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盟这般素有信誉的大商号上路为妙。
罗务禄、石明楷在‘妈阁’的教会学院，就学会了中土官话和中土文字，还通读了中土的四书五经，他们俩在北上之前对中土的了解已不算差，而且之前近一年的长途旅行，也让他们对中土的风土人情有了更多的深入了解。不过，当传教士们处在比较弱势的地位，要想在没有什么教会势力扎根的陌生地区传播天主的福音，‘谦卑’与‘和蔼’肯定不能少，‘平易近人’的做派更是必需，罗务禄、石明楷是训练有素的传教士，自然不会在这种境况下有任何高傲以及居高临下等等令人不悦乃至反感的表现，他们这时候更愿意与一切阶层的人们打成一片的。因此，在跟随‘白马盟’车马班登程不久，两位出手大方的西洋人士，就与‘车马班’的大掌鞭、学徒、护卫、脚夫、标师、旅客们一一混熟了。
晓行夜宿，不日即抵达长安，从潼关过来的‘车马班’到了长安，停留两天之后就会原路返回潼关，而两名传教士则在这座西北治下的东方大城又停留了十日，四处走访，然后再随‘白马盟’从长安发往陇州的另一个‘车马班’重新起程，向西进发。
车马过了陇州，两名传教士不日已入兰州府境，眼见黄河蜿蜒北去，陇山委蛇南来，尽显西北形势之雄郁苍凉。
从长安到陇州，一路走到河西，出嘉峪关，经行哈密，直到亦力，翻越葱岭西走蒲犁驿道，或者向北绕行金山走草原驿道，都可以抵达河中府。两名传教士随‘白马盟’车马行的‘车马班’登程上路，路上少说也要倒换十次以上车马，才能到达他们最终的目的地，毕竟民间的客货车马，都是将本求利，计程休止，有着许多的爱惜，上了路也不可能象官方驿马那般的不惜代价，所以这一路，走上几个月是很正常的事情，就这还已经算是快的了。
初秋艳阳，至午犹显懊热，但陇亩之中仍有不少头戴帽圈、斗笠的农夫在田间劳作，令人由然忆起‘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古诗来。
一行车马沿着黄土夯实的驿道，穿过秋收在望的旷野，逶迤前行，车前车后便是百十个装束打扮各异的骑士，骑着大骡傍车而行，显然来历不一，其中一大半都是车马行的旅客，嫌坐在大车上气闷烦热，起程之前就跟车马行讨了坐骑以代步来着；另外还有几十号赶着驴子的脚夫，挑担子的脚夫以及跑单帮的小行商，他们并不是车马行的人，但都是‘车马班’相与的乡党熟人，这起人都是临时搭伴跟着‘车马班’同走同息一程两程，图的是在路上好有个照应，到了打尖歇息的时候他们照例是要出把子力气，帮着‘车马班’干点杂活、力气活什么的，顺便也沾点‘车马班’的光儿，混点便宜的吃喝和牲口草料——‘车马班’每天打尖歇宿都有固定相与的茶棚、小饭铺、大车店以及客栈、旅店，‘车马班’从大掌鞭往下的‘白马盟’诸人，在这些地方吃喝或食宿，店家自然都有优遇，给的折扣很不小，几乎就是收个本钱，而且还是赊挂帐，白马盟通常是给他们这些店栈每月结一次帐。而这些个临时搭伴上路的，虽然不能跟大掌鞭等人一起同伙吃饭，这吃喝饭钱，店家最后也能看着给他们算便宜一点的，至于旅客就没啥折扣可言了，最多是结帐抹去个零头罢了。
‘白马盟’的大车都是清一色的载客长辕车，由健骡拉着，车厢前后及两厢都镶着一块白铜铭牌，闪闪发亮，上镌‘白马盟’三个台阁体大字以及一匹奋蹄奔驰的骏马标记，这是白马盟的招牌。事实上在每辆大车的车顶上还插着一面白马旗作为认记。
