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庆春：
刚才王老师说的一个偏见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任何一种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偏见，如果文化没有偏见，这种文化就是没有特征没有特点的，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有那么多不同，就是因为中国文化有那么多偏见，比如喜欢红色，红色喜庆，黑色丧气。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偏见，但是有这种偏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坚持这样的一种文化偏见，同时我们自己知道这是一种偏见，也知道别人有那种偏见，大家都带着偏见出来，然后去审视对方。其实，中国电影为什么只有那些影片受到欢迎，这倒不是说只有像《大红灯笼高高挂》那种影片受到欢迎，其实当代题材比如说《小武》，也同样受到特别大的关注。因为《小武》对于他们也确实好切入，一看就是个悲剧，但是确实是你这种题材才好卖。其实我们中国还有好的导演，比如章明的《巫山云雨》这样优秀的作品，那在国外的反响要小得多，因为这太中国了，他们都不太理解。包括韩国的洪尚秀导演的作品《江原道之力》，在西方世界的影响相对也小得多，他不像《醉画仙》（韩国，林权泽导演）这样的片子很快受到关注。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金燕：
那是不是说就为了取得西方的认同而要放弃自身对现代的表达呢？
杜庆春：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当然我们不应该因为西方人不关心我们就不做《巫山云雨》这种影片，真的应该去做属于自己的影片！如果整个东亚形成自己的电影文化圈的话，这样我们才能有自己的地盘能够和西方的评价系统相抗衡，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我认为应该会向那个方向发展，没必要非要用美国标准或者欧洲标准来评价自己的年轻导演和他们的作品，因为这个共同市场其实是太大了。国内的资金和消费市场都足够大。所以中国导演不要太受西方的价值评判体系的影响，过分在乎国外电影奖项的评判会丧失我们自己的个性。
现在的年轻导演太重视西方电影节对我们的评价，这不单是中国的情况，日本也是这样。日本电影人特别悲哀的一件事是日本年轻电影人写故事梗概的时候先给西方三大电影节的审片人来看，如果他们觉得这个故事挺有意思的，回去再写剧本，这就是比较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坚持自己做这些事情，你自己做大以后，别人就会换另外一种眼光来看你。至于我们现在还是不是小脚？他认为我们是小脚那就是小脚，没关系，只要我们每天有电视机卖到美国市场，他总有一天会改变对我们的看法。坚持自己想表达的东西，不要考虑太多因素，我们这个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我们自己去表达，做得好的话，我们本土市场就足够了，不太需要外国市场。《英雄》卖到美国才多少钱？很少很少的钱！
金燕：
请贾老师来谈谈吧。
贾磊磊：
我觉得王先生杜先生谈的都很好。其实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国内，一般来讲，民众对电影的关注都有一个共性，就是说，大家对电影的娱乐层面比较关注。但对于一个学者来讲，对于一个搞文化研究工作的人来讲，其实更注重的是一个电影的文化层面或者说它的思想品格之类的东西。我记得今年奥斯卡颁奖仪式的时候，国内做了一个直播活动，就是美国的媒体对世界的名人做了一个采访，对所有采访对象都问同一个问题，包括希拉里，包括很多国际名人——“电影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什么”里面一定不仅仅包括茶余饭后去看一部电影，消遣一下就算了。就像王先生说的一部电影改变了他的命运，一部《武训传》这样的电影改变了一个人的人生经历，那么每个电影给每一个人的感觉可能都是不一样的。现在大多数人关注的可能是电影对他个人生活的一种调剂的功能，或者说娱乐的功能。但我们现在在这里花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可能不是这个层面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的关注有其他意义在里面。当然我们不是说电影作为一种娱乐形式就不好，文化的东西不是这么简单。但我们应该允许多元的多项的视点存在。
金燕：
那么贾老师您的视点在哪里呢？
贾磊磊：
刚才你们说中国电影的现状或者说中国电影未来的前景也好，我觉得，据我个人的了解，我们过去对电影的关注，更多的是在电影的叙事、影像层面上，就是说，电影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作为一种政治的工具，丧失了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存在的价值。比如在“文革”时期，电影完全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用它来进行政治斗争，就把电影艺术的内容和意义降低到了最低点！那么粉碎“叫人帮”以后，有很多，特别是像王先生说的这一代理沦工作者或者是导演，包括我们这一代，像史建这样的人——新时期以来走过来的人，特别关注怎样把一个丧失了电影艺术本性的电影重新回归到电影艺术的轨道上来。包括第五代早期的电影，具有很强的先锋性。当然也包括第阴代的很多电影，比如说郭宝刚拍的一部电影叫《雾界》，当时在中国电影史上可能是镜头最少的一部，只有144个镜头，现在的电影一般者都在400个以上，有些动作片甚至都是上千个镜头。——他们对所谓电影的纪实性和电影美学的探究，也就是说把中国电影以前没有过的样式创造出来——这种欲望非常强烈。
