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挤在狭窄的单人床垫上，合盖着薄薄的被子。他把一个枕头竖起来，折叠着塞在肩膀下，以便他侧过脸，居高临下地俯看我。他还忍不住地要用手抚摸我，虽然他自己知道手上的皮肤粗糙，从我身体上抚过时会发出咝啦啦的声音。他的膝盖顶在我的腿侧，很硬，像一块硌人的木拐，这说明他很瘦，肌肉结实。他笑着说，在埃德蒙顿购物中心里拼命打工的那一年，每天至少要站立十五个小时，现在他腿劲很大，可以不费劲地一脚把我的门锁踹开。说着话，他用脚把我的一条腿拨拉过去，膝盖轻轻夹住。
他的两条腿都用了悬劲，舍不得把我夹疼。
他现在已经比以前好多了，最苦的日子熬过来了。他的女儿在多伦多的一所大学读预科，只要语言过了关，升入本科没有问题。他妻子在一家华人餐馆打工，只负责一样活儿：洗锅。大大小小各种尺寸的锅，她一个一个擦洗铮亮，士兵列队一样地排上架子，等待厨师使用之后，再一次刷洗擦净。到餐馆打烊后，她可以分得当日多出来的菜肴原料，带回去做家人第二天的午饭。至于他自己，他在时间上有很多自由，一个月只要做成一笔房产买卖，中介费就马马虎虎能过日子。如果幸运，做成两笔甚至更多，他便可以小小地存上一笔钱。他说，目前他还处在摸索和入行的阶段，慢慢熟了，客源攒多了，生意会越来越好。
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突然噎住，呛咳了好几声。他把手和腿从我的身上挪开，换了一个姿势，仰面平躺，眼睛怔怔地看了，一会儿天花板。
“南京的梧桐树应该掉毛了吧？ ”他问我。
“还不到时候呢，总要到五月份呢。”
“新叶总该出来了。”
我“嗯”了一声。
“南京的纬度应该跟洛杉矶相近，北纬三十多度。”
我忍不住笑起来了：他依然没有忘记在地图上行走。
在我住的这栋公寓里，有一个中国学生自杀了。他是商学院的。这里的商业课程注重实践，学生必须跟指定的客户沟通，沟通的每一个进程都要写出报告，交导师审阅，计入学分。
这个学生生性腼腆，学业优秀，可是不善于跟人交流，每次跟客户见面对他来说都是一次折磨，他会紧张得一夜都无法睡着。久而久之，他得了抑郁症。春天是抑郁症的发病高峰期，他发了病却不肯就医，更羞于找人诉说病症，居然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割腕而死。
公寓罩一片混乱。是看门人的狗首先闻到血腥味，拼命扒拉房间，引起看门人注意，开门发现情况的。此刻他把这条狗牵在手中，神情激动地对警察描述全部过程。狗侧着脑袋，不停地翕动鼻翼，喉咙里轻声呜呜着，似乎还没有从发现尸体的兴奋中醒过神来。越来越多的人涌进公寓，伸着脖子往房间里张望。可是警察已经用黄线拉起了禁区，禁止任何人越界一步。中国同学会的几个热心人在事发现场紧急碰头，商量葬礼如何操办，是否要发动中国留学生为他捐款，因为他的父母都在农村，家境贫寒。
布法罗的春天，气温上升很快，这么多的人拥挤在公寓中，热量散不出去，空气黏稠稠的，我开始感觉头昏眼花。我从楼道的另一边走下去，出门透一口气。
保罗远远地走过来。他步幅很大，肩膀一耸一耸，显得神态急迫。我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他的身影出现在一片坡地的顶端，膝盖以下被大片的花草遮没，凸现在蓝天背景上的身形便显得高大。然后，他顺着坡地的小径逶迤而下，身形越来越矮，最终跟我站到了同一个平面上。他其实比我高不了太多，在东欧人中属于纤细小巧的一类。
