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通过其它的一些资料，我们可以发现，这位被后世公认的一介武夫也并不象正史和小说中说的那么卤莽，他很有书生气，称的上是个文人，书画方面都很有才华，应该是个文武双全的人物，。
梁朝陶宏景在他的《刀剑录》中，就记载张飞擅长书法：“张飞初拜新亭侯，自命匠炼朱山铁，为一刀。铭曰：‘新亭侯，蜀大将也。’有人认为这个“刀铭”就是张飞自己写的。
元代吴镇在《张益德祠》中也提到张飞擅工书：“关侯讽左氏，车骑更工书。文武趣虽别，古人尝有余。横矛思腕力，繇象恐难如。”
明杨慎《丹铅总录》中说：“倍陵有张飞刁斗铭 。其文字甚工，飞所书也。”
明代卓尔昌《画髓元诠》载：“张飞……喜画美人，善草书。”
明代陈继儒的《太平清语》中说在四川省流江县有张飞纪功题名。上面写道：“汉将军飞，大破贼首张郃于八蒙，立马勒铭 。”可惜张飞的“立马铭 ”经过千百年的风剥雨蚀 ，已不复存在了，目前尚存清光绪年间的一个拓本。清末胡升猷题识称：“桓侯立马勒铭，相传以矛鍮石作家，在四川渠县石壁。今壁裂字毁。光绪七年六月，检家藏拓本，重钩上石。”
清代《历代画征录》亦有记载：“张飞，涿州人，善画美人。”
清纪晓岚亦有诗曰：“哪知榻本摩崖字，车骑将军手自书。”
另外，六十年代北京出版的一本《标准习字帖》的《编后》中也提到：“我国书法家并不限于文人，武将中亦不少，如张飞、岳飞等。”
从这么多的资料看，张飞不但不是一个一介武夫，而是文武兼修。这又引申出来了另外一个疑问：为什么会出现最后的这个莽张飞呢？
这个问题大概与三国后的民间艺人有关系。陈寿《三国志？张飞传》中记载，张飞在长坂桥前一声怒吼：“身是张益德也，可来共决死！”，吓的曹兵“敌皆无敢近者“，这种举动可能让民间艺人们觉得张飞在长坂桥的那种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近乎疯狂，非智者不能为而唯莽汉为之也，加上《三国志？张飞传》中说张飞“暴而无恩”（这个“暴而无恩”，指的是张飞有时会体罚和鞭打手下的兵士），说明张飞的言行是比较粗暴，这也让民间艺人们认为张飞更象一位莽汉，于是在他们的民间传说创作中便特意进行塑造和渲染，才会把张飞的形象逐渐的过渡到小说中的样子。这种民间的再创造很早就深入人心，在唐朝李商隐的《娇儿诗》中的“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就说明在唐代张飞的形象已经发生了转变，而且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不过，到了宋元时期的张飞已经不仅仅是“张飞胡”这么简单了，在《三国志平话》中的张飞简直就是乱来了，而且乱来的不合情理。《三国志平话》中描述的张飞先是把太守元峤夫妇杀了，又将督邮崔廉“于厅前系马桩上将使命绑缚。张飞鞭督邮边胸，打了一百大棒，身死，分尸六段，将头吊在北门，将脚吊在四隅角上。”，最后拉上刘备、关羽，“都往太山落草。”后来张飞还把袁术的太子袁襄给摔死了。这就不但荒谬无稽，而且有损于刘备、关羽、张飞的形象。
幸好后来罗贯中的出现才使得张飞的形象得到完美的处理，虽然张飞在《三国演义》中还是莽汉一个，但是粗中有细，性格鲜明而又合情合理。尽管罗贯中舍弃了张飞的擅长书画的艺术才华，但却无损于这个人物的形象，也符合史书上说的张飞有“国士之风”的评价。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出罗贯中的功力。
“至止”和“莫与为对”
诸葛亮的口才如何，史书中没有记载，不过想到刘备在危急时刻能派他去说服孙权，应该是不错的。虽然没有《三国演义》中“舌战群儒“那么艰险，总还是有点难度的。
要说口才，在三国历史上有两张名嘴，雄辩功夫确实了得。史书上分别称为“至止”和“莫与为对”。
