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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布洛伊尔开拓的研究工作继续研究下去时，我很快就对癔病性分裂的根源形成了不同的观点（意识分化）。
由于我不像雅内那样是从实验室的实验着手研究，而是从心里怀着治疗目的着手的，因此这样一种分离——这对于随之出现的一切都具有决定性意义——是不能避免的。首先，我是受实际需要的驱使才向前探索的。布洛伊尔所采用的那种“宣泄疗法”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使患者完全进入催眠状态，因为患者只有在催眠状态中才能了解他在正常状态中遗忘了的那些病原性联系。可是我不久就开始讨厌催眠术这个变幻无常、简直可以说是高深莫测的同盟军了。当我发现自己绞尽脑汁也只能使我的很小一部分患者进入催眠状态时，我便决心放弃催眠术，设法使“宣泄疗法”摆脱依赖于它的境地。既然当时我已经可以随意改变我的大多数患者的精神情况，我便着手研究起他们的正常精神状态了。我必须承认，起初这项工作似乎是既无意义又无希望。我面临的任务是从患者那儿了解到某些我一无所知、甚至连患者自己也一无所知的情况。一个人怎么能对这样的事怀有希望呢？然而，有一件事却帮了我的大忙——我幸运地回忆起了我在南锡拜访伯恩海姆时（１８９年）亲眼看到的一项极其出色、极有教益的实验。伯恩海姆让我们看到，那些被他的催眠术诱入梦游似的状态中有些什么经历时，他们最初总是坚持说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他只要毫不让步，坚持追问，并明确告诉他们说他坚信他们是肯定知道的，那些被遗忘的记忆便总是能重现。于是，我也用同样的方法对待我的患者。当我追问到他们坚持说自己什么也不知道的时候，我就明确告诉他们说他们肯定是知道的，只要说出来就成了。我甚至大胆地宣称，只要我的手一按到他们的额头上，正确的记忆就会进入他们的脑中。就这样，我没有采用催眠术便成功地从患者那儿得到了确定他们已经遗忘的致病性场景和从这些场景潜留下来的症状之间的联系所必要的一切证据。但是这是一种很费力的办法，长此以往会使人筋疲力竭，因此并不适合充当长久性的技术。
然而，在我继续采用这种方法的过程中所观察到的现象为我提供了决定性的证据之前，我一直坚持。我发现了能证实这一事实的证据：那些遗忘的记忆并没有真正丧失。它们仍然属于患者，并且随时会在患者联想某些未遗忘的事情时重现。但是，的确有一种力量阻碍着它们进入患者的意识，迫使它们处于无意识状态。这种力量的存在是可以确凿地推定的，因为当你力图对抗某种力量，把无意识的记忆引入患者的意识之中时，你就会感觉到有这样一股力量在同你的努力对抗。这种造成病态的力量以患者的抵抗形式表现出来。就是这个关于抵抗的观念奠定了我对癔病的心理活动进程的论说的基础。事实证明，要取得治愈的效果就必须消除这种抵抗。现在，首先从治疗的机制入手，也就有可能对这种疾病的起因形成十分明确的见解。想必是现在正以抵抗的形式阻制已被遗忘的记忆材料进入意识的那些力量，当初导致了遗忘现象，把那些病原性的经历推出了意识。我把这一假设的过程命名为“压抑”，我认为它的存在已经可以由抵抗的存在这一难以否认的事实所明证。于是，接下去我们便能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例如：这些力量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从中看到癔病的病原机制的压抑究竟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等等。只要对我们已经通过宣泄疗法认识到的病原性情景进行一些比较研究，这样的问题就不难回答了。所有这些致病的经历都跟一种特定的愿望冲动的出现有关系，这种愿望冲动同患者的其它愿望形成鲜明的对比，并被证明是同他的人格中的伦理标准和审美标准格格不入。它们发生过短暂的冲突，这场内心斗争的结果是，把这个不能调和的愿望“运载”到意识中的念头成了压抑的受害者，连同与它相关的所有记忆一起推出了意识的大门，从此就被遗忘掉了。由此可知，压抑的动机是这一特定的愿望同患者的“自我”
