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部的医院旁边，新盖了一个四合院式的红砖房，大门像个牌楼，刻在水泥上的“招待所”三个字是初级水平的隶书。老几被带进一个房间，房号“105”。同房间还有三个人，都没有了牙，跟老几的岁数也差不多。大家都非常认生，只坐在自己的床上发呆，不跟其他人说话。大概他们都明白自己的大限到了，没有心情交谈，也觉得剩下的时间不够发展任何人际关系了。
这是下午四点多。老几心里琢磨，不知是否有一点时间可以容他把给婉喻盲写的书信体随笔誊抄到纸上。看起来他们会在这里度过一夜，运气好的话，说不定两夜。有两夜时间，他可以誊抄出相当可观的一部分。
叶干事在通知开晚饭的时候，老几向他提出了这个要求。叶干事问他要多少张纸。他算了一下：他放开来写一夜可以写一万字，这样他就需要三十张信纸。叶干事吃了一惊，问他要那么多纸打算写什么。写信给前妻。写这么长？不是一天写的：已经在脑子里写了十多年。在脑子里怎么写？
对于叶干事突发的浓厚兴趣，老几哀愁地笑笑。
“非得要那么多张？”叶干事有点为难，“我抽屉里可能只有十来张。”
“十、十……来张也行。”老几奇怪了。他自从被带到总场场部，就停止伪装结巴了，可自己的语言神经自行其是，张口还是结巴。
“我看啊，你没必要写了。”叶干事说，一个奇怪的微笑伴随他的劝说。
老几心里一沉，那就是说来不及了？今天夜里就要执行？他还有几个小时？……
招待所的食堂里，大约二十多个像老几这样白发苍苍、衣衫褴褛的老犯人分坐三桌。饭菜不错，四个菜一个汤，还有酒厂做的玉米芯烧酒。干部换了不少，没人还记得烧酒的研制归功于老几。老几发现坐同一桌的老犯人谁也不跟谁说话，但眼珠都在耷拉着的眼皮下灵活游动，观察和判断其他犯人的身份、年龄、罪状。叶干事最后走进来，脚步很急。
“唉，怎么不吃啊？都吃吧，啊？这是场部专门照顾你们安排的饭，我就不跟你们一块吃了。”
老几想，你当然不跟着我们吃，因为你不跟着我们吃枪子。他眼睛的余光看着同桌有一双手拿起筷子，朝一盘葱爆羊肝尖伸去。接着五六双筷子都朝那个盘子伸去。老几是最后一个拿筷子的人。时代还是进了一大步，老几边喝酒边想，1954年的刑前晚餐饭可没有这么丰盛。大家都乖乖地吃着自己的饭，没有牙就用牙花咀嚼着很嫩的爆炒肝尖，米粉多于牛肉的粉蒸牛肉，兑了一半馒头渣的四喜丸子。老几渐渐在那些脸上、手上、姿态上辨识出一丝一毫秀气和文雅。多年前的文雅和秀气在一层皮肉般的黑色老垢下活了。
回到房间里，老几拉开唯一的一张写字台的抽屉，居然找到了四页纸。假如正反两面都用，就是八页。那么就不至于什么也不留给婉喻而撒手人寰。
同屋的犯人在天光还没有完全暗下去就入睡了。他们倒是真想开了，都睡得那么深，那么沉。老几借着窗外进来的光，提起笔，却又放下来。他不知道应该给婉喻留下哪一篇书信体随笔。坐了一两个小时，他开始在房间里溜弯子，还是决定不了，最后一夜写下脑子里的哪几篇最好，让婉喻回味而不让她伤心。
他听到窗子有点响动，回过头，见叶干事的面孔一晃而过。他是来看看老囚犯们是否认命服法，安稳地睡生命中的最后一觉。叶干事敲了敲门，然后推开门进来，原来这门没有从外面上锁。还有一点不同从前，就是行刑前夜没有人给他们上脚镣手铐。叶干事就站在门口，不愿意进来的样子，小声问老几，怎么都睡那么早，刚才吃晚饭的时候，他忘了通知，饭后场部礼堂有新电影。老几非常惊讶，这一夜没人铐你，还有电影看，时代真是进步了！但他相信这是外松内紧，你往外跑试试，一定在几秒钟内给撂倒。
