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看广告学德文
2；我在饭店挂衣服
3；在奥国人家打工的日子
4；为人之母真难
5；墓地联想
6；下岗
7；牵挂
8；校园旁的喇嘛台
9；亏心事
10；宠物
1看广告学德文
走到那儿都喜欢看广告。刚到奥地利时；不认识几个德文单词，也爱东张西望地瞧。有两个字看到的遍数多了；就好奇地翻开字典；想查查到底是什么意思。奇怪，字典上竟查不到。
那时我还在德文班读书，拿这两个单词去问老师，老师奇怪地看看我就开始讲解，我的德文水平实在太差，听了半天只听懂红和黑两个词，还是莫名其妙。班里有个台湾女孩见多识广，就去问她。
“这两个词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她的表情让我脸红。
“不知道。”我老实承认。
“SPOE是奥地利社会党的缩写，OEVP是奥地利人民党的缩写。”她一字一句地说。
原来那时奥地利正进行大选，两大党竞选广告劈天盖地，难怪处处可见SPOE；OEVP。
还接着看广告，多数看不懂，认识的单词太少，连不成意思。有一天终于让我抓到一个，那是维也纳一个非常著名的冰店的广告，每个词都认识，可是捉摸了好长时间还是不懂啥意思。德文结业考试都通过了，离校前我忍不住又去问那个台湾女孩。
“这很简单。”她看看我抄给她的广告说，这次没看到什么特殊的表情。
“是很简单，”我承认。
“德文的意思，有时只能意会很难言传。”
“那也总得说出是怎么个意思，要不怎么叫翻译呢！”
这个广告是：Well Eis nicht Eis ist 。
现在还爱看广告，五花八门的几乎全能懂了，但不管广告上吹得多么天花乱坠，我从不受其诱惑。我看广告就象看路边的花草或垃圾筒，看过就忘了。也有些广告还能记得，有时想起不免忍俊不止。在离家不远的小咖啡馆喝茶，看到酒巴上一个小木牌上写着：Ein Bierbauch ist Besser als ein Buckl von Arbeit 。（啤酒肚子胜过累弯的腰。）
有一天已经很晚了，经过一家迪斯科舞厅，在一闪一闪的灯光中，我看到门前的小黑板上写着：Gute Maedchens kommen nur in den Hemmel； Andere kommen ueberalle hin。 （好女孩去天堂，坏女孩游四方。）谁说奥地利人没有幽默感，我真要为这个广告叫绝！
2 我在中国饭店挂衣服
我到奥地利打的第一份工是在中国饭店挂衣服。那时我正在维也纳技术大学学前班读德文，交完第一期学费后几近两袖清风。国际饭店老板娘把挂衣服的差事给我，无疑正是雪中送炭。直到现在我还记第一天下工，手里提着沉甸甸的钱袋迈出饭店门坎时激动的心情。已经数过三遍了，四张纸票加大大小小的硬币，总共三百先令。我在国内月薪不到一百二十元，这就意味着，在饭店挂一天衣服比在国内当两个月工程师挣钱还多。
维也纳技术大学化学系一个老教授经常来饭店吃饭，每次来都把帽子交给我，走时给不少小费。有一次他看我写德文作业，就问我到奥地利作什么。我告诉他，我已经在维也纳技术大学注册，准备进修计算机软件。他对我说，有一定的英文基础学专业要容易得多，现在学德文，要尽量讲德语，多作练习。於是我就用德文讲述更多情况，他听我讲了一段时间，看着我笑笑说，“ 对不起，我听不懂中国话。”老教授走后，我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垂头丧气达到顶点，学了一个多月德文，水平再差也应该有几个词是对的，他听我讲了几个中国的地名，就以为我讲的是中国话，可见我的德文发音糟到何等程度。
