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颜察儿却是不知,为了刘卫辰后嗣血裔的事儿,一直记挂在心中的雷瑾可是为此大费周章,除了不断催促医政司派人寻访天下良医外,还亲自命人四处寻医问药,大力搜求秘方、偏方、验方、珍稀药材,并专门下令拨款在平虏侯府成立了“歧黄道馆”、“杏林大医院”和“济世制药局”,把从各地聘请招募而来医术精湛的各科医师和擅长制药的药师集中起来,潜心研究医人治病疗创治伤的歧黄之道,冀求有朝一日也能解决刘卫辰的不育烦忧。
雷瑾此举原本是无心插柳,不想绿柳成荫,倒是无意中成就了一件造福生民的功德。到如今不仅“歧黄道馆”、“杏林大医院”中良医济济,成果累累,而且官办的“杏林大医院”和“济世制药局”还开枝散叶,除了武威之外,还已经陆续分设到了张掖、兰州、秦州(天水)、宁夏府城、长安、榆林塞、汉中、成都、重庆等比较繁华的大城。
至于刘卫辰多年不育的烦忧,经过“歧黄道馆”多位良医的诊治后,也渐有起色,终于能够令得他家中一位小妾于去岁成孕怀胎,并在上月喜获了麟儿。
上身微微前倾,伯颜察儿随口问道:
“兄弟从波斯动身的时候,就听说侯爷为了倡兴西北文教,将名下的私产‘天马园’也捐了出来,是有这么回事吗?”
刘卫辰摇摇头,“哦——,想不到这事还传到西域去了。其实也不是捐。事情是这样……”
原来为着收聚民心士气,积聚自身实力,消解来自朝野各方的压力,雷瑾和麾下的长史府都一向注重倡行文教,从最初设立‘弘文馆’、‘通译馆’、‘印书馆’开始,除了沿袭保留以讲授儒家经史和儒家六艺为主的帝国官办学舍‘府学’、‘州学’、‘县学’之外,后来又陆续设立名目繁多的各种官办学校,诸如培养文武官吏的文官学院、武官学院、吏士学校、军士学校等等,诸如农牧学校、工商学校、畜牧兽医学校、算学馆、歧黄道馆等等,再如道藏馆、佛藏馆、清真大经堂则是分别研修佛、道、清真等教门之学的官办机构,又如少年营的设立,也给予西北幕府治下众多少年男女以习文修武的机会;另外则订立法例鼓励和提倡民间私人创办文教事业,譬如雷瑾私人捐资陆续创办数十间‘平虏义学’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儿,至于士绅工商捐资募款共同创办的义学,大姓宗族的‘族学’,遍布县乡的村塾、私塾,诸如此类,更是不胜枚举。
今年三月里,西北幕府召集文武官僚‘集议决策’,在这之后,雷瑾为着笼络士子之心起见,复又听取来自西域的谋士建议,仿效奥斯麦帝国京城‘伊斯坦波儿’的做法,将自己名下的私产‘天马园’拿了出来,命人在其中创立官办‘天马园大学院’,并附设有‘尚书博物馆’,另外还下令在长安创办了‘春秋学宫’和‘论语学园’。
这些学校虽然都冠以儒家经史《大学》《尚书》《春秋》《论语》等名号,表面看来似乎以笼络儒家士人为主,其实却并不以儒家典籍为唯一的讲授内容,而是诸子百家农牧工商天文地理技艺百工无所不包,中土华夏四方远夷之学无所不涵,包容广博。
而天马园则是西北相当著名的园林,以其华美绝伦可以媲美江南园林而著称于世。这‘天马园’,原本是回回马家以数世积累,前后百数十年营造成就的私家大园林,西北黎庶大众虽多不曾有机会深入占地极广的天马园一睹其盛,但对它的富丽堂皇却也略晓一二,妇孺皆知这处大园林耗资亿万,无与伦比,纵是帝京江南,无出其右者。回回马家数年前的一场血腥内讧,却使这名园易手,落到‘西北土皇帝’雷瑾手中,成为他名下的个人私产。只是讫今为止,雷瑾本人却从未踏足过天马园。
