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威廉说，而弗朗茨则显然想问到威廉背后去，以便躲开那个人，“如果你知道我们的工资少得可怜的话，你就不会对我们这么无情了。我要养活一家子，弗朗茨要娶媳妇，大家只能各显神通，光靠拼命干活是富不起来的，白天黑夜地干也不行。你的漂亮睡衣当时是一种诱惑，我们很想据为己有，但那种事情是不准许看守干的，那样干不对；不过囚犯身上的衣服是看守们的外快，这种做法历来如此，已经形成了传统，你可以相信我，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对一个倒霉透顶、身陷囹圄的人来说，身上的衣服还会有多大用处呢？但他如果公开说出去，看守们就肯定会受到惩罚。”“我从来也不知道这种情况，也从来没有要求过惩处你们，我当时只是在捍卫一个原则。”“弗朗茨，”威廉对另一个看守说，“我不是跟你说过，这位先生从来没有请求过惩罚我们吗？现在你也听到了，他甚至不知道我们应该受到惩处。”“别信他们说的那一套，”第三个人向Ｋ指出，“惩罚他们是公正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别听他的，”威廉刚开口就住了嘴，因为他的手被桦木条狠狠抽了一下；他赶紧把手凑到嘴边。“我们受惩罚了，只是因为你控告了我们；你如果不控告我们，什么事也不会有了；即使他们发现了我们干的事，也不能拿我们怎么样。你难道把这叫做公正吗？我们两人，尤其是我，长年当看守，忠心耿耿，这是有案可查的——你应该承认，老实说，我们把你看守得够好的——我们有各种机会可以晋升，肯定很快就会升任打手，就像这个人一样；他只不过是交了好运，因为谁也没有控告过他；要知道，这种类型的控告确实是很少有的。现在一切都完了，先生，我们的前途给断送了，我们不得不去做比看守还要低下得多的工作；此外，我们现在还得在这里挨一顿打，我们会痛得死去活来。”“那束桦木条能打得这么痛吗？”Ｋ问道，他细细察看那人在他面前来回挥动的桦木条。“我们得先把衣服脱光，”威廉说。“噢，我知道，”Ｋ说，他更仔细地看了打手一眼；打手晒得像水手那样黝黑，长着一脸横肉，粗壮结实。“没有办法使这两个人不挨打吗？”Ｋ问打手。“没办法，”那人笑着摇摇头说。“把衣服脱掉，”他向两个看守下命令，然后对Ｋ说：“你别信他们说的那一套，他们怕挨打怕得失去了理智。比如说，这个家伙，”他指指威廉，“说什么可能晋升等等，全是胡说八道。瞧，他多胖呀，桦木条抽在他身上，最初几下连印子也不会留下。你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胖吗？他去逮捕谁，就把谁的早点吃掉。他把你的早点也吃掉了吧？你瞧，我没说错吧。像他这样一个大腹便便的人永远也不可能晋升成打手，这是肯定的。”“也有像我这样胖的打手，”威廉坚持己见，同时解开了裤腰带。“别说话，”打手一面说，一面挥动桦木条，朝他的脖子抽去，他赶紧往后退，“你们不许说话，快把衣服脱下来。”“如果你放他们走，我就重重赏你，”Ｋ说，他再也没看打手一眼——干这种事情时，双方都得睁只眼，闭只眼——就拿出自己的钱包。“你大概打算以后也告我一状，”打手说，“让我也挨一顿打吧？不，不！”“你好好想想，”Ｋ说，“如果我当初想让这两个人受罚，现在就不会花钱要求饶恕他们了。我可以掉头就走，随手关上门，闭上眼睛，塞住耳朵，回家去；但我不愿意这样做，我确实希望看见放他们走；如果我当时知道他们会挨打或者可能会挨打，那我决不会说出他们的名字。因为我认为他们是没有罪的。