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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凌玉安来到天津英租界二十一号路耀华里72号黄振先的住处。黄振先取出一包TNT炸药交给他。“这是10公斤炸药、雷管、引线都在上面。记住，按操作规程办。”
凌玉安接过炸药包，准备起身离开，又被黄振先叫住。
“你就这样走吗？” 黄振先说着拿出一个篮子递给他，“把炸药包装进去，你拿炸药包大模大样走出去，让英国巡捕看见可就坏了。”
凌玉安急忙将炸药包丢进篮子中，又将一些蔬菜胡乱盖在上面……
尽管凌玉安胆小怕事，缺乏经验，但仍然由他射出了天津行动的第一箭。
5月28日下午7时，凌玉安身穿铁路员工制服，挎着一个装满炸药的工具包，悄悄潜入天津、塘沽之间新河附近的路段，埋设了黄振先交给的那包炸药。他将长长的导火索拉到一处土坡的后面，准备用火柴点燃。由于紧张，连划几次都划不着火柴。他稳定一下心神，用颤抖的手划燃火柴，点燃了一支香烟。
一阵轰鸣，远处驶来一列火车。虽然天色开始暗淡，但仍能看清是一列日本军车。因为车头上毫不掩饰地挂着一面“太阳旗”。
这是中国的领土，日本军队为什么能畅通无阻地横行？炸翻这趟坐满强盗的列车，又有什么可怕的！想到这里，凌玉安毅然将香烟头摁在了导火线上。“哧哧……”导火线燃起火花，飞快地向前燃烧。那列军车也越驶越近……“轰隆！”一声震天动地的响声传来，只见铁轨上窜起一团火球，夹杂着浓烟直飞天空。那列军车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炸，顷刻间，十几节车厢脱轨，翻到了路基旁……
凌玉安目睹此景，完全被成功的喜悦所震撼，他忍不住爬上土坡，振臂高喊：“我成功了！”
然而，这个良好的开端没有能坚定凌玉安的信心。这个年轻人终于在同年8月悄悄地脱离了组织，不知去向。
1937年2月，秋世显、赵国文行动队员成功地烧毁了大连日清制油厂，获得了一次不小的胜利。然而，这时，作为大连地区负责人的张守义，却日益腐化堕落。他高傲自大、无工作能力，还寻花问柳，激起了行动队员们的普遍反感。为此，秋世显、赵国文都深表不满。在多次劝阻无效后，二人将张守义的所作所为向上级做了汇报。鉴于张守义的种种表现，上海指挥机关将其撤销职务，调到上海受训。
这样，赵国文升格为大连国际行动队负责人，秋世显为副手。同时，鉴于该地区的重要性，派遣天津地区负责人黄振先兼任大连地区交通员，频繁往来于大连、天津之间，指导大连地区工作。
赵国文、秋世显没有了束缚，放心大胆地干了起来。两人相互信任，相互配合，终于将大连国际行动队的工作顺利开展起来。使大连地区的工作上升一个新阶段。从4月到6月，黄振先指挥赵国文、秋世显、石永贵等人在各自的活动地域连放了几把大火，烧毁了不少日本军用物资。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伪加强了警力，上海指挥部指令停止活动。正当中华民族遭受空前劫难的时候，却突然停止了工作，黄振先、赵国文，特别是秋世显，都对上级的决定表示不满。三人经过秘密协商，得出如下共识：
“大连地区不能服从上级部门因对时局的认识不当而发下的指令，乘这一大好时机，必须果敢地完成行动队本质使命，为抗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而实行‘地区独立工作’。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于镇压机关的严格警戒和日本人对中国人警戒增强等客观形势，必须更加隐蔽地进行工作。”
