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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架MH53J铺低3型直升机
机组人员完成起飞前的各项常规程序后，飞机便开始启动。虽然大家都戴着护耳器，还是感觉噪音很大。机组成员来自空军预备役部队，全是民航班机的空勤人员，一路上飞得很稳——当然除了空中加油那段时间外。当这架C141爬升到预定高度之后，那架KC135便飞过来，为它补充在起飞过程中消耗的燃料。机内的士兵们经受了像坐过山车那样的抖震，加上飞机没有窗户，不少人觉得五脏六腑都在翻腾，直想呕吐，但是看上去他们好像都很适应似的，静静地坐在位子上。起飞半小时后，这架C141便径直向南飞去。士兵们由于劳累，加上无事可干，都渐渐睡着了。
大约与此同时，一架MH53J铺低3型直升机在发动机预热完毕、油箱全部加满后，飞离埃格林空军基地。约翰斯上校驾机升至一千英尺，沿215航向朝尤卡坦海峡方向飞去。三小时后，一架MC130E斗爪式加油支援机追上来。约翰斯决定让上尉来处理空中的加油问题。他们还得加三次油，那架加油机将一路随行，机上带着维修保养人员和零配件。
“已经准备好，可以加油，”保罗·约翰斯向加油机机长通报说。
“明白，”MC130E的蒙泰涅上尉回答，同时使飞机保持平稳。
约翰斯注视着威利斯把受油管伸进漏斗形接口。“好，接好了。”
加油机驾驶舱里，蒙泰涅上尉看了看输油指示器上的指示灯，然后按下麦克风键。“哦呵呵！”她声音沙哑地说，“谁都没有你干得这么漂亮，上校。”
约翰斯大笑起来，按了两次键，发出“哒哒”的信号，意思是“听到了”。他见威利斯有些忧心忡忡，就通过机内通话系统对他说：“干吗为她伤神呢？”加油持续了六分钟。
“你看我们会在那里待多久？”加油以后，威利斯问。
“他们没有告诉我，不过他们说，如果时间太长，会有人来替换我们的。”
“那就好，”上尉说。他不时地把目光从飞行仪表上移向防弹座舱外面的世界。飞机上，作战装备已经超载——约翰斯是火力万能论者——连电子对抗器的架子都卸掉了。不管将要执行什么任务，他们都无需担心敌方的雷达，也就是说：不管具体去干什么，反正都不涉及尼加拉瓜和古巴。这样一来，机上装人的地方也大了一些，而且不需要配第二个随航机械师。“你说手套的事很有道理。我太太也为我做了一副，戴上后就是不一样。”
“有的人飞行时就是不戴手套，我不喜欢手上汗渍渍地握着操纵杆。”
“会有那么热？”
“是的，挺热的，”约翰斯说，“手上出汗不光是因为外面的温度高。”
“噢，对，长官。”妈的，原来他也害怕呀——跟我们一样？
“我经常对人们说，使人害怕的事情，你事先想得越多，到时候就越不那么害怕。不过它们毕竟是挺吓人的。”
机内通话系统里插进另一个人的声音：“你老是这么说，长官，我们可真有点害怕了。”
“齐默尔军士长，后面的情况怎么样？”约翰斯问。齐默尔习惯的位置就是在这两位飞行员的身后，他负责观察那些使他目不暇接的仪表。
“长官，要咖啡、茶还是牛奶？这次飞行的伙食有鸡肉饭，烤牛排土豆片，想减肥的可以吃橘汁小鲈鲋鱼和炒蔬菜——哎，长官，你盯着仪表看的时间太长了。我们他妈的干吗不带个空中小姐呢？”
“因为你和我都太老了，齐默尔！”约翰斯笑着打趣说。
“在直升机里面玩是别有风味儿啊，长官。又有震动，又有……”
“自打在柯叻基地共事起，我就一直在调教他，可他还是屡教不改，”约翰斯对威利斯解释说，“你的孩子有多大了，巴克？”
