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好好的回忆回忆，到底有多少？”王军半是嘲笑半是认真的问。
刘裕民平静了好一阵，这才慢慢的说道：
“这密码箱嘛，是我和李素珍共用的，平时放在书柜里，箱子里放着户口本啦，房产证啦，还有工资卡啦，存折啦，以及其他一些杂七杂八的家电维修证书。另外呢，还有一笔钱，数目也不大，大概在五千元左右的人民币。这笔现金嘛，本来是我们怕万一有什么三病两痛时，拿来应急的。另外，就在今天下午，我还把一笔美金放在这密码箱里。此外就没有别的东西了。”
“多少美金？”张文急着问。
“不多，不多，就三百美元，三百美元。”刘裕民轻描淡写道。
“就这么多钱？那数目并不是很大呀……”王军半信半疑的说着，适当的咽下了后半句话。
“就这么多，真的只有这么多。”刘裕民又强调道。
王军也不再多问，和张文一道把床底下散落的东西全部找出来，让刘裕民过目首肯后再放到一边，叫他把所有的东西检点一遍，看看到底少了些什么东西。刘裕民看完后，又向王军说明道：
“箱子肯定是被人撬开了，这里面的其它的东西都在，就那五千左右的人民币和三百美元不见了。”
王军叮嘱刑警再在各处仔细搜查了一遍，没有在其他地方找到人民币和美元。又派人去询问了今天晚上跟李素珍一起打牌的那几个人，问明了李素珍在牌桌上所输的钱也不超过五百元。如此一来，王军和张文一致认定：那笔五千元左右的人民币和三百美元应该是被盗了。于是，他再向刘裕民询问道：
“老刘，你最后一次开这密码箱是什么时候？”
刘裕民回忆道：“就在今天下午，我还开了这密码箱，在里面放了三百元美元。当时，我还看见了，这箱子里有一叠面值一百元的人民币，大概在五千元上下。后来，我把箱子锁好，放到书柜里，就出去了。”
王军听罢长吁了一口气，肯定道：“既然李素珍的钱包里还有几千元现金，看来她也不大可能动用密码箱里的钱。就算她动用了这箱子里的钱，那么还是应该剩至少两千元左右，而且这箱子肯定是你放过美元之后才被撬开的，基本上可以认定是今天晚上被撬开的，那么现在可以肯定，你家来了盗贼，李素珍的死跟盗窃案犯相当关联。”
朱亮在一旁异议道：“王队，不是相当相关吧，这肯定是一件入室抢劫杀人案无疑。”
王军苦笑道：“小朱，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你看，那浴室里就没有入室抢劫杀人的痕迹。我们还要看看法医的鉴定，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证据再去下结论。”王军说着，叫朱亮随刘裕民到各处看看还有没有丢失其他东西没有，安排张文带几个刑警们在室内室外继续寻找盗窃案犯出进房子的蛛丝马迹，又叫几个民警向周围的居民调查今晚整个院子里的人员出进情况。
一会儿法医赵洪过来向王军报告：死者的死亡时间在十一点左右，死者身上没有留下任何搏斗挣扎留下的创伤和痕迹，据目前的情况，初步认定死者系一氧化碳中毒致死。至于是不是有其它方面的异常，要等做进一步的尸检才能下最后结论。
王军要求马上对李素珍做进一步的尸检，李素珍的尸体被运到了公安局。