在这一方针指导下，赵国文、秋世显等人开始了大连地区自创设组织以来，必须与上级部门拉开距离的一种特殊的工作方法。这一时期，为大连行动队的独立活动时期。
由于上级机关停发了工作经费、放火原料，大连行动队的工作陷入极端困难之中。赵国文、秋世显等人毫不气馁，自筹资金，改用蜡烛、汽油、轻油作放火原料，继续进行战斗。
鉴于中国战士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精神，也由于纪守先的多方努力，A。鲍威尔终于在8月下达了恢复“活动”的指令。
9月初，纪守先为大连行动队争取到了大批的活动经费和大量的放火药。但由于黄振先此时仍在大连指挥工作，经费、放火药一时无法分发下去，上海指挥部只好责成杨奠坤、张逸仙“满洲第二情报组”的交通员张琴玲暂时代理交通员的职务，火速将经费、放火药送到大连行动队。
由于补充了经费，添置了放火药，大连行动队准备大干一番。
10月5日，在寺儿沟“公聚兴”饭铺里间的一间小屋内，黄振先召集大连的骨干分子开会，决定选择吾妻车站军用仓库为目标，进行一次大的行动。因为行动队成员宋德贵正好在吾妻车站工作，对那里的情况十分熟悉。
10月10日，敷岛广场警官派出所后身，电车修理厂的工人正在试验刚修好的电厂设备。向北望去，一个日本兵扛着上了刺刀的长枪在岗楼上来回巡视。岗楼上伸出的铁板上醒目地写着三个大字：吾妻驿。这便是日本陆军专用车站仓库，存放着大量军需物资。岗楼下面，一群苦力工人正从平板车上往仓库里搬运货物。两个日本监工手持大棒，横眉竖眼地斜瞪着每个工人，生怕出现差错。
上午9点多钟，从码头方面推来二三十辆满载货物的铁轮平板车，停在仓库门前。日本调度长平野指着车上的货物，凶神恶煞般地嚎着：“小心的干活！”
夹在工人中间的宋德贵，见此情景，也高声附和着：“要小心的干活，小心的干活。”
宋德贵今天特别卖力气，他从库到车，从车到库，来来回回干个不停，乘机把发药放进了货垛中。监工的日本人见他忙得满头大汗，伸出大拇指夸奖他：“你的大大的好！”
宋德贵受到表扬，干得更欢了。225号门前的货卸完了，别人都去休息，他又跑到227号仓库门前干了起来。
这一天，可把宋德贵累得够呛。可他心里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
傍晚，院子里驶进来一辆黑色小轿车，仓库主任田中率部下急忙走出办公室。
这是每天的一次例行检查。
田中领着上司小泽在院子里检查了一圈，然后自信地带头进了225号仓库。
仓库里的垛位摆放得有条有理，整整齐齐，小泽一边走一边说：“不错，真不错。”
受到上司的称赞，田中洋洋自得：“227号也是这样。”说着，与小泽等人向227号仓库走去。
就在田中拉开227号仓库大门的一瞬间，一股火苗突然窜了起来。田中一伙惊呆了。过了一会儿才大声惊呼：“来人救火呀！快来人呀！”
工人们已经下班，仓库里只有几个执勤人员。慌乱中，他们只顾救227号仓库的大火，却不知225号仓库也着起火来。待火光惊动了大广场（今中山广场）消防署时，两座库房已经烧得有皮没毛了。
宋德贵站在寺儿沟的小山上，眺望着远处的滚滚浓烟，像父亲欣赏着刚出生的儿子，心里充满了骄傲。
据事后估算，这场大火，使日寇损失近六十万元。
★ 越烧越旺
1938年2月末，上海总部再次将黄振先调回天津，同时抽调大连行动队的骨干分子秋世显、石永贵、宋德贵一并到天津工作。
选派的精兵强将汇聚天津之后，黄振先立刻在英租界二十一路耀华里的杂食铺召开会议。
黄振先在会上着重指出：“鉴于日本军队对中国内地咄咄逼人的态势，有必要在天津制造几起大爆炸，打乱敌人的运输。我们的主攻方向就是塘沽和天津之间的铁路！”
