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别在这里泡啦。我们私下里从老师那儿打听到，你有两个两分。反正考不取。跟
我们一起报建筑专科学校吧，那里容易取。现在还来得及。’我差点信了他的话，不过
并没有放弃考试。反正只剩下两门了，考完再说。结果呢，他们是糊弄我。我考取了，
他们几个进了专科学校附设的二年制技校，这样就可以蒙骗家里人。入学没有要他们考
试，因为技校只要求中学二年级的文化。他们领到了学生证、免票卡。如今哪条铁路线
上都少不了他们。跑单帮，投机倒把，腰包塞得鼓鼓的。有了钱就大吃大喝。在城里已
经搬了三次家。
到哪儿都闹事，酗酒，让人家撵出来。尤林也尽量躲着他们，他进了建筑专科学
校。”
走廊上越来越挤。人不断往大教室去。保尔和阿廖沙也往那里去。路上，阿廖沙又
想起了什么，笑得喘不上气来，说：“前不久尤林顺路去看他们。他们在赌牌。尤林也
凑热闹，没想到赢了。你猜怎么着？他们把他的钱抢过去，还狠揍了一顿，又赶出了门。
这真叫活该。”
宽敞的大教室里，会议一直开到半夜，做争取多数人的工作。扎尔基发了三次言。
去建筑工地的事，多数学生听都不想听。身穿校服、戴着锤子领章的学生叫喊起哄，两
次破坏了投票。扎尔基在这里没有依靠对象。两个团员对五百个学生，学生中三分之二
又都是“爹妈的宝贝疙疸”。民主空气最好的是一年级，那里的头是阿廖沙。机械系一
年级的头达尼洛夫也支持去工地。他是一个长着一对充满幻想的眼睛的青年。这两个年
级多数人投了赞成票。到了第二天早晨，学校团支部才答应派四十名学生去修铁路。
最后几只工具箱搬上了火车。乘务员也都站到了各自的岗位上。天下着蒙蒙细雨。
丽达的皮夹克湿得发亮，雨珠像小玻璃球一样从上面滚下来。
丽达在送别托卡列夫，她紧紧握住老人的手，轻声说：“祝你们成功。”
老人的眼睛从灰白的长眉毛下面亲切地看了看她。
“是呀，真他妈的给咱们找麻烦。”他咕哝了一句。“你们在这儿看着点。要是谁
跟我们扯皮，你们看准地方，就给他们点厉害看看。这帮废物干什么都拖拖拉拉的。好
了，孩子，我该上车了。”
托卡列夫裹紧了短外衣。就在他临上车前，丽达像是无意地问：“怎么，难道保尔
不跟你们一起去吗？他怎么不在这儿呢？”
“他昨天就坐轧道车走了，跟技术指导员打前站去了。”
扎尔基和杜巴瓦沿站台匆匆朝这边走来，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安娜·博哈特，她把
短外套很随便地披在身上，纤细的手指夹着一支熄了的香烟。
丽达注视着这三个人，又向托卡列夫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保尔跟你学得怎么
样？”
托卡列夫惊讶地看了她一眼：“什么学得怎么样？那小伙子不是一直归你管的吗？
他常跟我提到你，夸起来没个完。”
丽达仔细听着，有点不大相信老人的话。
“是这样吗，托卡列夫同志？他说他跟我学过的东西，都要上你那儿再学一遍。”
老人大笑起来。
“上我那儿？……我连他的影子都没见过。”
汽笛响了。克拉维切克在车厢里喊道：“乌斯季诺维奇同志，你放我们的大叔上车
吧，这样不行啊！没有他我们可怎么办呢？”
这个捷克人还想说些什么，但是一看见走到跟前的那三个人，便不再做声了。他在
瞬息间同安娜的不平静的眼神接触了一下，看到她对杜巴瓦露出惜别的微笑，觉得心里
很不是滋味，便迅速离开了车窗。
