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作是FARC给我们的圣诞礼物。’”
查韦斯出动了两架直升机进入哥伦比亚的丛林，预计人质将会在30号释放，但是一直到新年时艾曼纽尔都没有获得自由。1月1日，哥伦比亚总统阿尔瓦罗。乌里贝（AlvaroUribe）在国家电视台上发布重大新闻，称艾曼纽尔并不在哥伦比亚革命武装的手中。原来艾曼纽尔早些时候病得很重，于是FARC将他从他母亲罗哈斯那里带走，然后丢给了一位农民。1月4日的DNA测试结果显示，他就是真正的艾曼纽尔，而在同一天FARC也发表声明称，他们手上已经没有那个男孩了。艾曼纽尔现在意外地回到了政府的手中。
整个国家依然处于假日之中，人们有大量的时间来看有关可怜的艾曼纽尔的新闻。而白天在沙滩上休息时，莫拉莱斯和他那些关心政治的家人就一起讨论下面会发生什么事。“人们会因为这个孩子是安全的而感到高兴，但是我们却他妈的非常生气。”莫拉莱斯说道，“很抱歉我说了脏话，但是我们真的感觉到被FARC侮辱了。他们怎么能用一个根本不在他们手上的孩子和我们谈判？这样实在太过分了。他们打算耍我们到什么时候？”
莫拉莱斯特别想做些什么，于是他登录了Facebook。尽管Facebook并没有提供西班牙语的服务，不过在哥伦比亚有很多像莫拉莱斯那样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英语也非常熟练。莫拉莱斯在Facebook上有一个用了一年多的帐号，在上面有他的西班牙语个人信息，还有很多大学和高中好友。他几乎每天都会在Facebook上泡着。
莫拉莱斯在Facebook的搜索栏输入“FARC”四个字母后按回车却没有任何结果。没有群组、没有活动、没有相关的帖子，而已有的那些群组却都只关注世界上阳光的一面。当谈到FARC的时候，哥伦比亚人却都是愤怒而又畏缩的，这实在是一个禁忌的话题。结果导致整个国家都被劫持了，而这种状态将会保持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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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莱斯花了一整天时间犹豫是否在网上公开讨论这一话题。后来他打算冒一次险，并在1月4日建立了一个反对FARC的群组。“这就像一种治疗，”他说道，“我必须表达出自己的愤怒。”他在简介中写下了他建立这个群组的目的——站出来反对FARC。他自称是个“电脑迷”，擅长进行图像处理，于是便制作了一个竖着的哥伦比亚国旗作为群组的图标。他在图标上面加上了四条标语，每条都比前面一个大——反对绑票、反对谎言、反对杀戮、反对FARC。“我想在人群中怒吼一声，”他解释道，“是时候来和FARC抗争了，现在发生的事情简直让人难以忍受。”
但是他该如何给这个群组命名呢？在Facebook上人们给群组起的标题大多是诸如“我打赌我能找到100万个讨厌乔治。布什的人”此类，但莫拉莱斯不喜欢这样的标题，尽管他觉得这100万的想法很好，但是这个标题太幼稚了。有一首著名的西班牙歌曲叫“100万个朋友”。一百万个反对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人？“声音”一词听起来很有味道，于是他决定给群组起名为“反对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100万个声音”。
在1月4日午夜过后他建立了这个群组。他将群组公开化，这样所有的Facebook用户都可以加入。他在Facebook上大约有100个好友，他向所有的好友都发出了邀请。全部做完以后他觉得很累，于是在凌晨3点上床睡觉。
第二天早上9点他查看了这个群组，已经有1500人加入了进来。“哇！”莫拉莱斯惊讶地叫了出来，这比他所期望的要多得多。那天在沙滩上他告诉自己的家人，自己建立了一个群组并希望他们邀请自己的Facebook好友加入。他的家人大多是Facebook的铁杆用户，而且他们也对FARC深恶痛绝。当天下午莫拉莱斯回家后再看时，群组里已经有4000名成员了。
“当时我是这样对自己说的，‘好吧，再也不去沙滩了，再也不要出门了。’”他准备严肃地对待这件事。“我当时的感觉是‘天哪！这就是我要的效果，能建立一个紧密围绕这个主题的坚定群组’。”
Facebook的群组有一面“墙”，成员们可以在上面发表言论，就像论坛一样可以让很多成员参与发帖讨论。很快莫拉莱斯就与一些很活跃的成员取得了联系，他们交换了即时通信帐号、Skype帐号和手机号，这样就可以在线下联系了。
随着越来越多的哥伦比亚人加入这个群组，成员们谈论的话题已经不仅仅是他们对FARC有多么的深恶痛绝，而是转变成该对他们采取什么措施。1月6日，也就是群组成立的第二天，群组中有人提议说现在这个不断壮大的群组应该公开，这得到了成员们的一致赞同。当群组的成员达到8000人时，人们在留言板上一遍又一遍地号召“行动起来吧”。
