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放在土堆上的烟盒。
“碗得福儿！啊欧吃米也五欧！”女记者嘟噜了几句洋文。
真了不起！长着四层眼皮就够分了，还会说洋文，我们真开了眼。大家互相看看，又看女记者。我们的“骡子”竟能支使着这样的高级女人到咱东北乡这偏僻地方来为他写家谱，真替我们添了威风。
那女记者慷慨大方又一次散烟给我们抽，她自己也叼上一支。那根雪白的烟卷儿插在她那红红的小嘴里，活活就是一幅画，像从电影上挖下来的一样。
“他在京城里成天干什么？”“老婆”问。
“他是著名的歌唱家呀！每天晚上演出。”女记者有些失望地问，“你们没看过他的演出？”
我们没有看过他的演出。
“你们听过他的歌声吧，从收音机里。”女记者拿出一个蒙着皮套的录音机，说，“我这里有他的磁带。”
“他的歌，听过。”“耗子”摩挲着那个沾满了油腻的塑料壳收音机说，“他唱的那些事我们都知道，骆驼啦，羊啦，花儿草儿什么的，他从小就有好嗓子。”
女记者兴奋起来，嘴里又流出弯弯勾勾的几句洋文。她说洋文时那舌头仿佛打了六十四个卷儿。这四层眼皮的女人，舌头能打六十四个卷儿，真真是识字班脱裤子———不见蛋（简单）。“大金牙”后来说。
“说呀！说！”女记者打开录音机，我们看到机器在转动，“我就喜欢听他小时候的事儿。”
你的行为使我们恐惧（7）
“他不就是会唱几首歌吗？”“羊”说，“我们这儿谁也能哼哼几句。”
女记者更高兴了，她又要听我们唱歌，都是“羊”这家伙招来的事。女记者说“骡子”不但是个著名的歌唱家，还是个不怕淹死自己跳到河里救人的英雄。
“羊”又说：“这算什么事？我去年一年就跳到井里两次，头一次捞上来一个小孩，第二次捞上来一个老太太。那老太太还骂我多管闲事。”
我们恨死了这头“羊”。“羊”不会抽烟。
我们答应把你小时候的事情说给她听。
淤泥、野芦苇、狗蛋子草、青蛙、黄鳝、癞蛤蟆、水蛇、螃蟹、鲫鱼、泥鳅、蝈蝈、狗鱼、燕子、野韭菜、香附草、水浮莲、浮萍，年复一年地在我们二十年前洗过澡的地方繁衍着，生长着，你却再也不去那地方，去了也不会像当年那样脱得一丝不挂。那时候你对我们骄傲地显示着你那几根毛毛儿，现在你还炫耀什么？都传说你自己动手把那玩意儿割掉了，你连一个儿子都没留下就切掉了它。消息传来时，我们一致认为：你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
那时候，这混蛋直挺挺地立在浅水里，让我们看身体的变化。我们感到羞耻、神秘、惴惴不安，你用那几根毛儿把我们超越了。下午的太阳是多么样的明媚啊！墨水河清澈见底，沙质的河底上淤着一层发亮的油泥，河蟹的脚印密密麻麻，堤外传过来摘棉花女人们的歌声。您不知道，京城来的同志，我们这儿的女人，结了婚后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啦，什么样的脏话都敢说，什么样的风流事都能干，她们唱那些歌儿呀呀呀，实在是不好对您学，您还是个闺女吧？
摘棉花女人的歌儿太流氓了，开头几句还像那么回事，三唱两唱就唱到裤裆里去了……你非要听？好吧，周瑜打黄盖，你愿挨就行。譬如：大姐身下一条沟，一年四季水长流，不见大和尚来挑水，只见小和尚来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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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京城来的女人脸上没有一丝红，听得有滋有味儿。到底是大地方来的人，我们赞叹不已。
