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层楼房。
值班医生把新来的人领到各个房间。
“同志，您是哪个单位介绍来的？”他在十一号房间门口停了下来，问保尔。
“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
“那就请您住在这儿吧，跟埃勃涅同志一个房间。他是德国人，希望我们给他找一
个俄国同伴。”医生解释了一下，就去敲门。从房里传出一句外国腔的俄国话：“请
进。”
保尔进了房间，放下提包，朝躺在床上的人转过身去。那个德国人满头金发，长着
两只漂亮而灵活的蓝眼睛。他向保尔温厚地微微一笑。
“顾特莫根，盖诺森［德语“早安，同志”的译音。——译者］。我想说：‘你
好’。”他改用俄语说，并向保尔伸出一只指头很长的苍白的手。
几分钟以后，保尔已经坐在德国人床边，两个人用一种“国际”语言热烈地交谈起
来。用这种语言谈话，词语的作用反而是次要的，弄不懂的地方就靠猜想、手势、表情
——总之，用一种无师自通的世界语里的一切方法帮忙。保尔了解到，埃勃涅是个德国
工人。
在一九二三年的汉堡起义中，埃勃涅大腿上中了一枪。这回他旧伤复发，又倒在床
上。尽管很痛苦，他仍然精神饱满，因而立刻赢得了保尔的尊敬。
同这样好的病友住在一起，保尔是求之不得的。这样的人绝不会因为自己的病痛从
早到晚向你诉苦，唉声叹气。相反，同他在一起，你会连自己的病痛也忘得一干二净。
“可惜的是我对德语一窍不通。”保尔这样想。
花园的一角，有几把摇椅、一张竹桌和两把病人坐的轮椅。有五个人，每天治疗完
毕，都到这里消磨一整天，病友们管他们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一把轮椅上是半躺半坐着的埃勃涅，另一把上是禁止步行的保尔，其余三个人，一
个是克里木共和国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身粗体重的爱沙尼亚人瓦伊曼；另一个
是长着两只深棕色眼睛、像十八岁少女一样年轻的拉脱维亚人玛尔塔·劳琳；还有一个
是两鬓灰白、身材魁梧的西伯利亚人列杰尼奥夫。这里的确有五个民族：德意志人、爱
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玛尔塔和瓦伊曼懂德语，埃勃涅请他们
当翻译。保尔和埃勃涅由于同住一个病室而成了朋友。玛尔塔、瓦伊曼和埃勃涅因为语
言相通而亲近起来，使列杰尼奥夫和保尔结交的则是国际象棋。
英诺肯季·帕夫洛维奇·列杰尼奥夫到来之前，保尔是疗养院里的国际象棋“冠
军”。他是经过一场顽强的冠军争夺战，才从瓦伊曼手里夺过这个称号的。爱沙尼亚人
瓦伊曼平时从来不动感情，这次败在保尔手里，心情却很不平静，一直对他耿耿于怀。
不久，疗养院来了一位高个子老头，他虽然五十岁了，看上去却非常年轻。他邀保尔下
一盘。保尔没有想到对方是强手，不慌不忙地开了一个后翼弃卒局。列杰尼奥夫不吃弃
卒，以挺进中卒相应。保尔作为“冠军”，有义务同每个新来的棋手都下一盘。下棋的
时候，总有很多人围着观看。走到第九步上，保尔就发现，列杰尼奥夫那些沉着挺进的
小卒在向他步步进逼。保尔这才明白他遇到了劲敌，悔不该对这场比赛掉以轻心。
经过三小时鏖战，尽管保尔聚精会神，使尽一切招数，还是不得不认输了。他比所
有看棋的人都更早料到自己必败无疑。保尔看了他的对手一眼。列杰尼奥夫慈祥地微微
一笑。显然，他也看出保尔要失败了。爱沙尼亚人瓦伊曼一直紧张地注视着战局，巴不
得保尔一败涂地，但是却什么也没有看出来。