（ｅｇｏ）之间的互不相容；压抑的动力就是患者的伦理标准和其它标准。强行接受这种格格不入的愿望冲动，或者延长这种冲突，就会产生程度更高的不快；这样的不愉快通过压抑可以避免。因此，我们可以把压抑看作是起到保护精神人格作用的手段之一。我不准备在这里举一连串的例子，只想讲一个我本人治疗的病例，因为单凭这一个病例，就足以使我们看清压抑的决定因素以及压抑的优点。由于目前的特殊情况，我只要再次缩减这个病例的历史，并略去一些重要的基础材料。患者是一位姑娘，她在分担了护理的责任之后，失去了她敬爱的父亲——同布洛伊尔的病人情况相似。此后不久她的姐姐结了婚，她的新姐夫在她心理勾起了一种很奇特的同情心，不过这种情感很容易在家庭和睦的幌子下掩饰起来。又过了不久，她的姐姐突然得病去世，临终时这位患者和她母亲都不在场。有人把她们急急召来，但到家之前她们并没有得到关于这桩丧事的明确消息。当这位姑娘急急忙忙赶到她死去的姐姐的床前时，有那么一瞬间，她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用文字表达出来大致是这样的：“现在他可自由了，可以娶我了。”我们可以确凿地断定，这个向她的意识暴露出连她自己也不曾意识到的对她姐夫的深挚爱情的念头，马上就被压抑了，因为她对于这个念头产生了反感。这位姑娘病了，表现出十分严重的癔病症状。在她接受我的治疗时，我发现她已完全忘记了在她姐姐床前发生的那幕情景，以及当时在她心中闪过的那个可怕的自私自利的冲动。在治疗时，她终于回忆起来了，并伴随着种种极其强烈的感情的表示重演了那致病的一瞬间发生的事情。治疗结果是，她又恢复了健康。也许我们可以从此时此刻我们所在的实际场合中借用一个不是很贴切的比喻，来向你们提供一幅表现压抑及其与之抵抗的必然联系的更生动的图画。让我们假设，在这个安静的讲演厅里，在这些令人专心致志、令我不胜感激的模范听众中间，却有那么一个人正在打乱气氛，他时不时地发出粗俗无礼的声音，不停地说话，还直用脚在地上蹭来蹭去，使我无法继续讲演，就在这时，你们当中有三、四个身强力壮的人站了起来，经过一场很短的争斗，把这个扰乱秩序的人赶出了讲演厅。于是他被“压抑”了，我便能够继续讲演了。而且，为了防止这种事再次出现，为了防止那个被驱逐出去的人再次冲进讲演厅来，那几位用行动实现了我的意愿的先生们便用他们的椅子堵住大门，这样，他们就在完成了“压抑”之后又建立起了“抵抗”。这样，如果你们把这场争斗的两方分别翻译成精神分析的术语“意识”和“无意识”，你们的面前就会出现一幅表现压抑过程的较为清晰的图画。现在你们已经可以看出我们的观点和雅内的观点之间的差异。我们并不把精神分裂看作是由精神器官固有的缺乏综合能力的现象所造成；我们是从运动机能的角度、亦即根据相对的精神力量的冲突来对此作出解释，把它看作是两种精神组合互相发生能动的斗争所造成的后果。可是，我们的观点又引起了很多的新问题。可能导致精神冲突的情境当然是十分普遍的；“自我”努力躲避痛苦的记忆而并不产生精神分析结果的现象也是十分常见的。我们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倘若这种冲突后来会导致分裂，那就必然还会出现进一步的决定因素。况且，我也很乐意在你们面前承认，关于“压抑”的设想并没有把我们带到一套心理学理论的终点，而是刚把我们领到这样一套理论的起点。可是，我们却不得不一步一步往前走，要获得完整的知识还要等待更进一步的、更深入的研究成果。同时，试图运用“压抑”的观点来解释布洛伊尔的那个患者的病例也是行不通的。那个病例的历史不适合这一目的，因为与此相关的种种发现都是借助于催眠术的作用而获得的。我们只能排除催眠术才能观察到“抵抗”和“压抑”，才能更好地看清真正病原性的事件的发展进程。催眠术掩盖了“抵抗”。使这堵墙后面的一切都无法窥见。我们从布洛伊尔的探索中获得的最有用的教益，是涉及症状和病原性经历（即精神创伤）之间的关系的那一部分内容，现在我们不能忽略用“压抑说”的观点来考虑这些发现。一眼看上去，要寻找一条从压抑通向症状形成的道路似乎确实是不可取的。我不想在此作复杂的理论阐述，倒愿意再借用一下我刚才用来解释压抑现象的那个比喻。你们不妨这样想，驱走那个捣乱分子并在门口设上岗哨，可能并不意味着那段故事就此结束了。也许那个被驱除的人现在感到不平，因此还会给我们继续找麻烦。诚然，他已不在我们中间，我们已经摆脱了他，摆脱了他那无礼的笑声的谈话。但是从某些方面说来，这个“压抑”行为并没有成功；因为此刻他在门外肆无忌惮地撒起泼来。他大喊大叫，用拳头砰砰地砸门，比刚才那种无礼行为更严重地干扰了我的讲演。在这种的情况下，假如我们尊敬的校长斯坦利。霍尔博士肯出面充当调停者，起到息事宁人的作用，我们想必会感到庆幸。霍尔博士就得先去和门外那个不守规矩的人谈一谈，然后进来要求我们答应重新接纳那个人，他亲自担保那个人不会再乱来了。鉴于霍尔博士的职权，我们便决定解除“压抑”，这样我们就又得到了和平和安宁。这个比喻可谓较好地描绘了医生在用精神分析法治疗神经症的过程中应该承担的职责。说得直截了当些，对癔病患者和其它类型的神经症患者的研究能让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们针对那个和不可忍受的愿望紧密相联的念头所采用的“压抑”手段一直是个失败。固然，他们的确已把它赶出了意识，赶出了记忆，而且显然也使自己免除了大量的不快。但是被压抑的愿望冲动继续存在于无意识之中，它每刻都在窥测机会“卷土重来”，一旦如此，就会成功地向意识输送一个经过伪装、已无法辨认的替身，去代替那个被压抑的那个念头，而这个替身立刻就会同原指望已通过压抑免除了的那些不愉快的情绪难分难舍。