“天哪，你没事吧？ ”他显然是听到了消息，特意过来看我的。因为走得急，他喘气有点粗，皮肤散发出一种松木的气味。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男性化妆品的味道。他的裤腿上还沾了一些花粉，黄黄的，有点像南京六月天长出来的霉菌。
“我没事。谢谢你来看我。”
他仔细观察我的脸，想要确信我是不是真的没事。他的眼睛使我想到一种很可爱的动物：羊。羊的眼睛就是这样温良和友善。我想，要是我真的有事，瞒过这双眼睛实在太容易了。
他终于放松下来，甚至还笑了一笑。“艾，”
他说，“刚才远远看到你站在门口，你知道我心里说了一句什么吗？ ”
“什么？ ”
“谢天谢地，那个糊涂的中国人不是你。”
“保罗教授！ ”
“我这么想，的确有点自私。可我是真的担心你。”
我们离开公寓，往化学楼的方向走。路上他说到了对中国人的看法：聪明，肯学，但是太要强，封闭自我，容易夸大自己的失败感。
“希望你不是这样。如果你在学习过程中碰到困难，一定要对我说，要说出来！”
我答应了他。同时我又声明，我不过是个访问学者，在布法罗进修而已，不读学位，学习上没有太多压力。
他热情邀请我：“你进我的课题组吧。我听说你动手能力很强，实验做得非常好。”
我很高兴。保罗教授的研究项目是进入美国国家计划的，这意味着我将要从事的工作在全世界都属于尖端。我有点受宠若惊。
“你考虑过留下来读我的博士吗？ 有全额奖学金的？ ”他突然又问一句。
我张了张嘴，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我那个可怜同胞的死，我却接二连三地得到惊喜，这让我深感不安。
读博士，有奖学金，意味着我会在美国留下去，我会在毕业后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我最终会成为一个美籍华人。
可我跟陈清风的关系怎么相处呢？ 永远像牛郎织女一样，隔着一个安大略湖，一年一次，鹊桥相会？ 陈清风不定期地开车到布法罗见我。有时候一个月才来一次，有时候半个月当中会来两次，看他手中业务的忙碌程度。我希望他每周都来，可是这样的话，就说明他代理的客户不多，生意清淡，这又是我不愿意看到的。如果他一个月都没有露面呢，我又非常想他，我在寂寞的异域生活中无法克制对他的思念。这是一对永远都不能解决的矛盾。
他也一样。他来不了的时候，会打电话给我，抓起电话就舍不得放下，我们把从前说过的话翻出来再说，反反复复地说，不知道什么叫厌倦。“你记得青阳广播站那个看门的老头儿吗？ ”“艾好那年从我宿舍拿走的一本书，叫什么来着？ ”“你以后会把我们的事情告诉艾早吗？ ”
我记得那老头儿。艾好拿的那本书叫《雾都孤儿》。我们之间的事情，我不会告诉艾早，永远都不会。
陈清风开车从多伦多他家中出发，三个小时到尼亚加拉瀑布边的小镇，过一座桥，进入美国境内，再开车一小时到布法罗。傍晚时分，他逆着这条路线，驱车上路，回到多伦多。一般情况下他不留宿，因为他没有太多理由夜不归家。偶尔留在布法罗过夜，就需要提前几天对他老婆编出一个说得过去的故事。陈清风不擅长虚构，编故事令他痛苦。从前他曾经虚构过一本长篇小说，结果是以失败告终。
我们之间的话题很少谈及现在，青阳和南京是出现在我们言谈中最多的词。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们有共同的经历和故事，青涩滋味足够我们噙在口中回味。很多时候，“说”
就是一种宣泄，说的过程中我们得到快乐，身心交融到最好的状态。