秋雨打着人们的脸。一团团饱含雨水的乌云，在低空慢慢移动。深秋，一望无际的
森林里，树叶全落了。老榆树阴郁地站着，把满身皱纹藏在褐色的苔藓下面。无情的秋
天剥去了它们华丽的盛装，它们只好光着枯瘦的身体站在那里。
小车站孤独地隐在树林里。一条新修的路基从车站的石头货台伸向森林。路基周围
是蚂蚁一样密集的人群。
讨厌的粘泥在靴子底下扑哧扑哧直响。路基两旁的人们狠劲地挖着土。铁器发出沉
重的撞击声，铁锹碰着石头，铿然作响。
雨像用筛子筛过的一样，又细又密，下个不停。冰冷的雨水渗进了衣服。雨水也冲
走了人们的劳动成果，泥浆如同稠粥从路基上淌下来。
湿透了的衣服又重又冷，但是人们一直干到天黑透了才离开工地。
修筑的路基一天比一天延长，不断伸向密林深处。
离车站不远的地方，有一座石头房的空架子，凄凉地立在那里。里面的东西，凡是
撬得下、拆得开、砸得动的，早就被洗劫一空了。门窗成了张口的大洞；炉门成了黑窟
窿。房顶也破烂不堪，好多地方露出了椽子。
唯一没有遭劫的是四个房间里的水泥地面。每天夜里，四百个人就穿着里外湿透、
溅满泥浆的衣服躺在上面睡觉。大家在门口拧衣服，脏水一股股流下来。他们用最难听
的话咒骂这恶劣的天气和遍地的泥泞。水泥地面上薄薄地铺了一层干草，他们紧挨着睡
在上面，相互用体温取暖。衣服冒着气，但是从来没有干过。雨水渗过挡窗洞的麻袋，
滴落到地上。雨点像密集的霰弹敲打着屋顶上残留的铁皮。冷风不断从破门缝里吹进来。
厨房是一座破旧的板棚。早晨大家在这里草草吃完茶点，就到工地上去。午饭是单
调得要命的素扁豆汤和一磅半几乎跟煤一样黑的面包。
城里能够供应的只有这些东西。
技术指导员瓦列里安·尼科季莫维奇·帕托什金是个高个子的干巴老头，脸上有两
道很深的皱纹。技术员瓦库连科个子不高，但是很壮，粗笨的脸上长着一个肉墩墩的大
鼻子。
他们俩住在火车站站长家里。
托卡列夫住在车站肃反工作人员霍利亚瓦的小房间里。
霍利亚瓦长着两条短腿，像水银一样好动。
筑路工程队以坚韧不拔的毅力经受着各种艰难困苦。
路基一天天向森林的深处伸展。
工程队里已经有九个人开了小差。过了几天，又跑了五个。
筑路工程刚进行一个多星期，就受到了第一次打击——有一天晚上，火车没有从城
里运面包来。
杜巴瓦叫醒了托卡列夫，向他报告了这件事。
工程队党组织书记托卡列夫坐起来，把两条长毛腿垂到地板上，使劲地搔着胳肢窝。
“真会开玩笑！”他一边咕哝，一边迅速穿上衣服。
霍利亚瓦像球一样跑进房间来。
“快去挂电话，要特勤部。”托卡列夫吩咐他，接着又叮咛杜巴瓦：“面包的事，
你对谁也不许说。”
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霍利亚瓦跟电话接线员吵了半个钟头，终于同特勤部副部长朱
赫来接通了电话。托卡列夫听他跟接线员争吵，急得直跺脚。
“什么？面包没送到？我马上就查，看是谁干的。”听筒里响起了朱赫来的怒吼声。
“你说吧，明天我们拿什么给大伙吃？”托卡列夫生气地朝话筒里喊。
朱赫来显然在考虑怎么办。过了好一会儿，托卡列夫听到朱赫来说：“面包我们连
夜送去。我派小利特克开车去，他认识路。天亮前一定送到。”
天刚透亮，一辆沾满泥浆的汽车开到了火车站，车上装着一袋装面包。小利特克疲
惫地从车上爬下来，他因为一夜没有睡觉，脸色很苍白。
为修建铁路而进行的斗争越来越艰苦。铁路管理局送来通知，说枕木用完了。城里
也找不到车辆，不能把铁轨和小火车头运到工地上来，而且发现那些小火车头还需要大
