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丈夫一夜未归，既没留下只言片语也不来个电话，不知去了哪里。结婚六年，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发生，使我睡不踏实，所以天亮即起，想给他的几个朋友打电话，问一下是否在他们那里打麻将，谁知他带着满身酒气撞进门来，还往地板上吐了口痰。我气愤地说，找死啊，喝一夜酒！他说我死了你才高兴哩！那你去死吧，我说。他瞪着充血的眼睛逼近我，说我要活着，要让你难受……前天晚上你在干吗……说呀，怎么不敢说了？什么不敢……早就同你说过了嘛，我说。好，口气软了，说明心虚了……他说着，一把揪住我的衣襟，又拎又拎，你当我是白痴，可以给你随便骗……哼，竟然敢和野男人在舞厅里约会！谁约会了？我解释道，只不过陪李晓萍去跳跳舞，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亲眼看见你搂着野男人跳贴面舞，还要抵赖，真不要脸！他把我推到了墙壁上，又吼道，说——他是谁？不认识，我大声说，自己心烦，谁来请就跟谁跳去了，信不信由你。好啊，你心烦了就去找绿帽子给我戴，他妈的，我心烦了……只有……一刀杀了你！他将手掌弄成刀子状，架在我的脖颈上，来回划着。我被弄得痒痒的，笑着对他说，别闹了别闹了……我无非是跟不认识的男人跳了几支舞，绝没有其他的事，请你相信我。放屁！他的手掌由刀子变成了夹子，掐在了我的喉咙上，不过没有用力往死里掐，老实坦白，你们的关系有多长时间了？你……！我扳开他的手，往前一冲，你再发酒疯，我就走！走，好，太好了，他指着那扇还未关严实的门，走了就不要进来。
假如，这个时候，丈夫从四楼的窗户里探出他那糊里糊涂的脑袋，喊我一声，“喂”一声就够了，不要更多，那么我，呆立在楼道口的我，或者说等着他“喂”一声的我，就会扭头回来，回到家里来。事实上，我等了好几分钟，而听到的只有自己的心声：走吧，早上空气清新，就算散散步。
就这样，我在这条收留过自己千千万万足迹的路上，一边漫无目的地走着，一边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清凉而湿润的空气。这件事完全出乎意料——仅仅是跟陌生的男人跳了几曲较为亲密的舞，就被丈夫通过他的小心眼而窥探到了。而另外的事虽然不是很明确，你多多少少做了些安排，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这件事来得太迅猛，使你无法自如地应付。你慌了手脚，郑亚丽！现在，我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想去哪里。最好，迎面过来一个人，不是李晓萍，而是一个不知你的底细却又让你觉得非常可信的人，你就可以向其倾吐心中所有的东西，连同灵魂里的一小点隐秘。看来，这个人还在远方，在遥远的呆个地方。无助的感觉迎面而来。忽然，我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动，伴有隐隐的报复欲望——星期一赴约！说不定过了星期一，事情就会明朗，心态也会随之正常，对自己，对丈夫，还有，对那个王建国。
于是，我匆匆地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抓起了电话：
——喂，是我……
——……哦，亚丽，我没想到你会打电话过来，而且这么早，你……
——我只想问问你，星期一几点钟的航班？
——亚丽……本来是要给你挂电话，但今天是休息日，又不知你家里的电话，没法联系……是这样的，昨晚……唉，好多事没法说，总之，十分抱歉，这次我走不成了……不过，一定再找机会……
我扔下话筒，没有使它落实到应有的位置，而是像一条翻白的鱼儿搁在台板玻璃上，任其发出持续不断的哀鸣声；随后，我就用这双空闲的手蒙住自己的脸，让脸上的某个器官同样发出持续不断的哀鸣声，这声声哀鸣，此起彼伏，应和着窗外街道上的一阵阵喧闹声。我知道，我并没有失态，我只是在这种种的声响中沉思，而我又清楚，这种沉思，只是对目前的生活不能适应的表现。也许，我和丈夫原本就是相安无事，因为这是生活；也许，现实中根本就没有什么王建国，因为所有的电话都是人为的，就像生活内容是人赋予的一样。
好了，我等待着自己重新从衷鸣声中振作起来的时刻。而这一时刻，谁都知道就在心里。我知道，我首先需要的是拯救自己，而不是怪罪生活。
自己是自己的镜子
津子围
我一直梦想作一个大案，这个案子是聪明绝顶的人干的，再精明的刑警也会陷入做案人事先设计好的圈套中，失去了方向。小的时候，我看过的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精明的猎手。关键是，现在狡猾的狐狸少了，而精明的猎手也不多见。