刘裕民在整套房子里查看了一遍，没有发现丢失其他东西。张文带着几个刑警在里里外外又仔仔细细的搜查了一遍，也没有发现其它可疑点。王军不放心，在整套房子内外又查看。他发现，刘家的阳台和所有的窗户上都安装了防护栏，他将这些防护栏的铁栏杆一根根的敲打检查，找不到任何攀爬破坏的印记，门锁上也没有留下撬动过的痕迹。再回头看室内，从浴室经厨房到餐厅再到前厅出门，这几间房子是案犯从杀人现场逃离刘家的必经之地，而正是这几间房子的地板上，都存有拖地之后留下的水痕，楼梯和二楼的平台也被拖洗过，而且，厅屋门外还放有一个拖把。王军认为，这拖地之举不大可能是李素珍所为，因为她急着要去打麻将，就算李素珍要拖地，也应该会在洗澡之后再拖，拖地之后也不会把拖把放在门口，而应该是按惯例放到阳台上去。而经过查实后得知，从案发至今根本就没有人拖过房子。由此可以看出，案犯非常狡猾，可能在出门之前用拖把把现场拖洗了，因此，在浴室，厨房，饭厅，前厅屋里所采到的脚印可能不是案犯留下，而是后来进屋的无关人留下的。由此可以推定，案犯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极有可能是戴着手套作案。值得庆幸的是，案犯还是有一处疏忽，他没有拖洗存放密码箱的那间卧房，因此，警察在密码箱上，以及房子的地板上和床底下采到了一些可疑的脚印和手纹。结合这些情况，王军觉得案情有些扑朔迷离了，既然是入室抢劫杀人，必然留下窃取财物的痕迹，为什么要画蛇添足的制造一个煤气中毒的假现场？而且没有拿走李素珍钱包里的钱，以及她的首饰？未必这盗窃犯还会嫌盗到手的钱物太多？既然有反侦查意识，在离开之前还懂得要把痕迹拖洗干净，为什么会忘了拖洗那间存放密码箱的房子？而且这盗窃犯就只撬开了密码箱，却没有到其他地方翻寻，莫非案犯对刘家情况了如指掌？但不管案情如何让人迷糊，有现场就必然有痕迹，循着这些痕迹就能抓到罪犯，侦破此案，至于到底是入室抢劫还是蓄意谋杀，目前还不能定论。王军认为，既然窃贼敢于到政府二院来作案，应该是一个胆子特大，手段高强的惯犯。可以肯定的是，犯罪分子既然不是通过破坏阳台和窗口的防护栏进入室内，那就只能是开门后入室作案。他再仔细观察那把门锁，门锁上确实找不到撬动的痕迹，这是一把高智能防盗门锁，一般的盗贼很难轻易打开这样的锁。如此一来，王军断定，要么这个盗贼是开锁的高手，要么他有这张门的钥匙。鉴于此，王军问刘裕民道：
“老刘，你说说看，哪些人有这张门的钥匙？”
刘裕民回答道：“总共四个人有这张门的钥匙，一个是我，一个是我老婆李素珍，一个是我家孩子琳琳，另一个是我家保姆刘芳。”
“那你赶快问问琳琳，看她的钥匙在不在身上。”王军催促道。
刘裕民打通了岳母娘家的电话，问到琳琳的钥匙好好还在身上。王军听了这一情况，便向刘裕民询问保姆刘芳的情况，刘裕民回答道：
“刘芳是我老家的亲戚，半年前才来我家，她是一个老实厚道的乡下女孩子，很能干。李素珍特别喜欢她，除给她高工资外，还经常给她买衣服，发零用钱，又特意给她配了一个手机。我们一家人待她很好，她和我们的关系也很融洽，加之又是亲戚，我想她应该不会做什么对不起我家的事。再说，她是一个小巧的姑娘，凭她那身力气，绝对不是李素珍的对手，哪里能害得了别人？王军，你就别怀疑她吧。”
王军苦笑道：“老刘，在案件侦破之前，她毫无疑问是怀疑对象，她对你家的情况比较了解，而且为什么这样凑巧呢？她一回家，你家李素珍就出事了。我现在最关注的是她身上那把钥匙，案犯能打开这张门，跟那把钥匙有关联。”
“那我就打电话问问刘芳吧。”刘裕民说着就要给刘芳打电话，王军制止道：
“你先别打她的手机，先和她家里人联系，看她是不是真的回家了，如果没有回家，那事情就麻烦了。”王军知道，刘裕民的老家离L市有数百里之遥，乘车回去至少要五个多个小时。由此可以断定，如果刘芳有作案的可能，肯定不可能在回家后再返过头来作案，而只能是在L市潜伏下来，到晚上再过来作案。而案发至今只有两个小时左右，那么刘芳也不可能在这两个小时内赶回家。
