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看这官府的人如何操纵法律的。李逵是成年人，有完全民事能力，作为柴进的庄客，他打死人，该负一定连带责任的柴进也罪不致死，何况还有免死铁券。可高知府对柴进这位大周皇帝后代，大宋皇帝名令有司法豁免权的大官人严刑拷打，刑讯逼供之下，柴进只能招供：“使令庄客李大打死段天锡。”变成了主犯，关进了死牢，等待杀头。多受柴进恩惠的梁山众人自然不会坐视不管，救出了柴进一起上了梁山。
像宋江这样的小吏反了我不痛惜，李逵、张青之类的群氓反了更是自然，就算是秦明这样的中高级武官反了我也能理解。可受铁券保护的、大周皇帝后裔、举止温文尔雅的贵族柴进终于反了，这大宋还有什么希望？
在段天锡之死中，有连带责任的柴进被冤枉为主犯重判为死刑。可在阎婆惜被杀一案中，宋江杀人动机具有，犯罪事实清楚。可阎婆惜一个风尘女子，没人最后给她说话，而宋江黑白两道都通。宋江被父亲死了的假消息骗回老家，被官府抓捕后，弄出来这样一个供招：
“不合于前年秋间，典赡到阎婆惜为妾，为因不良，一时恃酒争论斗殴，致被误杀身死，一向避罪在逃。”
最后就依照宋江自己的供述，判了个刺配，服刑地还是渔米之乡江州（今九江），宋代的江西无论在经济文化上都属于最发达地区之一。你看宋江如何开脱的：先说被害人自己有过错——“为因不良”，然后说自己喝了酒两人争殴，最后的结论是“误杀身死”。宋江不愧是能吏，刀笔好厉害。不过比起级别更高，钱更多的人，他这番开脱也不算高水平。你看“某某案”中，一死十一伤，就被“精神溜号”、“忙乱中发动汽车”等理由认定为误杀误伤，判了个有期徒刑二年而且缓期执行三年。我靠，宋江还是现刑，真正的文了面，发配到江州了。不过想想，宋江只是个科级干部，神通当然还差那么一点点。
对照段天锡和阎婆惜两人被杀的案子，我们可以看到，在宋代，有罪可变成无罪，无罪可变成有罪。重罪可变成轻罪，轻罪可变成重罪。
中国的官家，自古没有遵循法律的传统，铁牛哥哥所说的“条例”，只是他们治人的工具而已。想起了民国初年，为清帝退位和清室签订了优待条约，允诺宣统长住紫禁城。可没几年民国还在，丘八们就用枪杆子把人家赶出去。
想到这些，心中有种寒意。
官军为何不如民团
《水浒》中梁山诸人造反后，官府派军队一再进剿，而且一次比一次规模大，统帅的军官级别越来越高，可结果一样，都落败而去。
如果说晁盖刚刚劫了生辰纲，上了梁山后，济州府尹派团练使黄安带领千人——出动的仅仅是地方武装，第一次攻打梁山，翦羽而归，是因为视梁山等人为普通打家劫舍的草寇，犯了轻敌的兵家大忌。后来朝廷逐步重视梁山的危害，进剿的力度加大，会巫术的高廉落败后，高太尉大兴三路兵，从大宋王朝的辖区内调拨精兵良将，并让名将之后呼延灼拜下连环阵，照样败北；最后高太尉亲任兵马大元帅，征调河南河北、上党太原、京北弘农、颖州汝南、中山安平、江夏零陵、云中雁门、陇西汉阳、琅琊彭城、清河天水等十路节度使各率一万兵，会剿梁山泊，此时已是集大宋政府各地部队之精锐，大举进剿，可结局仍然惨败，“齐声唤，前头捉了高太尉。”“不周山下红旗乱。”梁山好汉们取得了一次又一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与官军的无能相反，真正让梁山泊焦头烂额的竟然是民团，——套用中学历史课本的说法，给起义军添大麻烦的是当地地主武装。
和梁山毗邻、一个小小的祝家庄，就使宋公明三次兴兵，前两次不但没有搞定，还让许多大将被人俘虏，最后离间了祝、李、扈三家，使用了连环计，让反水的登州府军分区司令员孙立假装前来帮助祝家，才最后攻陷了祝家庄。
