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凌子山出到大队开会,《定期汇报》医生们,护士们都在为蔡组长看病。据说已看过多次,但凌子山也不说什么话,只看他们怎样给这位县领导看病,自已没有半句发言。
还过意不去的蔡组长看着凌子山说:“你会中医!这耳鸣用什么药好,”他怀着治好的希望。
凌子山也没有什么准备,想自已在此又非正式医务工作者,况揪斗刚解放不久,对于这样的红人领导,原有政治异见的人。确实是少说为佳的。也不可随便去和这种人开药治病。但他又有问到自已,只得说:“中医对耳鸣原因有较多种,肾虚耳鸣为多,不过肾虚本身又有多种原因,胡乱开药是无效的。比例,肾虚,土克水者乃胃对肾的压力,要补中益气升提才可以治,同病异方,不可一言而说清。”
“你说得有理,这样吧!他们的药我已吃过多次,无见效,你就试开一方,看怎么样!”蔡组长很诚恳的要求说。
凌子山他有要求,也真心实意,就把脉,脉象亦有中气不足证兆,即用补中益气去柴胡,升麻,加远志,砂仁,磁石,碎甫,叫取三剂。这里开过药方,凌子山也自回生产队去住,也不多留片刻,况这个时间各人也不多说话,少闹个人圈子,意思都怕对方戒意。这个时候各人都似君子之交淡如水,都是我中有敌,敌中有我,故一般皆无什么很多言谈或随便聚合。
凌子山回去生产队已有五点多钟,天也快黑了。在农村间这个时候也正忙。一般家庭妇女要抽空搞些自留地工作。这个时候自留地分配还是很严,一般每人平均只准一、二厘地,有的更少,意思自留地多会影响生产队生产。只可种些疏菜之类,不可种粮食类,违者当走资本主义道路论处,每几年要调整一次,自留地数量,指人口的增减嫁娶,生死之类变动。
男人按规定要干完生产队的余留工作,双夏大忙,皆不得闲。如打禾,收谷,入仓,晒场收谷,登记,不少收尾事要干的。这些人的子女从学校回来要吃没得吃,目又困,有老人在家的,要六十岁以上才可称无劳,可打理给小孩子儿得饿着睡在凳板上,无冲凉,直睡到明天搞旧饭吃食后,去上学。这个时候也不少家庭作业,甚至不主张读什么书,无赶功课之忧虑就是,看惯了的自然现象。
禾场,晒场一片热闹,打禾的,收谷的,担禾把来堆放的,工序面很大,管理也严,不得中途回家,除了生产队分谷,私人没有任何多余粮食,也没有什么家私,衣服破旧不堪。穷富也没有什么区别,生产队管理人员,生活虽较为充裕,也只不过有一件好的的确凉(布名)外衣,一块手表,出门有单车,有衣车的就‘称三转一响’,指收音机。实际这类人很少。因为总然你有一点点钱,亦不易买到这些物品,单车,手表,衣车要凭证,收音机半导体的又怕拉上敌嫌,被子说收特台。因为人就是这样,你有本事的怕人推你下水,没本事的,又没钱买这些东西,故要有多种条件造就,很不容易。
在禾场打禾的人,多数打赤膊,一可节约衣物,二也无是电风扇,三就人人皆这样,也只穿牛头短裤,女的就是破衣服也穿长裤,外衣,戴地顶草帽,保护头发,打扮大多这样。
有时还要在战地会学习,工作虽忙,学习毛主席著作还要坚持,要传达会议精神也在禾场、禾坪传达。凌子山把今天会议精神传达,本来都是这么一、二句话,要抓紧搞好双夏工作,双夏工作重要,还要抓紧抓公余粮入库,夏种准备也跟上去,唱老调子。会说的加些例子,装腔作势。长篇大论,他们听不听,开会当休息,坐着总比干好,好在集体的工作,年头到年尾也做不完,也无人紧张这些工作。