第一张名嘴广汉（今四川广汉）人董扶。这个人在小说《三国演义》中没有出现过。不过在东汉末年可是比较有名的。在东汉朝廷被誉为：儒宗。据《三国志？刘焉传》注引《益部耆旧传》及《后汉书？方术传》记载：“董扶字茂安。少从师学，兼通数经，善欧阳尚书，又事聘士杨厚，究极图谶。遂至京师，游览太学，还家讲授，弟子自远而至。”名气的确不小，后来陆续有人向朝廷推荐董扶，董扶偏偏就是不去，还挺有个性的。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董扶的名气越来越响亮。“前后宰府十辟，公车三徵，再举贤良方正、博士、有道皆不就，名称尤重。”不过，这个董夫子到最后还是未能隐居山林，做个逍遥神仙。大将军何进公车特召，总算把他给请了出来，官拜侍中一职，而且是很受器重。后来董扶随刘焉去了益州，估计是想落叶归跟吧。陈寿的《益部耆旧传》介绍到这里有一个有趣的记载：“扶出一岁而灵帝崩，天下大乱。”怎么看怎么象是陈寿对董扶离开京城感到惋惜，似乎陈寿认为如果董扶不走可能会出现另外的局面（调侃而已，别拍砖）。不过到了益州以后，这位董夫子的特长…雄辩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的口才好到什么程度呢？据该书记载：“始（董）扶发辞抗论，益部少双，故号曰（致止）〔至止〕，言人莫能当，所至而谈止也。”只要董扶一开口，就没有人能说的过他，以至于到了最后，只要董扶走到哪里，别人就都不说话了。你说这董扶的学问、口才有多好！后来诸葛亮问秦宓以扶原因，秦宓的回答是：“董扶褒秋毫之善，贬纤芥之恶。”按现在的话来说，逮着什么说什么，难怪会“所至而谈止”呢。这位董夫子还有一个特长：观星望气。董扶跑去和刘焉说：“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也不知道是自己想回乡而蒙刘焉呢的还是把刘邦的发家史研究了一番而得出来的结论呢或者真是观星望气的结果，难说），经他这么一说，还马上让刘焉活动了一阵子，总算当上了益州牧，看来是把董夫子的话当真了。不过从事后看，董扶也真没说错，只怪刘焉父子不争气，这个“天子气”最后落在了刘备头上，还有一位是大家都非常熟悉而又被小说《三国演义》冤枉了的蒋干。说他被冤枉，是因为在《三国演义》中，蒋干被描述成了一个小丑。他为了说服周瑜投降曹操，两度从曹营来到江东，又两次被周瑜利用，不但使得曹操误杀了水军都督蔡瑁、张允，还让庞统定下的连环计得逞，最后火烧曹军，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在小说里，蒋干算得上是一张臭嘴。
不过，历史上的蒋干却不象小说中写的那样无能。据《三国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记载：“初曹公闻瑜年少有美才，谓可游说动也，乃密下扬州，遣九江蒋干往见瑜。。。。。（蒋干）乃布衣葛巾，自托私行诣瑜。）不料周瑜一眼就看出来蒋干此行的目的，一见面就给了蒋干一个下马威，周瑜说：“你不远千里而来是为曹操做说客的吧？”蒋干则是一口否认。周瑜又把蒋干请到自己的军营里，“行视仓库军资器仗讫，还宴饮，示之侍者服饰珍玩之物”，然后周瑜向蒋干表明了自己的志向：“我蒙受孙氏兄弟的知遇之恩，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行计从，祸福共之，即使是苏秦、张仪在世、郦叟复出，也别想说服我去投降曹操。”蒋干回去以后，一再“称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闲。”在历史上的确有过游说劝降的事情，但时间却不是在赤壁之战期间。双方的政治立场不同，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共同语言了。那蒋干的口才有多好呢？该书记载：“干有仪容，以才辩见称，独步江、淮之间，莫与为对。”在整个江、淮一带都没有对手。