因此,当这座美仑美奂的西北名园被雷瑾下令拿出来创立‘天马园大学院’,供四方学子研究修习各种学问时,所引发的轰动绝对是空前的。没人能想到平虏侯雷瑾为兴办文教事业,将这处相当值钱的园林私产也拿出来向平民大众开放,却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因之这个新闻不胫而走播扬四方,甚至传到西域也就不足为怪了,但其中难免有些传言失真的地方。要知道这天马园仍然是雷瑾名下的私产,并非捐献,‘天马园大学院’固然是官办没错,但雷瑾实质上是以私人所有的‘天马园’合伙入股,也就是公私共同出资入股创立了这间学校,只是雷瑾自己并不因此而谋求金钱上的利益回报罢了。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啊——”听刘卫辰一番说明,伯颜察儿方才了然事情始末,心下思量,暗忖这‘大学院’这三个字实在大堪玩味,雷侯爷是有意如此,还是无意为之?‘太学’曾经是中土帝国若干皇朝的国家最高学府的名称,而国朝的‘太学’则是两京的‘国子监’。这西北幕府的‘大学’与‘太学’实在只是一点之差,雷侯爷允准以‘大学院’命名这间学校,是野心的无意流露?还是别有其他用意?不能无疑也!
又想到西北幕府连年兴兵征战,加之兴修城池堡寨、河渠水利、水马驿路,大兴农牧工商,鼓励四方贸易,防灾治疫,赈济灾民,救治病患,等等,诸般治民理政事务用度浩大,业已债台高筑,伯颜察儿不能不有所担心:
“侯爷倡兴文教,大办学校,以西北目前并不宽裕的财力是否负担得起?”
刘卫辰神情严肃,说道:“缺钱啊,西北军政事务浩繁,钱粮开支非常巨大,长史府下辖的户曹、税课提举司、度支司以及军府度支局的同僚,曾不止一次的向侯爷呈文,提出要开源节流、要俭省费用、要节制支出的建议。侯爷也完全认可他们的意见,说不开源节流不行,对支应的各项钱粮不严厉审核不行,但是倡兴文教事业,大办学校是例外。侯爷说,太祖皇帝诏谕,‘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行教化,则施教育,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也,从来没有听说国家是因为兴办文教而衰败的,从来没有听说国家是因为办学校才变穷的!人才是国家的根本,国家长久强盛之本便是要不遗余力的作育人才、磨练人才、发掘人才、提携人才,兴办文教则是行之有效的重要途径之一,在这方面的银钱花费绝对省不得,我西北幕府再缺钱也不能在这上面省,岂不闻千金散尽还复来乎?不怕没钱用,就怕无人可用,只要有了人才,又何愁将来?”
“唔,国家衰败贫穷绝不会是因为兴办了文教,侯爷说的确是正理。看来这几年历练下来,侯爷越发的沉稳持重了。”伯颜察儿点头。
刘卫辰微微笑道:“也更可怕了!”
“可怕?”伯颜察儿瞬间明白刘卫辰的意思,不由哈哈一笑。
少了几分浮躁的性子,变得更为沉稳自信的平虏侯当然是更可怕了——
不再轻举妄动,不争一日之闲气,懂得察纳谏言持重待机的平虏侯绝对是可怕的。对他的敌人而言,要想找出一个破绽,在他的眼皮底下玩点诡诈,搞些鬼把戏,势必更加困难,诱敌惑敌的计谋也必将大打折扣,不会太灵光;
对己方内部而言,雷侯爷信赏必罚和强硬铁腕亦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兢兢业业的专心做事实心办差自是奖赏有差,若是行差踏错、偷奸耍滑还想蒙混过关那却是相当的难,而一旦触犯到法例或刑条,雷霆降临,更是绝无说情余地。面对如今越发沉稳自信兼听明察的雷侯爷,妄想犯错于前蒙蔽于后是不可能的,小错或可宥,大错不轻饶,威严所至,岂不可怕?