这些话讲不讲,农民都是这样干,有时遇到歉收或有些灾情,还要讲愚公移山的精神,解决实际。公余粮不减,宁可少吃些,也要帮阶级兄弟过好生活,要救济国际受苦受难的未解放的人民,这些也是口头禅,其实交不交公余粮又是生产队的事,这里指少分了粮食也能无怨气,这个时候只可说少吃点,而除了集体工作,自已不能多干的。多干私活,能过好生活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也是大忌,有时还要通过忆苦思甜搞典型,使大家穷得安心,饿得甜香。讲实话这期间日子,真正能填饱肚子,又吃得好的,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有吃也要节约,所谓把有的日子当穷日子过,都是常念的口号。
这里住的知青,工分也并不多,只能有平均口粮,他们生活不习惯,常外流到外面一段时间,见没有办法生活,又到回队里搞口粮,也没办法,对知青又有一些安抚政策,一般最少能有口粮水平分给他们,没有工分的,就拿钱来交,意思有牌价粮分配指标似的。只这种照顾,所以生产队也多了这些口粮水平的负担。
又一个礼科后,凌子山去开工作队的集中会议。这蔡组长自吃了凌子山药方大大有效,心情很好。恰这时生产队的蔡组长住户,刘四嫂发高热已有一个星期,原也只用这附近住队的人民医院钟医生,西医打针、吃药方法。这回又来求凌子山看病。凌子山还无打脉就看到刘四嫂坐在竹椅上,脸红有汗,发热不怕冷,也知她属伤署之病,即上去打脉发现也是浮散微弱,舌干,烦渴,用‘六一散’加减,叫服三剂。几天后回来问其效果,她说与凌子山所说一样,一剂轻,二剂好,三剂全愈的口断,令她心服,医生也感奇效。蔡组长也高兴‘荐贤有功’。
凌子山在生产队住了差不多四十天,双夏的日子快要过了。这生产队长姓曾,与凌子山已有所熟悉,故向他讲了这样的一件事。就是说凌子山现在住的这间房子,是一间有邪气的房间,据说夜间常有敲门的声音,故其主人不敢住,房空着只放谷物。凌子山来到,叫他住这间房子。在劳动过程中也有不少人不平的问:“你在夜间有无听到什么声音呢!本来不可安排你住这种房间,若我也不敢住啊!”
凌子山知这问话中有话,亦不便再问下去,因还要住,以免多一个怀疑而生产不必要的恐惧心理。
这个姓曾的东主队长说:“凌同志,这房子里,睡到半夜,若有人敲门,你不要采他,这都是邪气来的。”凌子山说:“我不采的,你放心。”凌子山听了也不多问,以此壮胆。但与日间别人所问印证有所符合,不过实在说,凌子山在这里确无叫过什么声音,原因不详。但又细想,这些讲法也恐不是无中生有的模风捉影之事,这些语言亦出在好心而非恐吓。
幸得凌子山不用在这里担惊受怕的住了。凌子山几次治病有把握,蔡组长心想:“这里的工作人员皆是医务工作者,对双夏贡献不大,文弱书生,干工作亦如挨日子,不如叫他们到边远山区,巡回医疗,看看新办合作医疗的工作。又可帮助他们提高医疗水平,反正双夏时间到现在也并不长,对这些医疗工作者又可多联系贫下中农,又体现政府对农民关心。接受工农兵再教育,
就这样,这些医务工作者集中起来分组下其它乡村,故凌子山也抽上来合入医疗组,这里有一个中大讲师级的钟医生,因老婆中请过港,原为双程,但过港后不回来,使这钟医生有香港关系而下放山区医院。这个人好学,见凌子山中医确实有治病把握,多次要与相交朋友,去掉了大医生级别界限,贯来中医无级别,那时也无中医大学校,且多祖传,带徒,多当职工使用,属非科技人员待遇,凌子山也不愿为医务工作者是其本心,以免在知识分子成堆地方,受岐视。钟医生文革后也过了港,
自少年要学医学,一则为发展弘扬祖国医学传统。二则要挖掘中医的真正精髓,验证中医是否真如鲁迅先生之语,中医是不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他到仙台医学校学习,可治真病,是否真有治病把握,(西医那时之厉害,实则西药之功)三则为自已养成身治病,以此济世救人和可以取得一定生活并可以此相交朋友。对中医治病他很严谨,而且还在医药部门工作经验在识别,销售,保管,调拨药材,方面都有所研究掌握,更为有幸深造的古文知识。更加上他有心学习推敲,总结,提升,应用掌握各方面中医经验条件。又广泛实践自会很快,有一定提高,这是其他医务工作者所无所具备的条件,大多数医者不药,药者不医,加上轮班诊治病人,非一竿子到底,西医更是,