有罪的是机构，高级官员们才是有罪的。”“正是这样，”看守们大声说道，他们脱得光光的背上立即挨了一鞭。“如果你打的是一位高级法官，”Ｋ一面说，一面夺下打手重新举起的鞭子，“我就不会让你住手，相反，会再给你一份钱，鼓励你干这件好事。”“你讲的话很合乎情理，”打手说，“但是我拒绝受贿。我是在这里打人的，我得打他们。”那个名叫弗朗茨的看守大概希望Ｋ的干预能成功，因此，原先他尽量往后缩，现在却朝门口走来；他只穿着裤子，一到Ｋ面前，立即双膝着地，拽着Ｋ的手低声说：“如果你无法劝他饶恕我们俩，那你就想想办法，起码让他饶了我吧。威廉年纪比我大，比我耐打得多，另外他以前也挨过打，是几年前的事，我还从来没有这样丢过面子，况且我只是跟威廉学样而已，不管怎么说，他是我的师傅嘛。我那可怜的心上人正在银行门口等着结果呢。我真惭愧，真可怜。”他把脸伏在Ｋ的外衣上，揩干了脸上的泪水。“我不能再等了，”打手说，他用两手握住桦条鞭，抽了弗朗茨一下，威廉吓得赶紧藏到角落里，偷偷地看着，连头都不敢转动一下。弗朗茨的喉咙里随即发出一声尖叫，凄厉而无望，好像不是人发出来的，而是某种刑具发出来的；叫声在过道里回荡，大概整座楼里都能听见。“别嚷，”Ｋ大声说道；他像发了疯似地站在那儿，朝着职员们可能闻声赶来的方向看，同时推了弗朗茨一把；他虽然没用多大力气，但也足以使这个已经一半失去知觉的人跌倒在地了。弗朗茨浑身抽搐，双手抠着地板，但即使这样他也免不了继续挨打。样条鞭朝着躺在地上的弗朗茨猛抽，鞭梢随着他在地上翻滚的频率而有规律地上下挥舞。远处已经出现了一个职员，在他后面几步，还有另外一个。Ｋ赶紧“呼”地一声把门关上，走到近处的一扇窗子跟前，打开了窗：窗下是一个院子。尖叫声完全停息了。Ｋ为了不让职员们走近，便嚷道：“这是我。”“晚安，先生，”他们回答道，“发生了什么事？”“没事，没事，”Ｋ答道，“院子里有一条狗在叫，就这么回事。”由于职员们仍然站着不动，Ｋ又说了一句：“你们可以回去工作了。”他不想和他们多谈，便朝窗外探出身去。过了一会儿，他又朝过道里看了一眼，发现他们已经走了。但是他仍然留在窗前，不敢回废物贮藏室去，也不想回家。他的眼睛看着窗下，这是一个方形的小院子，周围全是办公室，所有的窗子现在都是黑洞洞的，只有最上面的几块窗玻璃却反射出月亮的微光。Ｋ怔怔地注视着院子的一个角落，那儿很黑，胡乱堆着几辆手推车。他因为自己没有能够使看守们避免挨打而深感失望。但是，这件事没有成功并不是他的错；如果弗朗茨不尖叫起来——确实很疼，但在这种时候应该控制自己，那么Ｋ大概就能找到别的办法说服打手了。如果这个机构的所有下层人员都是坏蛋，那么，干这个最无人性的工作的打手又怎么会是例外呢？何况Ｋ清清楚楚地看见，他看到钞票后，眼睛转动了一下，他扬言自己奉公守法显然只是为了抬高要价而已。Ｋ不会吝啬几个钱的，他真的急于让那两个看守脱身；既然他准备和整个腐败的司法机构搏斗，对这件事进行干预当然是他的职责。但是，弗朗茨张口一嚷嚷，Ｋ就无法进行任何干预了：因为函件分发处的职员以及其他各种人闻声赶来后，会发现他也在场，正和这几个家伙一起挤在废物贮藏室中——不能让他们知道他在这里，任何人也不能要求他作出这种牺牲。如果确实需要他作出某种牺牲的话，他倒情愿脱掉自己的衣服，代替看守挨打，这更为简单。打手当然不会同意Ｋ代替看守挨打，这是肯定的；他这样做得不到任何好处，反而有可能被控严重失职，因为随着诉讼的不断深入，Ｋ总有一天会摆脱法院的低级职员的摆布。当然，一般标准在这儿是不适用的。总而言之，Ｋ除了把门“呼”地关上以外，毫无办法，但关上门以后也不能把所有的危险都屏除在外。很遗憾，他最后还推了弗朗茨一把，他当时很激动——这是他惟一的借口。
