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汉布尔格谈到邓铁梅牺牲，共产国际表示非常惋惜时，苗可秀激动地表示，邓铁梅的血不会白流，前不久，铁血军已诛杀了出卖邓铁梅的叛徒沈廷辅。
接下来，苗可秀向汉布尔格谈起了请共产国际支持抗日武装的愿望。汉布尔格表示，一定会把他的请求转达共产国际。
中午，汉布尔格在苗可秀那里吃了一顿午饭，小米饭、炖狍子肉。虽然，她是第一次吃这种东西，但感觉还不错。
汉布尔格回到沈阳后，及时向中央汇报了苗可秀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有关情况。
6月下旬，中共党员杨靖宇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在安奉路以东转战，一度进攻到宽甸、桓仁一带，令日伪军大为震惊。共产国际立刻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上，并给予了积极的关注。
中央决定给汉布尔格指派一个新的联络员。
王济之，莫斯科军事情报学校第一期毕业生。1934年初奉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实为苏军总参情报部）的命令潜入安东，开展情报工作。
汉布尔格与王济之接头是在中朝边境的安东进行的。汉布尔格发现，他穿了一身长衫，头戴一顶礼帽，与自己在一起显得十分不协调。但当她指出这一点时，王济之却苦笑一下，告诉她，自己的家里很穷，供养妻子和两个孩子已非常困难，根本无钱添置衣服。细心的汉布尔格记在心上，在第二次接头时，汉布尔格将一套包装得很好的西服送给了他。
通过和中国联络员的接触，汉布尔格感到最大的困难是语言沟通的障碍。王济之不会讲外语，而尽管汉布尔格在上海学过汉语，但也只能借助手势谈些日常的会话。为了避免发生误会，汉布尔格必须违背地下工作的规矩，把情报写到纸上，偷偷地塞给接头的同志。在日伪统治下的东北，中国人随时都可能遭到警察和日本占领军的搜查，这种做法无疑增大了情报工作的风险，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当时没有别的办法。
于是，汉布尔格请了一位中国家庭教师学习汉语，每天学习两个小时，三个月后，她已经可以读写600多个常用汉字，而她四岁的儿子米沙，已经掌握了一个同龄中国孩子的所有词汇。学会了简单的汉语，母子俩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方便了许多。
在一次接头时，王济之告诉汉布尔格，现在行动队急需一批炸药，希望她能帮忙搞到。
汉布尔格爽快地答应了。她立刻和恩斯特一起，出入于沈阳城里的药铺、杂货铺，购买配置炸药需用的化学药品。由于恩斯特不会说中国话，出面购买的任务都由汉布尔格出面来完成。
一天，汉布尔格领着米沙来到一家杂货铺，发现有大量的硝酸铵，于是她准备买一些。不过，她打不定主意到底买多少合适，因为买多了可能会引起日伪当局的怀疑。尽管硝酸铵是农业上常用的物品，但日本特务们肯定还知道它的另一个用途，那就是将硝酸铵按比例配制一定数量的高锰酸盐或铅粉，就制成了炸药。
汉布尔格试探性地问：买10磅行不行？然而售货员把她的计量单位理解错了，竟拿来了50公斤。太棒了！汉布尔格心满意足地把买来的东西装到一辆马车上，运到了她的住处。很快，这批硝酸铵和一些硫磺、盐酸就经过王济之转到了抗日行动队的手中。
1934年9月，杨靖宇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在吉林江县三岔子附近活动，重创日伪军。他们要求共产国际派一名联络员将联系密码送过去，以便打通与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联系。
