑的男演员。他说自己生活中内向、压抑，所以选择在电影中释放自己，寻找一个不同的自己。演戏，他一直努力做到已经没有可能做得更好为止。
激情现场
一个电影最好是25天就拍完
朱军：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艺术人生的演播现场。今天来我们艺术人生做客的是一对非常搭档，他们合作了十年，一共拍摄了六部影片。首先让我们请出这对非常搭档中的一位，有请王家卫导演。（掌声长久）见到你的第一感觉是你真高。
王家卫：你也不差。
朱军：我觉得跟王家卫导演握手的那一瞬间感觉非常好，他会紧紧地攥着你的手，使劲地摇摆。是不是要用这种感觉传递一种信息——“我对你很友好”？
王家卫：通常握手有几种，我害怕那种很轻很轻的，就是碰一下。我觉得握手基本上就是大家见面后的第一个感觉，所以我握手比较热情一点。我想你先要打开自己。
朱军：在你心里什么是好电影，什么是不好的电影，我们权且这么说吧，您觉得什么是好电影？
王家卫：好电影首先必须是可以感动我的。好跟不好是非常主观的，作为观众我感觉这是一个好电影，就是因为它可以打动我。第二就是老实。有一些电影是做得很好，但是里面有一些虚假，有一些虚伪，那么对我来说无论它们做得多好都不是好电影。
朱军：我们抛开电影，就你个人而言，你是喜欢一见钟情的感觉，还是喜欢慢慢接近，慢慢产生好感，然后再产生爱情？
王家卫：做人很被动的。一见钟情最省事。（掌声）
朱军：从这点上来讲你选择了一个词，最省事，在骨子里还有懒惰的心，可是你做起电影来又很勤奋，一做就是五年。
王家卫：才难呢，对我来说一个电影最好是25天就拍完。我在拍《阿飞正传》的时候非常痛苦，那个电影我会认为是没有运气的。我们拍一个球场，张曼玉跟张国荣的戏，突然之间下雨，怎么办呢，也没有其他演员，就把他们挪到屋子里去，都改灯了，突然之间就放晴了。你弄好了就不下雨，你搬出去就下雨。拍《重庆森林》的时候基本上没有批文，25天一定要拍完，所以我白天写晚上拍。没有批文，也没有脚本，都像抢东西一样，有很多地方都不允许你进去拍，一进去就报警。拍那个电影的25天每天都风调雨顺，也没被警察抓进去。所以每个电影都有它的运气在里头。
朱军：你觉得自己像你电影里面的哪个角色？
王家卫：其实都不像，为什么呢？就好像人家说这个电影是你拍的，肯定是你自己的故事，其实你们不太了解一个导演。为什么当导演呢？是因为在现实生活里面不能做的，在电影里面都可以做，好像是我喜欢去阿根廷就找一个理由去阿根廷拍一个电影，或者是这种爱情我从来没试过，现实生活没这个机会，但是可以在电影里面尝试。每一个时期你都会突然之间有一个梦想。我拍《重庆森林》就是因为那个大厦。我是在那个区长大的，大家对那个大厦有很多讲法，我的父亲母亲就说那个地方太复杂不能进去。那个地方是那么多年我都没进去过，但是拍《重庆森林》的时候我一定要进去。他们不让我们进去，我们就自己闯进去。我记得杜可风扛着机器追着林青霞进去的时候，保安在旁边打，把他的手都打肿了。
朱军：为了你的梦想，你可以不惜让你的摄影师挨打。
王家卫：我的头也被打了，因为我在旁边。（笑）
朱军：你也可以忍受被别人打，为了你的梦想让你付出更大的代价你会吗？
王家卫：这个是我现在不能判断的。我记得拍《东邪西毒》的时候，林青霞在一个瀑布里面，作为一个导演我不能让她一个人下去，但是我是不会游泳的，所以我要站在那边拉着她。那一刹那没有想是不是危险，我感觉这是我的责任，我要求这样一个镜头的时候，就必须要跟这个演员在一起。你现在问我会不会为电影付出更多的东西，我肯定告诉你不会的，但到那一刻就不会想那么多。
好像一条找圈圈的狗
朱军：很多地方说你小时候喜欢看的是《甲午风云》这部电影，是吗？
王家卫：小时候我住的那个区有很多戏院，大部分都是做C片，或者是那个时候香港的国语片。内地的电影在一个特定的戏院里面看，通常是一些喜剧片。有一天听人说《甲午风云》很好看，我父亲带我去看，我看完非常感动。虽然它不是我的最爱，但在我的童年里面有很深刻的印象。
朱军：是什么感染你了，是舍身忘我的民族气节吗？
王家卫：那个时候你会感觉为什么中国人这么惨，我们应该可以打赢的，就差一个炮弹。你会感到邓世昌这个人真是一个悲剧英雄，小时候就那么简单。
朱军：在你的电影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场景，有香港的，也有国外的，例如泰国、阿根廷，但是我总觉得它们多多少少还有香港的影子，你觉得是这样吗？
王家卫：我们中国人去哪里都会找唐人街，或者找一个中国餐馆。我去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拍片的时候，替我们找景的制景很生气：“我们这么大的城市，为什么你们偏要找那些小巷、那个小街、那个小地方？”因为我认同这些地方，对它们有感觉。无论你去哪里，好像一条狗一样，都会找到同一个圈圈的，这个太难听，但是实际上是这样的。
朱军：就是这种小街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