一个是在益州“所至而谈止”的董扶，一个是“独步江、淮之间，莫与为对”的蒋干，在三国时代称的上是两张名嘴。就不知道这两个人一旦遇上，谁会是第一呢？
其实，在三国那个英雄辈出、能人荟萃的时代，象董扶、蒋干这样的名嘴还有很多很多，只不过是因为年代久远、史料缺乏，才会把这些名嘴们给湮没和遗忘了。
刘虞—三国前期最杰出的政治家
他，一位皇家贵族，出身高贵。
他，一个清官，公正、仁和，政绩显著。
他，民族问题专家，深受其他民族敬仰，他死后，连这些外邦异族都要为他报仇。
他，一位忠臣，一生为国，从不背叛。
如果，他真的做了皇帝，三国的混乱局面也许就不会发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也就不会出现了。
他，就是后汉三国前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刘虞。
刘虞（？—公元193年），字伯安，东海郯县（今浙江嵊县）人，虽然和袁氏兄弟、刘璋等人一样同属高干子弟，却没有倚靠祖辈的荫蔽，而是从基层做起，早年举孝廉，担任户曹吏之类的小官，任内“治身奉职”。后来又当过博平令，“治正推平，高尚纯朴，境内无盗贼，灾害不生”。当时甚至出现过这样的传说：时邻县接壤，蝗虫为害，至博平界，飞过不入。这个传说虽然不足为信，但也足以说明刘虞的杰出才能已经是广为流传。由于政绩显著，后累升至幽州刺史、甘陵相，汉灵帝时历升尚书令、光禄勋、宗正等要职，灵帝末年，以宗正复任幽州牧。董卓专权时期，董卓对刘虞也是极力拉拢刘虞，拜大司马，进封襄贲侯。初平元年，又代袁隗为太傅。 位居三公之列。但由于当时的交通等方面的原因，远在幽州的刘虞并没有接到这项任命。以刘虞的生平情况看，就算接到，他也必定不会理睬。
刘虞为官清廉， “虽为上公，天性节约，敝衣绳履，食无兼肉”， 与当时东汉官僚穷奢极欲的腐朽作风截然不同，因此对幽州风气的改变起了很大作用，“远近豪俊夙僭奢者，莫不改操而归心焉”，在后汉末年具有很罕见的人格魅力，深受百姓、士人爱戴。刘虞在任期间“务存宽政，劝督农植，开上谷胡巿之利，通渔阳盐铁之饶”，重点发展农业、养蚕业，利用上谷郡与匈奴、扶余、鲜卑等民族进行边境贸易，开采渔阳郡丰富的盐、铁资源，按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自我挖潜，脱贫致富。经过刘虞的有管理，幽州成为当时最为富裕的地区之一。从青州、徐州过来定居的百姓竟有百万之众，说刘虞是个出色的内政高手一点也不过分。
汉朝的外邦异族问题一直困绕了当权者几百年，一直没有解决好。东汉末年，战乱频生，这些外邦异族也乘机进行入侵。危害了政权的稳定。灵帝中平四年（公元187年），前中山太守张纯投靠乌桓辽西部大人（即首领）丘力居等人发动叛乱，并自号弥天安定王，为三郡乌桓元帅，抢劫青、徐、幽、冀四州，杀略吏民，扩充地盘。面对复杂的形势，刘虞立即派遣使臣到丘力居处晓以利害，成功瓦解了叛乱，避免发生民族之间的更大纠纷，并成功镇压了这场多民族参与的叛乱。在民族问题的处理方面，刘虞主张安抚，和平相处。他任内“民夷感其德化，自鲜卑、乌桓、夫余、秽貊之辈，皆随时朝贡，无敢扰边者，百姓歌悦之”，在各民族之中享有崇高威望。