叶干事拉着老几，要他一定去看一场电影。老几拗不过他；直到现在他还是个不愿过分执拗、让别人为难的人。再说，场部礼堂给他留下了那么深的记忆，要告别此生也应该和它告别。
秋天的晚上八点四野通亮，阳光的最后余辉还留在种种景物上，但景物的影子都半融化了，带一点暗红调子。
叶干事不到三十岁，侧面看鼻子直挺，是西北回民的鼻子。他问老几家里还有谁，孩子们都多大了。老几想，你看，来了吧？这就是软性的“验明正身”，时代进步了，干部们风度好了，对敌人表现高姿态呢。老几回答，家里没有一个人了，前妻和孩子们在十多年前就跟自己中断了任何往来，一个字的书信往来也没了。叶干事似乎让老几的这个回答弄得有点不好意思，闷头走了一会路，才又开口。
“‘四人帮’倒台了。”叶干事说。
老几说犯人们都组织了集中学习，明白党内又来了一次你死我活的斗争。
“这次斗争以后，就再也不会斗争了。”
老几看着地，两只脚“一二一”地向前迈步。再斗争不会关他老几什么事了。本来也不关他老几任何事。
“当时，你是怎么被捕的？”叶干事问道。
老几告诉他，1954年春天，他就那么在小女儿的目送中被押上了一辆警车，判决书在抓捕他之前就预先填写好了。号子里呆了一个礼拜，他尚不知道自己的案由。同号子的狱友有大胆的，相互交头接耳地打听案由，但所有人都跟他一样，都弄不清自己的具体案由。入狱的第二个星期，他被传唤到了监狱的院子里。院子渐渐给各个监号的犯人填满，站成三列。监狱当局的干部开始照着一张名单点名，最先被点到的名字是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犯人，一共有169名。接下来被点名的是30个无期徒刑犯人。第三批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有期徒刑15年，一个是20年。当时听到“陆焉识，有期徒刑15年”时，所有的人的目光都落在他脸上身上，就像他中了一等彩票。当然，后来他的徒刑被加了两次，一直加到死刑，又减成无期。他对叶干事笑笑，意思是，你看，人们在我身上做了那么多加减法。
他们到了礼堂正门口，高大的毛主席塑像挺立了近二十年，身边的空缺是林彪塑像留下的。石头林彪在1971年9月给凿碎搬走，毛主席就孤单单一个人站在那里，但身姿略微侧偏，似乎仍然有个无形的伴侣与他并肩。离礼堂不远，就是发电站，发电机轰轰的声音混在孩子、大人的叫喊嬉笑声里。人们赤红的面孔上不再有一对大黑鼻孔；从七十年代开始，每家每晚可以用两小时的电。
场部礼堂里木椅一排排的，跟过去自带板凳大不相同。因为是卖票的营业电影，场内对号入座，所以并不拥挤。叶干事领着老几坐在十五排正中间，告诉老几他用的是招待票，是政治部宣传科专门招待老几他们二十多个人的，可惜其他人都睡觉了。
他们刚坐下，一个熟悉的面孔从前面一排回过头，瞪了老几一眼。保卫科的河北干事。从那次调查了知识青年的死亡和火灾，就再没见到他。叶干事跟他打了个招呼，称他为“曲科长”。他升任成科长了。曲科长瞪老几，是因为终于要“君子报仇”，就在明天，公案私案都要一并结案。
就在曲科长雪亮的瞪视中，场内灯光暗下来，一个纪录片映上银幕。窗子仍然把西北高原的黄昏透进来，使黑白纪录片不黑不白。
电影结束后，叶干事把老几送回招待所的房间，并祝老几晚安。
根据天色老几判断此刻是十一点左右。他摸出那四张纸来，在第一页上开了头“亲爱的婉喻”，然后就停住了。他脑子里塞着那么多盲写的稿子，每一篇都是完整的文章，他在记忆里翻来翻去，挑花了眼。公鸡都开始打鸣了，他还在犹豫，挑不出一篇最合适的作为跟婉喻的永别留言。焦灼从五脏烧出来，烧到手心脚心，烧得他浑身冒汗。他为了最终徒劳的盲写而恼怒自己，也恼怒叶干事；行刑也该通知得早一点，好让他准备得充分一些。人一生只死一次，草草地就死了，比来到这世上还不由自主……