刘裕民拨通了亲戚家的电话，问及刘芳是否回家。对方告知，刘芳没有回家，她的母亲根本就没有生病，也没有打过什么电话。刘裕民把这一情况告诉王军后，王军立即意识到事态严重。他推想：第一种可能是刘芳被人骗了，而且这骗刘芳的人对她的情况了如指掌，想办法拿走了她身上的钥匙，再来刘家作案。但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刘芳欺骗了刘裕民夫妇，她并没有回家，而是在L市潜伏下来，伙同他人或者单独作案。当然，根据刘裕民提供的情况，这种可能性不大。王军觉得，目下最关键是找到刘芳。于是，他派张文到离市政府二院远一点的街头电话亭去打刘芳的手机。张文领命而去，他在一个街头电话亭里拨打了几遍刘芳的电话，结果都被告知，对方已经关机。张文把这一情况报告王军后，凭借多年的经验，王军隐隐的预感到刘芳可能已经遭遇了什么不测，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第一种可能基本成立，由此可知这桩入室盗窃案不会是一件简单的盗窃案，极有可能是一桩筹谋已久的凶杀案，至于作案动机，还必须作进一步的调查才能下结论。但还是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刘芳就是是罪犯，她伙同他人作案后畏罪潜逃。不管是哪一种可能，目下最关键的是：找到刘芳，这事情刻不容缓。
王军把目前所掌握的情况向周汉良大致汇报一番后，周汉良也觉得案情让人琢磨不透，他下令连夜侦查，找不到有价值的线索绝不离开现场，他建议马上就在案发点召开现场会。
此时已经是凌晨三点，在现场会上，周局长一再强调：凶杀案发生在一个副市长家中，是本市建国以来闻所未闻的第一次，决不能把它当作一桩单纯的入室盗窃凶杀案来看待，而要把它当作一桩非同一般的大案要案。他对此案的评语是：案情非常重大，手段特别狡猾，影响极其恶劣，破案难度不可预料。他建议把此案起名为107入室抢劫杀人案，成立一个专案组，由他担任组长，负责全面协调工作，王军任副组长，负责侦破工作，刑警大队的全体刑警都是这个专案组的成员，其他民警，也包括各分局，各派出所的工作人员，都要全力关注此案，协助侦查。周局长决定，L市公安局，包括下面各分局，各派出所，都要全力以赴，不惜一切代价，尽快侦破这件恶性杀人案，否则，无法向市委市政府交待，无法向全市人民交待。王军向与会者通报目前所掌握的基本情况后，暂时把案件定性为入室抢劫杀人案。他建议立即派出几班人马去寻找刘芳，其他人继续在现场和整个院子里寻找其他线索，另外还要组织一班人马想方设法去追查刘家丢失的那些钱的下落。短会结束后，各班人马迅速展开了行动。
刘裕民向警方提供了刘芳的照片和其它他所知道的有关刘芳的一切情况。几队人马连夜去寻刘芳，张文带一队人马赶往刘芳老家寻找，朱亮带另一些人到各个车站码头旅馆去查访。
在政府二院执行调查取证的人陆续回来向王军汇报了两个线索。一个是门卫提供的线索：昨晚九点多钟时，一个三十上下的中年男子，身高在一米六五左右，体态粗壮结实，穿着装扮也很气派。此人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盒饭，说是要亲手送到副市长刘裕民家去。当时，门卫以为他是什么有身份的人，说不定是给刘副市长家送礼的，随便问几句，让他登记之后就放他进门了。但事到如今，就一直没有看见那人出来。王军立即差人在整个大院挨家挨户的调查了一遍，没有找到什么可疑人物。再去查实那条进门登记信息，发现来者是拿一张假身份证进行了登记。
