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匿于自己的意识之外的冲动或意识，或者说，这些细微的行为实际上就来源于我们已经了解的充当症状的创造者和梦的构成者的那种被压抑的冲动愿望和情结。因此，它们也应当被当作症状来对待，如果把它们也好好思考一番，它们就有可能和梦一样使我们得到以揭开人的心灵中隐藏起来的那一部分。一个人最隐蔽的隐私往往都是借助于它们暴露出来的。如果它们即使在健康人、亦即无意识冲动的压抑总的说来相当成功的人身上也十分容易、特别频繁地出现，那么，这主要是由于它们本身的无足轻重和极不显眼。但是，正是由于它们证明了即使在健康状态下也会发生压抑，形成替换，它们也就可以具有不可轻视的理论价值。你们已经看到，精神分析者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十分严格地相信精神生活的决定因素。对他们来说，没有一样东西是无关紧要的、随意的或怪诞的。他们期望在每一个事例中都能找到足够的动机，即使是那些通常没有人寄予这种期望的例子。的确，他们随时都希望在同一个精神现状中找到几个动机，虽然我们常人对于探寻因果关系的本能的渴求似乎总是满足于只有一个精神起因的。
现在，如果你们能把我们所拥有的揭示人的心灵中被隐藏、被遗弃、被压抑的成分的每一种方式都集聚起来（对于患者在自由联想过程中所想到的念头的研究，对于患者的研究，以及对于他们过失行为和症状性行为的研究等），如果你们能够在这些手段之外再加上对于精神分析治疗过程中常常出现的某些其它现象的探索（有关这些现象我后面将以“移情”为题有所论及）——假如你们记住这一切，你们就会同意我得出下面的结论：我们这门治疗技术已经十分有效，足够完成它所承担的任务，亦即把病原性的心理材料引入意识，进而消除由替换性症状的形成所导致的一切病患。要是我们在致力于治疗的过程中扩展或加深了对于不管是健康还是病态的人类心理的理解，那当然只能被看作是我们的工作中令人喜出望外的好事。你们也许已经产生了这样一个印象，觉得要掌握我刚刚向你们介绍的这门治疗方法十分困难。在我看来，这门技术的难易完全要看它所要处理的材料的情况。但是至少有一点是很明显的：这决不是一门无师自通的技术。而是必须经过专门学习才能掌握，就象必须经过专门学习才能掌握人体结构学或外科学知识那样。你们听到我下面讲的消息也许会感到吃惊，在欧洲我们已听到过相当多对这门技术一窍不通、也从不运用这门技术的人大谈精神分析，这些人还带着明显的讥讽要求我们向他们证实我们的发现是正确的。在这些反对者中间无疑也有一些经常并不反对科学思维方式的人，例如，这些人并不会因为对解剖标本所作的显微镜观察无法同肉眼观察达到一致就拒绝相信显微镜所观察的结果，但是他们总要亲自用显微镜观察一番之后才肯对这一问题发表见解。但是，就精神分析而论，要得到这样的确认，希望实在是渺茫的。精神分析所追求的是使精神生活中被压抑的内容得到意识的确认，而每一个对此有一定见解的人自身就是人类的一员，也具有相似的压抑，或许也一直都在千方百计地维系这些压抑。所以，他们必须会同我们的患者一样在心里产生出那种抵抗，而且这种抵抗很容易把自己化装成一种理智的拒绝，也很容易作出我们在患者身上依靠精神分析的基本规则避开那种反驳。我们常常领悟到，在我们的反对者身上，就像在我们的患者身上一样，判断力十分显著地受到感情因素的影响——也就是削弱。意识的高傲（例如以那样的轻蔑态度抛弃梦境）是我们普遍具备的抵御无意识情况侵袭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我们之所以那么不容易使人们相信无意识这一事实，那么不容易教会他们识别一些与他们的意识知识相矛盾的新现象，理由也正是如此。
第四讲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你们一定想要知道，我们借助于前面我所讲过的那些技术方法在神经症患者的致病情结和压抑了的愿望冲动方面发现了点什么呢？
首先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精神分析研究以确实令人吃惊的规律性把患者的病状追溯到来自他们性生活的种种想法。它可以使我们看到，这些致病的愿望冲动本质上是由性本能组成的；它还迫使我们设想，在导致疾病的各种因素中，起主导作用的必定是性方面的紊乱，而且在男女两性中全是这样的。我完全知道人们是不愿意承认我的这一观点的。甚至那些乐意仍照我的心理研究成果从事工作的人，也认为我过份强调了性因素所起的作用。他们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别的精神亢奋不会导致我在前边讲过的压抑现象和替代构成的现象呢？