第二十七节 夜审
关于我祖父的加刑，我从他的回忆录上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
1954年夏天，上海有个叫江帆的区公安局长被捕了。具体罪行模糊，抽象罪行是涉嫌军统。具体证据也模糊，但模糊证据是“有人”密报。当时叫做“有人”的证人到处都是，很有信用，也很受重用。江帆的被捕导致了江帆曾经着手办理的所有案子的重审。其实不是重审，就是推翻。既然江帆本人是军统嫌疑，在1951年的“镇反”1954年的“肃反”的量刑时，必然会包庇所有反革命――很逻辑的推理。1954年11月15日那天被宣布刑期的犯人绝大部分被加刑，死缓于是成为死刑，无期加成死缓。“陆焉识，改判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
陆焉识立刻大声回嘴：“等一等，你们加刑这么随便啊？！”
接下去是一场辩论，在陆焉识的卷宗里被叫做“大闹法庭”。陆焉识请坐在法官位置上的几位告诉他，这次加刑加到了二十五年，那么以后还会不会再加。假如现在给他加刑的某位首长在将来又涉嫌中统、军统或其他旧政府部门，又要推翻现在的改判，那么二十五年就还会加上去，给他加到死刑也是可能的。
监狱当局的干部问陆焉识是不是不服审判，不服是可以上诉的。陆焉识表示自己绝不上诉，因为就他所知，所有上诉的犯人都没再回到监狱来。他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请执法负责人在这次的加刑宣判书上签上名，盖上法院公章，注上一行字：“永不加判。”否则想改判就改判，想加刑就加刑，出尔反尔，没人对他自己行使的法律权力和造成的法律后果负责，这不成了草菅人命？
过了几个礼拜，加刑的宣布又来了：“陆焉识，死刑。十天内可以向本庭提出申诉。”
我祖父一辈子没发过脾气，那次可是有点疯了，咆哮起来，说几个月前他还期待旧制度被新制度替代，期待理性和法律会被新制度带来，现在他彻彻底底地失望了。那是很书生腔的话，尽管是咆哮出来的。咆哮的同时，陆焉识的眼泪下成了急雨。后来他一直为自己当时的书生腔发臊。后来他也明白，自己的眼泪不是像烈士那样激昂出来的，是给吓出来的；给“死刑”二字吓出来的。这次他没有放弃上诉。上诉是他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败诉当然是可以想见的。同时上诉也被看成是进一步“不服审判，与人民政府为敌”。
陆焉识是在1954年12月3日被作为重刑犯押到监狱的底层的。似乎是地下室。他的回忆录并没有细写环境，因为担忧婉喻在阅读时精神承受能力是否足够。所谓的重刑犯人就是死刑和死缓犯人。但处死要一批批来，刑场的安排问题，行刑人员、行刑弹药的调配，刑场安全保卫的策划，以及各单位观刑代表的组织，都需要一些时间统一运筹，所以行刑不能像割草那么痛快，机枪一响，割倒一片。死刑犯们不知道行刑的秩序是怎么排的，每个人都可能今天被带到审判大会，然后直接带到刑场。偶尔有一两次，被带到审判大会会场的人又被带回来了几个，似乎是因为行刑人员和死刑犯的人数搭配给弄错了，但真实的原因是个谜。更是偶然地，一些被带回来的死刑犯最后又被减刑了。
