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修正主义集团，肆意诋毁一九六○年声明，说这个声明的内容是混乱的，“每二十行字，就有一句违反这个声明总路线的句子”。
这个修正主义集团，还在一九六○年底和一九六一年初比利时工人大罢工期间，指责工人反抗军警镇压是什么“轻率的、不负责任的行动”，瓦解工人的斗争意志。
对于这个修正主义集团一连串的背叛比利时工人阶级利益、背叛国际无产阶级利益的行为，以格里巴同志为首的比利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理所当然地要进行严肃的斗争。他们揭露和批判了党内修正主义集团的错误，坚决地抵制和反对它的修正主义路线。
由此可见，比利时共产党内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这两条路线的斗争。
比共修正主义集团是怎样对待党内斗争的呢？他们实行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政策，采取非法手段打击和排斥那些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立场的共产党人。在比利时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他们拒绝听取格里巴等同志的意见，并且不顾广大党员群众的反对，就非法地宣布，从党内开除格里巴等同志。
在这种情况下，以格里巴同志为首的比利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持革命路线，坚决反对比共原来的领导集团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为重建比利时共产党而斗争，这难道不是完全正确的、无可非议的吗？
苏共领导公然支持和鼓励比共修正主义集团，打击和排斥比利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只能暴露他们自己正是兄弟党内分裂的制造者。
至于说到印度共产党，那里发生的事情，具有更加严重的性质。
我们在《人民日报》编辑部一九六三年三月九日发表的《修正主义者的一面镜子》的文章里，根据大量事实，指出以丹吉为首的叛徒集团，已经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叛印度无产阶级和印度人民的革命事业，走上了民族沙文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的道路。他们篡夺了印度共产党的领导权，正在按照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意志，把印度共产党改造成为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利益的尼赫鲁政府的仆从。
从那时以来，印度共产党的情况又有了什么变化呢？
全世界都看到，丹吉集团继续走着叛徒的道路。他们继续鼓吹阶级合作，鼓吹通过尼赫鲁政府“实现”印度的“社会主义”。他们积极支持尼赫鲁政府的庞大的扩军备战预算和搜刮民脂民膏的措施。他们破坏一九六三年八月在孟买发生的有一百万人参加的反对尼赫鲁政府横征暴敛政策的大罢工。他们阻挠在加尔各答举行的有十万人参加的要求释放被捕共产党员的群众大会。他们继续进行猖狂的反华活动，支持尼赫鲁政府的扩张主义政策。他们追随尼赫鲁政府投靠美帝国主义的政策。
随着叛徒面目的暴露，丹吉之流越来越遭到印度共产党的广大党员群众的反对和抵制。越来越多的印度共产党人清楚地看到，丹吉之流是印度共产党和印度民族的祸害。他们正在为重振印度共产党的光荣的战斗的革命传统而斗争。他们是印度无产阶级和印度人民的真正代表和希望。
苏共领导大肆喧嚷中国共产党支持“变节者”和“叛徒”，但是，支持像丹吉之流这样货真价实的变节者和叛徒的，不是别人，正是苏共领导。
苏共领导把许多国家内敢于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作斗争的共产党人一律咒骂为什么“变节者”、“叛徒”、“反党分子”。但是，这些共产党人究竟做了什么事呢？他们无非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要有一个革命党和一条革命路线。难道苏共领导真的以为，咒骂就可以把这些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吓倒，就可以使他们放弃坚持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的斗争，不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吗？这种如意算盘，是绝对办不到的。
古往今来，真正的革命家，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是大无畏的，是不怕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咒骂的。因为他们知道，代表未来的，不是那些看起来好像很可怕的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这样的庞然大物，而是自己这样的小人物。一切大人物都是小人物变成的。起初看起来好像很渺小的人们，只要他们手里有真理，得到群众的拥护，他们最终总会胜利的。列宁和第三国际就是这样。而因为丧失真理，失掉群众的拥护，有名的大人物和大团体，势必会衰亡，会变小变臭。伯恩施坦、考茨基和第二国际就是这样。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向它的反对方面转化的。
共产党人是干革命的，如果不革命，那就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是修正主义者，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坚持革命立场，反对修正主义，是天经地义。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坚决支持革命者，支持反对修正主义的共产党人，同样是理所当然的。
中国共产党从来不隐蔽自己的立场。我们支持世界上所有的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同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我们同修正主义者还有来往，为什么偏偏不能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往呢？苏共领导把我们支持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成是搞分裂主义，但是，在我们看来，这恰恰是我们应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