我的公寓房间在二楼，窗户朝西，窗外有一棵姿态很漂亮的树，陈清风说，那叫“山毛榉”。我相信他是对的，因为他年轻时候就喜欢读各种杂书，对世界万物的认识要强我很多。
夏天，三点钟一过，太阳开始西斜，山毛榉的树影刚好照到我的床上，我们两个人的身体都变得斑驳繁复，像莫奈用油画笔点染出来的图案。陈清风这时候会变成一个快乐的孩子，在床上不断移动体位，让树影分别投射在他的脸上，胸口，或者小腹，让我点评哪一处的图案看上去跟人体更加和谐。他也要求我这么做，可我总是笑得蜷成一团，因为我感觉身上的光点像是一群精灵小人儿在跳舞，它们又踩又蹦，结果就变成无数只小手在挠我的痒痒。我有点受不了这种刺激。陈清风说，这说明我的皮肤比别人更加敏感。
四点钟，莫奈的点彩画从床上移到地上．再抬身移到墙上，成了一幅不花钱就能欣赏到的大师名作。这时候我们两人都黯然神伤：分别的时候到了。
“你就不能吃过晚饭再走吗？ ”我要求他。
他沉吟：“太晚了路上的货车会多。不过没关系，我可以晚上再走。我来给你做一顿晚饭。
凉拌面你喜欢吗？ ”
他刚要起身下床，我又改变主意：“不，你还是早点走，太晚了我不放心。”
“我会注意的，我车技不错。”
“不行，是我不想让你留下来。”
“真的没关系。”
“走吧，多吃一顿晚饭又有什么意思呢？ ”
他回身抱住了我。他的嘴唇滚烫滚烫．像在我脸上炙烤一样。这种灼热会使我们两个人的体温再一次上升，我们必须用理智来克制欲望，否则这种临别拥吻就会没完没了。
五分钟之后，我奔进公寓里的公用厨房，从一长排玻璃窗中看着他的旧丰田汽车飞快地驶上车道，消失在坡地尽头。我猜测他会不会从倒车镜里看见我趴在窗口的身影？ 希望不会，那样的话，他继续心神不定，就要影响行车安全。
我的房间里又剩下我一个人了。枕头上还有他的气味。床单上有他掉落的一根头发，半截白，半截黑。地板上也有一根，却是全黑。到哪一天他留在我这儿的头发全成了白色，可能我们之间就会风平浪静。
我能够在布法罗呆到那一天吗？ 真要呆这么久的话，我在南京的家人怎么办？他在多伦多的家人又怎么办？ 我把自己的脸埋在枕头里，不去想这个问题。有的时候，人还是应该学学鸵鸟，暂时地骗一骗自己。
布法罗大学一年一度的毕业盛会又开始了。草坪上飘满了五颜六色的气球，穿各种学士服和博士服的年轻男女喜气洋洋凑在一起，勾肩搭背，倒着走斜着走跳着走，对每一个人展示他们青春无邪的笑脸和喜悦无比的心情。
也有人一手挽着礼服笔挺的父亲，一手挽着穿成花母鸡般的母亲，后面还跟着三两个年幼的弟妹，一家人赶集一样地兴高采烈。美国人天性乐观，少有忧愁，多有快乐，一点点成就会让他们把自己想象成英雄，也因此获得英雄们雄视天下的感觉。他们的确没有什么需要发愁的难处：毕业后找一份工作，娶一个妻子。贷款买一栋房子，然后不费劲地生一堆孩子。退休之后卖掉房产，揣上积蓄，成群结伙地周游世界，最后回到国内，找个养老院度过余生。他们从生到死都被政府安排好了，如果要求不高，吃喝玩乐什么都不干也能够过完一生。颓丧悲苦是东方人的事情，中国人和日本人的事情，跟他们的情绪很少沾边。
保罗被他的几个博士拉着拍完了照片．从人群中挤出来，一眼看见了四处闲逛的我。
“嗨，很高兴在这种场合看到你。”他扬了扬手里抓着的一顶博士帽。“怎么样？ 有感想吗？ 中国学生在毕业时是不是同样热闹？ ”
我摇头：“我们的年轻人会小范围庆祝，不会大范围狂欢。”
他耸耸肩：“心情是一样的。”
“恐怕不太一样。对我们来说，毕业是人生的一道坎，你得努力跨过去。”
他有点迷茫地看着我，不太明白我说的意思。他虽然是东欧人，但是在美国呆得久了，已经习惯了美国人的思维。
“怎么样？ 你考虑好了吗？ ”
“读学位的事？ ”