“十七、十五、十二、九岁、六岁、五岁，还有一个三岁，长官。”
“上帝啊！”威利斯叹道。“你太太一定是个漂亮女人，军士长。”
“她怕我在外面乱搞，所以总是把我弄得精疲力竭，”齐默尔解释说，“我参加飞行就是为了要躲开她，这是我保命的惟一法子。”
“她的烹饪技术一定很不错，从你紧绷着的军装上可以看得出来。”
“上校是不是又要捉弄我了？”齐默尔问。
“这倒不是。我只希望你的体形像卡罗尔那样美。”
“变不了了，长官。”
“好了，弄点咖啡来吧。”
“马上就来，上校。”不到一分钟，齐默尔就来到驾驶舱。铺低3型直升机的仪表控制台又大又复杂，但是齐默尔早就在上面装上了几个放杯子的平衡支架，上面刚好能放防溅杯，约翰斯上校很喜欢这个小玩意儿。他很快喝了一口咖啡。
“你老婆咖啡也煮得很好吧，巴克？”
“挺有意思的，不是么？”卡罗尔·齐默尔知道丈夫会把她煮的咖啡拿给上校喝的。她原来并不叫卡罗尔。三十六年前，她出生于一个老挝的军人之家。父亲是个军阀，长期为国家英勇作战，但这个国家已经与他无缘了。他家共有十口人，她是惟一的幸存者。一九七二年在对付北越人突袭的最后阶段的战斗中，保罗·约翰斯和巴克两人把她从一个山头上救上直升机，那次遇救的还有其他几个人。美国人未能救出他的全家，但至少是把他的女儿救出来了。齐默尔从一开始就爱上了她，而且大家都知道他们俩在佛罗里达已经有了七个聪明伶俐的孩子。
“不错，的确挺有意思。”
布赖特也在挑灯夜战
在那两架飞机向南飞行的时候，莫比尔监狱这边天色已晚。监狱——尤其是南方的监狱——执行起规定来是极为严格的。然而，在律师们看来，这里的规定往往太宽松，对眼前的这两个犯人简直是宽大无边了。这两位将要在艾德摩监狱受电刑，只是日期尚未确定。莫比尔监狱的看守们不想干涉他们享受宪法赋予的权利，并不阻挠他们请辩护律师，也不刁难他们。辩护律师爱德华·斯图尔特充分听取了对他们的情况简介，然后走进来，操着十分流利的西班牙语问：
“他们是怎么干的？”
“不知道。”
“拉蒙，你当时尖声怪叫，乱踢乱踹的。”赫苏斯说。
“这我知道，你像金丝雀那样歌唱。”
“没关系，”律师对他俩说，“他们起诉你们的罪名只不过是涉毒杀人和海上抢劫。赫苏斯的口供对他们根本没有用。”
“那你他妈的就该拿出律师的本事把我们弄出去！”
斯图尔特脸上浮现出他俩都需要的神色。
“你去告诉我们的朋友，就说如果我们出不去，就把事情全抖出来。”
看守们已经跟他们仔细说过，等待他们的命运是什么。有一个还给拉蒙看了那种电椅的海报，上面用大字写着“常规的方式最爽快”。拉蒙虽然残暴至极，但是想到自己将被绑在一张硬背木椅上，左腿绑上铜箍，头顶上放一块小金属片——行刑前一天，狱内剃头匠要为他剃掉头顶上的一块头发——再加一块浸透盐水的海绵来增强强导电性，眼睛被蒙上皮罩，防止眼球飞出……拉蒙在横行霸道的时候，手里端着枪或者握着刀，对着手无寸铁的或被捆绑着的人耀武扬威，他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会处于坐以待毙的境地。一个星期来，拉蒙的体重下降了五磅。他茶饭不思，整天呆呆地看着电灯泡和墙上的插座发愣。他很害怕，但是更恨，恨他自己胆小，恨卫兵和警察把这么可怕的事告诉他，恨他的同伙不把他救出这个鬼地方。
“我知道许多东西，许多有用的东西。”
“那也无济于事。我跟联邦调查局的人说过，可是他们对你所知道的东西根本不感兴趣。美国司法部长公开表示，对你们要告诉他的东西毫无兴趣。”
“这就怪了。他们总是拿宽大来换取情报，总是——”
“在这里行不通。规矩已经变了。”