明乎此,伯颜察儿满腔忐忑心事立时去了大半,这几年心头压着的一块大石头至少是暂时落地了。
当年押重注在这雷三公子身上,说实话,他的心里其实一直是忐忑不安的。雷瑾虽然有成为霸主的潜质,但毕竟未经过暴风骤雨的严酷考验,万一雷瑾经受不了未来残酷争斗的考验,逐鹿败北,也就宣告他的押注失败,他和他的家族多年以来的所有心血努力势必付之东流,什么宏图大业都只能寄希望于家族下一代另起炉灶重开张了。
现在雷瑾历练得越来越沉稳持重,这让伯颜察儿对未来更有信心,这说明他数年前并没有看错雷瑾,这一宝没有押在不堪造就的人身上,没有烂泥不上墙朽木不可雕的尴尬,则大事可为也!至于最终大事成与不成,那只能看天意如何了。
心事一空,伯颜察儿便不再和刘卫辰绕圈子,甚至等不及到明天,马上开始就他此行的目的与刘卫辰展开商谈。
此时刚刚起更不久,但伯颜察儿已经做好了彻夜不眠,通宵长谈的准备。
毕竟他所秘密谋划的大事需要长时间的协调准备,需要西北幕府倾尽全力。在雷瑾的西北幕府已经打好根基之后,这件事就该尽早提上议事日程,及早部署,否则拖延时日,于他于他的家族于雷瑾于西北幕府都会有所不利,到时若后悔也迟了,现在必须全力以赴只争朝夕。
长安秦王府城行长史府。
席卷帝国整个北方,波及关中河陇汉中的蝗灾已近尾声。面对西北幕府严密部署的灭蝗人海,来势汹汹的蝗虫大军终于止住了西进的步伐,渐渐显出颓势,西北灭蝗之役胜利在望。
笼罩于长安城上空用来驱蝗的薰烟香云,随着蝗军的溃退也逐渐减少消散,难见天日的长安城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熬过了蝗虫大起时那最艰难的几日。
二更初,下府县巡视蝗灾损失情形的蒙逊,由内务安全署铁血营的雪獒骑士簇拥着回到长安。
刚刚在行长史府衙署签押公事房坐定,还没来得及喝上一口茶水,就有衙中胥吏上前来向蒙逊禀事。
蒙逊分管的职事一点不比留守武威的刘卫辰长史少。而象调遣人手应付蝗灾,统一部署灾后的疫病防治、粮食调拨、赈济灾民等繁重政务,他也不能因为这主要是刘卫辰长史分管的职事,就可以撒手不管。作为综理全局政务的两位长史之一,他仍然需要对此负起相当大的责任,公务繁忙是可想而知。
“大人,武威长史府刚到的六百里快递。西域的波斯胡商伯颜察儿要来长安拜谒侯爷。公文上还说三天前,伯颜察儿到了张掖。算算日子,路上没有耽搁的话,这时候大概也到平虏堡了。”
听着衙中胥吏的禀报,蒙逊微微点头,指示下来:“唔,伯颜先生是侯爷的贵宾,不可怠慢。你先吩咐下去准备下榻客房,记着打听清楚随行的人员有多少,车马有多少,长史府应该有‘鸽讯’过来的,你差人察收一下,好生安排着。最好明天就将客房准备妥当,免得到时候紧张忙碌。侯爷那边按常规呈文知会一声就行了,想来侯爷已经知道这事了。”
“是。卑职明白,这就吩咐下去。”
“嗯,还有什么事?一并说来。”
“长安正德商会递交了一纸申请,准备成立报房,筹办《正德商会杂刊》,除了刊登邸报、塘报上的朝野消息之外,主要刊载各地贸易往来、商货供需、价位涨跌、道路畅滞、旱涝雨雪、商家告帖(注:古代广告)等与商贸行情相关的新闻消息,公开出售给商贾人等。他们希望能得到长史府允准成立报房的正式批复公文。”
蒙逊闻言,皱了皱眉头,自言自语道:“长史府并没有明令不准民间私人成立报房,他们为什么非得要这么一个正式公文?”