攻打曾头市时，曾氏五兄弟加上一个家庭教师史文恭就让梁山好汉们纷纷落败，连梁山首义的领导人、梁山群雄名义上的最高领袖晁天王也中箭身亡。
和官府那帮吃干饭的混蛋们比较，这些自筹钱粮、自练兵马的民团战斗力太强了。原因何在？
原因之一是攻守之势异也。打祝家庄、打曾头市，梁山泊部队是攻，民团是守，强龙对地头蛇当然花的力气要更大。而官军进攻梁山泊则是攻，此时的梁山部队是守。但这不是主要原因，三山的义军合兵打青州，也是主动出击，照样取得了胜利。我认为民团比官军战斗力强最重要的原因是不同的管理体制和激励机制。
有宋一代，国富而兵弱是出名的，不但在大辽和后来的大金面前屡战屡败，连地处西北一隅的西夏都敢侵掠大宋疆域。中国历朝历代，恐怕没有比大宋朝更窝囊的了。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制得失》中说过，宋代是因养兵而亡国的。养兵本是为了护国，最后走向了其反面，这恐怕是太祖皇帝没有想到的。一个殿前检点（羽林军头目）赵匡胤发动兵变，就能黄炮加身，好比非洲一些小国，一个少校衔的总统府警卫队长，就敢赶下总统自己做。赵匡胤深知武将坐大之祸，杯酒释了兵权，在文官地位持续提高的同时，武将地位较低。宋代军队分禁军、厢军两类，基本上都是募兵即职业兵，从少小当兵到60岁退伍，这样的兵还有什么战斗力？另外一种兵就是配军，像武松、宋江、杨志这样犯了罪的人，刺了字进军队服役。这样的兵闹不好像牧野之战的纣王部队一样，给你来个反戈一击。厢军就是些杂七杂八的地方部队，他们并不归军事首领统帅，而是由当地的文官如知府管理，——而文官是流官，常常调换的。平时不修战备，纯干些地方的建设项目，如苏东坡至杭州时，浚西湖修苏堤的主力是当地的厢兵，有些地方部队还经商，如《水浒》中的张团练就是“快活林”的后台老板。这样的部队，只有到了战时，才临时征调稍加训练就上前线，能有什么战斗力？而且这些临时征调的地方部队，其统帅并非平时朝夕相处的将领，也是临时选拔的。如《水浒》五十四回，高太尉集合了一些兵马准备去剿梁山，临时找了呼延灼做兵马指挥使，“（呼延灼）火急收拾了头盔衣甲、鞍马器械，带领三十人从人一同使命，离了汝宁州，星夜赴京。”呼延到了东京后，又临时找了韩、彭二人做先锋。这样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如何能打仗？呼延带去打梁山的数万部队，恐怕只有从汝宁带过去的那个三十人的警卫排真心听他的话。
禁军是从各地选拔，拱卫京师的，战斗力稍稍强一些，但开国日久，这些模范部队的战斗力也下降了。——就如唐代的神策军、满清的八旗一样，最后徒有其名。因为禁军在皇帝身边，他更不敢长期让能干的军事将领统帅，大多交给高俅这样只会哄皇帝开心的弄臣管理。对付梁山这样的造反者，也只能多用各州厢兵，不敢轻易劳动禁军，因为如果京师空虚，北面大辽南下如何办？
中国从秦始皇郡县天下后，真正的封建已经消亡。封建社会才是家中有家，国这个大家中有无数小家。国王对各地割据的贵族内部事务并不多加干涉，碰到外敌就像周幽王遭遇狄戎入侵一样，用烽火召集各地诸侯来擒王。各地诸侯自己养兵，自己保卫自己，自然积极性很高，部队也有战斗力。但这样做最大的害处就是诸侯拥兵自重，不把老大放在眼里，像楚子那样，“吾有弊甲，欲观中原之政。”后代的皇权社会，皇帝老儿最大的担忧是武将拥兵自重，因此处心积虑地削弱军事将领对部队的影响。——宋代和明代这方面做得最彻底，宋、明皇帝恨不得天下几百万兵卒只听皇帝一个人的，而不受制于任何一个将军，——管他是岳飞、还是戚继光或者袁宗焕。三人的悲剧也是源于此。既希望平时将兵分离，又希望打仗时将兵一体，英勇善战。这怎么可能呢？只有现代民主社会，真正做到军队国家化，文人统军、武人治军既能避免军人干政，又能保证常备军的战斗力。所以在皇帝用文官不断干预军事，不断折腾武将时，军队人数再庞大，如宋代一百多万，明代决不少于这个数字，在胡人和流寇的攻击下，一溃千里。就如那些去打梁山的官军一样，兵不知道为何而战，为谁而战，眼里也没有军事统帅，临时抽调的将领也心里不平，受制于高俅那样的人，打不好还要当替罪羊，谁愿意死心塌地地打仗？
