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决定老大权威和威慑力的，是道德优势加紧箍咒。
宋江、刘备、唐僧作老大除了以上原因外，另一个重要的本钱就是其政治资源。这些资源在皇权社会里包括道德、礼法甚至谶言等等。
先说宋江刚刚上梁山，他就申明了自己作为造反头子的“天然资源”。童谣：“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所应的就是我宋公明，上天叫我作造反头子，这便是天然合法性。再加上九天玄女授兵书，梁山石碣排定的座次这些把戏，更是强化老大的合法性。中国造反者都喜欢这套神秘的愚人把戏，从“陈胜王”，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到“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一直到洪秀全装上帝次子的鬼把戏，都是如此。不过造反的天然理由和天命所归的理由并不完全相同，强盗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成为“万民之主”必须有一个合法性的转移。陈胜能首先造反，但天命却应在另外一个斩白蛇的造反者身上，刘福通等人起事，但成功者是一个小和尚。宋江具有造反头子的合法性，但他不愿意在造反这条路上走到黑，必须漂白自己，最终修成正果。那么只有两条路——打下东京当皇帝，梁山还不具备这个势力，只有受招安，当大官了。宋江一旦确定了招安的目标，那么必须舍弃“播乱在山东”这样的“天命”，进行革命方针的转移，那么此时的道德资源就是“忠义”——而且忠必须在义之前。从“播乱”到“忠义”的蜕变，便是“造反”到“招安”的理论准备。宋江非常明白理论准备之重要，在排定座次后，推行“忠义”之说，使他掌握了主导招安的理论和道德制高点，最后使招安水到渠成。
刘备最大的资源就是他的DNA和汉高祖刘邦发生关系。尽管经过几百年，那个不事产业的流氓刘邦的DNA，到了这个父亲早亡、流落为小商贩的刘玄德身上，已经稀释得所剩无几了。但在群雄并起、霸道横行的汉末，皇室之后还是一面很管用的旗帜。你看刘备和张飞、关羽刚见面，就亮出了自己的政治优势：“我本汉室宗亲，姓刘名备。”三人合伙做生意，组成一个黑社会性质的公司，虽然关羽、张飞武艺比刘备高得多，但比起杀猪的翼德，推车的云长，汉宗室旁支的旁支的旁支刘备，其无形资产依然使他最具备做董事长的资格，自然，桃园三结义只能由刘备做老大——公司这一基本格局一直维持到白帝托孤，尽管在公司漫长的经营中，董事会成员越来越多。
刘备知道自己一穷二白，要干出点名堂，惟一拿得出手的资本就是“汉中山王之后”这块招牌，所以在《三国演义》中我们看到无数次刘备像祥林嫂那样不厌其烦地表明自己的汉宗室身份。初出江湖，募兵去投幽州太守刘焉，“玄德说起宗派，刘焉大喜，遂认玄德为侄。”——最后这块招牌擦得越来越亮，直到和汉献帝论宗派，成了“皇叔”，那就更不得了，其正统的合法性更无人质疑——其实连皇后都保不住的傀儡汉献帝，（《曹瞒传》：“公（操）遣华歆勒兵入宫收后，后闭户匿壁中。歆坏户发壁。帝时与御史大夫郗虑坐，后被发跣足过，执帝手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时也。”）有个带兵的宗室名义上支持自己，甭说皇叔，就是“皇爷爷”他都愿意相认。就因为他的刘氏血统，于西南一隅称帝，不是割据而是复兴汉室，人中之龙的诸葛亮不辅佐占据大半个中国的曹操，也不投奔有东南膏腴之地的孙权，而是在刘备无立锥之地时，因三顾茅庐出山，不能不说孔明先生也看好“刘氏宗室”的潜在价值。曹操封魏王，加九锡，但就是不敢称帝，当手下人劝进时，他说：“若天命归我，我当作周文王。”显然，统一了北中国的曹孟德非常明智，自己称帝就把以前所做过一切，包括在百姓心中积累的民望几乎全部抵消，这是桩不合算的买卖，而他的儿子曹丕则无历史包袱，但还是搞出个“禅让”的把戏，让献帝自己承认：“天命不于常，惟归有德。汉道陵迟，世失其序。降及朕躬”。曹氏两代人处心积虑要克服的合法性难题，对刘备而言，根本不是个问题，就是因为他的DNA，这世道就是如此不公平。