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畏强暴，不怕困难，坚持真理，敢于斗争，表现了共产主义战士的伟大革命气概。以格里巴等同志为代表的比利时共产党人，以阿马佐纳斯、格腊布伊斯等同志为代表的巴西共产党人，以希尔等同志为代表的澳大利亚共产党人，以库马拉西里、桑穆加塔桑等同志为代表的锡兰共产党人，以及印度、意大利、法国、美国等许多国家共产党党内和党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是这样的英勇的战士。他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坚持建设一个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性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革命党，坚持符合本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革命路线，对于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理应博得一切为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而斗争的人们的尊敬、同情和支持。
总之，在全世界，不论什么国家，不论什么地方，哪里有压迫，那里必定有反抗；哪里有修正主义者，那里必定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他们对抗；哪里用开除党籍等等分裂主义的方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里势必产生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产生强大的革命政党。出乎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意料之外的变化正在发生。他们正在造成自己的对立面，而最终势必会被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对立面所埋葬。这是一条必然的客观规律。目前的公开论战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大论战，归根到底，就是要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要修正主义的论战，就是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还是要大国沙文主义的论战，就是要团结还是要分裂的论战。这种涉及根本原则问题的争论，早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就已经开始，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在兄弟党的内部会谈中进行，在两年多以前采取了公开的形式。
大家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是苏共领导首先挑起来的，并且是苏共领导要坚持进行的。
在一九六一年十月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苏共领导发动了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公开攻击。当时，出席苏共这次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同志在致词中反对苏共领导的这种做法，指出这绝不是郑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但是，苏共领导是怎样回答我们的呢？他们说，他们发动公开论战“作得完全正确”，是“唯一正确的、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
后来，一九六二年一月间，越南劳动党建议“各党应当停止在广播电台和报刊上互相攻击”。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及其他兄弟党的支持。但是，苏共领导实际上拒绝了对停止公开论战承担肯定的义务。苏共领导不但一直没有停止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公开攻击，而且在一九六二年底到一九六三年初接连举行的欧洲五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策动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攻击，发动了一场规模更大的公开论战。这就迫使我们不能不对攻击者作公开的答辩。
一九六三年三月间，尽管对于兄弟党的攻击我们还没有答复完，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宣布从三月九日起暂时停止在报刊上作公开的答辩，但保留公开答辩的权利，为的是给已经商定将要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创造良好的气氛。但是，苏共领导竟然在中苏两党会谈前夕，进一步采取发表声明和通过决议的方式，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
七月十四日，当中苏两党代表团正在莫斯科举行会谈的时候，苏共中央就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甚至采取了蛊惑人心的手法，使用了种种谩骂的语言，放肆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这样，苏共领导进一步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公开论战。
从七月十五日起，苏共领导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形式，从政府声明、领导人讲话、各种集会到发表文章，开动一切宣传机器，从中央报刊到地方报刊，从广播电台到电视节目，把中国当作头号敌人加以诽谤和攻击。根据对苏联中央一级二十六家报刊的统计，从七月十五日至十月底，一共发表了一千一百一十九篇编辑部文章、社论、短评、署名文章、读者来信、漫画等等，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至于苏联地方报刊，根据对加盟共和国十五种机关报刊的不完全统计，在同一期间，也发了七百二十八篇反华材料。
对于这些反华宣传材料，凡是比较重要的，我们都在报纸上发表了。其中苏共中央公开信则先后全文发表了两次，并且用十几种外国语言向全世界广播，供关心这场公开论战的人了解苏共领导的观点。只是由于苏方的反华文章数量极大，而且大都千篇一律，我们报纸的篇幅有限，不能全部发表。我们的出版机关已经把这些文章统统收集起来，编成专册，陆续出版。
苏联方面已经发表了近两千篇反华文章和材料，按照兄弟党一律平等的原则，中国方面有权利发表相当的答辩文章和材料。