还有一个常来的客人，我和酒台小妹都叫他“红背心”，因为他来饭店吃饭总穿一件红色的羽绒背心。他虽不挂衣服，每次来都向我问好，走时也过来打个招呼。有一次他离开时没说再见说了声“周末愉快”。我听着挺新鲜一时愣在那里。他问我，“这句话你不懂吗？” 我说：“您说这句话时，形容词词尾加S，周末这个词是以E结尾，可它是中性名词，不是阴性名词。” 他听后点点头，又道了声“周末愉快”笑着离开饭店。红背心以后再来，就把他的红背心交给我，走时丢一包糖或几快点心给我。他总是来去匆匆，我问老板娘这个红背心的来历，她说，他是西门子公司的职员，用的是单位统一从店里买的饭票，他们这些人中午休息时间短，店里人都不认识，只有他，因为穿了件红背心比较显眼才记得。“
晚上饭店开业时间长，来的客人大多比较清闲，一些常来到客人慢慢和我熟悉了。记得有一个金发女郎，每次来都带一条很好玩的狮子狗。每当那小狗按主人的吩咐抬起前脚向我致意时，总是逗得我哈哈大笑。金发女郎告诉我，她的丈夫在奥地利驻法国使馆工作，她一个人暂时留在维也纳，有一次她来时我正在给家里写信，她说她从不给丈夫写信，他们几乎每天都通电话。从此每次来都问我，“有什么来自中国的消息吗？”我总能有几句话回答她，也顺便问她“ 有什么来自巴黎的消息吗？” 那一天她最后一次告诉我来自法国的消息，她的丈夫已经给他安好了一个家，她向我告别，带着她的小狗到巴黎去了。
有一天红背心和另一个细高个儿走进饭店，两人一直走到我跟前。红背心对我说，“让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女朋友，她叫爱丝丽。” 那个叫爱丝丽的张口说话，我才知道她是个女的，她整个一身男装，还留一个光头。红背心本人不修边幅，他的女朋友穿着更随便。爱丝丽对我说，她在维也纳大学搞计算机软件，因为有一个和北京大学合作的项目，就要到中国去，很想认识我。红背心也被公司派到美国去工作，将和爱丝丽同时离开维也纳。他们走前举办家庭舞会，请我去参加。那天我去的比较晚，我到时已有四，五十人聚在他们家里。那是一个一百来平方米的大房间，厨房，客厅，卧室全通着，只有睡觉的垫子没有床，只有熨衣服的架子没有桌椅，地上落着许多书没有书架。红背心穿一件对襟儿的中国丝绸褂子请我跳舞，我说不会，他就一个人跳起快节奏的现代舞。爱丝丽有十一个兄弟姐妹，她把那天到的五个全都介绍给我，她说，我是她的中国朋友。我对爱丝丽说：“亲爱的朋友，你有一双美丽的眼睛，你的脸型如果配上长一点的头发一定会更漂亮。” 她摸摸自己的光头笑起来。
还有一个来吃饭的客人常帮我辅导德文，他是维也纳技术大学化学系的工人，总是等大批客人离开后才来拿他寄存的帽子。这时他总是问我，“学习有什么困难吗？” 我叫他“我的老师”，遇到的疑难问题就向他请教。他帮我把很多形容词都按正反义列出来，如好和坏，美和丑，善后恶等等。有一次我列动物名称， 麻雀，乌鸦，猫头鹰…连鸵鸟都算上了，还不够十二种。他说自己也对鸟类没有研究，对超出德文语法之外的问题无能为力，老师和学生都笑了。
有一件事出乎我的意料，红背心从美国写信给我。他的信写得很简单，只说已经在那里开始工作，到假期爱弥丽会去美国和他团聚，他们俩都希望和我保持联系。我很感动，马上写回信给他。很快收到红背心回信，信中他对我能写那样的信大发感慨，记得他用到“奇迹”这个词。他写到，用这么短短时间德文会有这么大的进步，这是个奇迹。其实他不知道，当我结结巴巴和他讲德文时，就能创造这样的奇迹。后来听店里的人讲，红背心从美国回来后曾到店里问过我，那时我早就不在那里打工了。有一次，我从Neubaugasse 经过，看到那个大铁门，突然想起多年前的那个舞会，想到也许直到现在，“工程师 BECKMANN” 还在门旁的名牌上占有一席之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人们会偶然相遇，我和红背心就是如此，时过境迁，我和他再没有联系。
