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恋什么，去到没有地方住，可以来我这里住。听说不少过香港去的，都住在新界的木屋区，也是这班人那里住，有什么财产可接，去做山大王。那里住铁屋，比较便宜。”王城说，“过去就得挨苦啊！有出汗的咯。”
“能不能过香港没问题，那我写份申请去，看他们怎么样。我也可以叫人写封信来，寄一张白纸，依你的样画葫芦。我看是不能去的，去到那里如果真是能发挥出自已的本事，有财产来支持家乡建设，也比较光彩的。在这里可以说就没有什么大机遇。”凌子山说。
“是的，我和你代搞，写出香港的信来，也好作过试验。”王城说。“看看命运了。”
据说凌子山也作过申请，公司人事也与他做好表，表示同意他的申请，人事主办亦如样上报。但此后没有去活动过，也无追办过。他的心情也不想过，可以说没有过问活动，以后又遇开放改革，他更无心去过问此事，这是后话，不再追述，（以后二个人从公安线透出，何不去追办过港，亦没采理）。
且说这里王城是晚果然准备了丰盛的菜色请了这一班人来了。刘育说。：“各住院不要客气，一朝生，二朝熟，都是自已人。” “我同各位以前虽无交道，但你们的大名早已听闻，都想与各位讲讲，只没机会。”王城说。
“何必客气，都在县城工作的人，不共单位，也是同党做工作的。”劳动局何同志说。
“老刘就熟悉，很久的老朋友了，朋友介绍朋友，就互相熟悉了。”二轻局叶局长说。“我的儿子也申请过香港元，还有新的媳妇也一起申请，搞一、二个人去香港，日后也有些经济上的南风。只要是正当做工，发财就要遇到机会，不然生活就难改善。香港打工几千之过月。”总可以把生活搞好一点，并无歪心。
“局长说得是，我们不过去一些人，以后那边的人老的老了，谁会承认炎黄的子孙，家乡观念情就会逐渐淡化，新鲜血液也要输送过去的。”刘育笑着说，总比那里土生土长的人对大陆有感情。
他们一起用餐，菜色也很丰富。一边吃，一边讲，十分活跃。请人的不但要出钱买，还要靠关系才可搞到物质，做菜又要自已下厨。这个时候，能搞到好吃的，也要有一定的手段。故一般的吃喝，也不是十分简单，容易招人去。
叶局长说：“过香港的事不能放弃，我的新媳妇一家人我也同他活动过去，有一个大本营，这边公安的人我又同他家属帮安排工作，今天都是互相利用的了，手中有权，不用就过时了。一日下台，无可利用，办什么事都难了，现在人们说我会捞到钱，其它也不敢的。搞点吃喝是有的，干了一辈子，不要因为贪几个钱而被搞倒。”
何同志笑着说：“搞二餐吃吃，无什么所谓。有些农民不醒事的，直接把猪肉拿到单位送到我门口，我好拿回给他，这样怎么可以办事！要送人也不可公开吗？看来是小事，但十分不好意思啊！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
刘育说：“我来拉线就不会出六（丑），要有所隐蔽，共产党不讲请客送礼，但人又总要吃喝，若是仙人，还要吃人间香火。现在送礼也不可一下子太多，多了人也吃不消，现在一班当官的，很少吃过别人的东西。以前运动多，要拒腐蚀，糖衣炮弹要防止的，拉关系要有办法。”
王城说：“阶级斗争一讲，很多人都怕，过去谁敢讲过香港，一讲香港关系，就如是特务分子的户地。有香港的信也不敢寄到单位来收，都寄到另外地方转交，确实如谈虎色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厉害，穿着香港寄来的衣服都是关系上不好的人，入党受到卡关，十分‘左’了。”何同志说，毛主席都讲，绝大多数都是好干部。