“我永远要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卒。”保尔说。这句话只有列杰尼奥夫听得懂，他点
了点头，表示赞许。
五天里保尔同列杰尼奥夫下了十盘棋，结果是七负两胜一和。
瓦伊曼兴高采烈地说：“好极了，谢谢您，列杰尼奥夫同志！这回您算把他打得落
花流水了！活该！他把我们这帮老棋手全给打败了，可他自己还是在一个老头手里栽了
跟头。哈哈哈！……”
接着，他嘲弄这个曾经战胜过他的败将说：“怎么样，吃败仗的滋味不好受吧？”
保尔丢掉了“冠军”称号。他虽然失去了棋坛荣誉，却结识了列杰尼奥夫，后来列
杰尼奥夫成了他非常敬爱和亲近的人。保尔这次棋赛败北并不是偶然的，他只知道象棋
战略的一些皮毛，一个普通棋手当然要输给精通棋艺的大师。
保尔和列杰尼奥夫有一个共同值得纪念的日期：保尔出生和列杰尼奥夫入党正好在
同一年。他们是布尔什维克近卫军老一代和青年一代的典型代表。一个具有丰富的生活
经验和政治经验，从事过多年地下斗争，蹲过沙皇监狱，后来一直担任国家的重要行政
工作；另一个有着烈火般的青春，虽然只有短短八年的斗争经历，但是这八年却抵得上
好几个人的一生。他们两个，一老一少，都有一颗火热的心和被摧毁了的健康。
一到晚上，埃勃涅和保尔的房间便成了俱乐部。所有政治新闻都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晚上，十一号房间里很热闹。瓦伊曼动不动就想讲点黄色笑话，对这类东西他总是津津
乐道。
但是他马上就会遭到玛尔塔和保尔的夹攻。玛尔塔善于用机巧辛辣的嘲讽堵他的嘴；
如果不见效，保尔就出面干预。比如有一回，玛尔塔说：“瓦伊曼，你最好问问大伙，
也许你的‘俏皮话’根本不合我们的口味……”
保尔接着用不平静的语气说：“我真不明白，你这样的人怎么会……”
瓦伊曼噘起厚嘴唇，两只小眼睛嘲弄地在大家脸上扫了一下，说：“看来得在政治
教育委员会设一个道德督察处，并且推举柯察金当督察长。对玛尔塔我还可以理解，女
同志嘛，是当然的反对派，可是柯察金竟想把自己打扮成天真无邪的小孩子，像个共青
团小宝宝似的……再说，我根本就不喜欢鸡蛋来教训母鸡。”
在这场关于共产主义伦理的激烈争论之后，说黄色笑话被当做一个原则问题提出来
讨论。玛尔塔把各种不同观点翻译给埃勃涅听。
“黄色笑话不很好，我和保夫鲁沙看法一样。”埃勃涅表态说。
瓦伊曼只好退却了。他竭力用开玩笑来打掩护，但是，从此以后再也不讲这类笑话
了。
保尔一直以为玛尔塔是个共青团员。他估计她大约只有十九岁。但是有一次他同玛
尔塔谈天，吃了一惊，原来她已经三十一岁了，一九一七年就入了党，而且是拉脱维亚
共产党的一名积极的工作人员。一九一八年白匪曾将她判处枪决，后来她和另外一些同
志被苏维埃政府赎换回来。现在她在《真理报》工作，同时还在大学进修，不久就可以
毕业。保尔没有留意他们的友谊是怎样开始的，但是这个常来看望埃勃涅的矮小的拉脱
维亚人已经成了他们“五人小组”的不可缺少的成员。
一个叫埃格利特的地下工作者，也是拉脱维亚人，调皮地逗她说：“玛尔塔，你那
可怜的奥佐尔在莫斯科怎么过呀？这么下去可不行啊！”
每天早晨响起床铃之前一分钟，疗养院里总有一只公鸡大声啼叫。埃勃涅学鸡叫真
是学到家了。院里的工作人员到处寻找这只不知从哪里钻进来的公鸡，但是毫无结果。
这使埃勃涅非常得意。
到了月底，保尔的病情恶化了。医生不许他下床。埃勃涅感到很难过。他喜欢这个
乐观、开朗、从来不灰心丧气的青年布尔什维克，这个年轻人是这样朝气蓬勃，却又这
样早地失去了健康。玛尔塔告诉他，医生们都说保尔的未来是不幸的，埃勃涅听了十分
焦急。
直到保尔离开疗养院，医生始终没有允许他下地走动。
保尔向周围的人隐瞒着自己的痛苦，只有玛尔塔根据他那异常苍白的脸色，才猜出