我只能这样回答：我不知道它们为什么不会，同时我也没有理由反对它们的这种表现。不过经验告诉我们，它们起不了这么重要的作用，它们充其量只是辅助性因素发挥作用，而不能是决定性因素。我决不是从一开始就在理论上提出这个论点的；当我和布洛伊尔医生于一八九五年合作发表《癔病研究》的时候，我还没有采取这个观点，直到后来我的经验越来越丰富，涉及这个问题越来越深入时，这个观点才渐渐在我头脑中形成。今天在座的听众中有我的几位最亲密的朋友和学生，他们随我一起来到沃斯特。问一问他们，你们就会知道，他们一开始都相信我提出的性病因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观点，最后他们自己的分析经验也使得他们接受这一观点。患者的行为并不见得真正能使我们更容易相信这一论点的正确性。他们并不情愿向我们提供有关他们性生活的真实情况，而是想办法隐瞒。在性的问题上人们普遍是不坦率的。他们从不随意表露自己的性欲，但为了隐匿便不得不穿上用谎言编织成的厚大衣，好象在性的世界中天气总是那么冷。倒也不能说他们有什么不对。实际上，在我们这个文明世界中，太阳和寒风对于性行为确实是有百害无一利的；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坦诚向别人袒露自己的性行为。可是，一旦你的患者在接受你的治疗时发现他们其实大可不必为此感到羞臊时，他们便能抛掉这层谎言的面纱；只有在这时候，你才能对这个容易引起争执的问题形成判断。不幸的是，甚至医生在亲身触及性生活问题时，也并不比其他人表现得更好。他们中有许多人也无法摆脱大多数“文明人”在性欲问题上的一贯态度，既想纵欲，又装得一本正经。下面让我接着讲我们的发现。在另一组病例中，精神分析调查的确并未把症状追溯到性经历，而是溯及到普通的创伤经历。但是这一差异由于另一客观条件而失去了意义。因为要透彻解释和完全治愈一个病例所必不可少的分析工作决不会停留于发病时所发生的事件，而是必须要回溯到患者的青春期和幼年期。只有在那儿才能触及到决定后来发病的印象和事件。只有童年时期的经历才可以解释对于后期创伤的敏感，也只有通过挖掘这些差不多总是被遗忘的记忆踪迹并使它们进入意识这条道路，我们才能获得消除症状的力量。这里我们得出的结论和梦的研究中得到的结论相同，症状的构成力只是来自童年时期的不能灭绝的、被压抑的愿望冲动，如果没有这种冲动，对于后期创伤的反应就不会超出正常的轨道。可是，这些强有力的童年愿望冲动几乎无一例外地可以被说成是性的冲动。说到这里，我终于可以确信我已经使你们感到吃惊了。你们想必会问：“那么，真的有幼儿性欲这样的东西吗？
难道童年时代不恰恰是以没有性本能为标志的人生阶段吗？“不，先生们，性本能肯定不像圣经《福音书》中魔鬼进入猪的躯体那样在儿童到了青春期年龄时才进入他们躯体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有了性本能和性；他是和这些东西一起来到这个世界来的；它们经过一个重要的、可分作许多阶段的发展过程之后，便形成了我们所知道的健康的成人性欲。在孩子们身上观察这些性行为的表现也是毫不费力的；恰恰相反，倘若要对它们视而不见，或是要把它们解释成不存在，倒是需要费劲。出于一个偶然的机遇，我现在可以就从你们中间找出一个证人来证明我的意见。此刻我手中正拿着桑福德。贝尔（ＳａｎｆｏｒｄＢｅｌ）医生写的一篇论文。这篇文章一九○二年发表在《美国心理学杂志》上。作者是克拉克大学的一名研究员，我们现在也正聚集在这所大学的讲演室里。这篇文章题目是《两性爱情初探》。它比我的《性学三论》（１９０５年）早三年出版。作者在文章中说的话同我刚才告诉你们的观点完全吻合：“性爱情感……并不像人们一直认为的那样，是在青春期首次萌发的。”
他这篇文章的写法在我们欧洲通常被称作“美国格调”，收集了历时十五年的不少于三千个积极的观察例证，其中有九百个是作者本人的观察。他认为这些产生爱恋之情的实例都是通过一定的现象表现出来的。就这一问题他作了下面的论述，“一旦观察到数以百计的男女儿童表现出这些迹象，任何一个不存有偏见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会把它们同性起源关联起来。假如在这些观察上再加上那些在童年时代经历过程度显著的这种情感并且对童年时代的记忆较为情晰的人提供的自述，那么，即使是最苛求的人也应感到满足了。”不过，会使你们中间不愿意相信幼儿性欲的那些人感到最吃惊的是，实际上，这些很早产生爱恋之情的儿童中有不少竟是才三、四岁或四、五岁的儿童。假如你们想要对你们的邻居所做的观察比对我的观察寄予更大的信任，我是不会对此感到吃惊的。我自己最近也非常幸运，根据对一位患有焦虑症的五岁幼童的分析较为完整地了解到了儿童性生活早期阶段的肉体本能表现和精神产物。这次分析是由患者的父亲以正确的技术进行的。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们，仅仅几个小时前，就在这个讲演厅里，我的朋友卡尔。荣格博士向你们报告了对一个年纪更小的女孩的观察。这个女孩有一个同我的患者类似的沉淀性病因（一个弟弟的出生），这使人们可确凿地断定这个病例中存在着几乎相同的肉欲冲动、愿望和情绪。