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无法补充，无奈之下，曹操只得收兵回兖。
献帝兴平元年（194年），曹操卷土重来，《三国志？陶谦传》中提到：“兴平元年，复东征，略定琅邪、东海诸县。谦恐，欲走归丹杨。会张邈叛迎吕布，太祖还击布”。由于在兖州境内发生张邈、陈宫的叛乱，曹操担心有失，不得不匆匆撤兵。徐州免于失陷。经过这两次的战争，陶谦的精神再也支撑不住，同年病重而亡，临死前对别驾麋竺曰：“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 （见《三国志？先主传》）。
从陶谦一生的几次战争情况来看，他在军事上还是有一定的才能，可惜是在错误的时间选择了 一个错误的敌人，最后导致自己的失败，陈寿说他“昏乱而忧死”，这“忧死”倒是名副其实的。
（三）
从以上两节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陶谦还算是一个比较有能力的一方诸侯，那么到底该如何评价陶谦呢？这就是下面要谈到的第三个问题：政治理想。这个话题在以往的文章中都很少谈及。而陶谦的政治理想对他的发展和灭亡都有着直接的关系。笔者想顺着陶谦的发迹史来进行分析，看看陶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封建官僚。
应该说陶谦是一个没有什么雄心大志的诸侯。他的一生从未有过什么乱臣贼子之心。但通过对史料的仔细研究，我们可以发现陶谦的的仕途之道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擅长投机。不客气的说：陶谦是一个政治投机商。
在之前笔者曾经提到：董卓专权时期，各路诸侯合兵讨伐，而陶谦没有参加。为什么不参加呢？看到董卓和各路诸侯旗鼓相当，一时难以判断谁胜谁负，陶谦干脆躲在一旁静观其变。而后来等到董卓退到长安、各路诸侯也散了伙之后，陶谦一看形势，觉得董卓的实力大为削弱，而自己可能会因为之前没有参战而引起这些诸侯的不满，便开始采取行动来进行弥补。前面提到的《后汉书？朱儶传》记载，“卓后入关，留朱儶守洛阳，而儶与山东诸将通谋为内应？？？？？？（儶）乃东屯中牟，移书州郡，请师讨卓。徐州刺史陶谦遣精兵三千，余州郡稍有所给，谦乃上儶行车骑将军。董卓闻之，使其将李傕、郭汜等数万人屯河南拒儶。儶逆击，为傕、汜所破。儶自知不敌，留关下不敢复前”。为什么当董卓尚在洛阳、诸侯群起而攻之的时候，陶谦不参战，而要到了董卓西去长安的时候，陶谦才出来响应呢？其动机让人怀疑陶谦所做的不是勤王，而是投机。果然董卓打败朱儶后不久，陶谦的做法有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使人更加看清了这个政治投机商的面目。陶谦《三国志？陶谦传》记载：“董卓之乱，州郡起兵，天子都长安，四方断绝，谦遣使闲行致贡献，迁安东将军、徐州牧，封溧阳侯”。当时谁都知道是董卓当权，皇帝只是个傀儡。陶谦特意“遣使闲行致贡献”，看起来好象是关心皇帝，实际上是在向董卓示好，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投机行为。董卓西迁长安后，局面相对稳定，加上刚刚打败朱儶，陶谦觉得董卓有东山再起的可能，便故做姿态，通过这种方式巴结董卓。当然，他的投机行为最终也得到了回报。董卓一看陶谦这番举动，立刻也就明白了陶谦的用意，来了个投桃报李，“迁安东将军、徐州牧，封溧阳侯”。不过这样一来，陶谦进行政治投机的真面目则完全让世人看的一清二楚了。这也就不难解释在董卓死后，李傕、郭汜当权时期，陶谦为什么又会联合前扬州刺史周乾、琅邪相阴德、东海相刘馗、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应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郑玄去推举朱儶为太师，共讨李傕、郭汜了。说穿了，是为自己捞好处！
