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人；我这么做了，为的是使他高兴。从那时起，我当然希望，这件案子在我心头的压力会减轻一些，因为聘请律师的目的就是要把压力匀一点给律师。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自从我聘请你做我的代理人以后，这件案子反而使我更加苦恼了。我独自一人时，什么事也不想干，但我几乎毫无忧虑；而请了律师后，我觉得条件已经齐备，只等发生一件什么事了。我日以继夜地等着你的干预，等得我心焦如焚；但你却什么事情也没做。我承认，你给我提供了许多有关法院的情况，这些情况在别处也许是听不到的。可是这种帮助对我来讲远为不够，要知道案子正折磨着我，刺痛着我的心。”Ｋ把椅子推到一边，直挺挺地站着，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当一个人的活动到了一定阶段以后，”律师压低声音、心平气和地说，“就不会出现什么真正新鲜的东西了。我的委托人中，不知有多少也像你这样，当案子到了一定程度后，就到我这里来，站在我面前，脑子里转着同样的念头，嘴里说出同样的话！”“好吧！”Ｋ说，“这么说来，他们也和我一样是事出有因的。这并不能反驳我的论点。”“我不想反驳你的论点，”律师说，“我只想补充一句，我希望你比其他人理智一些，尤其是因为关于法院的活动以及我自己的做法，我对你讲的要比我通常对一般委托人讲的多得多。而我现在却不得不看到，尽管这样，你却对我不够信任。你没有为我创造方便条件。”律师真会在Ｋ面前低声下气！他丝毫不考虑自己的职业尊严；在这种时候，职业尊严最容易受到损害。他为什么要这样呢？如果人们的印象符合事实的话，他是一位阔绰的律师，登门求助的人很多；对他来说，失去Ｋ这么一位委托人，失去Ｋ的酬金，算不了什么。何况他身体有病，自己应该想到，少接受几个委托人是明智的。可是，他却紧紧抓住Ｋ不放！为什么？是因为他和Ｋ的叔叔有私人交情吗？还是因为他真的认为该案很特殊，他可以借为Ｋ辩护或通过讨好法院里的朋友等方式，来提高自己的声望呢？后面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Ｋ仔细端详着他的脸，可是却发现不了任何迹象。人们几乎可以认为，律师故意装出一副冷若冰霜的表情，看看他的话会引起什么效果。然而，律师显然把Ｋ的沉默作了太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因为他接着说：“你大约已经发现，我的办公室虽然很大，但是我却不在助手。前几年可不是这样，那时有几位学法律的年轻学生在我这里工作；不过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我作了这种变革，一方面是为了适应我的业务活动的变化，因为我渐渐地只过问像你这样案子了；另一方面是为了适应我心中逐渐形成和巩固的一种信念。我发现，我不能把过问这些案件的责任委托给其他人，否则肯定会使我的委托人蒙受不白之冤，使我已经着手做的事情冒失败的危险。但是，我决定把这种类型的案子全部接受下来以后，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这样的后果：我只好拒绝接受大部分委托给我的案子，只接受那些跟我有密切关系的案子。我可以告诉你，就在我家附近便有不少可怜虫，不管我给他们介绍哪个蹩脚的律师，他们都会急忙找上门去的。由于工作过度紧张，我的身体搞垮了。不过我并不为自己的决定感到后悔；我也许应该更果断一些，接受的案子更少一些。我应该专心致志地过问我所接受的那些案子，这种做法经证明是必要的，是有道理的。我有一次曾经读到过一篇出色的文章，介绍两类律师的区别：一类律师只过问一般法律权益问题，另一类律师过问像你们这样的案子。