唐僧的道德资源便是奉旨取经。——虽然历史上的唐玄奘去天竺取经是非组织行为，在边关九死一生才得以偷渡出国。但到了小说家的笔下，不能不做一改变，否则凭什么唐僧有资格做老大？于是在《西游记》中，唐僧成了状元陈光蕊的遗孤——以显示血统高贵。唐太宗为回报从阴曹地府的还阳，选拔了大德高僧玄奘。得到皇帝的恩准取经，那么唐僧就具备借用一切力量的合法性，可以让观世音帮忙，可以驭使有七十二般变化的孙猴子，那么唐僧取经成功后，成为第一大功臣，修成正果，成为旃檀功德佛理所当然。
如果晁盖未中箭身亡
假如托塔天王晁盖不死于史文恭箭下，将来梁山诸人将何去何从？水泊事业往何处发展？晁、宋关系如何？会不会出现天平天国杨秀清向洪秀全逼宫一幕？这实在是一个大难题，好在施耐庵先生运笔如剑，让一百单八名天罡地煞排座次前，使晁天王死去，让宋公明独自领衔唱这曲大戏。
其实对晁天王而言，他对梁山大业所起的作用实在是有限，历代流民造反，带头起事者先是因缘巧合，历史潮流让一些草根人士成为一代枭雄，但历史自有其淘汰无能者的规律，最后干成一番轰轰烈烈大事的领导人必有过人之处。
天下苦秦日久，陈涉吴广等人为了活命首先起事，但最后成功的只能是汉高祖这样目光长远、广纳英才、知人善任的人，而其他时代使朝廷元气大伤，遭受覆灭或几近覆灭命运的造反带头人，要么是如汉高祖、明洪武这样的雄主，能驾驭众人；要么是张角、洪秀全这样的教主，对众人有一种类似神的感召力。
而晁盖二者都不具备，他无非是乡间一仗义疏财、任侠好勇的匹夫而已，即无宗教上的感召力，又无远谋深虑及驭使群雄的权谋，他对梁山最大的功劳是“打响对大宋王朝的第一枪”，搞了个“智取生辰纲”，这一票买卖显然没有什么政治方面的诉求，无非是觉得梁中书给老丈人蔡京的生日礼物取之不义，那么劫之无妨。而劫生辰纲最大的功臣是吴用，之所以要依附晁盖干这个勾当，主要看中晁盖在江湖上稍有威望，家中殷实，自己做着里正，在当地人脉关系不错，因此以晁天王为首抢劫当朝太师生日礼物，安全系数高一点。在吴用、公孙胜、刘唐、三阮和白胜这个八人小集团中，晁盖还具备些做团伙老大的各方面素质。
后来事败，幸亏宋公明哥哥通风报信，才仓皇逃到梁山。顶着被朝廷捉住杀头的危险，晁盖等人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上了梁山避祸，最后不得已激林冲火并了王伦，在和王伦属下旧人相比，新来的晁盖诸人无论在财力、武力上占优势，自然“新桃换旧符”，晁盖做了老大。晁盖做了老大，是阴差阳错，并非他有什么过人之处。晁天王从上梁山到亡于箭伤，他的铁哥们其实只有阮氏三雄、白胜、刘唐而已。公孙胜是道士，曾经还一度脱离组织，以奉养老母为理由远离江湖，最后被宋江再度请出了山；而吴用这样的儒生是倚人成事的，自己不能领袖群伦，必须找一个有雄才大略的主公，晁盖与宋江相比，宋江显然更合适，读书人和引车卖浆之流相较，考虑问题更加理智，因此吴用倒向宋江，不是背叛而是与时俱进的选择。
和晁盖相比，宋江少点英雄气质，但正如项王比刘邦更像个英雄，而刘邦能成事一样，比起晁盖的匹夫之勇，宋江的统战术、驭人术炉火纯青，做过吏的宋江也更具有出众的组织才能。宋江上山之前，梁山诸人还停留在绿林“粗放型”的经营模式，简单地排定座次，干得还是一般蟊贼的剪径勾当，碰到什么就抢什么，抢完之后大家瓜分，没有长远的打算和较精细的策划。——以晁盖之能，是难以提升梁山这支造反队伍的层次的。