不过，投机者不可能永远成功。陶谦在他的最后一次投机中，选错了同盟，两次主动去挑衅当时最伟大的军事家曹操，还把曹操的父亲给杀了，其结果自然是忧死于徐州了。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做出了这样一个判断：陶谦，作为一个白手起
一代能臣——刘表
《三国演义》二十一回“煮酒论英雄”时，曹操曾对当时的各路诸侯进行了一番点评。当谈及荆州牧刘表时，曹操不屑一顾：
“刘表虚名无实，非英雄也”。一千多年以来，人们对这个占据荆州长达十八年、号称“八俊”之一的刘表的评价好象已经是盖棺定论了。每当提及刘表，多以“虚有其表”、“有名无实”、“毫无作为”之类词汇来概括。但当阅读过《后汉书》、《三国志》等历史资料以后，笔者得出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刘表不但不是虚有其表，反倒是很有作为的一代能臣。那么，历史上的刘表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为什么本文会称他为一代能臣呢？
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今山东鱼台东北）人氏，生于公元142年，卒于公元208年。论血缘，他属于汉家皇室一族。年轻时就因为才华出众而天下闻名，属于后汉时期著名的清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号称“八俊“之一，又分别属”八友“、“八交”之一，称号倒是不少，很明显，刘表当时的名声很大，也可以证明其才华出众。十七岁时，刘表就曾向自己的老师、当时的南阳太守王畅提出：“奢不僭上，俭不逼下，盖中庸之道，是故蘧伯玉耻独为君子。府君若不师孔圣之明训，而慕夷齐之末操，无乃皎然自遗于世！”。充分表明了自己与众不同的独特见解。青年时期，刘表没有仿效当时流行的隐居山林的清流作风，而是积极地投身仕途，被大将军何进辟为掾，后升为北军中候。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原荆州刺史王睿被孙坚杀死，何进向朝廷推荐了刘表担任荆州刺史，这也显示出何进对刘表的偏爱及刘表的能力和才华。当时的荆州的形势相当复杂。“江南宗贼盛，袁术屯鲁阳，尽有南阳之众。吴人苏代领长沙太守，贝羽为华容长，各阻兵作乱”，而刘表却是单人独骑。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刘表显得从容镇定，沉着冷静，并果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迅速稳定了局势。首先，他争取了当地具有很大影响力的蔡、蒯两大家族的信任和支持，并接受建议，“使（蒯）越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袭取众多，或既授部曲”，一举歼灭了宗贼势力；后来他又夺取了襄阳、长沙、江陵等八郡，扭转了荆州的混乱局面，刘表自己也晋升为荆州牧、镇南将军。经过几年努力，刘表成为一个仅次于两袁兄弟的一股强大势力，“南收零、桂、北据汗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讲到这里，谁还能说刘表是“虚有其表”呢？完完全全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实干家！
刘表控制荆州以后，对于属地的管理也是励精图治，有条不紊，贡献良多，体现出一个一代能臣的本色，把荆州治理得有声有色，之前“人情好扰，加以四方震骇，寇贼相扇，处处糜沸”的荆州，变成了“万里肃清”的东汉后期最后一片乐土。在对外问题上，刘表采取了拥兵自重的正确政策，尽量避免发生大的冲突，以免造成老百姓流离失所、生灵涂炭；在经济上，刘表有效利用了当地各大家族的势力，推行了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使得农业生产得到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荆州地区的百姓“大小咸悦而服之”。