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够了！”安吉拉喊道，“我不想再听到任何抱怨声和狗叫声！”
一时间，大家都静了下来，甚至拉斯蒂也停止了吠叫。
“别着急，亲爱的，”戴维安慰说，“你发火也解决不了问题。”
“我发火用不着你管。”安吉拉咆哮着。
“好的，”戴维轻声说，“我去把那位保姆请来。”
“我不是小孩子了。”尼琪抱怨说。
“噢，别烦我了。”安吉拉仰脸望着天花板，无奈地说道。
戴维离家去请多萝西·韦默思的姐姐艾丽斯·多尔蒂。安吉拉也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她意识到他们不该告诉各自的雇主，说自己愿意在7月1日就开始上班。他们应该留出几天时间把家安顿一下。
艾丽斯是一位天使，看上去就像一位和蔼可亲的祖母，有着和善热情的面容，雪白的头发，眼睛里闪动着亮光。她办事认真，尽管已经79岁，却有着惊人的精力。她同时还具有像尼琪这种多病任性的女孩所需要的爱心和耐心。更可贵的是，她也喜欢拉斯蒂，这使尼琪马上就喜欢上了她。
安吉拉首先告诉了她如何帮助尼琪进行呼吸系统疏导练习。艾丽斯学会这种方法是很重要的，而她很快就学会了。
“你们夫妇二人什么也不用操心。”她对正走出后门的戴维和安吉拉说。尼琪正抱着拉斯蒂，并举起小狗的前爪做出告别的姿势。
“我想骑自行车。”来到屋外后，戴维对安吉拉说道。
“你是认真的吗？”安吉拉问道。
“当然。”戴维回答说。
“随你便。”安吉拉说完，便钻进沃尔沃汽车，踩下了油门。她向戴维挥挥手，接着驾车驶出了汽车道，右拐向城镇开去。
尽管安吉拉对自己的业务能力充满信心，但第一次开始真正的工作，她仍感到有点紧张。
她鼓了鼓勇气，提醒自己说，第一天开始工作心情紧张是很自然的。她先去迈克尔·考德威尔办公室报了到。考德威尔立即带她去见海伦·比顿院长。不巧比顿正在同专业人员总管德尔伯特·坎特医生谈话，但她仍中断了谈话来欢迎安吉拉。她请安吉拉进到她的办公室，并向坎特医生作了介绍。
坎特医生握着安吉拉的手，放肆地上下打量着她。安吉拉上班的第一天专门穿了一件漂亮的丝裙。“噢，噢，”他说，“你看上去确实不像我在医学院时班上的那几位女孩子。她们简直像狗一样。”说完他开心地大笑起来。
安吉拉笑了笑。她真想说她自己的班级正好相反──那几个男生才真像狗一样。但她管住了自己的舌头。她立时就发现坎特医生很令人讨厌。他显然属于那种老式学校中的少数派，仍对从事医学专业的妇女感到不自在。
“我们很高兴你加入巴特莱特社区医院这个大家庭，”比顿送安吉拉走到门口，说道，“我相信你会发现这儿的工作既具有挑战性又具有吸引力。”
离开了行政区，考德威尔带领安吉拉来到临床实验室。沃德利医生一看见她，马上从桌子后跳了起来，甚至拥抱了她，仿佛他们是老朋友一样。
“欢迎参加我们小组的工作，”沃德利满脸热情地笑着说，一只手仍抓住安吉拉的手臂没放，“几周来我一直盼着这一天哩。”
“我要回办公室了，”考德威尔对安吉拉说，“我看得出，你在这儿会得心应手的。”
“你真不简单，招聘到这位天才的病理医生，”沃德利告诉考德威尔说，“你应该受到嘉奖。”
考德威尔以笑作答。
“一个好人。”沃德利说道，看着考德威尔离去。
安吉拉点点头，但她心里在想着沃德利这个人。尽管她再次意识到这个人使她想起自己的父亲，但她现在也看出了他们之间的差别。