在D城老街居住那段时间，我常常在入睡前设计我的方案，一点一点完善每一个细节，以便使得整个作案过程天衣无缝，无懈可击。那一段时间，我正为澳洲一个品牌热水器做销售代表，整天忙着跑生意，同时还得和小可吃饭、调情、睡觉。可无论怎么忙，在夏季难以入睡的夜晚，设计案情都成了我最大的乐趣。
我是这样设计的，我做的这个案子是一个杀人案，没有明显的杀人动机，比如情杀、仇杀或者谋财害命，都不是。刑警们都相信因果说，他们认为不存在没有原因的谋杀，如果制造了这样的案子，就可以给他们设置一个判断上的障碍。接着是杀人手段，我会选择一个复合的手法，让他们无法找到蛛丝马迹，也找不到一个任何说得过去、或者看得上眼儿的证据。这样，这个案子就会成为死案。当然，我显然是乐观了一些，赋予了很高的理想主义色彩。不过我相信，任何人都不会为了接受处罚而去作案的，他们都相信，他们是可以逃避法律的，如同司法人员说的“那些家伙，普遍存在着侥幸心理”。
尽管在案子的设计中，我割断了因果联系，可对于我本人来说，我必须在事先就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为什么要作案？作案的对象是谁？
我想了很久，找到了还算说得过去的理由。作案是一种兴趣，一种向社会挑战的方式，上大学之前，我参加过全市奥林匹克竞赛，我答对了三道闯关题，在参加竞赛的众多好手中，我是唯一答对那三道题的人，可我的成绩却不理想，原因只有我自己知道：有五道大家都可以答上来的、简单的题我没答，没答是不屑于回答，在我看来，既然是奥林匹克竞赛，这样的题也太小儿科了。上大学也一样，由于偏科，我没进入所谓的一流大学，只读了排名并不靠前的工科大学，同时，我也知道，这些都不是十分重要的事情。
那么，什么是重要的事情呢？
下午小可给我打来了电话，她吃吃笑着，她说我在上海蓝园度假村，5点还有一班飞机，你一定要来啊，我想你都快想死了。我一听就火了，我说你什么时候能不让我操心呢？小可说我不会不让你操心的，你哪天不对我操心，你就把我忘掉了。……昨天晚上，我还陪小可吃了晚饭，她一句都没提去上海的事，她还说了这几天的打算，很显然，去上海是临时动意的，也许昨天晚上她看到了上海蓝园度假村的电视广告，就给人家打电话，订了套房，她经常这样改变主意，做出一些令我吃惊的举动。问题的关键在我，尽管我对小可的做法不满，甚至可以说被她拖得筋疲力尽，可我还是迁就她。说来别人都不相信，小可长得算不上完美，脾气也很大，而且有点风骚（请别介意我这样的评价），和我同居之后，她还跟一个健美教练来往，有一次我喝醉了酒，她竟然跟我的一个朋友调情。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基本属于保守一类的，以我的个性，我会教训小可一顿，然后把小可打发了，比如删除小可所有的资料，不见小可，不接她的电话，奇怪的是，无论怎么折腾，我们彼此都离不开，不管她犯了多么大的、在我看来无法原谅的错误，只要她哭着向我保证时，我就没了判断力，很轻易就原谅了她。当然，小可的保证是不可信的，她会在我忘记什么的时候，又重复了前一次的错误，接下来，小可再次向我哭诉，表示永远不再犯了。“如果再有一次，我就死。”小可这样说。我轻轻拍着她的头，说：我不希望你死，其实你已经死了很多次，我只是不希望你犯同样的错误，变一点花样也好啊。小可抹着眼泪儿说，我没犯同样的错误，你只要细心区别一下，就会知道了。
尽管我发誓决不去上海，可到了下午4点，我还是匆忙赶到了机场，登机口的乘务员对我说：拜托先生，飞机就等你一个人了。
小可并没有到机场接我，我赶到篮园度假村，对小可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是来跟你吵架的。小可咯咯地笑，她说这我早就预料到了，并且，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我气呼呼地坐在床上，看着幸灾乐祸的小可，突然，我萌生了作案的念头。
一个月以后，我从澳洲回国，一下飞机，就被公安人员“请”了去，不消二十分钟，我被戴上了手铐子，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戴那冰冷而坚硬的东西，不免增加了恐惧感。
警察先是确认了我的身份，我叫坚尼·张，今年34岁，持有澳大利亚国籍的护照，身份为袋鼠牌电热水器代理商。确认了我的身份之后，他们并没有急于对我进行审讯，而是把我转到了我家乡的D市。
在转接我的过程中，我无法跟外界联系，只在D市的飞机场，我见到了昔日的棋友——老乔。我跟老乔打招呼（押解我的警察立即阻止了我）。奇怪的是，老乔瞅了瞅我，并没有认出我。我想，大概是我留胡子的缘故吧。
到了D市，我被关押在一个单间里（我想，并不是所有的犯罪嫌疑人都享受这样的待遇的，当然，所有的东西都是免费的，包括开道的警车），接着，就迎接了一个又一个不间断的审讯。