另一条线索是搜查可疑人物的过程中发现的。警犬从案发现场一直闻到大院的后围墙边才停了下来，往墙头上嚎叫不止。跟随的警察在靠墙的那棵树上找到了攀爬后留下的新痕迹，又在地上采到了一大一小两种不同的脚印，根据脚印来计算，一个人的身高应该在一米八左右，另一个人的身高应该在一米六五上下。围墙的外墙面上也留有一道滑过的痕迹，地上还留有脚印，从脚印的纹路大小来判断，跟围墙里面的一种脚印毫无二致，肯定是那个一米六五上下的犯罪嫌疑人留下的。
王军听完这些汇报后，认为案犯大体上可以锁定是那个三十上下，一米六五左右的中年男子。他从院门进来，开锁后潜入刘家，在刘家作案后从后围墙爬了出去。但既然在围墙下发现了两种不同的脚印，他觉得事情值得斟酌。到底是两个人联合作案，还是一个人单独进来作案后，另一个人在围墙处接应他？这些，都必须等回公安局，把刘家房子里采集的脚印作过技术甄别鉴定后才能下结论。值得庆幸的是，已经找到了案犯的目击证人，那就应该赶快通知画像的技术员，描出案犯的模拟像。
同时，王军又派人去附近的各个快餐店打探情况，自己则带人去寻找盒饭的下落。他们在整个院子里找了一通，总算在一个垃圾桶里找到了那袋原封未动的盒饭。王军叫人在饭盒上和塑料袋提取到了一些指纹，但想到罪犯有极强的反侦查意识，可能带着手套，王军认为：这些指纹说不定全部是快餐店员工留下的，没有多大意义。黎明时分，到快餐店打听情况的警察也回来了，他们在一个叫步步高的快餐店得到了这样一个情况：昨晚上九点左右，一个三十上下，身高在一米六五左右的男子来步步高要了几盒饭。当时，快餐店的员工把盒饭打包交给那个男子时，他特别小心的拿一张纸包在袋子的提带上，这才把盒饭袋提走了。王军得知这一情况后，意识到案犯极有可能就是那个提盒饭的男子，他拨腿就跑到那个垃圾桶旁边，用镊子把那里面的几张纸小心翼翼的取出来，交给警察去提取指纹。
根据门卫的描述，画像人员在门卫室画出了一张案犯的模拟像，王军要求他们再去找快餐店的员工再进行详细的核实，最终画出了令所有目击者一致认可的罪犯模拟像。
此时已经是凌晨五点，现场取证和外围调查还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王军一直在刘家坐镇指挥，他左思右想，觉得在目前所掌握的情况下，破案的关键线索有两条，一条是刘芳和她身上的钥匙，另一条是刘家丢失的那些钱，特别是那三百美元。于是，王军又抱着侥幸的心理，向刘裕民打听道：
“老刘，你再好好的回忆一下，看你还能不能记得你家丢失的那些钱有什么特征？”
刘裕民想了想，为难道：“那些人民币，都是李素珍放的，我也不知道到底放了多久，更不记得有什么特征，但那三百美元倒是有号码记录。”
刘裕民说着，取来那只撬开的密码箱，从里面翻出一张纸条来，递给王军，又向他说起了那三百美元的来历：
原来，一个月之前，刘裕民随一个代表团去日本考察。临走之前的几天，一个同事想托他帮忙从日本带一台数码相机回来。当时，刘嫌带东西麻烦，不大愿意帮这样的忙，便以外汇有限为由婉拒了。不想就在他临行前的晚上，那个同事揣着三百美元上他家门了，当然还是想请他帮忙带相机。如此一来，刘裕民也只能答应帮忙了。而李素珍是一个特别细致的女人，当她得知这些美元是同事从小贩的手中换来的后，就当着那同事的面一一记下了这些美元的号码，并和同事说定，如果这些美元里有假钞，就以原钞退回。刘裕民去日本时并没有带这些美元上路，从日本回来时，他用自己节余的外汇给那同事带回了相机，这三百美元就留在家里了。但李素珍怕这些美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