沃德利的热情正好同父亲的冷淡形成鲜明的对比。安吉拉甚至被沃德利明显的欢迎态度所打动。第一天就受到如此热情的接待，她感到十分愉快。
“首先，”沃德利说道，搓着双手，绿色的眼睛闪烁着孩童般的热情和激动，“让我带你去看看你的办公室。”
他推开自己办公室的一扇连接门，走进另一间屋子。这屋子看上去似乎新近才装修过。全屋都是白色：墙壁、办公桌，每样东西都是白色的。
“喜欢吗？”沃德利问道。
“太好了。”安吉拉答道。
沃德利回头指着连接门。“那门永远是开着的，”他说，“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上都是这样。”
“很好。”安吉拉重复道。
“现在我们再去看看实验室，”沃德利说，“我知道你看过一次了，但我想把你介绍给那里的工作人员。”他从衣钩上取下一件长大的白色工作服，穿在身上。
在其后的15分钟里，安吉拉见到了许多人，她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在这儿工作。看完实验室，他们在微生物科旁边一间无窗的办公室门前停了下来。这间办公室属于安吉拉的同事保罗·达内尔，也是位病理学医生。
与沃德利相反，达内尔是一位小个子男人，衣衫不整，白色的外套上沾有不少斑斑点点，那是在制作载玻片时弄脏的。他看上去很和善，但平淡寡言，同热情洋溢的沃德利几乎形成鲜明的反差。
参观结束后，沃德利又陪安吉拉回到办公室，并向她说明了她的职责和任务。“我要使你成为这个国家中最优秀的病理学家之一。”
他的口气中充满一位真正导师所具有的热情。
戴维高兴地骑着自行车走完了三英里半的路程。早晨清新的空气很醉人，一路上鸟语花香，超过了他的想象。途中他还看到了几只蜂鸟。更使人愉快的是，在刚刚跨越咆哮河时，他甚至看到几只小鹿跑过挂满露水的田野。
到达业务大楼时，戴维发现自己来得太早了。快到9点钟时查尔斯·凯利才来上班。
“我的天，你来得真早，够积极的！”凯利看到戴维正在佛综站的候诊室内翻阅杂志时说道，“快进屋吧。”
戴维跟他走进办公室。凯利让他填了几张常规表格。“你将参加一个专家小组工作，”在戴维填表时，凯利说道，“你会喜爱这儿的工作的：良好的设备、训练有素的同事。你还会想要什么呢？”
“我是想不到别的什么了。”戴维承认说。
填完表后，凯利又向他说明了一些基本规章制度，然后陪戴维来到他的新办公室。凯利推开门，走了进去，而戴维则停在门口，欣赏了一会儿他那已经安放在门槽中的名牌。当他看到自己名牌上方的名字：凯文·扬森时，不禁吃了一惊。
“这是同一个套间吗？”戴维赶上凯利，低声问道。候诊室里有六位病人。
“同一个。”凯利答道。他在玻璃隔窗上敲了两下。隔窗开后，他向接待员介绍了戴维。戴维将和扬森医生合用这位接待员。
“很高兴认识你。”安妮·威辛顿用浓重的南波士顿口音说道。
她的牙齿碰响了一下；戴维惊缩了一下。
“进去看看你的私人办公室吧。”凯利说，同时回头告诉安妮去叫扬森医生在接待病人间隙时过来同威尔逊医生见见面。
戴维感到迷惑不解。他跟着凯利走进原来波特兰医生的办公室。
墙壁重新漆成了灰色，地上又铺了一张新的灰青色地毯。
“你觉得怎么样？”凯利笑着问道。
“我觉得很好，”戴维回答说，“波特兰医生去了哪儿？”
未等凯利回答，扬森医生出现在门口，并快步走进办公室，把手伸向戴维。他没理睬凯利，自己主动向戴维作了介绍，并请戴维称呼他凯文。接着他又在戴维背上拍了一下。“欢迎你！你参加这个组的工作太好了，”他说，“你打篮球或网球吗？”
