件事想告诉你，可也是读了书，会犯事不定。近来我心潮起伏，感到世界变化太快，太大。比如教育革命，，年年提出，年年有新问题，使人无方向似的。学生无主见，社会动荡又大。有的满腹文才，一时成了右派。我想把它写成一部书，取名为《学生之歌》。写社会文化人员的处境。学校师生的新动向。这本是息息相关的，教而学，学而用。师生和社会知识分子是共一条泉源的。我想把他们的思想，生活，写出来，成为一部传记小说，不知行否。这里我也有思想，不写出来，上面无法知道，只靠汇报怎能知得人心呢？人民从来不能和大官讲话，讲话也不可能畅所欲言，就是工作队上来检查，也要按匡匡汇报，不然叫讲怪话，怎可说到人们心里。你要写吗﹗不知自已会不会成了当今罪人。当然我也相信真理，相信党。但谁能主持真理？毛主席可以吧﹗我又怎么可以和他讲话，下面无法律保障，倒也并非好表达。我本来不足惜个人的得失。不过受到了挫折，自已不能把自已的说话说下去，反而使人们不了解我的本意，变成弄巧反拙。夭折了，太可惜了啊﹗”张庆欢说。
“要干，还考虑到这么长，魏征向李世民提意见，冒着生死。只要对人民有利，何惧之有，今天又不用那么复杂了，也不可怕的。我没有文化，写不了，写得的话，我马上要写信给毛主席。”陈早起说。
“你写信他也收不到，你不看过梁天来千辛万苦上到京城，告了御状，状子还险些被卡下来﹗不是孔大鹏忠直激言，案子也不能上报呢﹗据听说还要在下面就要检查上中央的信，叫机要组织，不知是否。”张庆欢说。
“不过要注意，写什么要敢以主持公道，不要含糊，才会对国家有益，对人民有益。你说马克思主义是客观还是主观？马克思没有见过社会主义，从何所据。
1957年以前，我国基本上是行民主阶段，一切很好，物埠民丰。现在转了公社，就有些紧张了，这是什么道理？是马克思主义呢？还是用马克思主义不够熟悉呢？还是有人利用这种主义又另搞一套呢？我不好理解，不知你怎么想的。”陈早起说。
“马克思主义是符合客观的真理，在具体上还要有一个实践问题，也就是各国情况不同。特别是时间上的不同。即帝国主义的兴衰关系，世界抗衡也会出现营业生产重点的变化，支持了谁，打击了谁，顺了势，就以为行了什么主义大利。帝国主义都发达了，就要说明这一边的不足，不能一下子认识，要长期观察才知，我不是政治家，它的正确与否，我不能表示。不过我要反映的是社会现实，这才是主要的。”张庆欢笑着说。
“这也合道理，事实怎样是已经表现出来的。好了，我要登程了，不能多说。以后再会吧﹗”陈早起急急要上路，也无心说到这些大事儿。
张庆欢望着他去远了，自已无限感慨，只在心里祈祷：“祝他前途平安，归来有日。”他回到家里，已是半夜。但他躺在床上不能入睡。这种日子有人说他是跃进的年头歌颂他，没有看到下面，利用这种跃进，只求表面数字，推旧立新，得不偿失。只看一面是不行的，要事实求是，才能对党负责。我决定试写一部《学生之歌》、在跃进前后，学校师生的变迁，社会上知识分子的地位变迁，都关系到祖国进步光明。自已虽然社会经历少，没有什么生活知识，我也知，只就凭这颗热情的心，也不济事的。虽然如此，写写也会找到生活的材料，只要多观察。从生活上零打碎敲，不会空白的。好吧﹗他从床上起来，拟着写作的头绪，开始着他的写作。这颗小小的红心是可贵的。