6日下午晚些时候，莫拉莱斯在Facebook上新结识的朋友们，尤其是两个曾电话联系过的朋友劝说莫拉莱斯，让他提议举行一次*。于是他在“墙”上发布了这一消息，获得了成员们的一致赞成。莫拉莱斯在他家楼上的卧室中完成了一项重大决定，准备举行一次全国性的反对FARC大*。时间定在2月4日，也就是群组成立一个月时。而作为一个居住在首都以外的人，莫拉莱斯坚称这个*不仅仅要在首都圣菲波哥大进行，也要在全国其他地方进行，其中当然包括他的家乡巴兰基利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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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莫拉莱斯发起了一项名为“反对FARC全国大*”的活动，很快，从别的意想不到的地方也得到了响应。来自迈阿密、布宜诺斯艾利斯、马德里、洛杉矶、巴黎和其他地方的成员认为，需要把这个活动办成一次全球性的大*。莫拉莱斯尚未料到居住在哥伦比亚以外的人会加入到这个群组中来。这些哥伦比亚的移民通常也在Facebook上与自己家乡的人保持联系，他们也想参与进来，于是这又演变成了全球性的示威*。
最终这成了一场由互联网世界推动的史无前例的全球性活动。2月4日，据估计，在哥伦比亚近百座城市里有1000万人参与了反对FARC的*，另外在全世界各个城市还有近200万人参与了*。而这次史上规模最大，也是范围最大的示威*仅仅起源于一位沮丧的年轻人在自家卧室里向Facebook发布的一篇措辞激烈的文章。
Facebook的新奇特性帮助莫拉莱斯的*获得了整个哥伦比亚的关注。几百个正在使用Facebook的人，其实并不能影响到普通大众。当报刊媒体开始报道即将进行的*时，他们的重心主要集中在Facebook这一陌生的美国舶来品和那些被报纸电视广播报道的“Facebook小鬼”上。
这个群组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他们的行为主旨和哥伦比亚总统阿尔瓦罗。乌里贝的任务是相通的。自从2002年竞选成功后，他把对FARC的斗争当作自己任职期内的第一要务。当他和哥伦比亚当局发现了Facebook上的动静时，就全力推动此事的发生。一两周后，当地军队长官开始为莫拉莱斯提供了三名保镖和一辆车，供他使用到2月4日。各地的市长、市政府和*志愿者们通力合作，为*大开方便之门。
而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有如此多的哥伦比亚人以实名加入了这个群组。到了*当天，群组成员数达到了350000人。尽管几十年来一直生活在恐惧与恫吓之中，Facebook中庞大的用户人数还是使哥伦比亚的年轻人勇敢地表达出了自己的不满。
即使电视新闻已经开始密切跟踪报道这一事件，Facebook依然处于整个事件的核心。“Facebook就是我们的总部，”莫拉莱斯说道，“它就是报纸，就是司令部、实验室——满足你的一切需求。Facebook随时提供需要的服务，直到整个事件结束。”
莫拉莱斯自愿参与协调巴兰基利亚市当地的*。期望参与的人数是5万人，实际上露面的只有3万人，大约是该城市人口的15％。他们站满了城里的十个街区。入夜之后，莫拉莱斯宣读了一份声明，宣布他所建立的群组的一致意见。这份声明被拉美国家的所有电视台转播了。甚至一些远在迪拜、悉尼、东京的人都参与了*。当地的电视台采访参与*的一位妇女，问她是否被FARC伤害过时，她是这样回答的：“是的，我被伤害过，因为我是哥伦比亚人。”莫拉莱斯和他的群组成员们成功地发泄出了国民心中的压抑。
在乌里贝总统施压大大削弱FARC势力的时候，此次*是哥伦比亚人以自己的方式对FARC进行了反击。有征兆显示，游击队察觉到了即将进行的*，在*举行的前一个周六他们发表声明称将会释放3名人质和所有的哥伦比亚议员，作出一种“人道主义”的姿态。2008年7月，英格丽特。贝当古和其他14名人质在一次哥伦比亚政府军的突击行动中获救。在后来的访谈中，她回忆起2月4日和FARC的绑匪一起听收音机时的情况。她说当她听到*的人们一遍遍整齐地喊着“反对FARC！我们要自由！自由！”的时候，她被深深感动了。而游击队的人则明显难以忍受，于是关上了收音机。这些是后来在2008年末，奥斯卡。莫拉莱斯和我在曼哈顿的一间咖啡厅里聊天时说的。当说到这里的时候，他声音哽咽，热泪盈眶。他的群组和随后的*示威使他在国内外都获得了很高的声誉。他建立“反对FARC的100万个声音”时获得的信仰和思考延续至今，现在他打算将毕生精力都投入到反对哥伦比亚武装力量的事业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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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Facebook并没有被设计成一种政治工具，但他的创始人早前就已经发现了Facebook所具有的独特潜能。2004年，Facebook刚在哈佛大学上线一个礼拜，就有学生开始将自己的个人照片换成包含政治格言的文字图片，以此来表达他们的政治观点。“人们使用它来表达自己认为重要的观点，”Facebook联合创始人达斯汀。莫斯科维茨（DustinMoscovitz）如是说，“甚至他们对于学校的不满也要表达出来。”人们从一开始就直觉地意识到，如果在互联网世界中仍然能够表现出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性格特点，那么他们所选择的表达方式应该是在网上对每天发生的事情表达出自己的看法。
而Facebook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Zuckerberg）则认为：“哥伦比亚的此次事件是政府管理方式改变的风向标——展现出政治组织能够拥有什么样的影响力。这些事情能真正影响到每个人的*自由诉求，这也是政府需要努力达成的……在15年内，也许这样的事情在哥伦比亚每天都会上演。”