陆焉识和同监号的重刑犯们都准备好一套体面衣服和鞋袜，时刻准备自己的名字在走廊上被叫响。陆焉识为自己准备的是一套深蓝的三件套西装，是弟弟焉得送给他的，恰好也是他被捕那天身上穿的。被捕那天傍晚，他穿戴完毕，正要出门去参加一个学术方面的酒会。除了西装，他手腕上还带着婉喻的礼物，那块白金欧米茄，领带和蓝宝石领带夹是韩念痕送的。那张全家福小照，是婉喻第一次探望时带给他的，框在椭圆形的袖珍玳瑁相框里，现在被放入了西装胸前的内兜。每天晚饭后，重刑犯人们都卷上自己的铺盖，把所有属于自己的东西都卷在被褥里，拖着重镣攀登到顶层五楼。五楼全是机动监号，关押临时犯人，等于是个犯人客栈。如果谁没有随着大伙搬上五楼，他必定在夜里被“验明正身”。
夜深人静，底层的某个监号会摆出长条桌，桌后坐着公安干部，桌面上摊着表格。问答开始了――“什么名字？”“×××。”“年龄？”“××。”每次回答之后，干部就在一栏里打一个勾，证明名字、年龄、籍贯和本人对上了号，生怕明天拉上审判台的人多，加上开大会的上万群众进进出出，乱哄哄的会毙错了谁。表格上的栏目被一个个勾画完毕，公案干部头一摆，狱警就把这人押出去，找个合适地方让他睡最后一觉。
搬到五层楼上的重刑犯们会在第二天早晨听见看守的大声通知：“关上窗子了，啊！……还在外面打扫卫生的值日生马上回自己监房了，啊！”这类扯开嗓门的通知是被一双快速行走、或小跑的腿带来又带走的，听见的人们都觉得它像通知山洪或地震或其他什么灾难。监狱的每个监号都要在早晨起床后打开窗户，排除一夜的污浊空气。
陆焉识总是坐在离窗子最远的地方。似乎这样他就离枪声更远了。从审判大会拉到刑场上的不止一个监狱的犯人，所有监狱的死囚都由卡车一车车地拉到刑场。有一个刑场离关押陆焉识的监狱很近，五楼的几个监号的窗子可以作为包厢观看行刑。假如谁想提前俯瞰一下自己几天后或几星期后所要走的步骤，或对自己的下场有个宏观认识，就可以把那些窗台当观望台。关紧了窗子，重刑犯们都坐在自己的被褥上，听着远处的枪声。自动步枪是一下一下地响，间隔均匀，那是因为当天挨毙的人不太多。步枪毙不过来，他们就会听到轻机枪。“嘎嘎嘎”的扫射有时会持续到午饭时间。最长的几次，枪声一直响到下午，一场歼灭战似的，从不拿枪的敌人手里又夺回了一次上海。
等重刑犯们排着队搬回底层监号，总是看见铁门对面的墙根下堆放着刚被机枪歼灭的人留下的被褥，里面裹着他们的私人财产和书籍。每个被褥上都别着纸条：×××刑于×年×月×日。
重刑犯的人数在上升，原先住三个人的监号住了六七个人。白天动一动要喊“报告”，看守同意后可以换个坐姿。夜里大家肩并肩，腿贴腿地躺着，谁要翻身也必须先喊“报告”。一个人喊“报告”翻身，所有人都利用机会跟着翻一次身，躺得那么紧密，你不翻别人也翻不透彻，如同一个平锅煎锅贴，煎着煎着，所有个体就变成了一体。就这样一夜“报告”声不断，所有人的睡眠被一个个“报告”截断，又被一个个“报告”穿起。
九点钟熄灯前，一旦听到那种急匆匆的脚步顺着走廊进来，重刑犯们就会气短，发抖，一身的血都霎时冰凉。这时你别去看他们，他们每一张脸都是丑陋的。假如那脚步走过了自己的监号，走向别的监号，那种丑陋会雾一样慢慢散开。假如脚步停在了自己的监号门前，并且被开锁的声音替代，这个监号里的面孔真叫你不忍目睹。
脚步就这样停在了陆焉识的监号门前。每个重刑犯人都不喘气了。三个人的监号关着六个人，用同样呆滞的目光看着看守的手指伸出去，定住：“你起来吧。”
人们看见他的手指尖下，不是自己，而是那个叫陆焉识的人。陆焉识请看守稍等片刻。看守不耐烦地站在一边，两手搁在腰上。见陆焉识抖落出一套深蓝西装，看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