“都打一点，”戴维说，“但最近没打了。”
“我们得让你恢复起来。”凯文说。
“你是位矫形外科医生吗？”戴维望着自己这位同屋同事问道。
扬森是位体格健壮的男人，脸上有一股逼人的神气，微微内钩的鼻子上架着一副度数很深的眼镜。他比戴维矮四英寸，站在凯利面前，简直像个侏儒。
“整形医生？”凯文不屑地大笑起来，“不！我是手术系列范围中的对立面。我是位眼科医生。”
“波特兰医生去了哪里？”戴维再次问道。
凯文看看凯利。“你没有告诉他？”
“还没来得及。”凯利说。他摊开手掌，手心向上。“他刚刚到达。”
“我想波特兰医生不会再同我们在一起了。”凯文说道。
“他离开了这个小组？”戴维又问。
“也可以这样说。”凯文说，脸上挂着狡黠的笑容。
“恐怕波特兰医生在五月份自杀了。”凯利说道。
“就在这个房间里，”凯文说，“坐在那张办公桌旁边。”他指了指办公桌，接着又将手摆成一支手枪，食指作枪管，对准了自己的额头。“砰！”他说，“从前到后打穿了额头。所以这墙壁又重新刷过，地毯也换了新的。”
戴维惊呆了，两眼盯住办公桌后面的灰墙，尽量不去想象事情发生时这儿的情景。“太可怕了，”戴维说，“他结过婚吗？”
“很不幸，”杨森医生点点头，“有妻子和两个小男孩。真是个悲剧。我就知道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星期六上午他突然停止了打篮球。”
“我上次见到他时他的脸色就很难看，”戴维说，“他有病吗？
看上去他体重减轻了不少。”
“精神低落。”凯利说。
戴维叹了口气。“唉，世事难料啊！”
“让我们谈点愉快的事吧，”凯利清了清嗓子说，“我按照你的话做了，威尔逊医生。今天上午我们为你预约了病人。你能开始工作吗？”
“毫无问题。”戴维说道。
凯文祝戴维顺利，然后就回到一间诊断室去了。凯利又向戴维介绍了将同他一道工作的护士苏珊·比尔兹利。苏珊是位漂亮迷人的女人，年龄在25岁左右，黑色的短发衬着俊俏的脸蛋。使戴维立即产生好感的是她那活泼热情的性格。
“你的第一位病人已等在诊断室里了。”苏珊愉快地说。她将诊断病历交给戴维。“你找我时可直接按蜂鸣器，我去叫第二位病人做准备。”她说完就走进了第二个诊断室。
“我想我该走了，”凯利说道，“祝你好运，戴维。如果有什么问题或困难，可直接找我。”
戴维打开病历本，读出上面的名字：玛乔里·克莱伯，年龄39岁，胸痛。他正准备敲诊断室的门，突然看到诊断概况上写着：乳腺癌手术，化疗，放射疗法。癌症是在病人35岁时，也就是四年前诊断出的，当时癌细胞已扩散到了淋巴腺。
戴维迅速浏览了病历的其他部分。他有点慌乱无措，需要准备一会儿。一个胸癌已经转移或扩散到身体其他部位的病人是一个严重的病例，他一开始工作就碰上这种情况，可不敢粗心大意。幸好玛乔里身体情况一直还好。
戴维敲了敲门，走进诊断室。玛乔里·克莱伯正身穿诊断服耐心地坐在诊断台上等候。她抬头用两只忧郁而充满灵性的大眼睛望着戴维。她的笑容使他的心里感到一阵温暖。
戴维作了自我介绍，正准备询问一下她近来的情况。她突然伸出手，握住他的一只手用力抓紧，贴近自己脖子的下方。
“谢谢你能来巴特莱特，”她说，“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是怎样祈祷像你这样的人能来这儿。我真是太高兴了。”
“我来这儿也很高兴。”戴维结结巴巴地说。