这个时候,学者专家又要向工农兵学习,而在农村锻炼,态度有所改变。合作医疗是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的。这里每位社员每月出一、二角钱,加上五分钱诊费,就吃药,打针不用收款。因而合医疗医生在这么小的经费中,喜欢开自采中药中的草药,有的甚至应付式看看。开些苏打片,安乃近,酵母片,B、1之类药物,那时还有氨基比林,百乃定,奎宁等常用针剂药,皆几分钱1支。除了要上送医院做手术,都要相当紧缩开支,因从无拨款和报销经费的,也真难做无米之炊。
故下到边区,高山僻岭中看病,不少人也欣赏凌子山这套,凌子山开的药一般一剂皆五分—七分钱,多则一角多钱。且效力很好,病者认为疗效高,合作医疗又吃得消。凌子山都有这样的经验,旧社会的人看病打脉可以不用讲,主要是因那时人患病无钱诊病,故都有一定规模才看病,医生容易把脉论症,而农民也一般有病的主症才看。不比干部职工,看病有时因不用钱,或要开大处方,或要请假故病定非问不可。凌子山看病一般可断出这些病者所要诉出的主症,这里又比西医那些有所独别风格。钟医生看到这种情况,实在也很羡慕他这套,认为西医方面也确实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况这个时候西药短缺,针剂,片剂都是供不应术,西林之类还要凭条供应,况西药有不少条条规定的。用量还严格得很,合作医疗医生有些以扩大药量来治病,他们是毛主席提倡的医生,我们正规训练的医生,一定要以条条框框约束,如不照规定,出了问题,要算医疗事故,安乃近也不可超量,西林定要皮试看反应,这些都是很平常通俗的事,无可移越,听说有位省长某X,西林皮试成植物人一个月后而死,若非省医院,岂不成大祸。
中医中药用良付汤治胃疼,既好又便宜,特别对虚寒者,效力更佳,针灸也是疗效确切,有时头疼,胃疼,凌子山没有开药,只用一针或炙一壮立即见效,不到不服。
在夜间那些合作医疗的医生除了讲自已所遇到的问题和总结的经验,也多问凌子山这一套为多,他们说:“西医这些,技术高,价格贵在农村中也不实用,我们对这方面的技术也不熟悉。他们还说到一个故事,有一个合作医疗医生用的听筒无音反弹,县来的医生和他们借用发现他无音反应怎么诊病,他说做做样子,不听又说不曾看病,太马虎,有这个按几下,问问病,病者也满意些。反正我也不是高精尖医生,是赤脚的,没有穿鞋的,只靠祖传与经验,在以前是不能行西医的。就是看到大病,也无法可以靠听筒治好,要精心推敲,现在不少宣传还有在大医院治不好的病,回来合作医疗治好,这种事例虽是有的,不过这不是个个这样。凌子山自已回忆也有大医院治不好或难治好或很贵才可治好,而给治好的或简廉治好的病例,其实这是特定的病,需要自已特制的药,世上总有这么一着的事。比如毛下虎,大医院的办法真不如土办法。有一个患毛下虎即颈背上生恶疮,用西林无效,土药却是很容易的事,用药贴一晚即可消除。凌子山曾治好二例住院重症乙型脑膜炎高热,愈后无后遗症,但他不敢说会治这种症,也可能是巧合,二位皆是他的亲人(当时十二岁)这是危险的病,确实大多数也为不可治全愈的,不可说会治脑膜炎,这也不可在家里治疗的。凌子山治过肺癌,肝癌,骨癌三种病的后期止痛,可以达到立止。但若真是个个能治,岂非可得诺贝尔奖金了吗!那有一方可治百病之事?也难有一个人会治好百病,自有成功率,也有失败的百分比的。故凌子山说我会治什么病我不敢说,我治好过什么病,可以说。一遇到病情,要严阵以待,主要是要认真对待,要总结经验,也要看特殊才有可能治好。