张庆欢一时感到冲动，也不畏惧知识不足的难处。他除了写作以外，每天到书店看书一小时，文化馆看书一小时。有时到中学校图书馆看看动态性的文章。还看了《林海雪源》、《青春之歌》、《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三家巷》等书。这些书在当时学校很有名望。当时学生思想很混乱，大学生的生活困难，物质紧张，带来很多波动，前途茫茫。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人们也有各种理解，好像不能再有什么上进的思想。有些出身不好的，也看到前途的暗淡。大跃进后带来物质紧张。缺乏。烟丝卖到十多元一斤，猪肉也要十六元一斤。原来知识分子工资高，现在工资高，也顶多买几斤猪肉或二只鸡，二只鹅，便也造成学校的生活紧张。
由于经济停滞，工厂压缩，人员又要动员回乡。1958年后进城的都要精简回乡。所以又要搞下放，或精简压缩，有些在搞了。有些还没有搞。学校员工也要压减，新办的学校一律要取消，大学要搞定额取录，动员学生回乡生产。本来好好的计划，一时大大增，一时又大大减，请神容易送神难。有的哭哭啼啼不愿回去，真是使做工作的人也不好做，不过有任务的，不通也要做到通。
当时学校是很多思想的。这时最好的政治课是中南局书记陶铸的几个讲话和几篇散文。如：《太阳的光辉》、《精神、生活、思想、情操》、《对暨南大学的讲话》、《松树的风格》，这些讲话学生听了很高兴，感到党内有一个敢说话的公道人。不是大话，当时大人物里讲这些话，这样的讲话，公开发表的，不见得很多，内部怎样，人们不可而知。大家思想实在太愉快，很佩服陶铸的才学，勇气。这几篇文章互相连贯，都是可以理解到，有缺点不奇怪，功大以过。人要有能耐，经风雨，挨风霜不怕。人要有伟大抱负，要怒力学习知识，要有社会主义的热情。又要识时务，认清形势。好像从心底里爱护青年，也知道人们的委屈。不知是否多情，当时学生们很热爱除非陶铸，就是出身不好的同志，也看到前途。他是出身不好的人，但他敢表示出来。要自已创造条件，这样直爽的领导人，在当时来看，就只认识到他。因为他有文章发表教读，并非说只有他。写出当令的文章，正是如光明的红灯。
张庆欢的脑子过早纳入社会，给他的学业有了很大的阻碍，他上课也无心听讲，只在思考自已的文章，有时就旷课不来，对数、理化更是不能入耳，他想的是国家的风雨，这好像是他的天职。他无心考大学，人各有志，也是他的灵感，因而他学业有了畸形，除了文学、史、地以外，其它只能勉强应付，这是后话，就此搁着。他要写他的文章，不知怎样去写，有无写成，以后再说。
这里只表陈早起那天夜里一直走到天明，已经走出字全地带。他没有再怕遇到什么行人。他不是杀人犯，不是公安局追捕，故只是防些无理的私设牢房，范围不能追捕很远，就只很由他去了。他这时虽已腹饿脚倦，但也不愿歇息。他有米票，钱可以免去饥饿之忧，少不得饥餐渴饮，晓行夜宿。直到平塘镇饮食饮店找到他的亲叔父陈田。陈田见侄儿来到，接到家里。问后来家中兄长已死，不胜伤感，这也是人伦之情。幸得他住饭店，买些饭食容易，三年饥荒，也饿不死厨倌。近水搂台先得月，这是不用愁的。陈早起安心住了几天，向叔父说明自已意向，是要到广州找工做，不知可否。
“你要去可以，男人有志在四方，广州人多地大，好寻食，有力就不怕了。我听人说广州还有很多工可做，码头工最多，青年人也不怕去撞撞，不要做坏事就行了。”陈田表示赞同的说。
“我也这样想，只有跑出本县，才保险，这里怎是安身之地，又无工作。小小墟镇，挤不了几个人，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陈早起说。