春暖花开，人们换上清爽的春装，我在饭店挂衣服的工作也该结束了，那天我和“我的老师”告别，对他表示真诚的谢意，并告诉他，我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老师 ，那是一个三岁的小男孩。
3 在奥国人家打工的日子
我手里拿着维也纳地图，换了三次车，又沿着一条上坡路七拐八折终於找到鲍比家。鲍比太太对我说，“你就叫我卡茹拉好了，我们家里的人都这样叫我。” 我马上感到和她的距离拉近了。“那就叫我阿梅吧，我们家里的人也都这样叫我。” 我们这样互相作了介绍。
“这是克利。” 鲍比太太低下头，一个挂满金色发卷的小脑袋从她身后探出来。一双淡蓝色的眼睛好奇地注视着，他张开嘴巴分明是轻轻地叫了声“阿梅”。不知为什么，我当时就有一种冲动，要把那个纤细的小身躯紧紧地抱在怀中。
从那一天起，有整整一年时间，每天放学后，我都要到那个奥国人家里去作两个小时钟点工。每次踏进那个家门，我的心里总是充满喜悦，因为总有那个小男孩儿向我走过来，当我拉着他柔软的小手向他问好时，总能听到他奶声奶气地说：“阿梅，你好。”
我一个人在奥地利很寂寞，想孩子，有时想得夜里睡不好觉。有一次替克利洗澡，我的脸贴着他湿露露的小脑袋闭上眼睛，突然感到，我抱的就是自己的儿子。我把克利放到床上，想教他唱儿歌，过去和儿子一起唱儿歌是我们母子俩的一大乐事，可惜，我还不能把那些儿歌翻译成德文，突然记起小学时的课文，马上翻译过来教给克利：“一个人，两只手，人有手，会做工。” 他趴在我的怀里，一边拉我的手，一边大声叫，我俩滚在床上一直笑。
随着德文水平的提高，克利和我学的儿歌也在逐渐增加。记得有一次和克利正在一边跳舞一边唱歌，卡茹拉走进客厅。她说：“这儿歌的曲子奥地利人也很熟，只是歌词不同，我们唱的是：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
起初，见到克利总有这样的对话：“克利，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只有三岁的孩子才会不管句中的逻辑错误，认真地告诉我，他叫克利。
“克利，你几岁了？”
他举起三个手指说：“三岁。”
第一个儿歌学会后，我问他：“克利，你有几只手？”
同样的三个手指伸出来，他说“三只。”
“克利，告诉我你有几只眼睛？”
“三个。”
“克利，你知道阿梅多大吗？”
“三岁。”
我真的象三岁孩子一样笑起来，忘掉了德文考试，忘掉了必须找房搬家。拉起小家伙的手，教他 一，二，三 …
在鲍比家做工很简单，照顾克利，帮作家务。我要打扫房间，克利马上拉我去拿吸尘器，擦地时他也要从旁边指指点点，那一天我擦完瓷砖，又把厨房那一大排不锈钢设备彻底擦洗了一遍。卡茹拉一进门，克利就把她拉到厨房，他指着地面说：“是我帮阿梅干的。”卡茹拉看着闪闪发光的工作台对我说：“太好了，阿梅，谢谢你。” 她花钱顾我来做工，我干活拿她的钞票，她还要说谢谢。这是奥地利人的特点，他们对你劳动的报答不仅仅是金钱。