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手里拿着一条细线，牵着他的委托人走，一直到判决作出为止；后者则从一开始就把委托人扛在肩上，背着他走，从不把他放下，一直背到作出判决，甚至背到判决以后。确实如此。但是，如果说我挑起这么重的一付担子而从来也不后悔，那也不大符合事实。比如说，在你的案子中，我的努力完全遭到误解了；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感到有一点后悔。”这番话并没有使Ｋ心悦诚眼，只是使他更加不耐烦了。律师讲话的口气提醒他，要是他让步的话，会面临什么后果：以前的那些规劝又会重复一遍，律师将再次介绍申诉书的进展情况和某些法官的谦恭温和态度，还会劝他别忘记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的巨大困难——总之，那套陈词滥调又会搬出来，目的在于用虚幻的希望哄他，或者用同样虚幻的威胁折磨他。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应该到此止步，永远终结。于是他说道：“如果我仍旧请你做我的代理人，你打算在我的案子中再采取一些什么措施？”律师对这个挑衅性的问题居然也逆来顺受，他回答道：“我将继续采取我已经采取的那些措施。”“我早就料到了，”Ｋ说，“好吧，再谈下去等于浪费时间。”“我将再试一试，”律师说，好像有过错的是Ｋ，而不是他自己。“我有这么一个感觉：你在评价我的能力时大错特错了，你的一般表现也不对头，这都是由于你虽然是个被告，却受了太好的待遇的缘故。换句话说，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对你疏忽了，这是表面上的疏忽。当然，他们这么做是有道理的：被告戴上镣铐往往比逍遥法外更感到安全。不过，我得让你瞧瞧，其他被告得到的是什么待遇，你也许能从中学到点东西。我现在就把勃洛克叫来；你最好去把门打开，然后坐在这儿，坐在床头柜旁边。”“好吧，”Ｋ说，他执行了这些指示，他一贯愿意学点东西。然而，为了慎重起见，他又问了一句：“你知道我要解聘你吗？”“知道，”律师说，“不过你如果想改变主意的话，还来得及。”他重新躺到床上，盖上毯子，一直盖到下巴上，然后转过身去，脸朝墙躺着。接着他按了铃。
莱妮差不多在同一时刻就出现在眼前，她匆匆投过几瞥目光来，想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她看见Ｋ正安安静静地坐在律师的床边后，似乎放心了。她微笑着朝Ｋ点点头，但是Ｋ只是毫无表情地瞧着她。“把勃洛克领到这儿来，”律师说。但是莱妮却没有去领勃洛克，而是走到门口，喊了一声：“勃洛克！律师叫你！”然后，也许因为律师的脸对着墙，没有注意她，她便乘机悄悄走到Ｋ的背后，靠着椅子背，身子向前倾去，伸出手指，温情脉脉地拨弄着Ｋ的头发，或者抚摸他的太阳穴，使他一直神志恍惚。最后Ｋ不得不抓住她的手，让她别再摸；她反抗了一阵，只好屈服。
勃洛克一叫即应，但他走到门口时却犹豫不决起来，显然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进屋。他睁大眼睛，抬起头，似乎盼着有人叫他第二遍。Ｋ本来想让勃洛克进来的哲学家甚至把两者当作同义词使用。，但他已决定不仅和律师，而且也和在律师家里的所有人决裂，所以他一动也不动。莱妮也一句话没说。勃洛克发现，至少谁也没有撵他走，便蹑手蹑脚地进了屋；他的面部表情很紧张，双手拢在背后，门没有关，以便随时可以出去。他顾不上看Ｋ一眼，只盯着那条隆起的毯子，律师紧靠着墙蜷缩在毯子下面，所以没法看见。不过，床上倒传来了一个声音：“是勃洛克吗？”勃洛克听到这个声音，像是被人打了一下，不由得向前走了好几步。