“这里走，我可以给钱你搭车去，不用行路。现在给你三十元，三十斤粮票，放心去就是。家中事我会不时叫人前去看望，不过目前也有困难，市上无闲人，吃饭也要快，人人要做工，上下都无安宁。老人要学老黄忠，其实是老人也不要在家坐着。有些农村青年出去做工，农业只有老头干，不怪农业又减产，不知怎么搞的。”陈田说。
“也不去理他们了，我明天走就是，么正我们是小小老百姓，讲多了，吵着人。”陈早起说。“少讲为佳。”
“也是的，希望上面早日来政策才好了。不然这样下去，物质怎可回复。”陈田点点头的说。
第二天陈早起搭车来到惠州市，这回他的心情舒畅些。他第一次看到这样阔大的西湖景色，也觉到人生的天地广阔。但他的道路又像西湖的九曲桥，不是直的，有一定的限限制性，这种限制并非不好，也给人一种教益就是。
他无心赏景，只草草玩玩，就回码头等船。不时大船已到，他下了船，一路看到二岸风光，亦觉新奇，也有巨岩大石，也有丛林翠竹，良田坝地，山村，市镇，不一、一细说。他的心事并非闲人所比，此去何去何从，怎样着落，不可而知。想来想去，已是深夜十二点钟，因为船上吃了三角钱的免票饭菜，有些肉丝，很久无尝过这种味道，一时联想：“车船吃饭不收米票，又有肉味，不怪人们都要跑来跑去，我早知有些这样的去处，不致在那里吃那么多苦。大城市讲政策，人民就安乐，小乡小镇，土政策多，变本加厉，下面就被压得透不过气来了。我想，相信广州的生活更会好些。”他想了一回便入睡了，此时江风很大，但他挨惯了，也没有去租被子盖，可节约二角钱。第二天一早，他就上岸，当他来到大沙头船站时，天还未亮，只有灯火辉煌，真是一个大市岸。既然到了广州，就是到了目的地。现在要怎样去领工做呢﹗一时也无判法可想，听自已叔父说，有很多码头工做。这里是码头，也就在这里看看风，怎样使舵，看些风向，也好从中想出策子。
他身上虽还有些余钱，但不愿使了，准备不得已才用。他先来到饭店看看，广州饭店是先吃饭后给款结数的，可也有些紧张。但怎么也不比小山城那样紧张。吃饭不用米票，由你买多买少，都是牌价，二分钱一两饭，不怕饿了你。不管怎样他也不去买饭，这些多数来路客，买时贫多，都吃不完的。他但去收拾些干净的饭吃，也无人相识，不会怕羞。加上这些饭在水库里，要吃多一点也不知要担多少担泥才可吃多一点儿，事不经过不知难，要爱惜五谷啊﹗须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虽说行乞，也比家中好多了。如果自已母亲来了，给他些吃，强在食堂吃少米之炊。
他夜里就在码头的候船大厅和很多人挤在一块睡，这些在此睡眠的人，是有的怕住旅店远，赶不上时间，或无法找到每日挂着‘满’字的旅店。所谓良好安排接待，实际是一句空话，只得在这里住宿，不去求情面了。虽然到处写着不准睡人，但又不见写着这里可以睡人的牌子，因此凡是看到有写不准睡人的牌子，就会有人去睡。正因为那里好睡些，不是可以避风便可以避雨，故怕人去睡，才写这牌子，所以一样多人那里过夜。比方大街中心，没有写不准睡人。因为车行不停，亦不敢在那里睡人，这好像是人们掌握规律。
这一晚，陈早起睡着码头骑楼下，傍边有一个年令比他大些的男人，说着顺德口音问他道：“细佬，睡好些，给我挤挤吧﹗”
“好的，大家都是出门人，互相帮助，无所谓。敢问你贵性，何方人氏﹗”陈早起笑着缩着脚说。
“我是顺德人，叫张锦，你呢﹗”张锦歉意地道。
“我叫陈早起，层云县人氏，你无亲人在广州吗？这样巴贝，真难受啊﹗”陈早起说。