他听见职员们的脚步声继续从远处传来；为了不引起他们的注意，他关上窗，开始朝楼梯口走去。经过废物贮藏室门前时，他驻足听了一会儿。室内一片寂静，好像是座坟墓。打手可以对两个看守为所欲为，可能已经把他们打死了。Ｋ伸出手去，打算转动门把手，但突然又把手缩回来。这次帮不了他们的忙啦，因为职员们任何时候都可能出现；但是他决心不包庇这件事，要尽一切可能，彻底揭露那些真正的罪犯——那些迄今为止一直不敢露面的高级官员们。他走下银行外的台阶，注意察看所有的行人；但是，即使在附近的街道上也看不见一个正在等人的姑娘。因此，弗朗茨胡诌什么心上人在等着他，纯粹是说谎，不过这完全可以原谅，因为他只是想多博取一些同情。
第二天，Ｋ一整天都在想着那两个看守；他心不在焉，误了公事，为了赶完工作，不得不在办公室里留得比头天还晚。他走出办公室，从废物贮藏室门前经过时，控制不住自己，便打开了贮藏室的门。那儿并非预料中的一片黑暗，眼前的景象把他完全搞糊涂了。每样东西都照旧，和他头天傍晚开门时见到的一模一样。一捆捆旧报纸和一个个墨水瓶还在门后堆着，手上拿着桦条鞭的打手和衣服穿得整整齐齐的两个看守仍旧站在那儿，书架上插着一根燃着的蜡烛。看守们一见Ｋ，马上喊道：“先生！”Ｋ立即把门重新关上，又在门上擂了几拳，以便确信门已经关严实了。他差不多是哭着跑到职员们跟前，他们正有条不紊地在拷贝机旁忙着。职员们抬起头，诧异地看着他。“把那间废物贮藏室腾出来，行吗？”他嚷道，“脏得连气也透不过来了！”职员们答应第二天去清理。Ｋ点点头，他不能硬要他们马上动手，因为已经很晚了；他原先倒是有这个意图的。他坐下呆了一会儿，想和这些人作个伴。他翻翻复印件，希望能造成一个他在检查工作的印象；后来，他发现这些人不大敢和他一起离开大楼，便拖着疲惫的身体，脑子里几乎一无所思地回家了。
六 Ｋ的叔叔——莱妮
一天下午，当天的函件即将送走，Ｋ忙得不亦乐乎。两个职员拿来几份文件，请他签字；他们被粗暴地推到一边，原来Ｋ的叔叔卡尔——一个从农村里来的小地主，大步走进了屋。叔叔的到来并不使Ｋ感到奇怪，因为Ｋ早就担心他会来。叔叔肯定会来的，差不多一个月之前Ｋ就对此深信不疑。他常常想像叔叔的模样，现在出现在面前的叔叔和他想像中的毫无区别：背略微有点驼，左手拿着一顶巴拿马式草帽。叔叔一进门就伸出右手：这只手鲁莽地越过桌面，伸到Ｋ跟前，碰翻了桌上的每一样东西。叔叔老是匆匆忙忙的，因为脑子里总有一个可悲的想法：不管什么时候进城，原定计划中的所有事情都得当天办完；另外，还不能放过任何一个跟人交谈、办事和娱乐的机会。Ｋ必须竭尽全力，帮他办妥所有这些事，有时还得给他安排住处，因为以前他是Ｋ的监护人，Ｋ对他特别感激。“一个属于过去的幽灵，”Ｋ习惯于这么称呼他。
他刚打完招呼，就请Ｋ和他私下里谈一谈；他没有时间在Ｋ端给他的椅子上坐下。“很有必要谈谈，”他气喘吁吁地说，“很有必要谈谈，这样我才能放心。”Ｋ马上吩咐两位职员出去，并让他们别放任何人进来。“我听到的消息是怎么回事，约瑟夫？”当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时，Ｋ的叔叔大声问道；他一屁股坐在办公桌上，拿过几份文件，连看也没看一眼，就垫在屁股下面，以便坐得舒服点。Ｋ一言不发，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刚从紧张、繁杂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得让自己舒舒服服地清闲一会儿。