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钱的餐巾纸和冰水。
我的三明治很简单，两片面包中夹一页火腿。我的午餐并不能果腹。但胜过早餐的一杯牛奶。我一天的给养都仰仗在中国楼的那顿不要钱的晚饭。每晚九点钟左右，客人稀少了，便到了中国楼员工开饭的时间，大厨顺手炒几个大锅菜，乘在两三个洗衣盆里，吃起来却格外的香。
这天中午，我的行动由于伤痛而特别缓慢。午餐时间不得不延长了半个小时。于是在我走出咖啡厅大门的时候，我就碰到了阿文。
我们彼此惊讶不已。其实，我们以往想必也曾经碰上，只不过谁也不曾留意。
阿文竟然和我同系。只不过，他是研究生。
他穿了一件宽宽大大的黑白格厚毛衣，一条灰白色的牛仔裤；还戴了一顶NIKE的帽子，帽檐儿压得很低。
他如此打扮，不说我也看得出是港澳台胞。
而且，还是个很年轻的台胞。
至少，看上去不比我大。确切地说，应该是小好几岁才对。不过我知道我的眼光向来也是不准的。我不是始终都觉得伟比我大好多好多岁吗？
其实伟只比我大一岁。于是我不敢妄然估计阿文的岁数了。
我庆幸碰到了他。因为我无需再走半个小时的路返回住处等他来接。我们约好下午四点在咖啡厅门口见面，然后搭他的车去中国楼。
虽然我仍旧有些行动不便，但再次坐在阿文的车里，却比昨晚潇洒舒展了。
我侧目观赏车窗外的风景。天色近黄昏，倾斜的阳光涂抹着满街的玉树银枝。原来，这里的冬天竟然如此美丽。
马路上的积雪早已清理干净，阿文的八六年丰田花冠（Toyota Corola）风驰电掣。我们很快就到了中国楼，我俩一路无语。
老板娘的问候充满关怀，使我深感不安。
我的不安转眼变为沮丧她给了我五十元钱，并对我说以后不用来上班了。
我想她是怕了，毕竟，她根本不是我的姨妈。
我有些不知所措，但为了这五十元和一顿晚饭，我仍然忍着疼痛干完这一夜。
偶然在走廊遇到阿文。他问我感觉如何，我说很好。
他又对我说干脆明天还是由他来接送，以便我早些恢复。
我说谢谢不必了，以后我不会来上班了。我内心一阵酸楚。这感觉是我没有预料到的。
他流露出惋惜的表情，却似乎找不到恰当的话语来安慰我。
我于是强颜欢笑，告诉他我明白他的意思。
下班的时候，他叫住我，问我需不需要搭车。
我再次说谢谢不必了，因为我必须把自行车骑回住处。
他说可以把单车放在后备箱里。我说算了吧，怪麻烦的。
他于是问我以后怎么办，我说没关系，再找工作就是。
他说这样的话不如留下我的电话号码，说不定可以在他导师的实验室里替我找到活计。
我于是把号码顺手写在一张餐巾纸上交给他。
想必他自己都不是全奖，否则也不会需要打工了。这样说来，他的导师应该不会有太多资助。我自然不抱希望。但还是更加感激他了。
没有大锅饭吃了。我只好开始自己做饭。我从超市买来大包装的土豆和鸡腿，把它们炖在一起。
第一锅我只放了盐和酱油做调料。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应该放的。
酱油是我从美国超市买来的。昂贵而且味道有些怪异。
于是这一锅鸡腿炖土豆就丝毫不诱人了。我用一个礼拜的时间把它们消灭光。然后又买了同样的鸡腿和土豆。
吃到第三个礼拜，我看见任何貌似鸡腿的东西都觉得返胃。我于是把鸡腿换做排骨。如此调换，循环往复。
我没能再找到工作。所有的中餐馆似乎都不再雇佣黑工。眼看就要坐吃山空了。
在我心情跌到谷底的时候，热力学考试的成绩鼓舞了我。尽管我没有把所有题目全部做完，我的成绩依然是全班一百二十人里最高的。
看来，清华的基础的确不凡。我虽然依旧听不太懂教授在课堂上的讲解，但读得懂教科书。