他跌跌撞撞，似乎胸前刚挨了一拳，背后又被捶了一下；他接着深深鞠了个躬，双脚立定，答道：“为您效劳。”“你来干什么？”律师问，“你来得不是时候。”“不是有人叫我来吗？”勃洛克说，他的话与其说是对律师说的，倒不如说是对自己说的，他伸出双手，好像在护着自己，同时准备随时溜出门去。“是有人叫你来，”律师说，“不过，反正你来得不是时候。”律师停了一会儿，又补充了一句：“你总是来得不是时候。”勃洛克自从听见律师的声音后，便把目光从床上移开，凝视着一个屋角，他只是听着律师说话，不想看着律师，大概是太晃眼，他受不了。不过，他听律师讲话也很费力，因为律师脸贴着墙，声音又很轻，说得很快。“你希望我走开吗？”勃洛克问。“嗨，既然你已经到这儿了，”律师说，“你就呆着吧！”勃洛克浑身直打颤，人们可能会以为，律师没有满足勃洛克的愿望，而是威胁说要揍他一顿。“昨天，”律师说。“我见到了我的朋友——第三法官，我们谈着谈着，提到了你的案子。你想知道他说了些什么吗？”“噢，当然，”勃洛克说。由于律师没有立即回答，勃洛克又央求了他一次，看来准备跪倒在他面前。但是Ｋ却大声插嘴道：“你这是在干什么？”莱妮试图堵住他的嘴，不让他嚷嚷，于是Ｋ把她的另一只手也抓住了。他抓住她的手，这可不是一种爱抚动作：她“哎唷哎唷”地叫着，竭力想挣脱。由于Ｋ的暴怒，最后吃苦头的，却是勃洛克；律师冷不防向他提了个问题，“你的律师是谁？”“是您，”勃洛克说。“除了我以外还有谁？”律师问。“除了您以外，没有别人了，”勃洛克说。“那你就别理会任何其他人，”律师说。勃洛克对这句话心领神会；他恶狠狠地瞪了Ｋ一眼，朝Ｋ使劲摇头。如果把这些动作转换成语言，即是对Ｋ的一顿臭骂。而Ｋ竟想和这个人一起，友好地商谈自己的案子！“我决不会插嘴了，”Ｋ说，他的身子朝后一仰。靠着椅子背，“你想下跪也好，在地上爬一圈也好，只要你愿意就行，我再也不多嘴了。”然则勃洛克身上还残留着一些自尊心，至少在Ｋ面前是这样，因为他走到Ｋ面前，壮起胆子，当着律师的面，挥舞着拳头，对Ｋ嚷道：“不许你用这种腔调对我说话，不允许你这么做。你侮辱我，想要干什么？居然当着律师的面也敢这么做，你这是什么意思？他只是出于怜悯之心才让咱们两人到这儿来的。你比我好不到哪儿去，你也是个被告，你也和我一样，牵涉到一件案子里面去了。但是，假如你仍然是位绅士，那就让我告诉你，我也是一位和你一样有名气的绅士，如果不是比你更有名气的话。我得强迫你用绅士的口气对我说话，是的，你应该这样。如果你觉得比我占上风，因为你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这儿，看着我在地上爬——你是这么说的——那就让我提醒你记住一句古人的警句吧：受到怀疑的人最好多活动，而别呆着不动，因为呆着不动就有可能被人认为真的有罪，而自己还蒙在鼓里。”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目瞪口呆地瞧着这个疯子。就在这个钟头内，这家伙身上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他是不是为案子的事过分着急，以至连敌友也区分不清了？他难道没有发现，律师在肆意侮辱他吗？这回律师没有任何别的目的，只是想在Ｋ面前显显自己的威风。另外，他也许想强迫Ｋ默认他的这种权力。然而，如果勃洛克不能看出这一点，或者他怕律师怕得要命，不敢让自己看出这一点；那么，他又怎么会刁钻或者能干到骗过律师的程度？他居然否认曾经找过其他律师。他明知道Ｋ可能会揭穿他的秘密，又为什么会鲁莽到出言攻击Ｋ的地步？他的鲁莽逐步升级，居然走到律师床前，埋怨起Ｋ来了。“霍尔德博士，”他说，“您听见这家伙对我说的话了吗？他的案子和我的相比，只有几小时的历史；可是，虽然我五年前就卷入案子了，他却大言不惭地要给我出主意。他甚至还辱骂我。