于是，他透过窗子，眺望着马路对面。从他坐着的地方，只能看见马路对面一个小小的三角地带，这是夹在两个商店橱窗中间的一所住宅的正墙，上面什么也没有。“你坐在这儿看着窗外！”Ｋ的叔叔挥动双臂嚷道：“看在上帝的面上，约瑟夫，请你回答我。是真的吗？这可能是真的吗？”“亲爱的叔叔，”Ｋ说，他已从遐想中回到现实，“我一点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约瑟夫，”叔叔忧虑地说，“据我所知，你一直是说实话的。我应该把你刚才讲的这些话当作是一个坏兆头吗？”“我肯定能猜出，你想知道什么，”Ｋ随和地说：“你大概听见了一些关于审判我的事。”“是这么回事，”叔叔回答道，他心情沉重地点点头，“我听见了关于审判你的事。”“你是从谁那儿听说的？”“是艾尔娜写信告诉我的，”叔叔说，“她和你不常见面，这我明白；你对她不大关心，我很遗憾，不得不这么说。可是她还是听说了。今天上午我收到信后，便立即乘上头班火车，赶到这儿来。我来这儿没有别的原因，不过光是这个原因看来就已经足够了。我可以把她信中提到你的部分念给你听听。”他从皮包里拿出信。“就在这儿。她写道：‘我好久没看见约瑟夫了；上星期我到银行里去找他，可是他很忙，我见不到他；我等了差不多一个钟头，后来不得不离开那儿，因为我得去上钢琴课。我真想跟他谈谈，说不定很快就会有机会的。他寄给我上大盒巧克力，祝贺我的生日；他真好，考虑得多周到。我当时给你写信时，忘了提这件事，只是当你这次问起我时，我才想起来。原因嘛，我可以告诉你：巧克力在寄宿学校里不翼而飞了，礼物丢失后，你是很难想起有人给你送过东西的。关于约瑟夫，还有件事情我想应该告诉你。刚才我说过，我那天无法见到他，因为他被一位先生缠住了。我老老实实地等了一会儿以后，问一位侍从，他俩的谈话是不是还要延续很久。他说很可能这样，因为这或许与牵涉到襄理的一件案子有关。我问是什么案子，他是否搞错了。他说他没搞错，是有一件案子，案情还很严重；然而除此之外，他也一无所知。他自己倒很愿意帮助Ｋ先生，因为Ｋ先生心地善良、为人正直，可是他不知道从何处着手，只好盼着某个有影响的人物会站在襄理这一边。当然，事情是会顺利的，最后结果一定是百事如意。不过据他从Ｋ先生的心情推测，目前情况似乎颇为不妙。我当然不把这件事看得过于严重，因此劝那个头脑简单的家伙放心，同时也请他别把这事告诉任何其他人。我深信，他讲的话只是无稽之谈而已。不管怎么说，亲爱的父亲，如果你下次进城的时候能去了解一下，那就太好了。你会轻而易举地查明事实真相，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请你的一些有影响的朋友进行干预。即使你认为不必要这样做——这是很可能的——至少你也可以给你女儿一个提前用亲吻来欢迎你的机会，她想到这种可能性，顿觉心花怒放。’真是个好孩子，”Ｋ的叔叔念完信后说道，随即拭干眼中的泪水。Ｋ点点头。近来他遇到许多麻烦事，已经把艾尔娜撇在脑后了；至于巧克力的事，显然是她瞎编的，只是为了给他在叔叔婶婶面前留点面子，这真令人感动。他本想定期给她送戏票，以示回报，但看来这是很不够的；到寄宿学校里去找她，和这么一个不太懂事的十八岁少女聊天，目前也不合适。“你现在有什么要说的？”Ｋ的叔叔问；女儿的信使他忘了自己的匆忙和不安，看来他在重读这封信。“是的，叔叔，”Ｋ说，“全是真的。”“真的？”Ｋ的叔叔嚷了起来，“怎么会是真的？怎么可能是真的？是一件什么案子？肯定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