慷慨激昂：“卢某昔日在家，实无死法，卢某今日到此，并无生望。要杀便杀，何得相戏！”当宋江邀他入伙时，遭到他严辞拒绝：“卢某一身无罪，薄有家私。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好一个大宋的忠臣义民。可就是这样的忠臣义民，被官府逼迫成大宋的敌人。管家李固和卢俊义妻子通奸，为霸占家产诬蔑他坐了梁山第二把交椅，身为大名府的军政首长为什么这样容易相信？首先是卢俊义家产万贯又没有犯罪，没有必要上梁山。其次即使真的落草怎么会傻乎乎再回北京自投罗网呢？梁中书完全可以调查，怎能凭一面之词定卢俊义的罪，而卢俊义无任何申辩机会和救济渠道。
除了官府的逆向淘汰庸之士身居高位外，可能还有这几个原因。
一是平时卢俊义眼高气傲，身为河北三绝的卢大员外，声名远播又待人仁义，根本不把地方官梁中书放在眼里，不去请安不去送礼，梁中书早就对他不满。
二是梁中书觊觎他家的巨额财产，除了李固等人为陷害卢俊义奉上的重礼外，一旦卢家财产转到李固名下，便成了梁中书的银库，可任意取用。
三是与松王朝这样的专制政权的神经过敏，将一切人视为敌人的沉疴有关。专制的政体因为不自信，只相信奴才，稍微有风骨有能力的人都会被视为潜在的敌人。——卢俊义符合这个标准。
把多数人视为敌人的政权，多数人必然会成为它的敌人。
卢俊义比起为富不仁的郑屠、西门庆而言，真是个民营企业家的楷模，可照样不容于大宋朝。
其实，在那个时代，民营企业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当西门庆，要么当卢俊义。而这两种选择都不能给他们带来安全。
大宋忠臣黄文炳之死的警示
告发宋江题写反诗的黄文炳也许不是个好人，但他是一位忠臣。一个为大宋王朝尽忠的人却得不到他所效忠的政府保护，全家被灭门。这是黄文炳的悲剧，也是大宋王朝的悲剧，尽心尽力忠于王事之臣没有保障，这个王朝的命运就可想而知。
《水浒》所描写的大宋王朝，其所属官吏大致上有四种：
第一种如林冲那样“朴忠”之人。能力超群，为人忠厚，行事端正，勤勉于王事。但这种出污泥而不染的职业军官，为那个朝廷、那个官场所不容，只能雪夜上梁山。
第二种如宋江这样的能吏。依然是能力超群，又长于权谋。但看到了王朝的种种弊病和未来的命运。替朝廷打工完全是为了自己有机会寻租，自己利用所掌握的公共权力广交黑白两道人士，为自己早找退路。对王朝而言，这些人早就“身在曹营心在汉”，对王朝的律法都是敷衍了事，毫无内心的尊重与敬畏，甚至与“反贼”们暗通款曲，如果他们反戈一击，杀伤力最大。
第三种如蔡九、高廉这样占据要津的官吏。他们大多无能无德，惟一会做的事情是奉承巴结上宪，欺压敲诈百姓与下属。他们惹起了沸腾的民怨，他们为王朝制造种种仇恨。但由于他们大多“根正苗红”，在朝廷有强大的靠山，他们的贪污腐败行为只要玩得巧妙，大多不会给他们带来处分，甚至会青云直上。这类官员和林冲等类官员是天生的敌人，他们必须将林冲这样的“干净”官员排挤掉，才能为所欲为。和宋江这类官员既有共同利益，又有种种矛盾。他们是互相利用的关系。蔡九这样的官需要宋江这样的吏办事，宋江这样的吏需要借重蔡九等官员的权势。但由于宋江等小吏有能力无靠山，只能为混蛋官员屈身做吏，因此内心是十分瞧不起和反感蔡九这些昏官的，因此有机会就会哄骗、利用他们。蔡九们让皇帝做“冤大头”，宋江们就让蔡九们做“冤大头。”