我的教科书都是一叠一叠厚厚的复印纸。美国的大学教材一本要七八十美元，决非我财力所及。但是书店间激烈的竞争就给我这样的穷人带来好处。我从书店买来新教材，连夜拿去复印了，第二天再拿回书店退掉。
那些复印纸上很快便堆满我的课堂笔记，中间夹杂了不少中文注解。我本就是不爱惜书籍却图方便的人，这种廉价的单面教材对我恰到好处。
带着这新鲜的鼓舞，我继续在这个寒冷的异地生存。还有两年，就两年吧，我就可以毕业了。
我一连两周都没有去那个咖啡厅吃午饭。我不太想再见到阿文，他曾亲眼目睹我摔倒，目睹我被解雇，目睹我在中国楼的所有难堪经历。
虽然在我摔倒那一夜之前，我一直都没有关心过他的存在，而且很有可能他也根本不曾注意过我，可一想到我在中国楼打工时一身油腻的可笑样子，我宁可不让他再见到我。
更何况，他在那之前也是注意到我的，因为他知道我每天骑车上班。
不过对工作的饥渴使我又开始对他的导师抱起了一线希望。而且，在学校实验室里工作是合法的。我于是又回到那个咖啡厅吃午餐。我故意拖长午餐的时间。终于，我又见到了阿文。
隔着落地玻璃窗，我看见他向咖啡厅走来。他换了一件毛衣，依旧是花花绿绿肥肥大大的，头上依然带着那顶NIKE 的帽子。
我想他还是穿中国楼的制服更加精神些。
我连忙低下头看桌子上摆着的笔记。我用牙齿微微咬着纸杯的边缘，尽量做出专注的样子。我想让他选择和我打招呼或是不打。
我感觉他正向我走过来。纸杯中的冰水微微浸着我的唇。我仿佛可以感觉到水面被我的呼吸搅起的涟漪了。
他果然在叫我的名字。
我抬起头，努力睁大眼睛，尽量做出惊讶的样子。
他似乎很开心。我稍稍放心。
他带给我的消息如他的表情一般令人振奋他的导师的确在找本科生做些杂物。我的心情变得异常迫切。他于是和我约好下午三点在咖啡厅见面，然后带我去见他的导师。
接着，他不好意思地解释说他把记着我的电话的餐巾纸弄丢了。
我立刻说没关系，然后又把我的电话重复了两遍。其实既然已经约好了，他就没什么必要知道我的电话。不过，他还是郑重其事地从背包里取出通讯录。
他居然用中文写下我的名字。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告诉过他我的名字。很久没看见这两个字了，我有些激动。
下午的面试进行得非常顺利。阿文的导师姓彭，自称是湖北人。他因为我听说过他的老家黄岗而兴奋不已。
可我猜想他一定从未去过黄岗。我也一样。
他的兴奋就带给我了一份新工作：为他的一个博士生打杂。
这位博士生是他辅导的研究生里唯一的一个白人。叫 Steve。
Steve身材壮硕，英俊而腼腆。他的课题是给一辆不知哪年生产的破旧福特车加上自动气调弹簧系统。
彭教授自豪地说：别看这辆车破，这个自动弹簧系统如果研究成功了，福特公司会把它装到林肯上面的！
我于是每周工作十五个小时，帮助Steve将各式各样的感应器装到车上再拆下来，一遍又一遍地测量看似毫无意义的数据。如此反复，不厌其烦。
我不在乎课题的进展，我只在乎彭教授付给我的薪水每小时八美元，我便可丰衣足食。我感谢彭教授。或许我应该感谢福特公司，因为我的工资归根结蒂是来源于这所公司的资助的。
Steve的实验室远离彭教授的办公室和组里其他学生的实验室。所以我并不经常见到阿文，除了每周一次的实验室例会，或是其他什么特殊的实验室聚会和聚餐。不过每次有这样的活动，都是阿文来传信的。我不知道以往是不是也由他来传信。不过Steve一般不参加除了例会以外的任何聚会，因为在那里，他反而成为少数民族。
我虽然听得懂他们的谈话，相貌也非常类似，但仍然是少数民族。而且我比他们贫困，负担不起上餐馆或是咖啡馆的开销，所以也是不参加这类聚会的。