车马行的护卫都携了刀、剑、棍、斧等随身兵器，还带了猎弓、箭袋以及标枪，牛皮盾、柳条圆盾在西北也不算犯禁，标行的标师、标客差不多也都是携带这些个兵器，但不要说这一路比较太平，就是真有几个剪径蟊贼出没，看这架势也不敢招惹，只是长年沿袭下来的警戒习惯，估计白马盟一时半会改不掉就是了，再说西北的边远之地眼下仍然有强贼流匪出没，出行防身，刀弓箭盾之类的玩意真还不能不带备着的。
过了‘洪家营子’，便是‘参将垒’，离着兰州府城还有八十里地，已经是未初二刻，早过午时了。‘参将垒’这儿有一个茶棚供应茶水饭食，是白马盟的车马班惯例歇脚打尖之处。
大队车马涌入茶棚前的空地，车马行的伙计学徒和旅客，还有搭伴上路的脚夫、小行商，一下就把茶棚搞得闹哄哄的，茶棚的座头转眼就被人们占了一大半。
一干人有紧着要酒菜饭食的，也有紧着催要豆麦麸皮喂牲口的，一通忙乱。
茶棚里有的主食就是馒头、馍馍、烧饼、煎饼、臊子面、面汤、渣粥等面食，有几样是预先做好的，无需和面现做了；下酒下饭的肉菜则只有卤下水、猪头肉、杂碎热炒等，亦以价廉快捷为主。要吃菜蔬也有，醋拌萝卜丝、酱拌豆芽、盐水生菜、土豆浓汤、拌三丝、拌豆腐、盐水黄豆、豆子酱，好几样都是事先做好热在灶上的，还有豆腐干子、豆腐泡、水豆腐、老豆腐等，反正吃的时候就是怎么快怎么来。还有大桶的菜叶水豆腐洗锅汤管够，要喝酒的则有红苕村酿，都是价廉之物，可以丰俭由人，于是乎茶棚下人声鼎沸，喧闹不已，也不须多说。
为了避开午后辰光的懊热，‘车马班’晓行夜宿，在中午打尖之后都不急着上路，怎么都要歇到申时近黄昏才会上路，紧赶一段夜路，然后在戍、亥之间望门投宿，第二日寅卯之间天未破晓，又要动身赶程了。所以，大家伙都是吃完饭食，各自找树荫凉爽地方歇着，或吹牛聊天，或倒头困觉，或聚众小赌，或是问店家要一壶老酒搭上一碗豆子、干子、萝卜条什么的，吃着喝着也就打发了时辰。
一树浓荫，青石横卧，吃了一大碗臊子面的石明楷就坐在青石上，拿出纸笔，鹅毛笔蘸着墨水，以一手极华丽的花体字，书写着拉丁文的膝上笔记。这位传教士是极勤奋的性子，每天一有空闲就记录他一路之上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晴雨干湿、道路远近、舟车骡马、米贱肉贵，每日起程有多少大车和多少骡驴坐骑，乃至各地的人民吃什么食物，农夫下地，街谈巷语，无所不记，深入细微，详尽至于琐碎。
“欧罗巴的贵族吃牛肉、羊肉，中土帝国这里的平民则多吃猪肉、羊肉。听说中土的贵族都是以羊肉、鱼肉和鸡鸭鹅等禽肉为主，猪肉他们只吃在野外放养的牧猪，而我所看到的平民，往往都是吃圈养的猪肉，还有羊肉，也许还有驴肉和鸡、鹅等禽肉，如果这里的平民能够负担得起经常吃肉的钱钞的话。这里的人民，似乎很少能看到他们吃牛肉，不过西北除外。我几乎见不到牛羊鲜奶、乳酪和黄油，还有烤面包等食物，听说只有这里的官员富户家里，还有叫做‘番菜馆’的地方，可以享用这些食物，因为许多士绅认为牛羊鲜奶和乳酪是蛮夷腥膻之物，他们拒绝接受，这真是难以理解。有一种解释，北方草原上的游牧蛮族‘鞑靼人’就是吃着牛羊鲜奶和乳酪长大的，以前经常侵扰边境，所以这里的人民不喜欢吃和‘鞑靼人’一样的食物。只有西北皇帝和他的大臣以及将军们，不在乎牛羊鲜奶、乳酪、黄油是不是蛮族吃的食物，听说他们在战场上什么都吃。”
石明楷如斯记录道，然后想了想，又记了一笔：“我想大概是西北的畜牧，亦如义大利亚一般的兴旺吧？”