那么从九十年代以后，尤其是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我们更关注的是另一个层面上的电影，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关注的不仅仅是一个电影、一个导演、一个演员，其实现在如果我们要讨论中国电影的发展前景的话，最主要的应该讨论电影的体制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讨论一下电影生存的机制和土壤是不是非常的合理？除了我们在影像层面上关注电影艺术外，我们更应该关注中国电影在体制下的一些特点。因为我觉得，电影虽然有一些共性，在一些抽象的艺术小质或者它的技术层面物质层面有共性的东西，全世界的电影都有，比如说它是声画一体这样一种叙事的方式。但是真正决定电影本质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一个国家的社会、政体决定了一部电影，决定了它自身的本质。也就是说在中国这样一种社会体制下，我们的电影和好莱坞必然会完全不一样。这是我们的国体决定的，因为我们的电影肩负了好多的国家职能，包括教育的职能、思想的职能。换句话说，我们主流电影的文化秩序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内容。那么美国电影更关注的是，像刚才王先生讲的，更关注电影的商业性娱乐性，他的意识形态是通过他的商业和娱乐的渠道来体现的。但我们的电影呢，可能由于我们的体制决定，我们的电影与美国电影有很大的很强的差异，怎样使我们的电影在这种体制下，艺术品质和文化品质全面提升上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金燕：
您说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当然也很敏感。
贾磊磊：
从1994年以来，终止了电影公司对所有国产影片的发行之后，现在中国电影基本上是在走产业化的道路。我们过去都是用政策促进电影的繁荣和发展，我们提得最早的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思想性、娱乐性、艺术性的统一”，比如还有“坚持多样化、提倡主旋律”，包括更早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大众服务”等等这样一些政策来促进电影的发展，在市场化的机制下，有些已经过时，还需要做一些调整。所以说怎么样建构中国电影产业化的体制是非常重要的。我的意思是说，不仅仅是靠调整一种政策，而是要改变整个电影的生存方式，这是中国电影最重要的一个趋势！这种趋势将来会逐渐过渡到比如电影的放映现在要分级，就是放映逐渐向分级制过渡。原来是审查制，现在国家开始实行审查制向分级制过渡。
另外从制作的层面上，中国电影的融资方式现在非常多样，不是像过去那样国家不停地投资，不停地向电影业投钱，然后它的盈亏都由电影公司最终来结算。那么现在有政府投资也有民营的公司甚至还有海外投资，像《英雄》就是采取海外银行贷款的方式。也就是说电影的融资方式也在变化，整个电影产业体制也在调整。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觉得中国电影出一两部《英雄》这样的电影，你说不重要吗？也很重要。就是在电影产业化的道路上，提供了一些经验。但是真正重要的是大量主流电影也就是进入我们院线的电影能够达到什么品质。
我们前一段得到一个消息，就是美国时代华纳公司以49％的股份参与上海的影城改建，也就是好莱坞电影业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影片输入到中国，而且在开始逐步改变中国电影的播映方式，改建影院，然后他的影片直接进入到中国市场。那么就是说，这种产业和产业之间的融合可能会对中国电影带来更多的变化，包括院线的重新打造和建立，将来都是在产业化的思路下进行。咱们每年有25部外国大片要进入中国市场，进入中国市场以后，对所有中国电影导演和制片公司都是一个大的威胁。这种情况下中国电影如何来调整自己以适应未来的发展确实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国产的影片占有率一定要提高。去年大概是提高了很多，因为《英雄》这部影片。但是现在电影产业化的进程还面临着很多问题，比如说到现在《英雄》的放映票款还没有返回到公司，也就是影片的制作发行并没有形成一种良性的机制，即便是《英雄》这样赚了很多钱的影片，良性的资金回笼的渠道还不顺畅，所以中国电影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如果要形成一种良性的产业化的格局——去年我跟韩三平有过对这个问题的一次对话——大家都觉得确实是“任重而道远”，不是一小段时间内能改变的问题。大家都是从事电影工作的，我觉得大家对电影的发展都有一种责任，文化的责任就是不仅仅要关注电影的娱乐层面、思想内容，民族产业也好，或者电影的品质也好，我觉得这都是特别重要的问题吧。