初平二年（公元191年）春，袁绍、韩馥等诸侯欲拥立刘虞为帝，遭到刘虞的严词拒绝。刘虞厉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乱，主上蒙尘。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国耻。诸君各据州郡，宜共暞力，尽心王室，而反造逆谋，以相垢误邪”！作为大汉王朝的忠臣，刘虞心中想的只有尽心王室，重振朝纲。不仅如此，当汉献帝想还都洛阳，派刘虞之子刘和去找刘虞，让刘虞率兵迎接之时，刘虞也是毫不犹豫，立即执行。如果不是因为袁术、公孙瓒等人从中作梗，那后面发生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可能就变成了刘虞“助天子以平乱世”了，凭借刘虞的声望和幽州的实力，后汉王朝至少不会那么快就土崩瓦解。可惜天算不如人算，刘虞非但没有完成其复兴汉室的雄心壮志，反而在汉献帝初平四年（公元193年）被公孙瓒杀害，带着遗憾悲壮的离去。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刘虞的旧部鲜于辅、齐周、骑督尉鲜于银等推举阎柔为乌丸司马，率兵为刘虞报仇。由于当年刘虞在各民族之中的崇高威望，包括鲜卑、乌丸等民族在内的数万青壮加入到阎柔的队伍之中，与公孙瓒展开战斗。乌桓峭王也率其部落及鲜卑骑兵七千余骑为之复仇，最终大败公孙瓒于鲍丘，斩首二万余。
刘虞，虽然未能完成自己“尽心王室，重振朝纲”的心愿，但从他一生的政绩与才能，加上处理民族问题的水平这三方面的作为来看，说他是三国前期最杰出的政治家还是恰如其分的。
王朗的死法
《三国演义》中展现诸葛亮口才的地方主要有两个：一是“舌战群儒”，另外一个就要算“骂死王朗”。这一段文字写的很精彩，我们不妨再来欣赏一次：
孔明在车上大笑曰：“吾以为汉朝大老元臣，必有高论，岂期出此鄙言！吾有一言，诸军静听：昔日桓、灵之世，汉统陵替，宦官酿祸；国乱岁凶，四方扰攘。黄巾之后，董卓、傕、汜等接踵而起，迁劫汉帝，残暴生灵。因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社稷丘墟，苍生涂炭。吾素知汝所行：世居东海之滨，初举孝廉入仕；理合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何期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天下之人，愿食汝肉！今幸天意不绝炎汉，昭烈皇帝继统西川。吾今奉嗣君之旨，兴师讨贼。汝既为谄谀之臣，只可潜身缩首，苟图衣食；安敢在行伍之前，妄称天数耶！皓首匹夫！苍髯老贼！汝即日将归于九泉之下，何面目见二十四帝乎！老贼速退！可教反臣与吾共决胜负！”
诸葛亮的这段话，针锋相对、言辞犀利，把王朗骂了个体无完肤，难怪“王朗听罢，气满胸膛，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换谁谁也受不了，也真够绝的。
不过查阅史书《三国志》是找不到这段话的，这明显又是小说家的杜撰。原因有二：一是诸葛亮一出祁山的时候，王朗还在曹魏国都做司徒，没有前往前线；其二，王朗的确是死在公元228年（这一年正好是诸葛亮一出祁山），但从史料看，应该是死在许昌而不是祁山。这里面就产生出一个问题：罗贯中的这次杜撰仅仅就是因为情节发展的需要还是另有原因呢？
应该说罗贯中是特意安排的，不过原因还是出在王朗自己身上。理由有二：
其一，王朗在三国时期的名气很大，也是曹魏重臣。《三国志？王朗传》记载：王朗早年就以才华横溢、知识渊博著称，汉末割据时期的徐州牧陶谦就任命他为会稽太守。曹氏三代对王朗也是非常的赏识，从曹操时代的谏议大夫、参司空军事到曹丕时期的以军祭酒领魏郡太守、少府、奉常、大理、司徒，直至最后曹睿的司徒，位高权重，一帆风顺。陈寿对他的评价是：“王朗文博富赡，诚皆一时之俊伟也”。让一个这样的对手死在诸葛亮的手上，符合罗贯中“尊刘贬曹”的作品倾向，也对应了大将手下从来不斩无名小卒的传统写法。
其二，王朗在历史上虽然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