了几分。出院前一个星期，保尔收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的一封信。信里通知他假期延长
两个月，并且说，根据疗养院的意见，按他目前的健康状况，不能给他恢复工作。随信
还汇来了一笔钱。
保尔经受住了这第一次打击，就像当年向朱赫来学习拳术时，经受住了朱赫来的打
击一样；那时他也常常被打倒，但总是立刻就站了起来。
他意外地收到母亲的一封来信。老人家在信里说，她有个老朋友，叫阿莉比娜·丘
察姆，住在离叶夫帕托里亚不远的一个港口，她们已经十五年没有见面了，母亲要儿子
一定到她家去看一看。这封偶然的来信对保尔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星期后，疗养院的人全都到码头热情欢送保尔。分别的时候，埃勃涅热烈地拥抱
和亲吻保尔，就像送别自己的弟弟一样。玛尔塔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保尔没能向她告
别就走了。
第二天早晨，一辆敞篷马车把保尔从码头拉到一座带小花园的小房子跟前，停了下
来。保尔叫陪送他的人去打听一下，丘察姆家是不是住在这里。
丘察姆一家五口人：母亲阿莉比娜·丘察姆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胖妇人，两只黑眼睛
抑郁寡欢，衰老的脸上还残留着往日的秀丽；她的两个女儿廖莉娅和达雅，廖莉娅的小
男孩，还有那个胖得像猪似的令人厌恶的老头子丘察姆。
老头子在合作社工作，小女儿达雅在外面干些粗活，大女儿廖莉娅原先是个打字员，
不久前同丈夫——一个酒鬼和流氓——离了婚，现在失业闲居。她整天在家哄哄孩子，
帮助母亲管管家务。
除了两个女儿以外，阿莉比娜还有一个儿子，叫乔治，他现在在列宁格勒。
丘察姆一家殷勤地接待了保尔，只有老头子用不友好的戒备目光仔细打量了客人一
番。
保尔把他所知道的自己家的事，耐心地一一讲给阿莉比娜听，顺便也问问她们的生
活情况。
廖莉娅二十二岁。她是个心地淳朴的女子，栗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脸庞宽阔，显
得开朗大方。她和保尔一见如故，把家中的私事全都主动告诉了他。保尔从她嘴里了解
到，老头子专横暴虐，扼杀一切主动精神，不给人丝毫自由，把全家压得气都透不过来。
他心胸狭隘，目光又短浅，还好吹毛求疵，一家人都被他管得死死的，整天提心吊胆，
因此，儿女们都极端厌恶他，妻子对他更是恨之入骨，二十五年来一直反对他的暴虐行
为。两个女儿总是站在母亲方面。家里不断发生争吵，生活过得很不愉快。成天都为大
大小小的事情怄气，没完没了，日子就是这样一天天过去的。
家里的第二个祸害是乔治。从廖莉娅的话里可以知道，他傲慢自负，好吹牛，讲究
吃穿，喜欢喝酒，是个地地道道的浪荡公子。中学一毕业，乔治这个母亲的心肝宝贝，
就伸手向母亲要钱到京城去。
“我去上大学。叫廖莉娅把戒指卖了，你的东西也卖卖。
反正我得有钱花，你们怎么弄到钱，那我不管。”
乔治摸透了母亲的脾气，知道她对他有求必应，因此恬不知耻地利用她的这个弱点。
他对两姐妹很傲慢，看不起她们，认为她们比他低一等。母亲把从老头子那里抠来的钱
和达雅的工钱全给儿子寄去。可是他呢，考大学考得一塌糊涂，名落孙山，却逍遥自在
地住在叔叔家里，接二连三地打电报吓唬母亲，逼她寄钱。
小女儿达雅，保尔这天很晚才见到。母亲在过道里低声告诉她来了客人。她腼腆地
伸出手，同保尔握手问好。在这个陌生的年轻人面前，她羞得脸一直红到耳根。保尔没