修。第一批筑路人员眼看就要到期，可是接班的人员还没有着落；现有的人员已经筋疲
力尽，要把他们留下来再干，是不可能的。
旧板棚里点着一盏油灯，积极分子在这里开会，一直到深夜还没有散。
第二天早晨，托卡列夫、杜巴瓦和克拉维切克到城里去了，还带着六个人去修理火
车头，运铁轨。克拉维切克是面包工人出身，这次派他到供应部门去当监督员，其余的
人都到普夏—沃季察去。
雨还是下个不停。
保尔费了好大劲才把脚从泥里拔出来。他感到脚底下冰冷彻骨，知道是那只烂靴底
掉下来了。他从到这里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吃这双破靴子的苦头。靴子总是湿漉漉的，
走起路来里面的泥浆扑哧扑哧直响。现在倒好，一只靴底干脆掉下来了，他只好光着脚
板泡在刺骨的泥泞里。这只破靴子害得他活都没法干。他从烂泥里捡起破靴底，绝望地
看了看。虽然他已经发誓不再骂人，但是这次却怎么也忍不住了。他拎着破靴子朝板棚
走去。他在行军灶旁边坐了下来，打开沾满污泥的包脚布，把那只冻木了的脚伸到炉子
跟前。
奥达尔卡正在案板上切甜菜。她是一个养路工人的妻子，在这里给厨师打下手。这
个一点也不老的妇女可真是得天独厚——肩膀同男人的一样宽，胸脯高高隆起，大腿又
粗又壮，切起菜来真有功夫，不一会儿案板上便堆成了一座小山。
奥达尔卡轻蔑地瞥了保尔一眼，挖苦他说：“你怎么啦，等饭吃哪？还早呢。你这
小伙子准是偷懒溜出来的。你把脚丫子伸哪儿去啦？这儿是厨房，不是澡堂子！”
她训斥着保尔。
一个上了年纪的厨师走了进来。
“靴子全烂了。”保尔解释了一下他到厨房来的原因。
厨师看了看破靴子，对奥达尔卡点了点头，说：“她男人是半拉子鞋匠，让他帮帮
你的忙吧，没鞋穿就别想要命了。”
奥达尔卡听厨师这样说，又仔细看了看保尔，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我把您错当成懒虫了。”她抱歉地说。
保尔笑了笑。奥达尔卡用行家的眼光翻看着那只靴子。
“我们当家的才不补它呢。——不顶事了。我家阁楼上有一只旧套鞋，我给您拿来
吧，可别冻坏了脚。受这种罪，哪儿见过呀！明后天就要上大冻，那您可够受的。”奥
达尔卡同情地说。她放下菜刀，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她拿来一只高统套鞋和一块亚麻布。保尔用布包好脚，烤得热乎乎的，
穿上了暖和的套鞋。这时，他以感激的心情，默默地看了看养路工的妻子。
托卡列夫从城里回来，窝着一肚子火。他把积极分子召集到霍利亚瓦的房间里，向
他们讲了那些令人不快的消息。
“到处都怠工。不管你到哪儿，车轮都没停，可就是在原地打转。对那些反动家伙，
看来咱们还是抓少了，一辈子都得碰上这号人。”老人对屋里的人说。“同志们，我就
跟你们明说了吧：情况糟透了。到现在换班的人还没凑齐，能派来多少也不知道。转眼
就要上大冻。上冻前，豁出命来也要把路铺过那片洼地。不然，以后用牙啃也啃不动。
就是这样，同志们，城里那帮捣鬼的家伙，会有人收拾他们的，咱们呢，要在这儿加油
干，快干。哪怕脱五层皮，也要修好。要不，咱们还叫什么布尔什维克呢？只能算草
包。”托卡列夫的声音铿锵有力，完全不是平时那种沙哑的低音。紧锁着的眉毛下面，
两只眼睛炯炯发亮，说明他坚定不移，下决心干到底。
“今天咱们就召开党团员会议，向同志们讲清楚，明天大家照常上工。非党非团的
同志，明天早晨就可以回去，党团员都留下。这儿是团省委的决议。”说着，他把一张