这时，石明楷抬起了头，远远看到罗务禄从茶棚的另一边走过来，脸上挂着一点点忧色，虽然旁人不易察觉，作为同伴的石明楷还是感觉到了。石明楷知道自己的同伴一直有些担心，事实上他自己也有着担心。在教会学校，他们为了学习中土帝国的文字和语言，通读过中土帝国的四书五经。在他们这些一心传教的耶酥会教士眼中，中土儒学实在是‘眼中钉’，尤其是‘理学’一派，在传教士的心目中那就是十足的“异端邪说”，而其他各派儒家学说即使不是“异端邪说”，也至少是‘唯物论’或‘无神论’，都是不容于基督教义的流毒。基督教义在本质上就是与东方儒学的学理“犯冲”的，或者说东方儒学的学理在本质上与基督的教义‘犯冲’。他们因此一直忧心在中土的传教前途，两名传教士自从进入西北境内，就在努力的深入了解西北境内的一切风土人物、官私舆情、章服制度。
“又在记录途中见闻？”罗务禄实际上已经接近四十岁，不过义大利亚贵族家庭从小所培养的长年骑马击剑的习惯，让他的体能保持良好，长途的旅行并未让他感觉疲惫。
“你不也经常记录吗？”石明楷反问，一口义大利亚语的南方方言。罗务禄确实也在做着与他一样的事情，不过罗务禄不会象他一样每天和随时的记录途中见闻。两名传教士的侧重方向并不一样，观察的方面也不一样，两人虽然时常讨论，但记录见闻的事情都是各干各的，从各自的角度观察着中土，观察着西北。
罗务禄马上跳跃式地转移了话题，“从目前我们了解的一些情况来看，西北的统治者似乎不太喜欢儒学和儒生。
他虽然没有取消儒学科举，却另起炉灶，每年举办‘春秋官试’、‘职官正试’以选拔官吏，另外还有征辟、荐举、自荐、试职等各种名目，出仕为官不需要非得从科举出身不可；
西北的统治者虽然没有取消官办的儒学学校，却分门别类开办了许多学校，使这些学校能与儒学舍并列，使儒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失去了一直以来的独尊与垄断地位。西北的统治者甚至还开办了许多义学，教贫民识文字知书算；
西北统治者并没有不让儒生出仕做官，但是看起来他也没有让科举儒生独霸仕途官场的意思；
除了军功爵士，西北的统治者还一直大力扶持形形色色的民爵士，各种伎能之士一旦能获得民爵，甚至可以与儒士分庭抗礼；
西北的统治者还设立‘赏金会馆’，还有‘标行’、‘标局’，让那些桀骜不驯的游侠儿亡命徒、好勇斗狠的蛮勇之辈、军中退役的士卒、不耐长官管束的民壮健儿，都不愁没有用武谋生之地，让他们在不知不觉间就为西北统治者所用，这个倒象是我们欧罗巴的雇佣兵；
西北统治者似乎一直在有目的，但是也有限度的打压着儒生士绅阶层，不过西北人似乎还有种说法，这位统治者比较‘佞佛’‘佞道’，而不太亲近儒生，据说这是因为由儒生组成的‘东林党人’和‘复社党人’曾勾结叛逆，试图刺杀于他。这种说法如果能够证实，对我们未来的传教既是好事，但也可能是坏事——如果他一直崇信中土的佛道，而不亲近天主、基督的话。这真的让人担心”
石明楷摇摇头，道：“担心或者不担心，为基督传教的事情总要去做，不是吗？
西北统治者让人骨子里感到恐惧，你不觉得吗？西北对外表现出来的侵略性，以及他们毫不掩饰的霸道与铁血，显然是深受统治者的影响。你不觉得，西北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义烈英雄气质吗？质朴厚重，慷慨沉雄，仿佛来自远古。这种英雄之气，我想，必是西北统治者所赋予的。这种英雄之气，若为西北统治者之前驱，必然是他国的灾难，用〈孟子〉里的话形容，就是‘沛然莫能御之’
我的伙伴，你知道吗？强大的统治者，绝不会在乎任何阻碍他们前进的力量。顺从统治者的意志，才是我们在西北唯一的生存之道。
我感觉，西北统治者的举措都是在以邻为壑，祸水外引。他在不停的对外扩张中，将内部潜藏的祸端隐患，一点点地疏导引流向外。他甚至于不惜将‘分封’这种，在中土历史上多次被证明了的，很容易引发大帝国内乱甚至崩溃的封爵制度重新拾起，稍加改良，就打着复古的旗号，有条件的逐步推广施行开来。我看，这是因为以他们现有的力量，还不可能完美掌控所有被他们占领的地区，用中土先贤的话来说，就是‘鞭长莫及’。在那些远离腹心、远离中枢的偏远地区，他们必然依赖分封的贵族来统治地方臣民。”