第四种官员就如黄文炳。他们寒窗苦读出身，有学识也有能力，在官场这个大酱缸中，为了找到晋身之道，一方面勤恳地为朝廷办事，另一方面牺牲自己的自尊，扭曲自己的人格，让自己的品行污染得和官场一种颜色。因此对百姓而言他是坏蛋，对朝廷而言却是忠臣。由于没有蔡太师这样的父亲，高太尉这样的兄长。在官场他们有先天的不足，只能厚颜去攀附蔡太师这样的大树。但这种攀附来的关系是不牢靠的，大官们也只是利用他们办事，未必把他们看成嫡系。而一般百姓和有良心的官员却不齿其为人，不愿和他们为伍。这样的官员是属“蝙蝠”的，上庙堂无门，下江湖无路。因此我觉得，像黄文炳这样的官员很可怜。
黄文炳是一个在闲通判。在宋代，通判是知州的副官，大概相当于副州长这个级别，算个中级官员。但在帝制时代，主官和副官的级别只差一点，权力却有天壤之别。做通判的大多是科举出身，通过任通判处理各种公务的历炼，然后一步步升为主官。苏东坡中进士后，开始做过数任通判，后来熬到知州。黄文炳怎样被罢免实缺，赋闲在家，书中未做交代。但我想不外乎这几个原因：一是因为贪污受贿，在帝制时代，“千里做官只为财”，因贪污事发一般是因为政治斗争，这点成为政敌攻击的“阿喀琉斯足跟”。其二是办事不利得罪上司，被整下来了。第三是和同事关系太差，得罪的人太多，无法容身。但根本原因是没有硬靠山，如有蔡京、高俅那样的靠山，贪墨就不是毛病了，上司也不敢整他，出了事故平调到异地做官就行了，同事们更奈何他不得。
罢官回家的黄文炳只能住在无为军这样的“野去处”，而不是在通省大衢，哥哥也只是个土财主。过江去探望蔡九，因为蔡九家摆公宴而不敢进去，可知他根本进不了蔡九这些“公子党”的圈子。作为这样一个寒窗苦读出身，混了一官半职又被罢官的人，想走关系投门子起复，重新做官，应算是一种合理的期望。他总归是想在大宋王朝的体制内寻求一条出路，而不是像宋江等那样，暗中勾连梁山强寇，做好造反的准备。如果宋江都敢自夸“忠义”，黄文炳更是“愚忠”了。至于书中说他，“这人虽读经书，确是阿谀谄佞之徒，心地匾窄，只是嫉贤妒能，胜如己者害之，不如己者弄之，专在乡里害人。”这是施耐庵的道德评价，和是否忠于王朝的“大节”没有必然联系。历史上长于待人接物，仗义疏财的奸臣不乏其人。
看到宋江题写的诗词，一般的混蛋看不明白，而看得明白的人往往不在意，谁骂朝廷的娘，没准他还附和。可黄文炳希望起复的欲望太强烈，便抄下来去蔡九那里邀功。——看他向酒保借笔墨纸张抄写，又问清楚题诗的人模样，再吩咐酒保不要将墙壁上的诗词刮掉，以免证据灭失。——如此有条不紊，可见真是个能干的官员。
在府衙听到蔡九叙述父亲蔡京信中所说的京城童谣和异常天象，他立即想到“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和题写反诗的“郓城宋江”是一人，两条不相干的证据一对照，便发现了重大问题。是何等的具有斗争经验和警惕性。时时刻刻观察舆情，时时刻刻警惕民间对朝廷不满的迹象。这样的官员，大宋太少了，有这么一个还赋闲在家，像蔡九那样的傻蛋，却起居八座，开府建牙。
宋江装疯卖傻，被黄文炳识破。
吴用等人伪造蔡京的假书信，亦被他识破。
他又建议蔡九将宋江、戴宗斩首于市，早除后患。
这种政治敏锐性，这种细致清醒而又当机立断的办事风格，显示他是宋代文官制度培养出来十分合格的官员。作为王朝培养的官员，看到不寻常的舆情而熟视无睹，面对犯罪的破绽而不能识破，才是最大的失职。
对宋江而言，因题写反诗而被关进死囚牢，是因言获罪，是不折不扣的文字狱。
对黄文炳而言，朝廷既然将题写反诗视为“谋反”、“犯罪”，他及时侦破是为人臣的本份。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宋江、戴宗不被晁盖劫走而是顺利斩首，上报到朝廷，第一功臣肯定是蔡九，黄文炳顶多分一瓢羹。黄文炳依然得不到他应该得到的。