女人的歌声在秋天的洁净的空气里，有震动铜锣的嗡嗡声。你的心怦怦地跳，感到脚底下的沙土在偷偷流走，流动的细沙使我们脚心发痒。我们的身体在倾斜。你的腰渐渐弯了，我们亲眼看到了它突然昂起了高贵的头！流氓，太流氓了，流氓的歌声狠狠地打击着我们。你猛地往前扑去，像一条跃起的大鱼。你的肚皮打击得河水沉闷一响，我们尾随着你扑向河水。河里水花四溅，我们手脚打水，满河都是嚎叫。
补充说明一点。老人们说，立了秋后就不能下河洗澡了，河里的凉气会通过肚脐进入肠子。立秋之后非要下河洗澡，必须用热尿洗洗肚脐，我们每次都这样做。
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破烂事儿对您有用吗？有用，有用，太有用啦。你们尽管说，她说，我对他的一切都感兴趣。
对不起您，天就黑了，我们要做粉丝了，要干到后半夜。您回镇里去？
女记者不回镇里去，她要看我们做粉丝。她说她吃过粉丝但从没见过做粉丝。我们看到她又从那只白皮包里摸出一盒烟，大家心里既感动又高兴，到底是京城来的人，出手大方，还有四层眼皮。
距离“大金牙”贷到五万元人民币还有三个月，他的昙花一现的好运气还没来到。人走时运马走膘，兔子落运遭老雕，这话千真万确。我们怎么敢想象三个月后“大金牙”就嘴里叼着洋烟卷儿，脖子上扎着红领带儿，黑皮包挂在手脖子上，成了高密东北乡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位厂长呢？他现在的活儿是在咱们的“耗子”挂着帅的粉丝作坊里拉风箱，最没有技术最沉重最下等的活儿，但灶膛里熊熊燃烧的火焰总是照耀着他的脸，使他的那两颗铜牙像金子一样放光，还有他的额头也放光，像一扇火红色的葫芦瓢儿。
我们把红薯粉碎，从大盆里倒进大缸里，再从大缸里舀到小盆里，再从小盆里倒进大盆里，倒来倒去，我们就把淀粉倒弄出来了。淀粉白里透出幽蓝，像干净的积雪。
我们把水加进淀粉里，再把淀粉加进水里，再把水倒进锅里，三倒四倒，我们就把粉丝倒弄出来了。
灶里火焰很旺，火舌舔着锅底，水在锅里沸腾。火舌使我们的脸上出汗，在腾腾升起的蒸气里，那女记者的脸蛋儿像花瓣儿一样。有一个这般美丽的女人看着我们干活令人多么愉快。我们忘不了这好运气是谁带给我们的。“耗子”用他的小拳头飞快地打击着漏勺里的淀粉糊儿，几百条又细又长似乎永远断不了头的粉丝落在沸水滚滚的大锅里，然后又如一缕银丝滑进盛满冷水的大盆里。“老婆”蹲在盆边，挽着滑溜溜的粉丝，挽到一定长度时，他便探出嘴去，把粉丝咬断。每次在咬断粉丝时，他总是不忘记在咬断的同时吞食它们。
“吃多了肚子会下坠的！”“耗子”说。
“我没有吃。”“老婆”说。
“没有吃你干吗要吧唧嘴？”
“吧唧嘴我也没有吃。”
我们知道他吃了，每截断一次粉丝他就吃一大口。他死不承认，谁也没有办法。于是我们希望他的肚子通道疼痛下坠，但是他既不疼痛也不下坠。好在我们是同学，不愿太认真。
后来，半夜了，作坊外的黑暗因为作坊内的灶火而加倍浓重。女记者吃了一碗没油没盐的粉条儿，我们还想让她吃第二碗。她吃了第二碗我们还想让她吃第三碗，但是她任我们怎么劝说都不吃了。她说她吃饱了，吃得太饱了，说着说着她就打了一个饱嗝。
粉丝都晾起来了，今夜的活儿完了。汽灯有些黯淡了，“大金牙”蹲下去，扑哧哧响，他抽拉着打气杆儿给汽灯充气，咝咝声强烈起来，汽灯放出刺眼的白光。女记者眯缝着眼说汽灯比电灯还亮。她没有回镇政府睡觉的意思，我们自然愿意陪着她坐下去。
“耗子”眨着永远鬼鬼祟祟的眼睛问女记者：“您见过他吗？跟他熟吗？”
你的行为使我们恐惧（8）
女记者说：“太熟了。”
“听说他在京城里有好多个老婆？”
“噢，这倒没听说过。”女记者挺平淡地说。