这种压抑观念的替身就是症状，它能够抵制“自我”为了防御而发起的进一步攻击。所以，现在取代那种短暂冲突而出现的是一种不会随时间的推移自行消亡的疾病。我们只要以症状中表现出来的畸形迹象为线索跟踪下去，就能从中得到某种与原先压抑了的观念间接相似的残余内容。替代现象的产生经过可以在对病人进行精神分析法治疗的过程中追溯出来；为了取得治愈的效果，必须把症状沿着同样的道路往回引，使它再次变成那个压抑了的念头。如果被压抑了的念头又被重新带回到有意识的精神活动中——这是一个以克服大量抵抗为前提条件的过程——那么，患者曾尽力躲避的那种精神冲突就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取得一个比压抑行为所能提供的更好的结果。这样的理想办法有很多。它们可以使精神冲突和神经症产生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而且在某些特定例子中可以结合施用。我们可以使患者的人格相信当初摒弃那个致病的愿望是不对的，而且有可能说服它全部或部分接受这个愿望；或者也可能把这个愿望引向一个更高的、所以是不会招致反感的目标（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愿望的“升华”）；或者也可以把愿望的摒弃看成是正当的，而用借助于人类最高精神功能的谴责判断来取代这个自动的、所以也是无效的压抑机制——这样就实现了对这个愿望的意识控制。
我没能用更清晰明了的方式向你们讲述如今被称作“精神分析”的治疗方法所涉及的这些基本情况，这是必须请你们原谅的。困难并不只是在于这是个崭新的课题。那个尽管遭到了压抑却仍然能使我觉察它存在于无意识之中的不可调和的愿望具有怎样的性质？在可能导致压抑的失败并形成“替身”
（即症状）
之前肯定存在于任何一个人的那些主观的、构造上的决定因素是什么？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我将会在后面的讲演中再作补充说明。
第三讲
女士们、先生们：不说错话并不总是很容易的，尤其是当一个人必须说得十分简明扼要时。因此，今天我不得不纠正我在上一次讲演中说过的一句错话。当时我对你们说，放弃了催眠术之后，我仍然坚持要求我的病人把他们所想到的一切同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有关的念头全告诉我，并明确对他们说，他们其实知道每一件他们表面上已经遗忘的事，而且进入他们大脑的那些念头当中确凿无疑地会含有我们正在探寻的东西；然后我又对你们说，进入我的患者大脑的第一个念头果真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后来被发现就是那个被遗忘的记忆的延续。然而这并不是经常发生的情况，我只是为了做到简洁才把问题说得那样简单。事实上，只有刚开始几次是这样，我们所需要的遗忘事件果然作为我单纯追问的结果出现了。这个方法继续使用下去时，患者头脑中的念头不停地涌现，它们都不能算作是我们所需要的念头，因为它们并不适合，连患者自己也觉得不对而把它们摒弃了。在这种情况下，坚持追问已不再起任何作用。于是我发现自己又一次后悔不该放弃催眠术了。
在我如此不知所措的时候，我怀有一个偏见，这个偏见在几年后为我的朋友卡尔。荣格以及他在苏黎世的弟子们证实是具有科学合理性的。我不得不说，有时抱有偏见是极其有用的。我十分重视精神活动的决定因素的严格性；我发现我们不可能相信患者在注意力处于紧张状态时所产生的一个念头会具有随意性，会同我们正在寻找的那个念头毫无关系。两个念头不会完全一致这个事实可以依据假设的心理状态得到满意的解释。在接受治疗的患者身上，总有两种力量在互相抗击：一方面，他的意识努力要把他无意识中遗忘的念头带入意识，同时，我们已经了解的那种“抵抗”却又想方设法要阻碍已被压抑的念头或者其衍生物进入意识。如果这种“抵抗”的力量极小或完全没有力量，被遗忘的念头就能毫不扭曲地进入意识。由此可见，设想阻碍我们正在寻找的念头进入意识的抵抗力越大，其扭曲程度也就越严重，似乎也不无道理。因此，代替我们正在寻找的念头而进入患者大脑的念头也就像症状一样出现了：这是一种取代已被压抑的念头的、新的、人为造出来的、稍纵即逝的念头，而且就抵抗力造成的扭曲程度而言也和被压抑的那个念头不一样。可是，由于它具有症状的性质，它还是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同我们正在寻找的那个念头有所相似。而且，只要抵抗力不是太大，我们便能够根据前者推导出后者，进入患者大脑的念头一定具有压抑内容的引喻的性质，就像用间接的语言来表达相同的内容一样。
在正常的精神生活领域里，同我们刚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