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领导有一个著名的“理论”，认为“一个小小的火星也能够引起世界大战”，而一打起世界大战，就是热核战争，就是人类毁灭。因此，赫鲁晓夫大声疾呼“在当代，‘区域性战争’是很危险的事”，“我们要顽强地努力，扑灭可能燃起战火的小火星”。在这里，赫鲁晓夫根本不区别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背弃了共产党人必须支持正义战争的立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八年历史证明，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依靠他们的刺刀进行残暴统治和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进行武装镇压的情况下，民族解放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大大小小的、连绵不断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战争，打击了帝国主义战争势力，加强了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有力地阻止了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计划。赫鲁晓夫大喊大叫为了和平必须“扑灭”革命的星星之火，拆穿了说，是借维护和平之名，行反对革命之实。
正是从这样的错误观点和错误政策出发，苏共领导不但要求一切被压迫民族放弃争取解放的革命斗争，要求他们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和平共处”，而且同帝国主义站在一起，采取种种手段扑灭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的星星之火。
就拿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来说，苏共领导不但长期不予支持，而且同法帝国主义站在一起。赫鲁晓夫就曾经把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问题，当作是法国的“内政”。他在一九五五年十月三日谈到阿尔及利亚问题时说：“我考虑到的首先是：苏联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他在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接见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时又说：“我们不希望法国削弱，而希望它巩固它的尊严”。
苏共领导为了讨好法帝国主义，长期不敢承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一直到阿尔及利亚人民抗法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法国已经被迫同意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时候，才慌慌忙忙地宣布承认。这种丑态，给社会主义国家丢了脸。而苏共领导却还要拿耻辱来进行夸耀，硬说阿尔及利亚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果实，也应该记在他们的那本所谓“和平共处”的功劳簿上。
再来看看苏共领导在刚果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他们不但不去积极支持刚果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武装斗争，反而急于同美帝国主义“合作”去扑灭刚果的星星之火。
一九六○年七月十三日，苏联同美国一道投票赞成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于派遣联合国军去刚果的决议，帮助美帝国主义利用联合国旗帜，对刚果进行武装干涉。苏联并且为联合国军队提供了运输工具。七月十五日，赫鲁晓夫在致卡萨武布和卢蒙巴的电报中竟然说，“联合国安理会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接着，苏联的报刊不断地赞扬联合国“帮助刚果共和国政府保卫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期待联合国“采取坚决的措施”。一直到八月二十一日和九月十日，苏联政府两次发表的声明，还为镇压刚果人民的联合国大肆吹捧。
一九六一年，苏共领导又推动基赞加去参加在联合国军“保护”下召开的刚果议会和参加傀儡政府。苏共领导当时竟然欺骗说，刚果议会的召开是“年轻共和国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民族力量的胜利”。
事实很清楚，苏共领导的这些错误政策给美帝国主义侵略刚果帮了大忙。卢蒙巴被杀害，基赞加被拘禁，许多爱国者遭到迫害，刚果民族独立斗争遇到挫折，对于这些，苏共领导难道一点也不感到自己的责任吗？当代世界矛盾集中的地区
苏共领导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的言行，遭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革命人民的反对，是理所当然的。可是，苏共领导并没有从这里得出必要的教训，改变他们的错误路线和政策，反而老羞成怒，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进行一系列诬蔑和攻击。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攻击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新理论”。公开信说，“根据这种理论，我们时代的基本矛盾竟然不是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是民族解放运动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同志看来，反帝斗争的决定性力量不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不是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而仍然是民族解放运动。”
首先，这是捏造。我们六月十四日的信件指出，当代世界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
我们还指出，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根本不同社会制度的矛盾，这种矛盾毫无疑问是很尖锐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把世界范围内的矛盾，简单地看成只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
我们的观点是清清楚楚的。
我们在六月十四日的信件中，论证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形势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和作用。我们是这样说的：
第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
第二，“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当代的两大历史潮流。”
第三，“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是当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严重地打击着和削弱着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统治基础，是当代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
第五，“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来，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
第六，“因此，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绝不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的全局性的问题。”
这些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也都是从现时代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科学分析得出来的结论。
谁都不能否认，目前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存在着大好的革命形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革命，是当前最重要的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力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世界矛盾集中的地区。
世界矛盾的集中点，世界政治斗争的集中点，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随着国际斗争和革命形势的变化而转移的。我们相信，在西欧和北美这些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和帝国主义的心脏地区，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和斗争的发展，大搏斗的伟大日子，终有一天会要到来。那时，西欧和北美无疑地将成为世界政治斗争的集中点，成为世界矛盾的集中点。
列宁在一九一三年曾经说过：“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已在亚洲涌现出来了。”“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盛行及其反转来影响欧洲的时代。”（《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五百八十三页。）
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说过：“殖民地国家是帝国主义的基本后方。这个后方的革命化不会不摧毁帝国主义，这不仅因为帝国主义将失去后方，而且因为东方的革命化必然会在促使西方革命危机尖锐化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九十二页。）
难道列宁和斯大林的话都说错了吗？这些道理本来早已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显然，当苏共领导一心要贬低民族解放运动的时候，就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起码常识，连眼前的十分清楚的事实，都统统不顾了。歪曲列宁主义关于革命的领导权思想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还在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导权问题上，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论点。公开信说：“中国同志竟想‘纠正’列宁的思想，证明似乎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应当是全世界反帝斗争中的领导。”