“你别说外行话了，人家那不叫老婆，是相好的！”“大金牙”纠正着“老婆”。
女记者说：“他在家乡时有过相好的吗？”
我们互相看着，都不愿回答女记者。
“他在家乡时是不是就很风流？”女记者问。
“不，不，”我们一齐回答，“他很规矩。”
那时候我们从“狼”的白色恐怖中逃脱出来了。没有中学好上，我们一齐成了社员。他因为身体发育得早，已进入了准整劳力的行列，干上了推车扛梁的大活儿，而我们还在放牛割草的半拉子劳力的队伍中逍遥。
“他的爹娘没给他找老婆吗？”那天夜里，在粉坊里，她问我们，“农村不是时兴早婚吗？”
她的眼在汽灯的强光照耀下，黑得发蓝。她使我们想起“小蟹子”。我们告诉她：他的爹娘在我们不是“狼”的学生后三月，突然失踪了，就像他的姐姐突然失踪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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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粉条作坊里，也是一个很黑的夜晚，也是深秋季节，天气有些凉但不是冷，我们村的粉条作坊开张了。下午在收获后的红薯地里放猪时，我们就知道了这消息，大家都很兴奋。“老婆”家那头花猪鼻子极灵，东嗅嗅，西嗅嗅，简直胜过一条警犬。它是“老婆”的骄傲。太阳要落山时，路边槐树上，金黄的枯叶在阳光中颤抖，我们被夜晚粉坊的美景即将来临兴奋得颤抖。播种小麦的男女社员们收工了，疲惫的牛和疲惫的社员们沿着土路走过来了，我们也召唤着猪，让它们停止寻找残存在泥土中的红薯，跟我们一起回家。啰啰啰，啰啰啰，是我们对猪的呼唤。“老婆”家的花猪在一座坟墓后的暄土里拼命拱，用齐头的嘴巴。一边拱它一边叫，像狗一样。猪叫出狗声，的确有些怪异，围拢上去看。“老婆”家的花猪戗立着背上的鬃毛，好像很激动。我们家的猪和我们一起看着“老婆”家的猪把地拱出一个大坑。
“这里可能埋着一坛金子。”“耗子”说。
“老婆”的脸上立刻就放出金子般的光芒。
“干什么你们？怎么还不回家？”队长在路上喊我们。
“老婆”家的花猪浑身哆嗦着，叼着一黑乎乎、圆溜溜的东西从土坑里跑上来。
我们发了呆了，呆了一分钟，便一齐怪叫着，炸到四边去。
“老婆”家的花猪从土坑里叼上来一颗人头。一颗披散着头发的女人头。女人头还很新鲜，白惨惨的，没有臭味没有香味，有一股冷气，使我们的脊背发紧，头发一根根支棱起来。
在路上疲惫移动的大人们飞跑过来，全过来了，路上只余了些拖着犁耙的牛，它们不理睬让它们站住的口令，继续踢踢踏踏地往村子里走。
大人们来了，我们胆壮起来，重新围起圆圈，把“老婆”和他家的花猪以及花猪拱出来的人头围在中央。那女人头还半睁着眼，头发烂糟糟的，花猪好像要向“老婆”报功一样，跟着“老婆”哼哼着，“老婆”被花猪吓得鬼哭狼嚎。
到底还是队长胆大，他从坟头上揪了一把黄草，蹲到人头前，小心翼翼地揩着那张死脸上的土，一边揩一边咕哝：“怪俊一个女人，真可惜了……”揩完后他站起来，转着圈儿端详。落日的余晖涂在我们脸上，也涂在人头上，使它红光闪闪，宛若无价之宝。我们都像木偶一样待了好久好久。
队长忽然说：“你们看她像谁？”
我们认真地看着她，也看不出她像谁。
队长说：“我看有点像桂珍。”
桂珍是“骡子”的姐姐。
我们再看那头，果然就有些像桂珍了。不等我们去寻找“骡子”时，他先叫起来了：“不是我姐姐，才不是我姐姐呢！”
他哭丧着脸，继续喊叫：“我姐姐的头是长的，这个头是圆的。我姐姐头发是黑的，这个头发是黄的……”
“你也别犟，”队长说，“长头也能压成圆头，黑毛也能染成黄毛，没准就是你姐姐的头哩！”