“就是下面这班人假积极，上面怎么知道谁有香港元的关系，什么也是下面搞上去的。弓没这么紧，箭还要过紧。”王城说。
“不是这样，谁人还会想过香港，这边收入虽少，工作闲。那边不讲政治，生活虽苦但有安全感，这里无本事给人看轻，生活好些又给人疾妒，真难做人。运动来，人人自危。不然，那会有这么多人申请过香港。人家搞建设，我们搞运动，砸锅头，家底本来就落，又破坏了一些，生活怎么搞上去，当然，香港的繁荣，就靠我们是社会主义，他们得了优势，不是这样，他们不会发展得这么快。”刘育说。
“我们工资低，买部自行车要五、六个月工资。他们也是我们的凤凰牌子自行车，一个月工资可买十多部，他们又不用凭证购买。”王城说，“他们也是靠大陆给他们的优惠供应。只为争取外汇，”
“他们就业自由，不用档案，今日干这工作，明天不合可以另找门路。我们就不行，再受气也得干。特别是有一位体育教师，因没有奉到领导搞去做财会，打算盘，搞得他晕头转向，你敢辞职吗？辞职就没有工作，就成了无业人员。”叶局长说着哈哈大笑，“得罪上级，惩罚你也无办法。”
何同志说：“如果解放后，就一心搞建设，今日香港就不一定赢过中国大陆。在解放初期，不少广州人去香港还做不惯，那时还不如广州生活好。有不少人去到返回来广州工作。这都说明制度的重要性。并非那里地方问题。”
“地方并不重要，讲具体点不是单方面因素的。丹东过朝鲜，就不用逃过去，据说去到朝鲜的生活，不如中国好。我最不理解的是，越南华侨难民，回来中国，也吃不惯三两米饭的一角二钱的饭菜，不少去安排到杨村甘桔场做了一些时间，又逃回越南去，或过港当难民的也有。”刘育说，“政策好，什么物质也可生出来。”
“所谓物埠民丰，旧社会人民没有田耕，有地主剥削，解放后农民翻身，应该有好日子过。1960年后，刘少奇的‘三自一包’搞到现在，生活也可能会好起来的。以后又来运动，又割资本主义尾巴。本来资本主义就没有土壤，气候，没有这样的条件长大尾巴，长了的也长不长，干碍不了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么小小的尾巴，不割都不怕。有时不但割资本主义尾巴，连社会主义的屁股也割了一点，这才是大问题啊！”叶局长说，“我都参加过这样的工作队了，还怕自已搞成右倾。宁左勿右，割到屁股，还有成了半身不遂才成问题。”
这时大家皆吃得饱醉，心情舒畅，虽收了杯碟，还有余兴，又坐着谈笑。
“社会主义实际要资本主义的基础，科学发达，技术力量大财富丰富，建设社会主义就容易得多，解放前过香港，朝去暮四，这里赶牛去香港买，下午，回宝安县住，不见得令人向往。在各港挨苦，实干，大出汗，迫得你喘不过气来，回来要装成香港客，什么了不起，不过羡慕他什么制度工作，人民总大多数从工农兵学商，对政治一类，不会很热心的。”何同志说，“王城，你的老婆工作问题也不是十分紧要，还是抓紧申请过香港。”
“这也不现实的，过香港的申请并不很容易，在座的这么多领导有实权，先做工作，后再申请过港，比较有保障。”王城说。
“先给他找份工作吧！”刘育说。
二轻局长笑着说：“集体单位的工作也可以搞的，大家帮帮手，也没什么困难搞的。”
“那就多谢各位了，上拉下推。”王城点头说，“我会去拜会你们的，多多关照吧！”
“也不用多提，他们会打算的。”刘育笑着说，“也要与知青办公室打打招呼。”
“这里不比香港，二十多元的工作，也要办不少手续，关卡也多。”何同志说。