对刘表的这种评价，莫说是在后汉军阀混战时期，就是在局面相对平静的三国鼎立时期，也是独一无二，是别人所无法得到的；刘表“起立学校，博求儒术”，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政局稳定，各方人才纷纷从各地迁往荆州，人数数以千记，其中既有象水镜先生司马徽这样的名流，也有象徐庶、石广元等青年才俊，甚至还有后来大名鼎鼎诸葛亮等。试问，一个虚有其表之人能有如此辉煌的政绩吗？如此的“爱民养士，从容自保”，难道是一个虚名无实者所能做到的吗？可以这样说，刘表的确是一代能臣，他的有效管理让各路诸侯羡慕不已，对于其治理下的荆州都是垂涎欲滴。鲁肃就曾经对孙权这样评价荆州：“沃野千里、士民殷富”，这也算是对刘表恰如其分的评价了。
后世研究者在评价刘表时往往指责他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主要是指两个方面。一是说在荆州集中了很多能人名士而刘表却弃之不用。谬矣！史载，凡是从外地迁来荆州的士人，刘表都是“安慰赈瞻，皆得资金”，非常礼遇。对于一些能人名士，刘表也是礼贤下士，求才若渴的。象对待司马徽，就曾多次派人请其出仕，甚至亲自出马相邀。见到司马徽以后，刘表不惜在田间与其交谈，全然没有摆出一副荆州牧的架子，其心可谓诚矣！若说刘表不用人才，那么倒要反问一句：思贤若渴的刘备在荆州呆了七年，不也没有挖走司马徽吗？！为什么只对刘表大加指责而对刘备却是不论一言呢？再者一说，如果刘表没有在荆州广纳人才，那他把荆州治理的如此有声有色，就凭当初单人独骑闯荆州的一个人？还有第二种指责，说刘表没有重用刘备，这个说法其实是太不了解刘备造成的。试问象刘备这样的人能用吗？从某个角度来说，刘备和吕布没有多大区别，都是背主之臣。我们可以数数看，刘备投靠过多少人，又有几次能做到善始善终的？！也许刘表就是看出了这一点才有意而为的，这个决定没有错！
俗话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刘表也不例外。在继承人的问题上，刘表的确显得优柔寡断，造成了内部的不团结，影响了政局的稳定。不过，这是连历史上很多英明的君主都会出现的错误，不能单单成为指责刘表的理由，也无损于刘表一代能臣的地位。
综观刘表一生，其所作所为没有超出人臣的范畴，完全可以称之为一代能臣。
至此，笔者不禁产生了另外一个疑问：很多研究者对于曹操、刘备、孙权这些素有政治野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所谓英雄赞誉有加，而对刘表这种毫无野心、只想守土安邦的能臣嗤之以鼻。难道为一己之私而致生灵涂炭才能称之为英雄而赞其胸有大志，那些只能保一方平安而无称霸野心之就可以说是毫无作为吗？
刘虞公孙瓒这一对冤家
笔者在“《煮酒侃三国》之：刘虞—三国前期最杰出的政治家”一文中提到：作为政治家、外交家的刘虞虽然一心为国，政绩显著，但属于一个壮志未酬的悲剧人物，最后是被公孙瓒斩杀。而公孙瓒的一生和刘虞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从发迹到灭亡都和刘虞息息相关，“成也刘虞、败也刘虞”，真可谓是一对冤家。
公孙瓒这个人，既不属于胸怀天下的英雄豪杰，又不是暗藏祸心的乱臣贼子，连奸诈小人都谈不上，充其量只是一个好勇斗狠的一介武夫。虽然早年他同后来的昭烈帝一起在汉末大儒卢植门下学习四书五经，但显然他的头脑比起刘备来要差的太远了。
早年他被任命为辽东属国长史，作战勇猛，但在同北方少数民族长达几年的交锋中也没有讨得什么便宜。后来还是因为刘虞安抚政策的成功，才基本解除了问题，公孙瓒才跟着沾上了光，在刘虞升任为大司马的同时，公孙瓒也被提拔为奋武将军，封蓟侯。按说公孙瓒应该十分感谢刘虞这个好上司、大恩人，而结果却是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重大冲突，从一个战壕的战友逐渐发展到反目成仇，兵戎相见，最后先后丢了性命。