因此，阿文总是兴致勃勃而来，垂头丧气而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在乎Steve和我去不去参加聚会，不过，他低落的情绪却总是暗自激荡起我内心的一丝快意。我不太明白自己了。
其实，即使是那些我们的确参加了的实验室例会，也并没有任何与我相关的新闻或是论文。我并不关心课题的发展，我甚至不希望Steve如期在明年春天答辩，我希望到后年五月毕业前能够一直拥有这份工作。
后年五月。还有二十五个月。仿佛实在是太久远太漫长了。漫长得如同喷气客机在高远湛蓝的天空里留下的白线，只会慢慢变浅，变淡，却总是看不到终点。
这里的天空很繁忙，如此的白线网罗交织。我寻找伸向西方的一支。我幻想它跨过茫茫的大洋，到达那座我曾经生长的城市。
我却不见白线的尽头，只见它安静地扩散开来，随后就自然而然地消失在姿态万千的云里。
庞大的喷气式客机留下的痕迹竟然如此的悄无声息。不若火车开过时，由于离得近，声势就显得特别浩大。虽然浩大，却很短暂。
很多夜，我梦到古观象台和那下面缓缓开过的列车。醒后才忆起，从我家的凉台或是楼顶，已经看不到那景色了。
五月。白雪消融。
我惊讶地发现，白雪下面的草坪竟然一片油绿。原来，那草坪从不曾枯萎，只是一直被白雪覆盖着，我便理所当然地把它想象成枯黄的样子了。
冬季学期结束了，春季学期立刻开始。我的成绩非常优异，工作也依然顺利。我的心情终于有些好象这生机勃勃的季节了。
我的住处也越发变得小康犹太房东卖给我一台二十寸的彩电，是镶在巨大的木质盒子里的那种。虽然它的年龄和我不相上下，但图案和声音都很清晰，热心的老太太还帮我把她家的有线电视线路接到地下室。我的生活比以往丰富多彩了。
最令我兴奋不已的，是有线电视台里的国际频道，每天夜里转播四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其中包括半个小时的中央四台新闻联播。
发现中央四台节目的那夜，我趴在床头如痴如醉地观赏了一夜以往从来不愿留意的纪录片。当我再一次听到中央台天气预报的背景音乐时，差点儿激动得流下眼泪。
安阿伯的春天竟然同北京的春天一样短暂。但从不见北京那样的黄沙满天。
何况，这里满街的桃花梨花。所以，我有些喜欢这个春天了。
阿文却痛恨这季节。春天空气里特有的芬芳使他过敏。从NBC的女播音员郑重其事地宣布春天来了的那天起，他便开始不停地打喷嚏，涕泪横流，昼夜如此，苦不堪言。
我并没有昼夜陪伴他，我们只是在每周的例会上见面，但从他充血的双眼，疲惫的神态和马拉松似的喷嚏，我判断他应该是时刻被空气里的花粉所折磨的。
然而，我是喜欢这特有的春天的味道的。尤其是在傍晚，天色黑下来的时候，我会为了这温柔的气息而放慢脚步，在屋外故意多耽搁些时间的。可见，我和阿文的确是不同的。
然而花粉过敏并没有妨碍阿文到Steve的实验室预报各种会议的消息，他由远而近的喷嚏声往往提前报告着他的到来。
7
六月的一个暖洋洋的下午。实验室的窗外一片阳光明媚，而室内矫枉过正的空调反而让人觉得有些寒冷了。
我和Steve默然地面对着张牙舞爪的汽车支架，从容地反复着我们一如既往的测试。
Steve是个非常安静腼腆的人，他不若我所接触的其他美国人那样，总是主动搜寻一些关于中国的问题，向我表达一下他们对那个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国度的兴趣，尽管很多时候，我清晰地知道他们并不真正关心我的答案。