“我这个二轻局长，目前最易得罪人，也易结识人，现在厂的工种多，民办民营都要挂这个名堂，有二等国营之称，这里有好厂，等级低的厂，他们总希望搞到好点的厂里去，都很巴结我。但如果不好好安排他们，又要恼恨我，也难的。这么多人，好厂也要个限额的，不是多多益善，有时给他们找到头痛。”叶局长一边抽烟，放着烟雾，有些放任的说。
看看已晚上十时多，各人告辞回家。这里也要补说一下。王城尽管经常请客，但他的老婆始终没有工作安排，吃了算，人走茶凉。以后他也叫领导的副县长签字要求解决，也无下落，到了知青安排的潮流紧要关头，也解决不了，阻力很大，要求安排的人也确实多。
王城，几次从香港回来看看无着落，每次去寻知青办主任，这位主任下逐客令，早去说不闲，晚去说没时间，他也火起了，干脆天天去知青办找人，主任叫他不要天天来妨碍公事。有时他也火气了，“你不要天天不这里，按政策办事，你的人事广也无优先的，县长批示就优先吗？回去等着吧，勿走后门。”
这王城也不客气，“我不是到你家去，我不找你，我来知青办，我找这里的办事人，你是这里的领导还是职工。我不认识，这里谁是知青办公负责人。我有事要找他，你不是知青办的人就请走开，不用过问，不要阻碍我的要办事的工作。”说着叫他走开，故意当不认识他。这样时时干扰。不解决问题，他就天天来，这方法很生效，问题很开解决，不久便有通知安排她到二轻专用厂。
安排知青实在有阻力，据说以后中央下文，还是省下文，知青一律要安排，没有人可以阻止了。这样又有一些人挑肥拣瘦，总不接受安排，高不就，低不成。一无吃的又来要求安排，去又嫌工资低，知青办只能和他签合同，一次过补助三百元，脱去知青的帽子，以后他才也无再去找安排了，还有一些可以安排国营的插场知青，还有1968年的毕业生，一律安排工作，这样才算对这种安排工作扫尾巴。以后无再一律的事了。这些也是幸运的，符合政策内的安排。还有一件补说上去的，文具厂的企业性质属公社财产。这个时候凡公社厂，疏理交回二轻直管。唐雅云也随这企业转交，属二轻集体职工，从精神上有了安慰，文具厂改名造纸厂，以后又合并二轻钢铲厂。因这时纸已多不再用粗劣纸质，而农业学大寨要用大量铲子，这个厂运用新的形势应运而生，一直旺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个厂才萧条下去，成了破产厂，农业学大寨没有再学的高潮，钢铲也就不吃香了。这个厂无存在价值。还有是机修厂，食品厂，农械厂都不断淘汰。上级又在合并下属厂，家业大，管理人员多，领导吃喝风，不是卖厂房，就卖机器，关停，并转，正是长厂他们发财机坐，好东西当废品，知已知彼，心知肚明，卖者有心，买者知做，到了私人，有技术，有设备。工厂停工，工人失业。部份技术工人，到外地也有发了财的，各显神通，在工厂里只挂个名，叫保职停薪，各谋其业。保职停薪本无意义，就怕他日不搞改革，一律要集体化，就才会有用，不然也无所谓保职停薪。这叫留些退路，怕一朝有变政策，计划经济就需要有一个单位安排才好。
话说这王城既过了香港，大概有二年后，其妻也过了香港，并生下小男孩，逃了计划生育关，不然他才一个女孩子，只得独生子女。这王城过了香港也只是打工为活，到了改革开放后回来大陆惠州，东莞，深圳办厂，办店，也并无大的振作。但也是因有了香港关系，不少人要与之合伙办厂，办店，其就大大有利。其中有何秘密，这里并不再述，反正不少国企领导中意他们。似乎他要有香港关系才有好生活过，他要与内地合资才有捞，各有好处。你出银行贷款，他香港买设备。又可免税，各有适应，关中神秘，不得而知。作者无经过此事。