叠成四折的纸交给了潘克拉托夫。
保尔从潘克拉托夫肩头看过去，纸上写的是：
团省委认为，全体共青团员应继续留在工地，待第一批木柴运出以后方能换班。
共青团省委书记丽达·乌斯季诺维奇（代签）。
板棚里挤得水泄不通。一百二十个人都挤在这里。人们靠板壁站着，有的上了桌子，
甚至灶上也有人。
潘克拉托夫宣布开会。托卡列夫讲话不长，但是最后一句一下子叫大家凉了半截：
“明天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不能回城里去。”
老人的手在空中挥了一下，强调这个决定是不可改变的。
这个手势把大家摆脱污泥、返回城里同家人团聚的希望扫得精光。一开始，会场里
一片喊叫声，什么也听不清。人体晃动着，暗淡的灯光也跟着摇曳起来。昏暗中看不见
人们脸上的表情。吵嚷声越来越大。有的人憧憬着谈论起“家庭的舒适”，有的人气愤
地叫喊着，说太疲劳了。更多的人沉默不语。
只有一个人声明要离队。他连喊带骂，从角落里发出忿忿不平的声音：“去他妈的！
我一天也不在这儿待了！罚犯人做苦工，那是因为他们犯了罪。可凭什么罚我们？逼我
们干了两星期，也就够了。没那么多傻瓜。谁做了决议，谁自己来干。谁乐意在污泥里
打滚，谁就去打滚好了，我可只有一条命。我明天就走。”
这个大喊大叫的人就站在奥库涅夫背后。奥库涅夫划着一根火柴，想看看这个要开
小差的人。火柴点燃的一瞬间，照亮了一张气歪了的脸和张开的大嘴。奥库涅夫认出他
是省粮食委员会会计的儿子。
“你照什么？我不怕，又不是贼。”
火柴灭了。潘克拉托夫站起来，挺直了身子。
“谁在那儿胡说八道？谁说党给的任务是苦工？”他瓮声瓮气地说，严峻地扫视着
站在周围的人群。“弟兄们，咱们说什么也不能回城去，咱们的岗位就在这儿。要是咱
们从这儿溜走，许多人就得冻死。弟兄们，咱们赶紧干完，就可以早点回去。当逃兵，
像这个可怜虫想的那样，是咱们的思想和咱们的纪律所不容许的。”
这个码头工人不喜欢发表长篇大论，但是，就是这短短的几句话，也被刚才那个人
的声音打断了：“那么，非党非团的可以走吗？”
“可以。”潘克拉托夫斩钉截铁地说。
那个家伙穿着城里人常穿的短大衣，朝桌子挤了过来。他扔出一张小卡片，卡片像
蝙蝠一样在桌子上方翻了一个筋斗，撞在潘克拉托夫胸口上，弹了回来，立着落在桌子
上。
“这是我的团证，收回去吧，我可不为一张硬纸片卖命！”
他的后半句话被全场爆发出来的叱骂声淹没了。
“你扔掉了什么！”
“你这个出卖灵魂的家伙！”
“钻到共青团里来，想的就是升官发财！”
“把他撵出去！”
“看我们不揍你一顿，你这个传播伤寒病的虱子！”
扔团证的那个家伙低着头朝门口挤去。大家像躲避瘟神一样闪向两旁，放他过去。
他一走出去，门就呀的一声关上了。
潘克拉托夫抓起扔下的团证，伸到小油灯的火苗上。
卡片烧着了，卷了起来，变成了一个黑色的小圆筒。
森林里响了一枪。一个骑马的人迅速逃离破旧的板棚，钻进了黑漆漆的森林。人们
从学校和板棚里跑出来。有人无意中碰到一块插在门缝里的胶合板上。人们划亮火柴，
用衣服下摆挡住风，借着火光，看到胶合板上写着：
滚出车站！从哪里来的，滚回哪里去。谁敢赖着不走，就叫他脑袋开花。我们要把
你们斩尽杀绝，对谁也不留情。限明天晚上以前滚蛋。
下面的署名是：大头目切斯诺克。
切斯诺克是奥尔利克匪帮里的人物。
在丽达的房间里，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