“在你来这儿之前，我为了能看医生等了足足四个礼拜。”她最后放开戴维的手说道，“自从学校的卫生保健工作转由佛综站负责之后，情况一直是这样。每次都是一个不同的医生。现在人们告诉我说，你是我的负责医生，这我就放心了。”
“做你的医生我感到很荣幸。”戴维说。
“等四个星期才看到医生是很可怕的，”玛乔里继续说，“去年冬天我患了严重的流感，以至于我以为是得了肺炎。幸好我看医生时，情况已有所好转。”
“也许当时你应该去看急诊。”戴维建议说。
“我当然也那样想，”玛乔里说，“但不准我们去。前年冬天我去过一次急诊室，但佛综站拒绝付款，因为我得的是流感。只要我的疾病没有生命危险，我就必须来这儿的办公室看病。没有事先得到佛综站医生的同意，我是不能去急诊室看病的。我如果看了急诊，他们就不付钱。”
“可是，那是没有道理的，”戴维说，“你怎么会知道自己的疾病是否有生命危险呢？”
玛乔里耸了耸肩。“我也问过这种问题，但他们不予回答，而只是一再说这是规定。不管怎么说，你来这儿我很高兴。如果我有什么问题，我可以打电话找你了。”
“这没有问题，”戴维说，“现在让我们谈谈你的健康情况。你的癌症由谁来负责？”
“由你。”玛乔里回答说。
“你没有肿瘤医生？”戴维问道。
“佛综站没有肿瘤医生，”玛乔里说，“我会定期来你这儿看病；如果你认为有必要，我再去找肿瘤医生米斯里奇。米斯里奇不是佛综站的医生，没有你的同意我不能请他看病。”
戴维点点头，认识到他自己需要时间来了解这种新规定的各种具体做法；同时他也知道自己要花相当的时间来详细研究一下玛乔里的病历。
在其后的15分钟里，戴维开始检查玛乔里的胸痛。他一面用听诊器听她的胸部，一面在她做呼吸的间隙里询问她在学校做什么工作。
“我是位教师。”玛乔里回答说。
“教哪一年级？”他问道。他从耳朵上摘下听诊器，开始准备做心电图。
“三年级，”她自豪地说，“我教过几年二年级，但我很喜欢三年级，孩子们在这个阶段简直像花朵一样可爱。”
“我女儿今年秋天就要开始读三年级了。”戴维说。
“太好了，”玛乔里说，“那她会在我的班上。”
“你有家庭吗？”戴维问道。
“啊天，当然！”玛乔里说，“我丈夫劳埃德在电脑软件公司工作，是位程序员；我们有两个孩子，儿子在上高中，女儿读六年级。”
半小时后，戴维满怀信心地告诉玛乔里说她的胸痛不严重，与她的心脏和乳腺癌完全无关。这是玛乔里最担心的两件事。她对他到巴特莱特来再次表示感谢，然后离开了诊断室。
戴维回到自己的私人办公室，感到很兴奋。如果他的病人都像玛乔里这样热情和通情达理，他在巴特莱特的事业一定很有前途。他将她的病历放在桌上，准备作进一步研究。
戴维从第二诊断室门口的病历架上取下第二个病人的病历开始翻阅。诊断概况上写着：白血病，进行过大量化疗。戴维不禁心内叫苦，又是一个需要大量“家庭作业”的疑难病症。病人的名字叫约翰·塔洛，48岁，已经治疗了三年半的时间。
戴维走进屋内作了自我介绍。塔洛是位英俊、友善的中年人，脸上洋溢着同玛乔里一样的热情和智慧。尽管他的病史复杂，但约翰的失眠症比玛乔里的胸痛要容易治疗得多，也会恢复得较快些。经过简短的交谈之后，戴维已很清楚，约翰的病症是由于家人的死亡所引起的一种可以理解的心理反应。戴维给他开了一些睡眠药，确信这一定会帮助约翰恢复正常的生活习惯。
解决了约翰的问题之后，戴维将他的病历同玛乔里的病历放在一起，准备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