所以，我并不感到绝望，仍相信你们最终是会相信这个乍看颇为怪诞的幼儿性欲观点的。而且我愿意在此向你们介绍苏黎世精神病专家尤。布洛伊勒医生这个值得称赞的例子。布洛伊勒不久前曾公开宣布他不能理解我的性欲理论，可是在那以后他根据自己的观察完全肯定了幼儿性欲的存在。要解释为什么大多数人（无论是医学研究人员还是其它人）都对儿童性生活置若罔闻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他们在以文明生活为目的的教育的压力之下早就忘记了他们自己的幼儿期的性行为，并且不愿意再记起这些已经被压抑的记忆。如果他们打算以自我分析开始探讨，对自己的童年记忆进行修正和解析，他们就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观念。
现在，我要请大家暂时抛开种种疑惑，和我一起从人生的最早阶段开始来考虑一下幼儿性欲的问题。我们发现，儿童的性本能是由一系列原因构成的，所以可以分解为来源不相同的许多部分。最重要的部分是，它还没有同生殖功能发生联系，它要到以后才会承担起这一责任。它这时的任务是要得到各种不同的快乐情感，我们通过类比与联系，把这些快乐情感全都归于性快感的观念之中。儿童性快感的主要来源是身体某些对刺激特别敏感的部位出现的适当亢奋状况。这些部位除了生殖器以外，还有口腔、肛门、尿道、以及皮肤等感官表层。既然在幼儿性生活这一最初阶段的满足是从自己的身体取得的，外界事物根本不加以考虑，所以我们（借用哈弗洛克。埃利斯创造的一个词）
称这个阶段为“自身性欲”
（ａｕｔｏ—ｅｒｏｔｉｃｉｓｍ）阶段。我们又把在获得性快感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身体部位叫作“性感区”。
幼儿吮吸拇指就是从某一性感区获得这种自身性欲满足的典型例子。第一个从科学角度观察这一现象的人是布达佩斯一位名叫林德纳的儿科专家（１８７９年），他早已准确把这种现象解释为性满足，并准确地描述了它向其它更高级的性行为形式过渡的进程。这一阶段的另一种性满足是生殖器的手淫刺激，这种满足对后期生活仍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有不少人会一生不能克服这方面的影响。除了这些和其它的自身性行为以外，我们还在幼小的儿童身上发现了把某个外界人物当成对象的性快感（或者说，是利比多）的本能组成部分的各种表现。这些本能成分是以主动与被动相互对立的形式成对出现的。我可以在此提一提这类本能成分中最重要的代表，那就是导致痛苦的欲望（施虐狂）与其被动的反面（受虐狂），以及主动与被动的需求欲，从前者派生出的是后来的好奇，从后者衍生出的是对艺术表现与戏剧表现的冲动。儿童性行为的其他方面已经意味着“对象选择”的完成，也就是一个外界人物成了主要特征，这个人物的重要性首先来自自我保存本能的考虑。但是在这个早期阶段，性别还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即使认为每一个儿童都在某种程度上犯有同性恋，也不能说是不公正的。在儿童的这种范围广泛、内容十分丰富、但又分裂的性生活中，每一个单独的本能成份都各自独立地追求自己的快感满足，但这种性生活后来会慢慢集中起来，形成两个主要的发展方向，因而到青春期结束时，一个人的性个性通常会最后完全定型。一方面，这些单独的本能成分慢慢开始从属于生殖的职责，单独本能成份的满足也只是作为辅助和鼓励性行为为趋于正常的手段才保留着其重要作用。另一个方面，对象选择把自身性欲推入幕后，以致在一个人的性生活中所有性本能的组成部分都开始通过和被爱的那个人的关系寻求快感。但是，并非所有的原始的性欲成份都可以接受这一最终确定性欲的任务。甚至在青春期之前，对某些本能的强有力的压抑已经在教育的影响下得到实现，比如羞耻、厌恶和道德之类的精神力量已经形成，有如守夜人似的守护着这些压抑。所以，当青春期到来，性要求达到高潮时，这些起反作用或抵抗性的精神结构就会像水坝似的堵住这股“潮水”。并且引导它流入所谓的正常河道，使它不可能重新唤醒已经被压抑的性本能，特别是童年时期的排泄冲动（ＣｏBｐｒｏｐｈｉｌｉｃ—ｉｍｐｕｌｓｅｓ）
——即依恋于排泄物的欲望，总是最严格地受到压制，而且儿童对于开始作为其对象选择目标的人物的固恋亦是这样的。先生们，在普通病理学中有一个人人熟知的说法，认为每一个发展过程就其可能被遏制、被延误，或可能半途而废这一点来说，总是时刻带有病态倾向的种子。性功能的极其复杂的发展过程也同样如此。它并不是在每一个人身上都进行得如此一帆风顺，只要一出现问题，它就会在退化（即“回归”）的道路上留下各种反常现象或者埋下导致以后容易患病的种子。也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并不是所有的本能成分都听凭生殖器区域的支配。以这种方式保持独立的本能就会导致我们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