“你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会尽力帮助你们。”我想告诉你们，要死得像个男子汉，但斯图尔特没说出口。“今后几个星期可能发生很多事情。”
律师看出对方脸上怀疑的神色，但似乎又抱有一线希望。他自己倒是不抱任何希望了。美国司法部长打算亲自处理此案，而且希望能在五点半和十一点的目击新闻节目中露面。此案的审理速度将会很快，两年后将有一个参议员的席位空出来。如果到时候检察官能出示他依法办案的记录岂不更好。斯图尔特知道，处置毒品犯、海盗、强奸犯、杀人犯一定会受到这位部长所在的亚拉巴马州广大公民的欢迎和拥护。辩护律师斯图尔特原则上是反对死刑的，而且已经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为之抗争。他曾将一个案子成功地上诉至最高法院，争取到五比四的裁决，使他的当事人得以重新判决，结果由死刑改为九十九年的有期徒刑，虽然他的当事人仅仅服刑四个月就被狱中另一个犯人杀死了——那人讨厌杀害儿童的人，用一根棍子刺进了他的腰椎——但斯图尔特仍然将此视为一次胜利。他没有必要喜欢他的当事人，而且一般情况下都不喜欢他们，有时还惧怕他们，尤其惧怕那些毒品贩子。他们指望靠付给他大量现金——通常都是现金——雇他出庭辩护以换取无罪开释。他们不懂得打官司并不能保证胜诉，特别是对罪犯，辩护起来是有难度的。眼前的这俩家伙的罪行已是铁案如山，但未必要判死罪。斯图尔特敢肯定，社会不可能容许此案……按他的当事人的要求办。那样做，南方的舆论是通不过的，但是，斯图尔特并没有竞选公职的雄心壮志，可以不去理会它。
不管怎么说，他是他们的律师，他的工作就是为他们提供最好的辩护。他已经仔细研究了认罪辩诉协议——由他俩供出情报以换取无期徒刑——的可能性，他查阅了政府方面的案卷，全部都是间接的证据——除了他的两位当事人以外，再无其他人证。然而物证很充分，而且海岸警卫队方面十分小心地维护了犯罪现场——有些证据虽已移走，但均保存完好。总之，所有的物证俱在，完全可以说明问题。那个对海岸警卫队员下达指示及进行训练的领导者，工作做得很好。在那方面是没什么希望了。他惟一可以寄予希望的，是对它们的可靠性提出质疑。胜诉的可能性极小，但他只有这个办法了。
莫比尔分局督察特工马克·布赖特也在挑灯夜战。他的手下已经忙了很长时间。首先，他们搜查了死者的办公室和家。不过，搜查工作才是整个工作的开始，这个工作很可能要进行几个月，因为所发现的每一份文件，在十一个地方胡乱涂写着的每一个电话号码，桌上和墙上的每一张照片，以及其他每一件东西，都得花时间调查。除了调查与死者有生意来往的每一个人外，还得向他的邻居，他办公室隔壁房间里的人，他的乡村俱乐部里的成员，甚至调查与他一起做过礼拜的教友们。整整查了一个月后，在对死者家里进行第四次搜查时，在查了一个多小时后，取得了一个重大突破。在这以前，大家已经感到他肯定把什么东西藏在家里的某个地方了。在他舒适的私室里——铺满全室的整块大地毯下面，秘藏着一个精致的保险柜。他们没有找到有关该保险箱的购买和安装的任何记录凭证，也没有发现保险柜的密码，发现该密码至少要花了两天的时间。一位有经验的特工先试着用死者全家人的出生年月的数字来开，但没有成功。后来又顺着这个思路作了多种尝试。九十分钟过去了，他试了试下述数组：第一组数字是死者的出生月加1，第二组是他的出生日加2，第三组是他的出生年加3。价格不菲的保险柜的门擦着地毯吱地一声轻轻打开了。