而现在，在莫拉莱斯的行动成功两年以后，我们可以发现由Facebook助力的激进活动出现在了Facebook能够到达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大部分是在发展中国家。Facebook和Twitter在2009年伊朗大选后的反对风潮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正如《纽约时报》外交事务专栏作家汤姆。弗雷德曼（TomFriedman）所指出的那样：“这是有史以来，一直生存在拥有全部国家资源的极权政府和拥有所有*教资源的穆斯林教派之间的夹缝中的温和派，首次拥有了展现自己力量的舞台——网络。”落选的候选人米尔。侯赛因。穆萨维（MirHusseinMous*i）在Facebook上告诉他的追随者们什么时候该走上街头。当一位年轻女孩在抗议过程中被射杀时，人们在Facebook上发布了她被害的视频，然后很快这个视频就被传播到了世界上的各个角落，后来其成为伊朗政府*民众的象征。而陷入被动境地的伊朗政府多次努力封禁Facebook，但由于Facebook的应用太广泛而很难实现。
为什么反对FARC的行动能够取得如此成就——从卧室里的一个人发展到街头的数百万人，而这个过程又是如此迅速？为什么Facebook变成了一个如此有效的政治组织工具？其创始人扎克伯格是如何在公司历史上的紧要关头作出至关重要的决定？而Facebook又是如何凭借其优秀品质成为全世界上亿人每天都要登录的网站？这本书剩下的部分将会探讨这些问题，而很多答案则存在于一系列的现象之中，我把它们称做Facebook效应。作为一种全新的交流方式，Facebook将用户引入了全新的社会交际效应之中。Facebook效应发生在人和人的相互联系之中。这些联系通常是意外的，可以是相同的体验、爱好、问题或目标。其形式可大可小——从一个群组中的两三个朋友到一个家族，或像哥伦比亚那样的上百万人。Facebook的各项功能使信息如病毒般迅速传播。在Facebook上，人们的想法能够轻易在各个群组间飞速传递，使所有人几乎同时了解到那些事情。你可以以一种不经意的方式向别人传递信息。这就是为什么“反对FARC的100万个声音”能从它诞生的第一夜起就成长得如此迅速。
任何加入这一群组的人只不过是表达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是的，我反对FARC”。新成员加入的时候甚至根本不需要说“把这些消息发送给我的朋友”，他们仅仅是加入了这个群组。但是在一个人加入的时候，Facebook会把这个消息发给此人的所有朋友。莫拉莱斯的反FARC运动就是利用了一种潜在的需求或欲望，然后以闪电般的速度扩散开来，使得这样的群组在一夜之间壮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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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范围的信息广播实际上属于电子媒体的范畴——比如广播和电视。但是Facebook效应意味着普通个体成为信息的最初源头，就像在哥伦比亚和伊朗所发生的事情那样，你根本不需要有什么特别之处或有什么专长。Twitter则是另外一项功能精简的服务，它也可以让任何人通过互联网发布消息。Twitter同样也拥有很强的政治影响力。
而Facebook和Twitter也可能会变得具有建设性或破坏性。它们使全世界生活在不同社会环境中的人拥有了社会化的影响力，这样也许会带来破坏性的变革，在有些社会条件下甚至会破坏那些人们已经习惯了的稳定。但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在埃及、印度尼西亚等地，人们利用它们来挑战长期以来对人民进行残酷*的政权和法规。Facebook使人们能够更加容易地组织起来。
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Facebook效应的自我组织能力能如此理所当然地被应用到了*中。
在2008年，由Facebook群组组织的大型打水仗活动在英国利兹市举行。紧随其后在2008年9月，有超过1000个人在密歇根州的大急流城（GrandRapids）进行了20多分钟的枕头大战，参与者都是在Facebook上听说的这次枕头大战。当Facebook上的年轻人通过这种方法发泄的同时，枕头大战也成了全世界的流行风尚。
作为一项营销工具，Facebook也并未有丝毫逊色，如果商人们掌握了发起活动的方法，他们就能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同样，Facebook效应还代表了它所具有的类似于媒体的影响力。在Facebook上，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编辑，成为内容的创作者、制作人或散布者。大家可以扮演传统媒体中的任何角色。Facebook效应可以即刻集结一群同好，他们喜爱的可能是同一则新闻、一首歌或是一个YouTube视频。最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有一天我不经意地看到朋友的新闻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