他们与合作医疗医生常在饭前饭后谈论治病的事,各有看法,互相谈论,都觉大大有所提高,现在中药短缺严重,这个时候,还宣传种好穿心莲。可当作四大素使用的讲法,十分风行。
这晚他们大伙在合作医疗室厅里坐谈,凌子山说:“中药我有所研究,草药我不会,也无把握,中药有中医提导,草药只讲秘方,没有具体使用方法,容易走入岐途。名叫绝招。”
一个合作医疗站医生说:“我多只用草药,反正为民间秘方,照本宣科,特别一些部队也出中草药小册子,用来参巧有权威百分百有保险,这种书所记,皆有后山保证,解放军的书,这个时候是很吃香的。所以不少单位皆这种书作参考,政治背景十分重要,人不行,连书也不可读,刘少奇的《党的修养》巴金的《家》、《春》、《秋》、等等,还有那些电影,小说,都不少含有毒素,不可读。不可看,部队是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自然有不少新出的东西,是有政治保证的,新出的书更好。特别是医疗上是关系人命,弄得不好,小的是医疗事故,大的就是阶级报复,或是权威流治部门的恶果,干什么工作都要慎重细心,毛报纸都要以什么报纸为准。
时间过得很快,工作队的工作结束,各回单位。凌子山分配在药材仓库当仓管员,这个时候的工作要是售贷,保管,搬运,验收,提贷。晒药,调拨,工作多,只有二、三个人干,工作多,人员少,但还是干得意快,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么辛苦。这个时间,没有解放的干部,还没上水,在农场,药场劳动。做那被人瞧不起的工作,这才是心情不愉快的事,每天有人要来落实材料,问话,写交待,累得你抬不起头。渺渺茫茫,不得了期。叫人无日安心,做不得好人,才真正使你心情痛苦。
这个时间还是天天学习,早辰三句话,早请示,晚汇报,还是经常开斗争会。这个时间提阶级斗争新动向,防止右倾翻案,、妖风,故一般虽已解放了的人,也不宜有什么翻案,只暂作不知,亦不写什么东西,听会多,少讲,少写,一次在药场有几个未解放的人因不知怎么被搞到一付猪肠,可能叫了一些职工干部去吃了,以后就拿这个其中一位老右派斗争,把吃了猪肠的干部叫上台批判他,其中叫个较为没文化的人带头,教他说:“这是筷子头上的阶级斗争。”把吃饭时讲的一些笑话捅出来。自此以后没再有人会合吃喝,无事亦不共间谈什么,各人在房间独坐,相遇只经点头打招呼。在食堂吃饭叫食不言寝不语,以此少惹麻烦。阶级斗争的学说又说了,各人就要有所警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搞多次的学说,骇人听闻。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无结束之期,毛主席又说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以后那些读文科的人就十分散漫,大学又无正式复课,到这种地步毛主席又讲,我没有说文课不办。社会的办学校,其实也是一种训练民俗民心,又可拖延就业和安排事业的接纳次序,人群涌跃是社会的压力,有时还会配成大患。
干部多了这么多,毛主席又提出吐故纳新,虽然言辞是指中国共产党员,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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