这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观点的明目张胆的歪曲。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在提到民族解放运动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时候说，历史赋予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光荣使命是：“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争取人民民主的旗帜，站在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最前列，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当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层，组织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独立性，坚持革命的领导权”。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在提到民族解放运动中必须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的时候说：“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迫切任务。”“这些地区不愿意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人们是极其广泛的，不仅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也包括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包括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
我们的这些观点，都是很清楚的。必须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同时又必须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这究竟有什么不对呢？苏共领导为什么要歪曲和攻击我们的这些正确观点呢？
背弃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思想的，不是我们，恰恰是苏共领导。
按照苏共领导的错误路线，根本取消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任务，根本反对进行民族解放战争，这就等于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卷起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旗帜，而把这个旗帜拱手送给别人。这样，还谈得上什么反帝统一战线呢？又谈得上什么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呢？
苏共领导还经常宣扬不管在什么人的领导下，即使在像尼赫鲁这样的反动民族主义者的领导下，也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更是离开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思想十万八千里了。
苏共中央公开信把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同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相互支持的关系，说成民族解放运动应当由社会主义国家和宗主国的工人运动来“领导”。他们居然还硬说这是以列宁关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思想为“根据”的。这显然是对于列宁思想的极大歪曲和篡改。这反映了苏共领导是要把他们的取消革命的路线强加于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
苏共领导在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中，企图给中国共产党加上一个罪名，说中国同志“使民族解放运动孤立于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之外”。他们还攻击我们把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主义体系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隔离”起来，“对立”起来。还有像法共领导人那样的共产党人，也摹仿苏共领导的腔调，跟着大喊大叫。
可是，事实是怎样的呢？把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对立起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不支持和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自己。
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互相支持的。我们一向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出发，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全局观点出发，来看待民族解放运动。我们认为，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发展，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都有极其伟大的作用。
但是，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却不愿意承认这种作用。他们只讲社会主义阵营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援作用，而否认民族解放运动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援作用。他们只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对于打击帝国主义的作用，而贬低和否认民族解放运动对于打击帝国主义的作用。这种立场，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不顾事实的，是错误的。怎样对待社会主义国家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的关系，怎样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的关系，这是一个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重大原则问题。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切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积极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取得革命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成为支持和发展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革命的根据地，必须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结成最亲密的联盟，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但是，苏共领导却把社会主义在一国或一部分国家的胜利，实际上看作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结束。他们要求民族解放革命服从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服从他们的一个国家的民族利益。
一九二五年，斯大林在同以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为代表的取消主义者进行斗争的时候指出，取消主义危险的特点之一，就是“不相信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不相信它会胜利；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抱怀疑态度……不了解国际主义的起码要求，即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发展和支持其他国家革命的手段”。（《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页。）
斯大林说，“这是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是完全取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的道路，因为患这种病的人，不是把我们的国家看做被称为世界革命运动的那一整体的一部分，而是把它看做这一运动的开始和结束，认为其他一切国家的利益都应当为我们国家的利益而牺牲。”（《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页。）
斯大林描绘取消主义者的想法是：“支持中国的解放运动吗？为什么呢？不会有危险吗？这不会使我们同其他国家发生纠纷吗？我们同其他‘先进的’列强一起在中国确定‘势力范围’，从中国拿到一些有利于自己的东西岂不是更好吗？这样做既有好处，又没有危险……如此等等。”（《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页。）
斯大林的结论说，“这就是企图取消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和正在培养蜕化分子的新型的民族主义‘思想’。”（《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一页。）
现在的苏共领导，比起当时的取消主义者，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自以为是聪明人，他们尽干那些“既有好处，又没有危险的事情”，他们非常害怕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纠纷，因而一心一意地反对民族解放运动，他们迷恋于所谓两个超级大国在全世界确定“势力范围”。
斯大林批评取消主义者的这番话，正好是对现在的苏共领导的一幅画像。他们正是这样步取消主义者的后尘，取消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走上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
斯大林当时警告说：“很明显，只有在彻底的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只有在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的基础上，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才能保持住世界革命运动旗手的作用，而对外政策中阻力最小的和民族主义的道路，则是使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孤立和瓦解的道路。”（《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一页。）斯大林的这个警告，对于今天的苏共领导来说，仍然具有严重的现实意义。社会沙文主义的一个典型
同样的，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必须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民族独立的权利，支持他们的解放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