真正能将梁山组织成一个象样的公司，非宋江莫属。
从宋江杀了阎婆惜，避祸他乡后，一路结交了柴进、武松、孔明、孔亮、花荣、郑天寿、王矮虎、燕顺等人，等到了梁山人劫法场，救出宋江、戴宗二人，白龙庙英雄小聚义时，又增加了戴宗、李逵、张顺、李俊、张横、穆弘、穆春、薛永、童威、童猛等人，这些人都是宋江带到梁山的，此时宋派实力已经远胜过晁派。新旧两支部队会师后，分成两列站立，左边是晁盖的旧部，是林冲、刘唐、阮氏三兄弟、杜迁、宋万、朱贵、白胜。这里面杜、宋、朱本是王伦的部下，未必真心信服晁盖，林冲的地位比较中立，以他的见识与武艺，谁的心腹都不会做，白胜基本上不入流。右边站着二十七人，金圣叹在评点道：“中间只萧让、金大坚非宋江旧识。”此时，宋江俨然真正的山寨之主。
晁盖让第一把交椅也许是诚心出于感谢宋江的救命之恩，而宋江的婉拒的理由是：“仁兄，论年龄，兄长也大十岁，宋江若坐了，岂不自羞。”金圣叹斥之为“权诈之极”，成大事者不能没有“权诈”，此时宋江心中自度论能力、功绩和人缘关系，他已超过晁盖，只是刚上梁山就谋了第一把交椅，众人难以心服，必须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领导地位。
自宋江上梁山起，不管晁、宋二人之间如何温情脉脉，两人之间的矛盾已经种下了，斗争不可避免，这是由中国社会的政治传统和权力斗争的规律决定的。在最高权力面前，所有的恩怨都不值一谈。吴用和晁盖上了梁山后，已明白所托非人，暗中留意能成大事的“大老板”，从吴用用计劫江州法场，大约他心中所许的“大老板”就是宋江。——吴用的立场改变，是宋江最大的胜利。“智多星”认可自己的领导地位，比起李逵动不动就叫着“打下东京，公明哥哥当皇帝”的忠心对宋江而言，有用得多。大家注意，宋江刚上梁山，公孙胜就提出回家养母，最后隐姓埋名，不与梁山人接触。这显然不因为他是出家人，生性淡泊可以解释的，如果这样他就不会参与劫生辰纲了。可以解释的理由是，在梁山上下庆贺队伍壮大之时，他和吴用两个聪明人已经清楚地看到“一山二虎”的局面，权力斗争的激化迟早要来，要么像吴用那样及时转投宋江，而作为和晁盖一起起事的入云龙公孙胜，于心不忍，那么只有远离这个漩涡。
“文革”时全国掀起了揭批投降派宋江的热潮，千夫所指宋江在逐步架空晁盖，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把晁盖和宋江之间的矛盾上升为路线斗争，也无不可。
宋江比晁盖，最可称道的就是他的“统战”路线。梁山本来就是个大杂烩，干什么的都有，如果仅仅保证出身贫苦者的话语权，那么自然要依靠阮氏兄弟、李逵这样根正苗红的人。——首先造反，也乐意造反的往往是这样的穷苦人。但要使打家劫舍的流氓队伍变成有组织、有规模的军事单位，靠这帮人是不行的，必须扩大领导层，搞统一战线。在这点上，做过押司、官场和江湖规则都明白的宋江显然看得比晁盖更准。
随着秦明、呼延灼、柴进、花荣、黄信、徐宁、孙立等与旧体制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上了梁山后，梁山的基本力量发生了成份变化，所谓的“队伍纯洁性”更是天方夜谭，这时调整梁山的基本路线是必须的。“反贪官不反皇帝”是梁山人能凝聚最大多数头领、能师出有名的最佳选择。如果说阮小五刚劫生辰纲时所唱的“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只是底层人囿于传统文化的不自觉表现，后来宋江的选择就是梁山人为了求生存的自觉意识。