“骡子”哭了，他又举出了几十个根据来证明那颗头不是他姐姐的头，搞得我们也有些不耐烦起来，队长也高了嗓门，说：“‘骡子’，你也甭吵吵啦，去叫刘书记吧，他老人家眼光尖锐，他老人家要说这头是你姐姐的头就是你姐姐的头，他老人家要说这头不是你姐姐的头你想赖成你姐姐的头也不行。”
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队长点了一大片人名，让他们回家吃饭，吃了饭好去粉坊加夜班干活，顺便把刘书记喊来验头，但人们都不想挪步。队长无奈，只得吩咐大家好生看守着人头，别出差错。此时太阳已完全下山，但天还没黑，有几只乌鸦在我们头上很高的地方呱呱地叫，远望村庄，已被盘旋的炊烟弄得一团模糊。
人们围着人头，都如磁石吸住的铁钉一般，谁也不动，也没人说什么。眼见着那天就混沌起来，农历十六日的大月亮放出软绵绵的红光来，照在我们的脸上和背上，也照在那女人头上。那女人头上跳动着一些碧绿的光点儿，我们目不转睛地看着。人是如此了，那些猪们却在月光下撒起欢儿来，一个个都把鬃毛倒竖，你追它赶着，喉咙深处发出吠叫，汪汪汪一片。我们不去管它们。
你的行为使我们恐惧（9）
“这不是我姐姐的头！我姐姐跟着劳改农场一个劳改犯跑了，这不是我姐姐的头！”他的嚎叫淹没在月光中，竟似受伤的鲫鱼往水底沉落一般，没有人理睬他。
远远的一盏红灯从村口飘过来，飘飘摇摇，摇摇飘飘，不似人间的灯火。大家都知道刘书记来了，在水一样的波动着的月光下，流过来清脆的驼铃声。红灯刚由村口出现时，我们感觉到它流动得很慢，似乎老半天都不动地方；渐渐逼近时，才发现它流动得很快，宛若一支拖着红尾巴的箭。
人圈又是非常自动地裂开一条缝，大家都把目光从人头上移开，看着身躯肥大的刘书记手里擎着一盏纸糊的红灯笼，从骆驼背上轻捷地跳下来。据“黄头”的叔叔八老万说，内蒙的骆驼是跪倒前腿，降低高度，让夹在它的双峰之间的骑者安全地跳下来，我们这头骆驼却从不下跪，刘书记腿脚矫健，也用不着它下跪。
“人头在哪里？”刘书记的嗓音像铜钟一样。
没人回答，但却自动地把通往人头的缝隙闪得更宽了。大家的目光随着大摇大摆的刘书记往前移动。最后都停在被红灯笼照明了的人头上。这时，队长才气喘吁吁地跑来了，与队长同时跑来的还有民兵连长（他是刘书记的亲侄）和两个基干民兵。民兵连长背着一支老掉牙的日本造三八大盖儿步枪，枪口上套着贼长的刺刀，刺刀尖上银光闪闪，照耀着历史，使我们猜想到了战争年代的情景。那两位基干民兵都是贫农的儿子，他们每人扛着一支铁扎枪，枪头后三寸处绑着绒线缨儿，在月光下抖动。他们腰里分左右各别着两颗木把手榴弹，也不知是什么年代制造的，更不知臭了没有。
刘书记把红灯笼交给此时已气喘吁吁地站在他背后的民兵连长擎着，民兵连长的另一只手紧紧地抓着三八枪的皮带。灯笼火下，出现了一条条重叠着的大影子。
“我怎么看怎么觉得这头像桂珍的头……”队长对刘书记说。
刘书记不待他说完就破口大骂起来：“放你娘的狗臭屁！”
队长的腰立刻就弯曲了。队长弯着腰退到我们中间，再也不说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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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书记张望了一下众人，怒冲冲地说：“你们还围在这儿干什么？一颗死人头有什么好看的？谁稀罕？谁稀罕谁提回家去吧！”
谁也不稀罕，大家就惶惶地四散回家了。
我们的猪给我们制造了相当多的麻烦，它们玩疯了，在月光地里，活像一群恶狼。
我们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