黄文炳在具体事务面前通达敏捷，但他只有小聪明，不具备大智慧。他没有看到他满怀希望的大宋王朝已是外强中干，身体各个器官已经失灵。宋江等官吏，甚至包括宿太尉这样的大官比他看得更远，对强盗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提供方便，根本不对朝廷抱太大的希望，口说“忠诚”，内怀小九九，反而两面讨好。因此黄文炳没想到堂堂的江州府官兵，在梁山贼寇面前不堪一击；更没想到蔡九办事会犯那样的低级错误，斩首私通梁山强寇的要犯，竟然事前不清场，不关闭城门，让梁山人回娘家似的从容进来劫法场；对法场一旦被劫的应急预案也不做，让劫了法场的人全身而退；对于黄文炳如此重要的举报人，也不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如果蔡九那个位置换上黄文炳去坐，这一切可能都不会发生。——黄文炳落入宋江之手后，也许在痛骂蔡九：“竖子不足与谋！”
黄文炳的哥哥黄文烨是个大善人，他对弟弟的作为很担忧，骂他说：“又做这等短命促掐的事！与你无干，何故定要害他？倘若有天理之时，报应只在眼前，却不是反遭其祸！”作为官员的黄文炳，主动揭发侦破宋江题写反诗、通贼的种种行为，却被“大善人”视为“害人”；蔡九、慕容这样的昏庸之官，位置却坐得很稳；而宋江、朱仝这样的官吏，为强盗通风报信、甚至私放盗贼的人却被民间尊为“义士”。大宋王朝在老百姓心中，形象何等的不堪！
宋江对黄文炳的报复是那样的残酷、那样的没有人性。害宋江的是大宋王朝，黄文炳只是大宋王朝这条大船上的一个螺丝钉，可宋江杀掉了黄文炳一家四五十号人，放火烧了人家的房子。当张顺把黄文炳抓到宋江面前时，黄文炳倒还是显出一个读书人的气节，说了句：“小人已知过失，只求早死！”他知道自己的过失恐怕不仅仅是多管朝廷的“闲事”吧，也许是后悔没看出自己所依靠的知府是那样无能，自己效忠的朝廷是那样的虚弱。对黄文炳这样忠于自己朝廷的能人，在西方也许会获得敌人的尊重。可宋江自称“忠于朝廷”的人却如此痛恨真正的忠臣。让李逵用尖刀，割黄文炳的肉，一点点在炭火上烧烤着下酒，将黄文炳的心肝做了醒酒汤。可在梁山后期，宋江俘虏了大奸臣高俅，反而对其待若贵宾。
如此看来，黄文炳是真小人，宋江是伪君子。真小人比伪君子可爱。
黄文炳最大的错误在于他太把朝廷当回事，太相信朝廷的能力。黄文炳之死的警示意义在于：为朝廷做事太认真不行，弄不好引火烧身，朝廷可不会真心保护你，蔡九这样的大官一有风吹草动早就跑得远远的，黄文炳死后，顶多让大宋王朝表彰一下，追封为某府知府而已，可老百姓却一点也不会同情你。所以呀，办朝廷的事，能糊弄就糊弄。
攻城平叛之功不如薄技在身
小时候，我做中医的父亲希望我继承衣钵，长大后能悬壶济世，可惜少年时心事拿云，觉得当个医生没意思，自己长大后应该出去干一番大事业。父亲用最朴实的道理教导我：“有一门技术哪个朝代都不会吃亏，不要玩什么文字，那样容易惹火烧身。”可惜年少的我总觉得父亲保守、短视，而今回头一想，最朴素的话包含的总是最真实的人生感悟。
读《水浒》，更深地感觉到父亲那种价值观可能在中国人中很有代表性。虽然“手艺人”一向不被儒生看得起，但一门薄技，往往使人在世间不至于饿殍，甚至还可以飞黄腾达；而自以为有安邦定国之才，能攻城掠地，燕然勒石，却常常死无葬身之地。
高俅是看水浒的人很不屑的一个浪荡子、帮闲出身的高官。他踢得一脚好“蹴鞠”，用现在话来说，是国家著名的球星。那时候没有甲A联赛，足球运动员也不像现在这样日进斗金。蹴鞠就是纯粹的玩，上升不到国家荣誉、民族尊严这个高度。——真正强盛的国家不靠这些玩意儿赢得别人的尊重。