纵观整部《水浒》，梁山人从来没有并吞宇内、代替赵宋的雄心与能力。其原因是大宋朝比起其他朝代而言，商品经济发达，市民阶层的人数增多，官府的赋税相当一部分出自商业、手工业、矿业，这和重农轻商的其他朝代不一样，因而官民矛盾、特别是普通农民和官府的矛盾较其他朝代并不特别突出，大宋主要的威胁是外地入侵。比起西汉末年的赤眉、绿林，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唐代的黄巢起义，包括南宋在内的整个宋代，除了宋江、方腊、王小波、杨么几次地方性造反外，没有席卷全国的大暴动。真正能给旧王朝雷霆一击的暴动必须得天时、地利、人和，统治者已搞得民怨沸腾，用儒家的话来说，天命已经归于别人；一地起事，如秦末一样，天下便像点烟花爆竹一样，到处响应，让官军难以应付；起义的部队逐步掌握更多的资源，包括土地、可供后勤的百姓、杰出的人才等等。这几点，梁山人都不具备。康王南渡后，再能在东南建立新王朝并享国150年，说明大宋境内无隋末那种遍地狼烟的群众基础，而多是梁山这样的占据一地而不能席卷全国的反叛者。
晁、宋领导梁山诸人，大部分打的仗是防御战，是不得已的“反围剿”，很少有主动的进攻，打青州、打大名府也是为了救人而采取的偷袭。葬送一个王朝的起义必须有大规模反攻，难道梁山人就不想打下东京坐龙廷吗？只是历史没有给他们这个条件。宋江等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以招安为目标，以“忠义”为旗号，这是种现实的选择。所谓树忠义大旗，从来就是一种为了生存的手段，哪个时代的造反者有真的忠？真的义？
而晁盖一直就是个没有个明确目标的造反者，乐于过着当一天强盗抢一天粮、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子，——这日子李逵这样的人愿意过，而越来越多如卢俊义这样不得已造反的人，不愿意一生都为草寇。随着梁山战略方针的调整，晁盖便成为一个摆设，一个因为首义而成就的象征符号，这个符号随着宋江势力的崛起，也越来越没有用。
当朱元璋经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羽翼丰满后，就感觉到小明王这个傀儡已经不需要了，便派部将凿穿小明王的龙船，让其淹死并彻底消灭龙凤王朝的档案；杨秀清等人靠洪秀全装神弄鬼，称自己是上帝的次子，蛊惑众多老百姓跟他们紫荆山起事，到了南京天朝兵强马壮后，杨秀清就开始逼宫了。——这是造反集团难以改变的规律，晁盖若不意外阵亡，命运大抵也是这样。
梁山公司被收购
我曾在前文提到梁山在寻求招安的过程中，并非是上下同心，梁山内部有许多不同的声音。有些头领对此深深地怀疑与担忧。其中有深刻了解朝廷行事原则的人，如林冲和卓有远见的李俊等；有天生喜欢干杀人放火、喜欢自己支配自己不喜欢公司改变经营方式的人，如李逵等；有些头领原是另一拨强盗的领导人，不得已和梁山合并，如鲁智深武松等等。
那么，除宋江几个人外，明确表示支持招安的并非占多数，为什么招安的基本政策得以顺利推行？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梁山如果是一家公司的话，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公司？它是如何经营的？它的高层职员乃至普通职员有没有股权？有多大的股权？
按照吴思先生的血酬定律，梁山从宋江而下，都是干着用生命博取生存资源的买卖，他们用自己的身家性命投资，获取的收益也就是血酬。许多人上梁山之前，都是个体经营者，为复仇或为生存杀人放火，但摆摊设点的小商贩们，既要担心工商税务城管的骚扰，又降低不了经营成本，很难扩大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