2月28日，黄振先和秋世显装扮成卖杂货的小贩，推着一辆手推车来到天津站以东大连沽附近的铁路线旁。
中午，两人装作很累的样子，在路基旁坐下，观察下手的地点。
这时，两名巡逻的日本兵持枪走来，一见两人，便如临大敌地扑了过来。
“你们什么的干活？”一名日军上等兵端着带刺刀的步枪大声吆喝。
“我们的小买卖，累了，歇一歇的干活。”秋世显站起来，从车上捧一把花生递给上等兵。
两个日本兵把花生“嘎吱”、“嘎吱”大嚼了一阵子。然后，上等兵一挥手，“这里不准休息的干活，通通开路的！”
黄振先和秋世显急忙起身推起小车离开。
走出不远，黄振先见日本兵已经走开，站住说道：“我看这里埋炸药正好，是个三岔口，一炸两个方向的火车都完蛋！”
两人立刻行动起来。秋世显解开麻袋，将花生倒在车上，从袋子底掏出一大包炸药。黄振先也从另一个袋子里摸出了雷管、导火索。两人将炸药包塞到枕木中间……
傍晚8时，大连沽铁道线发生爆炸，一列日军军用货车被掀翻在路基旁。
3月18日，秋世显、石永贵化装成卖菜的农民，挑着菜担子来到天津站东一带的铁路线附近。两人一边走一边机警地察看四周。
石永贵是辽宁奉天凌中县人，在北平时与秋世显同是东北中学的同学。石永贵为人机警、仗义，与秋世显过从甚密。当秋世显到大连工作时便将他从奉天招来，参加了国际情报工作，奉命潜入大连日军陆军仓库。
两人选好一处理想的爆破地点，见四下无人，便迅速撂下菜担子，从筐里拿出炸药、雷管、导火索，紧张地忙碌起来。
下午5时30分，天津站以东约二华里处铁路发生爆炸。虽没掀翻列车，却使那段铁路的通车中断了十几小时。
自从秋世显、石永贵等一批精兵强将调离大连以后，大连行动队的组织开始松散下来，士气也低落了不少，几个月苦心建立起来的完整行动体系发生了动摇。整个大连地区工作的重任都压在了赵国文一个人的肩上。赵国文打起精神，通过各种方法争取更多的工人参加组织，努力保持行动队的战斗力。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赵国文组织中的行动人员又充实起来，活跃在第一线的人员主要有：王金泰、宋德贵、吴成江、周文礼、张学贵、陈更茂、居德义、阎禄增。这是一批抗日的先锋，这是一批真正的反法西斯战士。
3月20日，在赵国文指挥下，陈更茂对大连码头东部503号堆积场实施放火；3月24日，行动队员王金泰再次在大连码头东部501号堆积场放火，造成敌人十几万元的损失。
赵国文觉得这两次纵火对日寇震动不大，决定实施一次空前规模的大火。经过反复考察，他将目标定在了甘井子石油化学厂。
大连湾北侧甘井子码头区，座落着满洲石油株式会社，化学工厂区就在码头厂区的里面。甘井子石油化工厂是当时最大的石油加工厂，担负着关东军和部分华北日军的石油供应，战略意义非同寻常。
为了更好地炸毁这个庞大的石油厂，赵国文和该厂工人吴成江在4月6日特意来到工厂附近观察，两人从中午一直守候到半夜。
约午夜时分，一队日本空军的油罐卡车隆隆驶进甘井子炼油厂。正是运送航空汽油的时候了，尽管现场没有一个中国工人，日本警备队仍然迅速拉出警戒线，刺刀在强烈的灯光下闪着寒光……
侦察完毕，赵国文和吴成江回到他们的居住地杨家小铺，躺在地铺上研究对策。
“小鬼子防备很严，从外边很难下手，”赵国文对吴成江说，“你看能不能从内部想想办法？”
“难啊！”吴成江叹了一口气，“单说这放火药就很难带进去。你知道么，日本人让工人脱光衣服，连裤裆都搜，你说……”
赵国文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问道：“你们上下班都经过哪些程序？”
“上班搜身、交身份牌，下班搜身、洗澡、交牌，换衣服出来。”吴成江说。