由于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牵涉的问题比较多，关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的基本原理，也关系到七、八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重大事件，因此，我们《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编辑部，经过认真的研究之后，从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起陆续发表评论。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评论，连本篇在内，才发表了七篇。
对于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我们还没有评论完。至于苏联中央一级报刊和地方报刊发表的大量反华文章，我们还没有答辩。
赫鲁晓夫在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回答新闻记者的时候，曾经提出停止公开论战。但是，在那一天以后，苏联报刊仍然继续发表攻击中国的文章。
最近，苏共领导又一次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并且说，公开论战“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重大的损害”。我们要问苏共领导，过去，你们说，公开论战是“为了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是“唯一正确的、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你们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究竟是耍的什么花招呢？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你们发表了两千篇的反华文章和材料，我们才不过发表了不到十篇的答辩文章，而且连对苏共中央的一封公开信还没有答辩完，就被要求停止答辩，这难道是符合兄弟党关系的平等原则的吗？你们说了那么久，说了那么多，我们才开始说了一点，你们就不耐烦了，就受不住了，就不愿意听了，这难道是合乎民主讨论的原则的吗？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你们在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的苏联政府声明中曾经说，如果中国人继续论战，“那么，他们应当非常清楚，他们在这条道路上将遭到苏共和全体苏联人民的最坚决的回击”。苏共领导说这样的大话，不是明目张胆的恫吓和威胁吗？难道你们真的相信，只要你们命令一下，别人就会俯首贴耳，只要你们大喝一声，别人就会浑身发抖吗？老实说，从九月二十一日起，我们一直在等待着，很想领教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最坚决的回击”。
同志们，朋友们，你们错了，完完全全的错了。
公开论战既然已经开始，就得按规矩进行。如果你们认为，你们已经说得够了，那末，你们应当也给对方足够的答辩机会。如果你们认为，你们还有许多话要说，那就请吧，请说个够吧。但是，同样的，你们说够了以后，仍然应当让对方也说够。一句话，应当机会均等嘛。你们不是也说兄弟党是平等的吗？为什么你们要什么时候攻击兄弟党，就发动公开论战，你们要什么时候停止论战，就剥夺被攻击的兄弟党公开答辩的权利呢？
苏共领导悍然挑起公开论战，扩大公开论战，坚持公开论战，现在又叫喊停止公开论战，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看来，事件的发展，出乎公开论战发动者的意料。苏共领导原先以为对自己有利的公开论战，正走向他们意愿的反面。苏共领导手里没有真理，他们在攻击别人的时候，只能依靠造谣污蔑，歪曲事实，颠倒是非，一旦论战展开，要摆事实、讲道理的时候，他们站立的基础动摇了，他们害怕了。
列宁曾经说过，对于修正主义者来说，“最不愉快、最不乐意和最不能接受的，莫过于弄清理论上、纲领上、策略上和组织上的主要意见分歧了”。（列宁：《再论社会主义国际局和取消派》，《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三十八页。）
苏共领导目前的处境，正是这样。
中国共产党对于公开论战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一开始就认为，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应当通过内部协商来解决。公开论战，不是我们挑起的，也不是我们愿意的。
既然公开论战已经开始，而且苏共领导也说过，公开论战是“按列宁的方式行事”，那么，论战就应当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并且要进行到水落石出。
更重要的是，既然苏共领导公然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公然撕毁宣言和声明，那么，他们就不能指望我们不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保卫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既然论战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是大非问题，那么，就必须把这些大是大非问题彻底弄清楚。这也是郑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问题的实质在于：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分歧，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大国沙文主义的分歧。停止公开论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样重大的原则分歧。相反地，通过公开论战，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才有可能辩明真相，分清是非，维护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不怕论战的，怕论战的不是科学。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正在促使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人、各国的革命者和各国革命人民动脑筋，想问题，促使他们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认真地思索本国革命问题和世界革命问题。经过这场大论战，人们终将能够明辨是非，区别真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