有立刻放开她那长茧的有力的手。
达雅满十八岁了。她长得不算漂亮，可是一对深棕色的大眼睛、两道蒙古型的细眉
毛、端正的鼻子和固执的红嘴唇，使得她很招人喜欢。带条纹的工装上衣，紧紧箍着她
那富有弹性的年轻的胸脯。
姐妹俩各住一间狭小的房间。达雅房间里有一张小铁床，一只柜橱，柜橱上放着各
种小摆设和一面小镜子，墙上挂着三十来张照片和画片。窗台上摆着两盆花——一盆深
红的天竺葵，一盆粉色的翠菊。薄纱窗帘用一条天蓝色的绦带拢在一边。
“达雅从来不欢迎男人进她的房间，可是您看，为您竟破了例。”廖莉娅开妹妹的
玩笑说。
第二天晚上，全家在两个老人房间里喝茶。只有达雅留在自己屋里，听大家谈话。
丘察姆专心致志地搅着茶杯里的糖。从眼镜上边恶狠狠地打量着坐在他对面的客人。
“还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脑袋就打开了花，很明显，是个标准的公子哥儿。第
二天了，白吃我的，白喝我的，倒像我该着他的似的。在这儿搞什么名堂？全是阿莉比
娜干的好事。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让他早点滚蛋。这帮党员在合作社里就叫我恶心，
什么事都要管，好像主任不是我，倒是他们。这下好，家里又来了一个，鬼知道打哪儿
冒出来的。”
他气恼地寻思着。为了给客人找点不痛快，他幸灾乐祸地问：“今天的报纸读了吧？
你们的领导在火并呢。就是说，别看他们是高层的政治家，跟我们平头百姓不一样，暗
地里却都在拆对方的台。真热闹。先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整托洛茨基，后来这两个
人降了职，他们几个又联起手来对付那个格鲁吉亚人，哦，叫斯大林的。
“嘿嘿！还是有句老话说得好：老爷们打架，小人们遭殃。”
保尔推开没有喝完的茶杯，两只眼睛冒火似的，盯着老头子。
“你说的老爷们指谁？”他一字一句地问。
“随便说说罢了。我是个非党人士，这些事跟我都不相干。
年轻时候当过一阵子傻瓜。一九○五年扯扯闲谈，蹲了三个月班房。后来看清了—
—得多替自己着想，别人的事管不了那么多。谁也不会白给你吃闲饭。眼下我是这么个
看法：我给你干活——你给钱，谁给的好处多，我就拥护谁。什么社会主义啊，对不起，
这些废话全是说给傻瓜听的。还有什么自由啊，你给白痴自由，他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
呢。我对现今的政府不满意，那是因为我看不惯时兴的那套家庭规矩，还有别的一些说
道。伦理道德、社会风尚全扔到了脑后。说结婚就结，说离婚就离。一百个自由。”
老头子呛了一下，咳嗽起来。喘过气来以后，他指着廖莉娅，说：“这不是，谁也
没问，就跟那个野汉子同居了；跟谁也没商量，又散了伙。现在倒好，还得养活她和一
个野孩子。太不像话了！”
廖莉娅痛苦地涨红了脸，藏起满眼的泪水，不让保尔看见。
“照您这么说，她倒应该跟那个寄生虫过下去？”保尔问，两只眼睛燃烧着怒火，
直瞪着老头子。
“本该先看好了，要嫁的是个什么人。”
阿莉比娜介入了谈话，她强忍住满腔恼怒，断断续续地说：“我说，老头子，你干
吗当着外人的面谈这个呢？谈点别的不行吗？”
老头子猛地凑到她跟前：“该说什么，我自己知道！打哪天起竟教训起我来了？眼
下这世道，甭管你说什么，都叫人生气。
“比方昨天吧，我听帕韦尔·安德列耶维奇开导他那几个女儿，对，好像是他，没
错。练嘴皮子你是把好手，这我没说的，可除了嘴皮子，总还得喂饱肚子吧。你就这么
叫她们去过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