帝国朝廷本有或是手抄或是印刷的《邸报》和《塘报》发行,这是登载诏书、明发上谕、大臣奏章、朝廷政事、边塞军情等朝廷官方消息的官府报刊,一般现职为官者和乡宦才有机会阅览,普通士民黎庶只能依靠口耳相传了解帝国朝野的新闻消息。
但近百十年间,帝国不少地方工商之业逐渐勃兴,平民大众相对比较迫切地想知道更多的新闻消息。旺盛的需求催生新的行业,在帝国所谓的三百六十行之外,又新添了一种行当,这就是抄报行。帝国两京有所谓‘邪抄’、‘京抄’、“宫门抄”、“报房京报”等等,都是转抄登载邸报和塘报上消息的民间“小报”,公开出售,生意还都算不错。帝国各布政使司所在的省城和有些较富庶繁华的府城,则有“辕门抄”之类,类似于两京的‘邪抄’‘报房京报’等民间新闻小报。而江东不少繁华城市也有这个“抄”,那个“报”的,相当不少,成为城市中普通居民了解更多新闻消息的一个重要窗口。
民间的新闻小报,其实并不为帝国的律例法令所许可,到目前为止还只是在城市的市井小民‘下里巴人’中买卖传阅。类似于雷瑾这样出身富贵势家之人,若不是真正的熟悉市井深察民情,则当有人提及“新闻小报”时,他很可能就完全是一头雾水,茫然不知“新闻小报”为何物。
而在西北边塞之地,原本只有官方的《邸报》和《塘报》发行,并没有民间的新闻小报出现。但在几年前,办‘报’之议也曾经列入雷瑾的河西幕府议事日程,最早由当时印书馆的大管事徐扬提出。
但当时不少幕僚谋士认为,这一来是时机还不成熟,私人不宜过早筹办报纸,要避免太早成为守旧一派的众矢之的;
再则帝国的庶民大众多文盲,不识文字者在所多有,新闻小报还不能普遍被大众所接受,难以有效并有力地影响民众舆情。那么,对新闻小报的需求不但是有限的,而且是增长缓慢的,小报的售卖量也显而易见是难以得到保证的,其定价的高低就是任何私人办报者都无法回避的大问题了(因为需求不旺,定价高了,没人肯买,小报卖不动,亏本那不用说;定价低了,则出售量仍然会太少,办报还是肯定亏本无疑),这还没有将官府出于种种原因将新闻小报予以查封的可能因素考虑在内。再说当时‘河西幕府’财力窘迫,也无法承受这种效用很不明朗的不利亏蚀,是聪明人就不会做这种笨事,这是其二;
而民间私人又很难公开利用帝国官方邮驿来出售发行小报,因为这完全不符合帝国的律例法令,那么民间小报想要通过推广发行到较广大的地区来增加出售量的企图,肯定会面临很多的现实困难(这同样也是新闻小报暂时对舆情影响有限的另外一个原因),这是其三。
仅仅是这三点理由,就足以使那时候的‘河西幕府’暂时搁置办报之议。
但随后几年,由于西北地方的农牧工商有了长足进步,边地互市贸易迅猛地发展起来,对外通商贸易也蓬勃兴起,无论是农庄牧场作坊工场,还是矿山铁厂商号店铺,都有一种迫切的需求——那就是及时了解各地商事行情涨跌变动,掌握与贸易相关的必要消息,包括朝政军情官员升迁贬谪等消息在内。
还不仅仅是商贾工匠大小财东才有这种需求,比较繁华的西北城镇居民出于各种原因,也有强烈的意愿,希望能象帝国两京以及江南富庶城镇的庶民大众那样,了解和知道更多的新闻消息。
因此一来,对新闻小报的需求迅速增长起来,由此诸如《商事抄》、《包探听》、《有事即报》、《朝报新闻》、《私抄小报》、《会馆杂报》、《行会抄》、《每月杂抄》、《工商早报》、《陇右早报》、《甘州》等等新闻小报,就如同雨后春笋般在西北幕府治下的城市不断自发涌现出来。其中相对有些名气的则是《凉州日报》、《每日新闻》、《长安新闻》、《快报》、《川报》、《锦城商报》、《重庆小报》、《夜未央》等新闻小报。(注:这一处所列报纸名目皆是杜撰,如有雷同,即属巧合。)
面对这种情势,一直宣称以黄老之学、无为之道治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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