大多数美国人其实对别人的文化并不真正感兴趣。就象我的第一位房东，他不关心中国和日本有什么区别，也不真正关心中国人到底知不知道电视是什么。当他偶尔表示关心的时候，只不过是想表现一下他身为美国人的优越感。
然而Steve从来没有问过我关于中国的问题，于是他也就从来未曾向我表现过身为美国人的优越感。我们从来都是默默地进行着手里的工作，对话减少到最低限度。
Steve的面部线条不若其他白种人那么夸张，在我看来却恰到好处。他的嘴角微微翘起，似笑非笑，即使在沉思时也是这样，微笑起来便更加动人。他两腮永远都刮得干干净净，微微泛着一抹清黑色的光，剃须膏的味道幽淡而清澈。
我从不曾觉得白种人性感，但Steve是个例外。许是因为他的样貌，许是因为他的沉默。
他的沉默，当然也会显得有些孤傲。不过，我却丝毫不反感。因为我相信，这孤傲是生在他血液里的，而不是专门做出来给我看的。
午后的阳光很快晒到他额头上，几滴汗水晶莹剔透。可我却觉得很寒冷，身上一件衬衫似乎无法抵挡强劲的空调。
我偷视他身上的T恤衫，心中疑惑他何以衣着如此单薄却还热得出汗。
时间似乎过的非常缓慢。在一个人做着他毫不关心结果的事情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再普通不过了。
突然间，楼道里又响起了熟悉的喷嚏声。我精神为之一振。我为我的振奋而羞愧。这份工作不但让我丰衣足食，还让我小有积蓄。我不该对它抱有厌倦之情。
阿文转眼间跨进屋来。他的表情仍旧是有些倦怠的。
阿文告诉我们，彭教授的一位学生下个月就要毕业了，大家决定今天下午开个派对，为他送行。
这种情况不比平常，如果仍旧不参加，未免显得不近人情。Steve也不好意思推托。他声称要忙完手里的活再去，却随即告诉我可以立刻去帮帮组织者们的忙。
其实我和组织者的关系绝对不比Steve和他们的关系更密切。 但阿文的眼神里似乎多了一丝光芒。我便不忍推托了。
走出实验室来，阿文的表情稍稍活跃。他告诉我，他的任务是采购。我不如和他同去。
我们就又坐在他的丰田车里了。尽管才六月出头，车子停在停车场里晒了一中午，里面比蒸笼有过之而无不及。坐在这样热的车子里，谁又能相信，不过在一个月之前，路边还看得到积雪呢？
我拼命摇下窗。阿文索性脱掉衬衫。他的脖颈处细白而且饱满，没有任何皱纹或瑕癖。
他身上的T恤有些紧了，清晰地勾勒出肩背的轮廓。我把目光移向窗外，偌大的停车场，密密地停满了各色的汽车，不知哪辆车的反光镜把阳光反射过来，我有些睁不开眼睛了。
汽车慢慢启动，一丝风透进车窗来，爽透心肺的感觉。
我们要去的超市在城市的另一头。吃的用的应有尽有，价格也较学校附近的便宜。由于距离很远，我还未曾去过。
汽车很快就开出了校园，路边不见了整齐的校舍，取而代之的是茂密的灌木林，葱绿的色彩和纷乱的枝杈，似乎从来没有被人开垦过一样。
豁然间，灌木林换做蓝天白云。汽车驶上了一座宽阔的桥梁，桥下河面异常开阔，如果不是它向天边蜿蜒而去，看不见尽头，
我就几乎要把它当作湖了。
〃这是一条河吗？好宽哪！〃 我惊叹。
〃你从没来过这里吗？这可是安娜堡最美的地方了！〃 阿文的表情似乎比我还惊讶。
〃没来过。也没听说过。〃 我轻描淡写地回答。
〃这里真美。〃 我又补充一句。
〃不如，我们在河边停一停吧，反正时间还早。〃 阿文把车子开离主路，停在河边的一个小停车场里。
午后的太阳愈发的慵懒。河水在阳光下缓缓地流动，一群鸭子躲在树荫下，啄食着鹅卵石间的泥沙。
我们坐在河边的长椅上，看着树影在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