这个任务交由汉布尔格来完成。她首先乘火车由奉天出发，经抚顺、清原，然后进入吉林境内，在辉南下车。又换乘长途客车经杉松岗、抚长到达龙泉。此处属龙山区，再往前就是杨靖宇所部活动的江一带。
这时，等待她的一位中国同志出现了。像约定的那样，来人并未向汉布尔格表示问候。他赶来一辆平板马车，让汉布尔格坐在上面，便赶着车向前走去。马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走了大约40分钟，便进入山区。尘土像烟雾一样笼罩在马车周围。多年来这里似乎不曾有欧洲人来过，特别是欧洲女人在这里行走。老百姓都转过头来看她，好像看怪物一般。
最后马车驶进一片小树林中，有两个战士冲赶车的同志打招呼，顺利地放行。
出了树林，是条潺潺的小溪，溪边有一栋简陋的房子，汉布尔格在莫斯科见过这种房子，人们叫它木刻楞。
接应她的那位同志将她领进了木刻楞房内。只见屋子里，摆着一张木桌，几个树墩。四五个穿灰布军衣，绿布军衣的人正围在桌子上，看一幅带日文标志的东北地图。
这些人见汉布尔格进来了，便都站了起来，让她坐下。不久，一个身材魁梧的军人走了进来。他面带微笑，自我介绍：“我叫杨靖宇，欢迎国际的同志来我们这里看一看。”
汉布尔格站起来，仔细打量眼前这位军人。这是她第一次看到共产党的军事指挥员。令她吃惊的是，他竟有一副中国人难得见到的伟岸身材，高高的个头（近1。93米）在欧洲人当中也属上乘。他浓眉，大眼，腮边有些胡须，穿着绿布军装，腰扎宽皮带，腰间别了一把勃郎宁手枪，身后还背着一支德国二十响毛瑟枪。
“杨司令，见到你很高兴。”汉布尔格努力用标准的汉语说道：“这是上级让我送来的密码，请你收下。”说完，将密码本交给杨靖宇。
杨靖宇接过密码本，笑了笑，“不过，不巧哇，我们的电台坏了，一时还跟国际联系不上。”
“是什么毛病，我可以帮你们看看。”汉布尔格自认对发报机有一定了解，决心帮助他们。
“那太好了。”杨靖宇扭头对一位女同志喊，“小刘，快过来。国际来的同志要帮你修发报机。”
问题很快查清，是发报机的电键坏了。汉布尔格利用营地内现有的材料，重新做了一个简易发报机电键。她利用两根尺子，下边一根是黄铜的（镇纸）上边一根缠有锦线圈的木尺，充当电键，在它们的缝隙间插入一颗螺钉。在揿动棉线圈时，螺丝钉击打黄铜尺。一条金属线通向辊丝钉，第二条被缠在黄铜尺上。触键每二三分钟须重组一遍。屋内的抗日战士为此对她佩服不已。汉布尔格也开心地笑了起来。她是个细心的人，她发现黄铜尺（镇纸）上刻了许多文字，便问是什么意思。杨靖宇便告诉她，“此中有真意，得寿五百年，”就是说深刻理解真理的人是会长寿的。这句话汉布尔格印象很深，多少年以后还记得。
1935年4月初的一天，汉布尔格照常到沈阳南湖附近和王济之接头。
约定的时间过了5分钟、10分钟、20分钟，王济之却一直没有出现。汉布尔格告诉自己，王坐的车可能晚点了，他可能生病了，或者记错了他们约会的时间。汉布尔格绕道去找恩斯特，她从未在接头之后直接去他的住处。
连续两天在接头地点仍未见到王济之。第三天汉布尔格临去前把电台在房子外面藏起来。她仍相信能见到王济之。来了，他向她走来。汉布尔格激动的心情使她几乎哭出声来。
然而，这个人不是王济之，而是个日本人。汉布尔格在上一次接头时就发现他在附近来回游荡。他也像她一样等待了15分钟。汉布尔格心想，现在可是死到临头了。万幸的是，那个日本人并未跟踪她。
汉布尔格一直在设法压抑对王济之的担心。然而，现实是冷酷无情的。6天的接头期限很快就过去了。即使他真的生了急病，也不大可能耽搁6天的时间。
汉布尔格只好向中央汇报王济之的失踪。不久她听说王被逮捕了，特务从他家里发现了炸药。大家都知道被捕即意味着死亡，而且还要遭受严刑拷打，只有他供出自己的同志，才能停止刑罚。王济之并未出卖任何人。如果他这样做了，某些同志，包括汉布尔格，都不可能平安活着。