凌子山心情平静时，都到书店看书买书，总觉知识不足，如些既是习惯。这日来到书店门口。正遇朱如尧，二个见面，必要找个地方坐下来谈谈，回忆一下以前的事情，朱如尧拉他到一个朋友家中坐下，泡了茶，各喝了一杯茶。这位新友叫江算天，是一位地主出身家庭老商人，落难时什么都干，补鞋，埋死人，什么下贱业艺，他也不嫌，总要可以收入就可。以后他看到有人过香港，他也有些香港关系，相来想过去，借机脱去这顶帽子。但又转想，自已在港没有生活的本事，怕捞不到吃的，迟迟不敢申请，他想，香港的人都在那里生活几十年，辛苦讨食是可以的，发财的人就不多，不如在这里看看风化再说，果然他也来了机会。改革开放前，工厂改行下岗，他借机招了些职工，办个打铁桶，铁料厂，取名侨属五金厂，亦有正名，方便免税、减税，贷款，因为有人要吃回扣，故多人与他做生意，一时有了发展，跟银行也肯贷款给他。以后他在淡水买了地皮。一个时候地皮贵得发热，他就卖了地皮，完全还清贷款，还赚了一大笔大钱。他还讲些风凉话，在香港我是发不了财的，这里有些贪钱的官，用得好，会可以发些财的。讲白了，还是他喝醉酒时说的，共产党这里都骗不了钱财，香港那里的人牙兴嘴利，老板的钱这么该赚！银行的贷款这么好借吗？这些也是后话，这里不再多叙，自有方书记载可见案例，贪官下场。
朱如尧说：“我是不过香港的，我敢话这里闲惯了的人，过去香港，不一定可以搞到吃的，你看看我吧！，我如有机会，定不落后。”
凌子山说；“我都想把过港申请拿来回来，一个人走异乡，所谓外国的太阳比中国的热，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园，人生几十年，好不必老是讲移民，这中国的建设出力量才好，子不嫌母。”
“也不几要去拿回申请书，既然作了申请也就由它算了，没有去活动，不可能给你过的，看看他怎么办，有所尝试，大陆政策如有改变，将来香港并不一定很好。地方，人的运气也会转化的。好的不会永远好，坏的不会永远坏。我相信中国一样会成为物质国防强国，比香港好的物质生活日子会来的。”朱如尧很有信心的说。
凌子山说：“是的，你不看吗？1949年后，解放初期，五谷丰登，人民幸福，不少外洋人回来中国。1958年大跃进，物质多到倒掉。以后三年经济困难，1960年到了极点。食堂一解散，三自一包才搞了一，二年。生活又大大的改善，若不搞‘小四清’‘大四清’整干部，改正自留地，人民生活很快天天向上升。看来政策十分重要的。中国这么大，穷富不均是会存在的。但救灾能力也是相应快的，利弊都有所存在，只要平衡就好。”
“我们这里如果各人可以发挥才干，人不斗人，抵销能量，就会强大富裕。过去说的，做食要勤，发财靠机会，这是可遇不可想的。总之有勤，对好的形势会应用就行。放弃机会就时不再来。你怎样认识。：朱如尧说。
“情况是复杂的，思想也是在变的，从前我有过申请过港元，但现在看来那也是不必要的行动，甚至是多余的。”凌子山说。
“你听了王城的话，他有这个打算，过多点人去就可互相依赖。据说不少人过去都是靠这班过去的人，填填补补。”朱如尧说。
江算天也听了他们讲了这么多，本不想参加意见，听多了，也就想讲了：“你们这些小辈们总以为香港怎么好。我在解放前常常过去办贷，如果真正好，我还会回来这边吗？还说是解放前，又讲是黑暗的社会，天天来去，都不在香港停留。连那边境种菜的也不过去。这是什么道理，今天又讲祖国解放了，人们还要去不解放的地方，给绑住了吗？这么容易说吗？因为过去的人没有迫到你死路，可以回家。现在的人去了，后路堵死了，你只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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