《水浒》中，玩家在综合素质方面能和高俅比拚的，恐怕只有浪子燕青。这高俅，“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玩耍，亦胡乱学诗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会唱歌会写点诗赋，就已经具备做一个高级官员的全面素养了，要仁义礼智干什么？这仁义的毛病对做官员的来说百害无一益。因此，从《水浒》的开篇，就能看出高俅的发达，绝不是偶然的，他有做大官的潜质。
你看，这高俅被父亲赶出了东京，只能去淮西州帮柳世权的赌场看场子，因为皇帝大赦天下，才得以回到东京。他这身份，就好比现今犯了罪被注销城市户口，发配到西北劳改的犯人一样，刑满释放求爷爷告奶奶才能再回大城市落户，还得时刻去居委会汇报一下近期表现。可高俅没有丧失开始新生活的信心，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很快回归了社会。从董生药家到小苏学士家，再到驸马王晋卿家，善于踢球的高俅自己像皮球一样，被人踢来踢去，而他在敷衍与推托中不恼不忧，最终，“高俅遭际在王都尉府中，出入如同家人一样。”只有这样能抗击生活的打压，能尝尽奚落、侮辱，能在逆境中寻找快乐的人，才能抓住机会，一飞冲天。
因为送笔架碰见正在踢球的端王，机会像皮球滚到了高俅的脚下，高俅踢出了决定他一生荣华富贵的一脚，这脚球比罗纳尔多2002年世界杯决赛上踢进德国队球网的球还要意义重大。——“偶然一出脚，便为人上人。”前两年《水浒》电视连续剧中的《主题歌》唱道：“该出手时就出手呀”，高俅才是真正的“该出脚时就出脚”，从此，他做了端王的亲随，端王当了皇帝提拔他做殿帅府太尉，这太正常了。官职就是皇帝私人的财富，想送给谁还不是他一句话？这种赠予的民事行为有什么值得质疑的？好在宋徽宗还讲点规矩，没让他做文官，因为那时候的文官大多要经过科举，可后来什么文盲劳模、纺织工人都能被提拔到副丞相的高位，唱歌的也能肩扛将星。高俅好歹还能刺枪使棒，美国的国防部长没有摸过抢不照样带兵么？一居高位，便有恩报恩，有怨报怨没什么奇怪的，难道让高俅同志以德报怨？他又不是个君子，他若是君子就当不了大官了。高俅跟对了人，是他的运气，就像赌场上押对了宝。饱读诗书的人难道就不想抱一棵大树么？你看李白在《与韩荆州书》中写道：“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这马屁拍得还不肉麻么？后来李白又想抱永王麟这个大粗腿，最后被流放。可惜李白做诗可以，押宝差点功夫。
皇帝也是人，他也要有自己的爱好，就像明代有皇帝喜欢自己封自己做将军，满足一下带兵打仗的喜好；有皇帝喜欢做木匠，在手艺活中获得满足。这宋徽宗信许就觉得国防、外交那些琐事太烦人，这些工作是皇帝不得已而为之的职务行为，而作为一个正常人，人家老赵就喜欢踢踢球，写写字，吟吟诗，捧一捧戏子。因此，对宋徽宗来说，高俅和李师师远比宿太尉那些人重要。
朝廷如此，梁山何尝不是这样？宋江老大的弟弟宋清没什么武艺，不能像林冲、秦明那样冲锋陷阵，也没有燕青、戴宗、时迁那样的特长，连杀猪宰羊的曹正、计算钱粮的蒋敬那点本事也没有。但宋江让他专门安排筵席，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干的。你想想，一百零八将来自不同的地区，口味各异。有像李逵那样喜欢大块吃牛羊肉的粗野汉子；也有宋三郎这样口味很刁吃鱼都不能隔夜的主。从这点看一说明宋清并非一无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