冒险投资者的常用说法
保险柜里面没有现金，没有珠宝，也没有写给律师的信，只有五张与生意人使用的IBM个人电脑兼容的软盘。布赖特立即把软盘和死者的电脑搬到死者的办公室，那里也配有可兼容的IBM电脑。马克·布赖特是个出色的调查人员，很有耐性。他首先打电话给当地的一位经常帮助联邦调查局解决疑难问题的电脑专家，请他来帮忙。那人是干软件咨询服务的自由职业者，起初说他很忙，来不了。布赖特告诉他这事与他们正在调查的一件重大刑事案件关系很密切。他一听到这个消息，就赶来了。和许多常帮助联邦调查局的人一样，他觉得警察的工作很有意思，但是却不愿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整天坐在联邦调查局的实验室里，因为公职人员的薪金远远低于他在外面干的收入。正如布赖特所预料的，他来后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把死者的个人电脑和硬盘拿来。
他首先使用ChastityBelt软件复制出那五张软盘的副本，让布赖特把原盘收好，便研究起副本来。当然，这些软盘都是加了密的。加密的方法很多，不过都难不倒这位专家。正如他和布赖特原先估计的那样，加密算法保存在死者的硬盘上。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找到当初使用的选择方式和储存数据的密匙。这一步花了他九个小时。布赖特一直不停地为这位朋友端上咖啡和三明治，同时在想，为什么他这么干还分文不取。
“出来了！”一只脏兮兮的手按下“打印”指令键，办公室的激光打印机开始嘶嘶地运转起来。五张软盘全都存满了数据，总共打印出七百多页的单行数据材料。第三张软盘上的资料还没有打完，那位专家就已离去。布赖特花了三天时间才把全部资料看完。此后他复印了六份，供其他高级特工阅读。他们现在正围着大会议桌翻阅这些资料。
“天哪，马克，这东西简直不可思议！”
“我不是跟你说了嘛。”
“三亿美元！”另一位惊呼。“天哪，我要是去买东西……”
“总共多少钱？”第三位比较清醒地问。
“我大略看了一遍。”布赖特答道，“接近七亿美元。共有八个购物中心，从沃思堡到亚特兰大。投资涉及十一家大公司，二十三家银行，而且——”
“我的人身保险就是在这家公司办的！他们还是我的国内税收代理，而且——”
“他的干法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知道。要论艺术，我看他有点像达·芬奇……”
“不过也太贪了。要是我没弄错的话，他仅仅逃税就达到了三千万美元！不得了，真不得了……”
大凡第一流的计划，都是绝妙而又简单的，死者的计划也是如此。总共八个房地产开发项目。每个项目里，死者均以外资总代表的身份出现。当然名义上说是波斯湾某石油公司或是日本某实业公司的钱，其资产是通过令人眼花缭乱的各个非美国的银行的洗钱而变成合法化的。这个最大的股东用“石油大亨的钱”——冒险投资者的常用说法——买下土地并使工程立即上马，然后吸引资本有限的人前去投资开发——这些公司在该工程的行政管理上没有发言权，但根据这个联合企业已有的表现，他们认为投资后的利润是有保证的。事实也的确如此，甚至连沃思堡的一家公司在当地石油工业不景气的情况下都赚到了钱。到工程破土动工时，投资的银行、保险公司和富有的个人已经很多，反而使人看不清产权所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