两名传教士的探讨，肆无忌惮的谈论西北的最高统治者，彼此对话都是以义大利亚的方言，倒也不虞有人能听懂他们在说什么。先期到西北治下传教和做官的那些西洋传教士，已经在信件中提到，西北官方还是有些人懂得拉丁语的，尽管数量很少，两名传教士这时当然会谨慎一点，只用义大利亚南方的方言交谈。
“西北的统治者，看起来似乎很喜欢财货，不过——想要让世界上掌握着权力的人不爱财货，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除非当权者的他有着更大更远的目标。
西北现有的局面，听说是在战乱之后近乎于废墟一般的情形下，重新建立起来的，期间还经过多次血腥清洗。或许这才是关键，这才是西北得以撇开儒学、儒生，另起炉灶，‘重辟鸿蒙’的关键。”
罗务禄在一大堆义大利亚方言中，夹杂了一个中土汉人的词语‘重辟鸿蒙’。不过，他用中土官话说的这个词，哪怕是中土帝国的京畿人士也未必能听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义大利亚腔调的中土官话，谁能轻易听得懂呢？也许只有最熟悉他的石明楷，能够知道他想表述的意思。
两名教士谈了一会，石明楷仍继续记录他的膝上笔记，而罗务禄则在一旁乘凉，当然他说这是‘先睹为快’，话说石明楷的一手花体字还是非常漂亮的，让人欣赏起来有着一种愉悦之感。
“西北似与中土他处有所不同，此地的‘佃工户’——不是佃户——每年可领到口粮、花红，每月还有工钱、赏钱可拿，一如作坊的‘雇工人’或者是这里人说的‘长工’、‘短工’，他们不是佃田耕作的‘佃户’，而是纯粹出卖劳力和农艺技能来维持生计的‘佣工’。西北出现这种状况，似乎是因为这里的人口不足，劳力短缺，虽然中土帝国的人丁绝对是非常之多。马耕、牛耕以及各种农具都因为人口不足而在西北得到尽可能充分的利用。”石明楷在膝头上如斯记录着，这是他踏上西北土地以来，从形形色色的各种路人角色那里，从听到的各种情况中，整理归纳出来的一种看法，至于这看法是对是错，还有待于以后的验证。
“听说西北有很多大农庄、大牧场，渭北数万顷官地就全部由一个大银庄‘包租’。
我还听说，西北地方，散在的自耕农户、中小地主，也很有不少。这些人大部分是获得了军功爵的军人家庭，而且他们为了与大农庄相抗衡，多半加入了某种合伙联营形式的农庄，是自耕农户与中小地主的合伙经营，通常雇佣着一些管庄头目和雇工人。
听说在这种农庄干活的佣工，‘东家’们会定期发给口粮、工钱，也有‘花红’，我想这应该是某种赢利分成；据说农忙的时候，干活好的人，能拿到东家的赏钱；这种合伙农庄，合伙人也可能同时就是管庄头目和雇工人，据说有的农庄还有‘身股’，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但可能是与‘花红’相似的某种赢利分配方法；本地很多人，很多与我们从潼关出发的旅客，还有从长安出发的旅客，都说西北幕府会不断地派出人员指导庄田如何经营，也许是真的。他们提到的‘农学馆’、‘商学馆’，似乎应该是西北统治者的官办学校。
但是西北仍然存在佃户，他们有‘永佃之权’，而在地主与佃户之间则有着‘田骨’、‘田皮’等说法，非常复杂，我只能是肤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