根据笔者查阅的敌伪档案得知：王济之于1935年1月底在大连被捕，尽管日本警察机关对王济之等人严刑逼供，但始终也没得到什么重要情报。最后只能在档案中记载该组织负责人是个外国妇女，因巧妙失踪而未能捕获。
中央指示汉布尔格，立即中断与抗日组织的一切联系，离开奉天迁往北京，在那里重建他们的电台。组织会向奉天派遣新的同志，来接替他们的工作。
恩斯特把单个的零件，两只电子管和一台整流器，装进一个普通的收音机里，把发报机装进一台没有发动机的留声机里。汉布尔格带着她的全部财产，以便让收音机和留声机显得更自然一些。 但在过境时，收音机仍然被中国边境的海关官员扣留下来。汉布尔格多方争辩仍是徒劳。后来回到北京后，她立刻补办了相关证明，把隐藏着发报机零件的收音机要了回来。
第四章 命令，越过国境
第1节 在莫斯科总部
1935年2月，苏联，莫斯科近郊梅季希区。
森林里落着厚厚的积雪，远处的梅季希小城显得一片宁静。
共产国际国际联络处处长约瑟夫·阿罗诺维奇·皮亚特尼茨基和他的第一副手阿尔布拉莫夫，还有共产国际柏林情报局中国情报员廖雯初三人踩着积雪嘎吱吱地从远处走来。
此时皮亚特尼茨基失去了往日的光彩，神情有些黯淡，样子疲惫。阿尔布拉莫夫和廖雯初也神情忧郁地跟在旁边。
皮亚特尼茨基停住脚步，凝视着远处的小城，缓缓说道：“那里有我的事业，那里有我的追求，我不愿意离开同志们……”
阿尔布拉莫夫不解地道：“皮亚特尼茨基同志，没人会强迫你离开工作岗位的，你还是我们的领导。”
廖雯初也说：“是啊，你是优秀的领导人，我们信任你。”
皮亚特尼茨基默默地说：“干我们这行工作确实很辛苦，以后你们就会知道了。”他转过话题，说：“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系统在中国的组织尽管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但苏军总参情报部仍以各种方式向中国派遣大量的情报人员。我建议，今后我们可以和红军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别尔津多多合作，开创一个工作的新局面。”
廖雯初说：“鉴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东北，建立‘满洲国’，严重威胁了国家安全，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的重点也应逐渐东移，将目标定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下的东北——‘满洲国’。”
皮亚特尼茨基点点头：“我已经布置了这方面的工作，通过红军参谋本部第二局和红军参谋本部远东情报系统沟通。”
阿尔布拉莫夫说道：“别尔津同志已经多次来电话，要求和您谈谈远东方面的工作，您看是不是答复他一下？”
皮亚特尼茨基摇了摇头：“不用了，以后会有新同志和他谈的。”
廖雯初吃惊地问：“皮亚特尼茨基同志，你要调动工作么，什么时候？”
皮亚特尼茨基弯腰扬起一片雪雾，然后拍了拍手：“我早晚会离开这里的，希望你们能好好工作。记住，任何时候都不要失去对共产主义的信念。”
说完，皮亚特尼茨基踩着积雪大步向前走去。
不久，共产国际国际联络处处长，约瑟夫·阿罗诺维奇·皮亚特尼茨基，优秀的共产党员 、卓越的情报专家，在苏联那场举世罕见的大清洗中被秘密处决。这不能不说是共产国际情报工作的一大损失。
第2节 苏子元：关内关外生死行
1935年夏，黑龙江。
夜，黑沉沉的，四周静悄悄。
黑龙江的江面波涛滚滚，在夜色中翻着黑色的浪花。突然，从苏联国境线一侧的航道上传来一阵“哗啦”“哗啦”的划水声，一艘橡皮艇无息无声地划了过来。橡皮艇很快划到岸边，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中国人敏捷地跳到岸上。