和官军正好相反，民团有具体的战斗目的。——就是保护自己的庄园，保护自己的家。无论是祝家庄还是曾头市，他们厉兵秣马、修建壕垒的目的明确，抵抗那些动不动就来“借粮”，实则是烧杀抢掠的梁山人。这些人世代聚族而居，同声共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练兵的目的明确，练兵的方法、防御的模式也很有针对性。他们不像官军那样，中间有无数的层级，决策者和战斗人员之间隔膜重重，信息不畅。这些民团的将兵之间，或亲戚、或世交、或师生，因此这样的民团，最小的成本能产生最大的效益。
尽管秦汉以后，割据减弱。但各地的庄园主，还是喜欢训练民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官军，即自己纳税养起来的政府军极度不信任。时迁上《水浒》之前，偷了祝家庄一只鸡，引发了三打祝家庄。实际上有没有时迁的小偷小摸，梁山和祝家为代表的当地豪强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宋江要生存，要四处“借粮”，自然不会放过梁山门前的富裕庄园；而对于这些盗寇，祝家庄需要自保。在梁山和祝家的战斗中，我们看不到官军的影子，这些靠百姓养活的军队任凭祝家用自己粮、养自己的民团来抗击强盗。祝家在战端开始前，已经对官府没抱多大的希望，他寻求的是和李家庄、扈家庄的联盟互助。如果硬要说官军在三打祝家庄中起什么作用，相反是有利于梁山的。登州提辖孙立投靠梁山后，利用当时的通讯不便以及师兄弟栾廷玉对自己的信任，假装职务调动来协防祝家庄，从而赚开了祝家庄的大门。——这极具戏剧意义的情节恰是对官军作用的反讽。
在封建和民主社会之间，皇权制实质上是个很糟糕的政体。封建社会是责任分解，用许倬云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总公司给各子公司极大的自主权，你自己练兵保护自己，只要别造董事长的反就行了。而现在民主社会，所有的股民买了股票，给你交了税，别的事情就不用再管了，自然政府有义务来保证社会稳定、保护国家不受侵犯。可是皇权社会里，老百姓已经支付了用于防卫的费用，即皇粮国税，官军并不能履行相应的义务，大的战端一开，各地的老百姓还得自己保护自己。你让官军打仗，他们会像明末那样，一次次为辽东战事临时加税，就好比你交税已经包括义务教育支出，可修学校还让你临时集资一样不合理。老百姓明明知道这种双重支付不合理，但为了自己的安宁，还是选择自己掏钱保卫自己，如祝家庄、曾头市，他们这样花钱至少能看到钱化在哪里，看到花钱所起的直接效果。
其实，在中国由于皇权社会管理之混乱，效率之底下，官军的战斗力很多时候都不如“家军”——即民团。李闯能一鼓作气攻进北京，南退后却处处陷入地主武装的进攻，最后在九宫山丧于民团之手。满清铁骑由吴三桂迎入关内，打败李闯，可打了江南，柔弱之江南遗民处处毁家抗争。到了咸同之世，八旗、绿营等政府军一塌糊涂，翦除洪杨、廓清东南的依然是曾、左、李等人的民团。
面对官军不如民团的历史怪圈，不仅要问：花费无数公帑，养兵干什么？