金燕：
现在的年轻导演，普遍走出小圈子电影了，要关注市场关注商业。对这个普遍现象您有什么看法？
贾磊磊：
电影是一种文化产业，跟卖啤酒卖饮料卖香烟不一样，香烟厂倒闭几个影响的是经济，但电影业完蛋了，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因为它还会有很多的文化的东西在里面。怎么样建立一个既能够保证本土影片的发展，又能和外国的影片相抗衡，不至于让我们本土的电影全军覆没，是个很严峻的问题，是电影从业人员都应该积极思考的问题。因为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们做过一个统计，欧洲的一些国家的本土电影的市场占有率也不超过10％，在英国在法国大概都是5％至7％这样的比例。俄罗斯的本土电影只占有全国电影发行的4％至5％。咱们去年大概是七亿多人民币的票房。其中《英雄》在本土电影的票房里，占了一半还多。《英雄》的票房是两亿六千万人民币，这只是各地报告的数字，真正有多少回到《英雄》的制片方手里，其实还是一个商业秘密，但《英雄》肯定是赚了钱的。但是当电影作为一部产业化的商品，我们连它卖多少钱都不知道，都很难把握，这里就有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解决。
金燕：
在中国谈电影发展好像怎么也回避不了这个体制的问题。
贾磊磊：
一个电影业的发展，有时候依赖的因素特别多，讨论了这个可能就容易忽视那个。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商业化构成，他的赢利模式是很重要的。比如说网站，前几年比较火，但相继都不行了，纷纷倒了，我觉得就是因为他没有找到商业网站的赚钱模式，所以烧了很多钱，烧完了也就完了。那么中国电影的赢利模式是什么？或者中国电影的最佳赢利是什么状态？其实涉及很多的问题。
我个人不认为中国电影缺钱，中国很多的投资人都很关注电影。其实电影业在很大的意义上具有冒险性和投机性，除了高额的利润诱惑你之外，潜在的危险因素也很多。比如说，今年一个公司投资的关于“非典”题材的电影，这个题材应该说很重要，也很有商业卖点，因为大家很关心，是一个社会热点。按照正常的思维逻辑来讲，像这样一部片子，应该是可以赚钱的。因为它迎合了主流文化的走向——既是观众关注的话题，也是国家很注重的一个社会问题。但是电影拍得一塌糊涂，就是它的叙事的基本规则，包括导演、表演，整个的专业素质都很差，也就是说，专业的指数很低。
所以说一部电影除了要解决资金的问题，在其他领域都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当我们的资金问题解决之后，剩下的还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但是，中国电影现在仅仅在资金的走向上，或者资金的来援方面其实还是有一些限制。比如说，现在电影业不可以向银行贷款。就是说，你只能用自己的资金或者是其他方式，来进行你的商业运作。像《英雄》这样的资金是通过海外贷款。
除了资金的来源问题以外，一部电影的商业模式的建构还有许多问题。比如美国电影实际上是一种垂直垄断，从头灌到底，就是说制作发行是一体的，一个大公司他拥有自己的院线。中国没有自己的院线。中国的所谓院线，比如说四川省发行放映可以到甘肃省，其实这只是一个发行渠道的扩展，并不是产业化的电影的院线，比如说中影公司没有自己的院线。院线制的建立是个大问题，比如说海尔的冰箱，不可能是建一个巨大的厂子而没有自己的销售渠道。但是电影就没有！中国电影的产业化市场的建立确实是跟体制有很大关系。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也确实需要一个过程，有很多问题需要逐步探索。
俄罗斯的电影发展其实有很多经验我们可以借鉴。俄罗斯以前一开始也是这样，解体以后美国电影长驱直入，但是美国电影不是带一大堆的片子在你那放，而是在俄罗斯先建几个电影院，就是说，无偿向俄罗斯人民提供美国电影的放映权，不收一分钱。当然，他放的是美国的早期电影，成本很便宜，放了一两年后，把俄罗斯人的欣赏趣味已经改变了过来以后，他开始收钱。而且这时好莱坞的电影院和俄罗斯的电影院同时上映一部电影——就是好莱坞新片在全球同步发行！将来在中国也会见到这种情况，就是说我们电影院播的电影，可能会跟美国电影院里播的是同一部电影。
杜庆舂：
现在谈中国电影，摆脱不了谈一个环境的问题。建立中图电影的工业体系，包括中国电影的主管部门也包括一些从业人员，他们认为中国电影的生存不需要工业环境其实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在全世界范围内能跟好莱坞相对抗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其实不是那么多。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建立自己的电影工业体系。就像刚才谈《英雄》的回款问题，这个问题的出现是因为缺乏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造成的。美国的院线制很完善，既控制自己的拍摄也控制自己的发行，这样就不存在回款不回款的问题，米高梅的电影在自己的院线发行，派拉蒙的电影在自己的院线发行，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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