有一天，我一迈进门坎就听到卡茹拉的训话声。克利两臂伸直，五指靠拢，一根棍儿似的立在那里。卡茹拉对我说，克利犯了错误，他偷吃了客人的香烟。 克利眼里含着泪珠，嘴角还有几条烟丝。卡茹拉给他列出三大罪状，第一，不该拿客人的东西，第二，香烟是吸的不是吃的，第三，香烟有毒，吃下去会得癌症。我把地上的烟头清理出去后，一边给克利擦去嘴角的烟丝，一边笑着问他：“你吃的香烟味道如何？” 卡茹拉很严肃地对我说，克利的错误很严重，我不该开玩笑，她还说，克利处处听我的话，如果我不批评他还当笑话，他以后可能还要吃香烟。我对自己不适适宜的玩笑表示道歉，可不相信我的话那么重要，更不相信克利以后还会吃香烟。鲍比夫妻俩都不吸烟，克利以前可能从未摸过香烟，这次出於好奇才咬破几只尝尝，没有特异功能，那味道尝过一次再不会问津。活都干完了，我和克利坐着看电视，我问他：“克利，我去拿只香烟给你吃好吗？” 他马上摇头，“不好，臭。”
秋天到了，我带克利骑自行车。我推着克利在马路上遛来遛去，他开心极了。周末，克利要他爸爸妈妈也用自行车带他去遛弯儿。星期一我去上工，卡茹拉笑着对我说：“你的话真的很有权威，克利昨天告诉我和他爸爸，他骑的不是自行车 （FAHRAD） 是只行车（FAHLAD） （我一直发不好德文的颤音，把R读成L）。小克利穿戴停当走过来说：“ 阿梅，我们去骑只行车。”
4 为人之母亲真难
“你不是一个好妈妈！” 儿子小海听说我要离开大哭起来，“别人的妈妈都和儿子在一起，你为什么不要儿子？” 我忍住泪水抱起他，不知道和他说什么好。小海那年8岁，我自费留学到奥地利，已经40多岁了，学不出什么名堂，为了给孩子开一条通向外面世界的路，我还是毅然离开了家。
小海15岁那年终於来到奥地利，我决心让他接受欧洲最好的教育。儿子来后马上突击德文，我放下饭店的生意全力照管他，为他准备一日三餐，监督和辅导他的学习。小海以笔试口试双一分的成绩结束德文班学习，到奥地利一年他就能象奥地利土生土长的孩子一样讲一口流利的德语。
那一天我到寄宿学校看小海，他又问我爸爸到哪里去了，我告诉他，爸爸在莫斯科作生意。
“妈妈，你还想骗我到什么时候？”他双眼瞪着我，我一时愣着，哑口无言。“ 爸爸和女朋友走了，已经这么长时间，人家孩子都有了，你还瞒着我，还把我当儿子吗？”
“妈妈是为你好，爸爸总有一天会回家，何必影响你学习。” 我哭了。
“学习，学习，除了这两个字你不知道说别的吗？你和爸爸都读了那么多书，处理事情并不聪明，我为什么一定要走你们的路？”
后来我卖掉外省的饭店回到维也纳，小海也从寄宿学校搬回了家。又和孩子生活在一起了，可是今非昔比，母子之间那种融洽的关系再也不存在了。尤其使我担心的是小海根本不好好学习。他开始逃学，白天蒙头睡大觉，晚上经常是后半夜才回来。
丈夫的离去本已使我痛不欲生，儿子的变化更使我掉到地狱中。那天晚上，我偷偷跑到儿子常去的迪斯科舞厅，烟雾缭绕，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中，我看到小海在酒台里站着发呆。回到家里我认真思考，孩子变成现在的样子，我有很大的责任，两年来我一直神智恍惚，对儿子的关心实在太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为了儿子，也为了自己，我必须振作起来。
对小海，读书的话他一句都不愿意听。人各有志，不能勉强，我的态度非常明确，不读书就得作工，我不养无所事事的二流子。小海说，他在舞厅学放音乐，没有工钱。我告诉他，在家里住，我供吃饭，别的消费我一概不管。对儿子我已经没有别的办法，现在就是逼，也要把他逼到一条自立更生的路。
小海以后再用钱就说借，我担心他酗酒吸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