“哧——”他迅速将橡皮艇放气，埋藏在岸边的芦苇丛中。然后，借着夜色的掩护向远处走去。
走了几十米，眼前出现一条十几米宽的河沟。那人毫不犹豫地趟水下沟，一步步踩着沟底行走。水慢慢没过了他的头顶。他深吸一口气，游向对面，爬上了陆地。
远处传来一阵狗叫声和脚步声。他立刻掏出一把烟末散在地上，然后，猫腰躲进了草丛中。
几分钟后，几名关东军国境守备队的士兵牵着军犬走了过来。由于烟草的作用，军犬没有嗅到什么，守备队士兵便向远处走去。
青年人等四周沉寂之后，拧干衣服上的水，沿着公路继续赶路。经过一处无人看守的瓜棚，他坐下来，躺在草堆上，休息一下。
他叫苏子元，1904年出生于辽东半岛。1922年入沈阳贫儿学校工作。1925年8月在沈阳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中共哈尔滨特支改建地方委员会，苏子元被选为宣传干事，次年受中共哈尔滨地委书记吴丽石的委派，到苏联海参崴学习。回国后，开始从事军事情报侦察工作。1930年，苏子元再次赴苏，进入莫斯科国际列宁学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苏联远东军区特别红旗军第四科（情报）工作，任上尉情报员。1931年夏潜回国内，先后在齐齐哈尔、哈尔滨、沈阳等地建立情报站，对日本关东军进行战术侦察。
由于最近一段时间，接连发生苏军运给情报站的发报机被日伪特务机关查扣的事件，苏子元决定亲自过江，到情报站就地组装发报机。
一阵锣鼓和鞭炮声将沉睡着的苏子元惊醒，他从草堆上翻身坐起，将头探出草棚外张望。只见一队娶亲的队伍，正吹吹打打地走过来。苏子元灵机一动，钻出草棚，混入娶亲的队伍中，顺利穿过了几处守备队的国境哨卡。等娶亲队伍出了国境戒备区，苏子元便悄悄脱离队伍，沿路旁的路标牌赶奔火车站，在那里等候另一位情报员周云庭的到来。
等周云庭来到车站，两人上车到了北安。在北安一家小客店住了一夜，第二天匆匆赶回哈尔滨。
苏子元先将周云庭安置在道里中国街的秘密联络点“乐天照相馆”中住下，这才返回家中。他的妻子朱绍华同样是苏军情报员。一见丈夫回来，就告诉他，情报员纵树奇来信了，让他到白城子情报员周太那里去一趟。
苏子元立即来到了白城子。周太在城郊农村租用了三间民房，几亩菜地。当时几个人正在修建暖窖，翻耕土地。苏子元和他们一起干了起来。
暖窖，是当时苏子元等人研究出来的一种秘密发报间。由于有植物种植，电波的声音极易被掩盖。另外，暖窖空间大，回旋余地也大，很快就能藏好发报机，也不易引起特务的注意。
齐齐哈尔的纵树奇也是利用这种方法隐蔽发报的。
几天后，暖窖完工。苏子元准备回哈尔滨。周太特意打了一壶高粱酒，切了一斤牛肉为他饯行。
席间，苏子元突然发问：“老周，听说你加入家礼教，家礼教那套都是唬人的东西。你还真信呀！”
周太嘿嘿一笑。“家礼教在东北势力很广，只要加入此教，不管走到哪里，摆出家礼教的礼仪、用语，到处是讲义气的朋友，可以逢凶化吉。为了对付军警、暗探流氓找麻烦，我劝你也要学几种仪式和必要的用语。”
苏子元觉得他说的有理，便向他学了几套家礼教的仪式和用语。
这时，信差送来了朱绍华的信。信中说，伪满洲国“康德皇帝”正在哈尔滨巡幸，叫他不要回来。
苏子元明白，此等时刻，哈尔滨的大街小巷一定布满了警察、暗探。但他惦念着朱绍华的安危，最终还是买了些西瓜和两只活雁回到了哈尔滨。
朱绍华见到苏子元大吃一惊，忙问：“你没有接到我的信吗？”
“接到了，我知道你有危险，才急忙赶回来。”苏子元沉着地说：“别怕，你把西服找出来，再买点酒菜，咱们好好过一个中秋节。”
苏子元刮好脸，穿好衣服，稳稳地坐在厅堂里。朱绍华告诉他：“这几天，总有人来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