“坦白地说，我需要你在我的实验室工作。”他的黑色眼睛里只有坦诚，没有陷阱。
“我想……能不能等我的访问期结束再做决定？ ”
“没问题。你应该考虑得周到一些。”
他又一次扬了扬手里的帽子，走开去。
如果这顶帽子戴在我的头上，我会是什么样子？ 它一定让我英姿勃发，不同凡响。我有点渴望戴上博士帽的前景了。
太阳辉煌地照着，草地上流淌着蜜一样金黄的汁液。几个小孩子在追逐一只飘飞的气球，可是那只球被气流托着，越升越高，根本就没有回转头来的意思。孩子们终于停止追赶，一齐仰脸向天，怅然地望着，每个人都显得若有所思。
我想，我喜欢美国，喜欢周围这些人的纯朴和善良，也喜欢这个民族的乐观和向上。
陈清风在尼亚加拉瀑布的加拿大境内等我。我从旅行团的大巴上下车时，一眼就看见他手里拿着一份中文报纸站在路边。
仍然是欣喜。已经很多次的相聚，很多次的缠绵和交欢，见面仍然是欣喜。我不知道其他那些双双对对的情人们相见时会是什么样，但是对于我，对于陈清风，一种既没有根基更没有未来的惶恐永远都纠缠在心里，因此，我们把每一次见面都当做最后的晚餐，留恋其中的每一杯开胃美酒，每一道正菜和每一碟饭后甜点。
“跟我走，我订好了旅馆房间。”
“我们能够在一起过夜？ ”我感觉到意外之喜。
他不出声地挽住我的手臂，把我带到他的丰田车上。他一直都在微笑，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他脸上的每一根皱纹都显得端庄，平静，美好。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有一种不安。总感觉他平静的皱纹下面藏着一丝忧虑我想告诉他保罗要我留下来读博士的事，话到嘴边还是没有说。我怕这事会给他带来压力，让他很难处理接下来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婚姻一类的问题，那不是我的目的。人们如果为了一个目的去相爱，美好的程度会大打折扣。
车沿着安大略湖行驶，巨大的瀑布就在我们前方几百米的地方，因为我们是迎着阳光，所以看不清水流排山倒海冲下来的样子，只见到水雾遮天盖日，湖边不时有水花被风吹溅起来，有力地扑到岸上，把探身观瀑的游人打得声声尖叫。水声太大，说话需要对着耳朵大喊，我们干脆闭上嘴，像是看卓别林时代的默片一样，看着一群一群的游人身披湿淋淋的雨披，在亮闪闪的水花中四处奔跑，躲闪，袋鼠一样跳来跳去，故意地让浪头打到身上，又故意地做出逃跑不及的样子。所有岸边的道路、花坛、栏杆、铁索、长条椅、路灯柱，因为水汽浸泡的缘故，颜色都显得深暗，陈旧，这也像是老电影里的场景，有一点伤怀，有一点奢华，还有一点令人始料不及的感动。
水同样打到了陈清风的车窗上。他打开雨刮器。可是，前窗的积水被刮去了，侧窗的水流只好任它流淌。风吹过来时，水会往后飘散，在玻璃上淌成一道一道倾斜的花纹。有时候风小了，浪也小了，湖水扑不到岸上，玻璃就闪闪发光，从某些特定的角度，还能看见空气中水汽凝成的彩虹，它们像巨大的拱桥跨越在天空中，美丽到令人目眩。
忽然间我想到，我们现在的日子就像前方的彩虹，虽然美好，却虚妄异常，仅仅是由空气组成，抓在手中最多能留下一点潮湿。我渴望彩虹中能够多出一点别的东西，哪怕是灰尘，哪怕是人体的皮屑，好歹这些都是物质，多少可以称出分量。
门扇是木制的，涂了一层米黄色的漆，边框有一些剥落，露出暗色的木纹，像老人额间显露的沧桑。镀黄铜的球形把手上掉了，一颗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