取经给回扣的规矩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历尽了千辛万苦来到西天，见到了佛国老大如来佛。如来佛对于东土那么多的FANS渴望自己的经书，自然十分高兴愿意倾囊相授，让佛教精神在东土生根发芽。
唐僧自然也兴奋异常，你想自离开唐都长安开始，收了四个徒弟，一路上除魔涉险，多少次差点成了妖怪的口中食，或被女妖坏了童子身。这下功德圆满，完成了大唐王朝领导核心交给的政治任务，回去自然封官进爵。
可是，这帮傻和尚念经可以、除魔可以，却不知道官场的规矩。
如来命令自己最得意的两名弟子阿傩、伽叶去看经文时，对唐僧道：“圣僧东土到此，有些甚么人事送我们？快拿出来，好传经给你。”
短短的两句话，将天下索贿者的共同形象刻画传神。首先索贿者会给你戴一顶高帽，称你为“圣僧”，然后将权力寻租的基本定理明白无误地告诉你，给了“人事”，立马“传经”给你。
可呆鹅一样的唐僧根本就不开窍，竟然说：“弟子玄奘，来路迢遥，不曾备得。”信许他心中还想，我为了光大佛门差点连命都达上了，佛祖应该奖励我才是呀。可底下办事的人才不管你的事业如何伟大，——那是领导的面子问题。他们想到的是自己的利益。所以二人说：“好！好！好！白手传经继世，后人当饿死矣。”
很显然，佛祖的两大弟子认为取经索贿的“潜规则”天经地义，他们大概工资不高，顶多够吃饱饭而已，在最高领导身边担任如此显要的传经工作，不产生个人效益简直就是大傻。没想到他们碰到这样不知趣的取经团队。
那个降魔本事高强、天不怕地不怕的悟空更是自以为真理在手，竟然说：“师父，我们去告如来，教他自家来把经与老孙也。”
应当说按照显规则，悟空这种想法没有问题，你索贿嘛，我举报你。可是他就是举报，如来也顶多轻描淡写地批评两位徒弟，可是以后就把西天佛国几乎所有要害人士得罪了。
面对要举报的猴子，你看索贿者多聪明：“莫嚷！此是甚么地方，你还撒野放刁！到这边来接着经。”——首先是吓唬，别看你悟空在基层呼风唤雨，本事通天，来到中央你什么也不是。由于害怕他胡嚷接着进行糊弄，让他们去取经。
这些从山野来到佛国的师徒，哪知道没有付出取经的另类成本——贿赂也可叫回扣，他们取得的是无字经！
等元老院的燃灯古佛派人提醒他们后，得知受骗的师徒四人还没有醒悟过来。悟空怒发冲冠，八戒也跟着起哄，“正是！正是！告他去来。”他们以为自己理由充分，在满口公平正义的最高领导面前，能打赢这场官司。
在大雄宝殿前，孙行者嚷道：“如来！我师徒们受了万蜇千魔，千辛万苦，自东土拜到此处，蒙如来吩咐传经，被阿傩、伽叶讹财不遂，通同作弊，故意将那无字的白纸本儿拿去，我们拿他去何用？望如来赦治！”
当年大闹天宫的猴子以为这御状告准了，如来会念在师徒传播佛祖先进理论的份上，惩治一下两位索贿者。谁知道他大跌眼睛，最高领导人理由充分地为索贿者辩护。你看如来怎样说的：
“你且休嚷，他两个问你要人事之情，我已知矣。但只是经不可轻传，亦不可以空取。向时众比丘圣僧下山，曾将此经在舍卫国赵长者家与他诵了一遍，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脱，只讨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回来。我还说他们忒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你如今空手来取，是以传了白本。白本者，乃无字真经，倒也是好的。只你那东土众生，愚迷不误，只可以此传之耳。”
你看如来替两位亲信的开脱是多么巧妙。首先说自己已经知道，那么就是说这是组织行为，如来靠这些人办事，哪会因为基层来的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