他什么都不懂，居然还骂人，骂起像我这样一个煞费苦心、仔细研究过各种义务、公德和传统的人来了。”“别理会任何人，”律师说，“自己觉得怎么对就怎么办。”“一定照办，”勃洛克说，他好像取得了自信心，接着匆匆向旁边扫了一眼，紧挨着床跪下。“我跪下了，霍尔德博士，”他说。然而律师没有回答。勃洛克伸出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抚摸着毯子。屋内一片静寂；莱妮挣脱了Ｋ，说道：“你把我捏疼了，放开，我要和勃洛克在一起。”她走过去，坐在床沿上。勃洛克看见她来，十分高兴；他频频做着手势，像是在演哑剧一样，哀求莱妮在律师面前为他的案子说情。他显然急于想从律师口中得到一些消息；不过，或许他只是想把这些消息转告给其他律师，供他们参考。看来莱妮知道得很清楚，应该通过什么途径去套出律师的话；她指指律师的手，撅起嘴唇，作出吻手的样子。勃洛克立即去亲律师的手，并在莱妮的提示下，又把这个动作重复了两遍。但是律师一直不予答理。于是莱妮便挺直她那娇美的身躯，俯下身去，凑近老律师的脸，拨弄他那灰白的长头发。这终于引出了一个回答。“我犹豫不决，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他，”律师说，他摇着头，也许只是为了更好地享受莱妮的抚摸带来的快乐。勃洛克低着头听着，似乎听人讲话是违法的。“你为什么犹豫不决？”莱妮问。Ｋ觉得，他是在听一段背得滚瓜烂熟的对话，这段对话以前常常听见，以后也会经常重复，只有勃洛克一个人从来也不觉得乏味。“他今天表现得怎样？”律师没有回答，倒是提了个问题。莱妮在向律师提供情况之前，先低下头去看了勃洛克一会儿；勃洛克朝她伸出双手，然后十指交叉，作哀求状。莱妮最后慢吞吞地点了点头，转过脸去，对律师说：“他既安静，又勤快。”一个上了年岁的商人，一位银发长须的长者，竟恳求一个年轻姑娘为自己说句好话！他当然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但是在他的朋友们面前，他是无法为自己辩解的。Ｋ不能明白，律师怎么会认为这样拙劣的表演就能把自己争取过去。如果律师迄今为止还没有使勃洛克丧失人格，那么今天这个场面便足以使他完全失去为人的价值了。甚至旁观者看了也觉得羞愧难当。这么看来，律师的手法——幸好Ｋ还没有长期领教过——听得到的结果是：委托人最后忘记了世间万物，只是寄希望于沿着一条其实是错误的道路蹒跚移步，直到能看到案子的结果为止。委托人不再成其为委托人了，而成了律师的一条狗。如果律师命令此人钻到床底下去——好像钻进狗窝里一样——，并且在那里学狗叫，他准会高高兴兴地照办。Ｋ以冷眼旁观的态度听着每句话，好像他得到的任务是密切注视事态进展，写出书面记录，向上级机构汇报。“他整天尽于些什么？”律师接着问。“我把他关在女佣人的房间里，”莱妮说，“不让他妨碍我干活。那儿是他通常呆的地方。我可以透过门上的通风孔经常监视他，看他在干些什么。他一直跪在床上，看你借给他的文件；他把文件都摊在窗台上。这给我留下了良好印象，因为窗户对着小天井，透不进多少光线，而他却仍然专心致志地看文件，这使我相信，他正在一丝不苟地做着让他做的事情。”“我很高兴听你这么说，”律师说，“但是，那些文件他能理解吗？”在这段时间内，勃洛克的嘴唇一刻不停地在蠕动，他显然是在默默地回答律师的问题。他希望莱妮也这么回答。“这个吗，当然，”莱妮说，“我也不怎么确切知道。不管怎么说，我可以肯定，他看得很仔细。他每天最多只看一页，从不多看；他用手指着，一行行往下看。我每次观察他时，他总是在自怜自叹，好像看文件实在太费劲了。你给他看的文件似乎很深奥。”“是的，”律师说，“那些文件是够深奥的。我不相信他真的能看懂。我让他看这些文件的目的只是使他大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