“无亲人，出门那里都是亲人，挽食吗﹗要互相帮助，互相爱护，多得朋友帮助，搞些工做，过过日辰罗。”张锦也很健谈，爽直地道：“乡下转食堂，限食，要大做，不对劲，出来自由，随便都可过生活。”
“啊﹗你也中逃出来的吗﹗我也是挨不过劳役才跑的，我们都是同病相怜的了。”陈早起很高兴地说，“你可以帮助我找到工做吗？”
“可以，领有工，一个人做不了的，要大伙来做才行的，能老实，不会相欺就行了。互相帮助，也无什么相干，怎样苦也比家乡做水库闲多了。又可观，有现金收入，公平算。不会农民做，干部吃，看不惯。我们自已做的劳功果实，要由他们分给我，太不公平了。”张锦掘掘头发说，也可能几天无洗身了。
“好，我们明天就合起来好了，我请你多招呼我。”陈早起高兴地说。
他们合起来，不止二个，有很多各地来的流入人员，不几天互相介绍，大家相识了，伙伴也多起来，这里确实有很多工可做，生活上看看不用愁了。饭店吃饭有钱就行，实在是一个世外桃园，陈早起可真很高兴的啊﹗当然他们没有户口粮食之忧，这时也无流入城市说法，
一天陈早起来到沿江路的一间饭店饮早茶，也因独饮无伴，正感无聊，忽然听到内厅茶室，有讲家乡口音的人饮茶。听清楚，才知正是徐恒和李占臣口音，即高兴得很，走入内厅，正是他乡遇故知，格外相亲，李占臣和徐恒也高兴地跳了起来，拍手叫妙，三个人汇成一块，一时就热闹起来，陈早起说：
“你们为何到此，怎么这等巧遇呢？”
“我们二个是被国家招工，要到韶关工作，是搞煤矿开采的。这种工作辛苦，我想人生总要有道出路，不然会当一辈子流浪者。”徐恒说。
“也好，做工人，是领导阶级，是产业工人，有志气，不要怕苦，能为建设祖国出力就好。像我的流浪不知要怎样才能下场，是祸是福，前途未卜。起码你们有粮食户口，有固定工作，也是幸福的了。”陈早起很羡慕地说。“我不知到何年，何月才可昭雪，走上正道。”
“现在你做什么职业，可捞到食否。”徐恒说。
“食是可捞到的，今日不知明日事，就使人担心了，你来时，家乡有什么变化？”陈早起说。
“也无什么变化，市场一样紧张，米票都要二元多一斤，一只鹅要三十多元。有人认为这种状况无法解决了，除非换银纸，不然怎可压价，我也为国家担心。”李占臣说，“钱币一到农民手里，怎可回拢。”
“为了贷币回拢，听说要设贷械，设高级餐馆，卖高级饼，原来一个五分钱的饼子要卖五角钱。加上又在紧张备战，人们争着买物。有的卖一条肉猪就可得一千多元，什么不敢吃？高来高去，留着不怕给钱没用吗？一张被单可卖五、六十元，一丈布票可卖二十七元。现在不知怎么，投机倒把的人也多，从投机者有人事，不会被捉到。小投机者，只卖多少，经常被抓。所以抓小投机，好了大投机，变成了他们抬高价格，成了独门生意。好像废百家，独尊儒家。”徐恒说。“真不知成了怎样世道呢﹗”
“据说上面要认真处理‘共产风’了，如果那打人凶手会受到惩办，就大快人必了。”李占臣很有希望高兴的说。
“手掌手背都是肉，自已处理自已，不知会不会敷衍了事，不过认了错也就十分好了。”陈早起说不太敢的希望太大变化。
“认错了，也是大快人心，我们没有半事点说话余地，像奴隶社会一样，变成会说话的工具。”徐恒说。“上面招工，我怎不马上响应，跑得了，早跑最好，土政策，你又奈何他不得。”
“正是上面一阵风，下面一场空，括到此风，物质不知那里去了？下面领导还不通，要三赔，赔钱、赔物、赔礼﹗这不过意思上，怎么赔得起？单那些搬屋或搞钢铁，拆了，毁了的东西，砖、铁、铜、锡等、按价来算，无法计赔。”李占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