冲突一：民族问题。刘虞就任幽州牧后，对待北方各少数民族主张采用安抚的政策，而公孙瓒主张穷追猛打，武力解决。结果事实证明刘虞的政策还是正确的。公孙瓒和各少数民族交战几年，对于这些少数民族的战斗力是有一定了解的。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乌桓丘力居、张纯叛乱时期。公孙瓒与张纯、丘力居激战，公孙瓒追击过程中，由于被丘力居围困于辽西管子城（今辽宁锦州西北）二百余日，粮尽士溃，士卒死伤大半，到最后“力战不敌，乃与士卒辞诀，各分散还”，也就是分散突围，各自逃命，无疑这一仗是打败了。至少通过这次的战斗，公孙瓒应该明白用武力解决问题的艰巨性。但当刘虞准备主张用安抚手段解决民族问题的时候，公孙瓒唱起了反调，他的理由是：“胡夷难御，当因不宾而讨之，今加财赏，必益轻汉，效一时之名，非久长深虑。”观点没错，但于当时的局势不合，我们联想一下到后来曹操北征乌桓，前前后后也花了近十年的时间，可见刘虞在朝廷政局混乱的当时提出这一主张的正确性。可惜公孙瓒不但没有听从刘虞的命令，反而在刘虞安抚工作已有成效，乌桓丘力居等外族派遣使者前来沟通归附之时，公孙瓒竟然暗中派人在途中暗杀这些使者。对于刘虞为了增进同各少数民族的感情而送去的礼物，公孙瓒也是派人进行抢掠。至此刘、公孙二人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为什么公孙瓒要与刘虞这位上司作对呢？史料上说是公孙瓒嫉妒刘虞，害怕刘虞立功对自己不利。这种看法似乎有些欠妥。不管怎么说，刘虞是自己的上司，上司立功，下属自然也跟着升职，这是一条定律，公孙瓒此时已是为官多年，应该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笔者认为这可能同公孙瓒幼年的经历有关。公孙瓒是辽西令支（今河北迁安西）人，这一地区在汉朝一直饱受北方少数民族入侵之苦，公孙瓒可能是早年亲眼目睹外族的烧杀抢掠，对于家乡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深有感触，对这些少数民族怀有强烈的民族仇恨，所以才会被仇恨掩盖了理智，不顾一切地阻挠刘虞。不过，不管是什么原因都好，公孙瓒和刘虞这梁子开始接上了。
冲突二：政治眼光。笔者在“《煮酒侃三国》之：刘虞—三国前期最杰出的政治家”中曾经提过，汉献帝被迫迁都长安后，想东归洛阳，于是暗中派刘虞之子刘和逃出长安去找刘虞，让刘虞率兵前来相迎。刘和在途中经过袁术的地盘，告诉了袁术汉献帝的愿望。袁术大概是想抢功，便把刘和扣住，假意答应将一起行动，让刘和致信刘虞派遣几千骑兵前来，其实是打算拖延时间。刘虞接信后信以为真，果真派兵前去。公孙瓒看出了袁术的意图，曾经劝阻刘虞不要派兵，结果刘虞没有采纳。本来这是一番好意，就算没有被采用也没什么。但后面发生的情况却是匪夷所思：公孙瓒的一番好意被刘虞拒绝后，害怕袁术因为知道自己曾向刘虞提出建议会因此而怪罪，就偷偷派堂弟公孙越带领一千骑兵到袁术那里，以示友好，同时竟然暗中唆使袁术继续扣留刘和，抢夺刘虞派去的兵马。原本刘虞只是想勤王救驾，不料被公孙瓒给摆了一道，两人的关系立刻变得紧张起来。这件事情，公孙瓒做的实在不光彩，对自己也没有多大的好处，还把刘虞得罪了，政治眼光的确不怎么样。
冲突三：相互关系。按照当时东汉政权的任命，刘虞是公孙瓒的上司，而从前面的几个冲突中可以看出二人的根本就谈不上是什么上下级关系，反倒象是同级官员，各行其是。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现象的源头还是出在公孙瓒身上。当初刘虞重返幽州之时，有事情还是会找公孙瓒商量的，可公孙瓒却没有把刘虞放在眼里，经常是“称疾不往”，使刘虞也很是恼火，这样一来，双方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少，误会、矛盾就随之增加。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一片战火，而刘虞是独善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