赵国文想了想，又问：“你们洗澡用的肥皂是日本人发的吗？”
“一开始还发，后来不怎么发了。”吴成江说道：“大慨是让工头扣下，私自卖掉了。”
赵国文忙问：“那自己带块肥皂，日本人管不管？”
“不管。”这回吴成江回答得很肯定。
赵国文心中立刻有了主意。他立即通过交通员向天津的黄振先发出请求：请速支援“特种炸弹”。
第二天清晨，海港码头检票口处，一位身穿蓝色旗袍的妇女，扯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拎个花布包袱，挤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从容地通过搜查，登上开往塘沽的班轮。
她，叫包玉侠，就是大连行动队派往天津的交通员。别看她性格娴淑、温存，但跑起交通，却很泼辣、机警过人。她曾巧妙地甩掉汉奸、特务的跟踪，支走形迹可疑的问路人，还同丈夫邹立升在家研制放火药。这一回，她奉赵国文之命只身前往天津面见黄振先，执行秘运炸药的任务。
当天傍晚，包玉侠到了天津。为安全起见，下船后，她叫了一辆人力车，住进了靠英租界的一家小旅馆。
第二天8点多钟，包玉侠带着孩子进入英租界。按照事先约好的地点，来到二十一号路耀华里的一家店铺。
“请问李大姐在吗？”
听到有人问话，从货架后面走出一位胖胖的中年男人。
“是显荣来了吗？”男人摸着孩子的头，亲切地问道。
这是约定的暗号。包玉侠听他叫出显荣的名字，知道是自己人，忙急切地说：“我找李大姐有事。”
胖男人小声说道：“我就是李大姐。”
包玉侠恍然大悟。面前这位胖胖的中年男人，就是代号“李大姐”的国际情报组织天津地区负责人黄振先。
当天下午，黄振先将一大盒特制的“肥皂”交给包玉侠。这可不是几块普通的肥皂，这是经过精心研制的延时“化学燃烧弹”，威力大，燃烧速度快。
第二天，包玉侠带着孩子登上了返回沈阳的列车。在车厢中，包玉侠回想着黄振先的话：“把东西放在行李架上，如果有人检查，千万不要承认是自己的。”这样的叮嘱使包玉侠的心一直紧悬着，生怕出现意外。
车到大连，包玉侠从车窗往外望去，站台上满眼都是日本警察的身影。她不由四下张望，盘算着出站的良策。
突然，她眼睛一亮。隔她两排的座位上，一位妇女抱着没睡醒的孩子，正吃力地往肩上挎着大包袱。包玉侠赶紧上前，笑吟吟地说：“大姐，我帮你抱孩子吧。”那妇女看她不像坏人，点点头。包玉侠双手接过孩子，小显荣一手扯着妈妈的衣襟，一手扯着那女人的手，两个女人亲亲热热地向检票口走去。
日本警察见两个大脚片子的中国女人，背包抱孩子的，跟走亲访友的那些女人没什么两样，所以连问都没问就放行了。
包玉侠将那一大盒肥皂终于安全交到赵国文的手上。
有了炸药，这个爆炸任务由吴成江一个人还无法完成，还得选派一名得力的助手。赵国文想起了大连行动队的队员陆炳义，他为人机警、老练，正好在山丸包工队当炊事员，每天给甘井子油厂送饭，何不让他……
4月9日，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甘井子炼油厂岗楼里的日本兵，抵不住春光的诱惑，站在大门口，懒洋洋地晒着太阳。
中午时分，山丸包工队的炊事员陆炳义挑着饭筐，担着菜篮，给包工的工人们送饭。因他最近常来，执班的哨兵都认识他。哨兵揭开蒙在筐上的盖布，扒拉几下筐里的苞米面饼子，又翻翻菜篮，就摆摆手把他放进去了。
陆炳义刚走几步，忽然被一名日军曹长拦住去路。那日军曹长指着他腰间的小蓝布包问道：“什么的干活？”
“肥皂，给工人洗澡的干活。”陆炳义不慌不忙，解开小包，拿出一块肥皂递过去。
日军曹长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