主审我的人是一个跟我年龄差不多，长得十分英俊的马处长，他的表情一直是严肃甚至是严厉的，我对他一点都不反感，我知道他在与我进行包括智力在内的多个方面的较量。他先是与我确认了一些问题，比如我是不是上个月13日离开中国的等等，我做了肯定的回答，我知道，海关会有相关的记录，我说谎也没用的。当时，我特别希望他问我一些没有记录的问题，这样，我就可以“发挥”一下。一直到当天夜里，他们才结束了臃肿的开头，似乎切入了正题。马处长问我，你什么时候认识张志刚的。我回答在四年前，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我复述了我们在一起合作的有关情况。“张先生是我在大陆唯一的授权代理。”我对英俊的处长说。马处长说：张志刚死了，你应该是知道的吧。我说是啊，我在澳洲知道的。马处长诡秘地笑了一下，他说据我们了解，张志刚死的时候，你还在D市。
“我在D市，并不能说明我就知道他死了。”
“……你们是密切的合作伙伴，你会不知道他死了？”
“什么事情都有例外。”
“可是，如果我们在案发现场发现了大量与你有关的东西，你怎么想？”
“……我不知道你说的东西是什么，即便有我的东西也很正常，正如你说的，我们是密切的合作伙伴。”
“如果，你是本案的第一嫌疑人，你怎么解释。”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把我确定为第一嫌疑人是你们单方面的行为，并没有征求我的同意。”
马处长显得很有耐心，他说：“如果你不同意，说一说你的理由。”
我想了想，说：“没有理由。”
接下来的审讯就没开始那么温和了，显然在头儿回合的交锋中，我被他们确定为杀人者，起码，增加了他们的信心。他们开始问我为什么杀了张志刚，怎么杀的张志刚，而问题的核心是：我是如何毁尸灭迹的。我说我没杀张志刚，所以就无法回答下面相关的问题。
然而，坚持到第七天，我坚持不下去了。
我管马处长要了一颗烟（平时我并不吸烟），马处长的眼睛里跳跃着光芒，凭借他以往的经验，知道被审讯对象该坦白了。
我说我没杀人，张志刚也没死。因为我就是张志刚，张志刚就是我，如果张志刚死了，我怎么还活着？所以这个案子是不成立的，就如同逻辑学公式，大前提不存在，无论推论过程多么合理，也不会有结论的……
马处长愣住了，没等我说完，他厉声道：请你认真一些！
我说我本来就是认真的。
马处长说我见过各种各样的狡辩者，可惟独没见过你这么荒谬的，你不觉得太小儿科了吗？你这些谎话连小孩子都糊弄不了。
我苦笑着，我说你不信我也没办法，我只能告诉你，我说的是实话。
“你说的是鬼话。”
“好，”我说，你认定我说的是鬼话，那么请问，张志刚的尸体呢？
“这个，正是我要问你的。”
“没有尸体，因为我还活着。”
我这样说，旁边一直不说话的、文静的小记录员也忍不住了，她大声说：“不要狡辩！”
我被她的声音吓着了，倒吸一口冷气，喃喃着：我没狡辩。
马处长和几个同事交换了一下眼神，他们当然不会相信我的话，他们大概觉得我的精神有了问题，是不是考虑给我做精神科检查或者鉴定。
在上海蓝园度假村那个月亮很圆的夜晚，我突然萌发了作案的念头，当然，我作案的对象不是小可，而是我自己。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小可眼中的我一定很忧郁的样子。我哀伤地对小可说：也许不久你就见不到我了。
小可愣了一下，她问我为什么。
我说有人要杀了我。
小可笑了，她说别逗了，谁会杀你。你得罪人了吗？
我说是啊，你知道坚尼吗？
小可摇了摇头。
我告诉她坚尼是我的老板，我只是坚尼在国内的代理。这两年，我在国内挣的钱没转给他，他很恼火，说要找人收拾我。
“那你把钱给他不就行了吗？”
“可是，我现在拿不出来。”
“怎么会……多少？”
“八十万。”
“我以为是多少呢？才八十万……”
“……美金。”
“美金啊，你怎么会欠他那么多？”
“是啊，所以，我现在没路可走了。……你那里有多少？”
“我没多少。”
“不然，把你的房子和车卖了……”
“不会是真的吧？……卖我的房子和车，卖了也凑不到八十万美金啊。”
“凑——凑呗，有多少算多少。”
小可想了想，她说我知道你跟我开玩笑的。
“不，是真的。”
小可说你不是设圈套吧？想把我的资产弄到你的手里。
我说你喜欢怎么想就怎么想吧，事实如此。
回到D市，我就伪造了一个凶杀的现场，这个场面是我精心设计过很多次的。现场有我的血迹，我的头发，一把粘有血迹的匕首，还有沾了血迹的尼龙绳。然后，我离开了现场。失踪了。
我伪造的现场就在我的住宅——也就是张志刚的住宅。小可有那个住宅的钥匙，她一进房间，就会发现这一切，并且，很自然地确信我（张志刚那个我）被人谋杀了。这个假设成立的前提是：A、人们能够进入人为制造的“情景”之中，比如，人们相信小说、电影、电视、网络甚至道听途说的事件，并确信是真实的。小可也不例外。B、现实中，我有双重身份，D市的张志刚和澳洲的坚尼·张，其实，区分这两个名字很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