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菜，还备了一瓶甜米酒，在桌旁坐着，等待张根本下班回来。
我们一直等到九点钟。桌上的菜总共热过两次，一条红烧桂花鱼因为反复回锅，已经被糟得不成样子，鱼肉和鱼骨全都分离，看上去像是一盘残汤剩羹。四邻八舍都在家里过年，空气中飘浮着鱼香肉香和酒的辣味。性急的小孩子迫不及待地在巷子里放起了鞭炮，笑声一阵阵地扬起来，又次第地沉下去。我看见李艳华的脸在灯光下显得很虚浮，皮肤白白的，没有一点血色，下眼睑鼓出两个半圆形的肿泡，嘴角缩起来，沿唇边有一圈细细的浅纹。
那一年她大概多大呢？ 四十岁吧？ 她好像是属兔子的。我不能确信。 ．她不断地对我解释着张根本的迟到：“一定是碰上案子了，脱不开身了。”说了很多遍之后，她自己也觉得不可信，便闭上嘴，靠在椅背上，茫然地看着桌上结了一层白色油脂的菜，目光中有一种孩童式的迷惘。
突然她肩膀抽搐了一下，哭起来。她哭得非常伤心，嘴紧紧地闭着，声音从鼻腔里喷出来，吭吭作响。眼泪和鼻涕同时聚在上唇，然后顺着两边唇角慢慢流到下巴，滴在衣襟上。她整张脸都显得浮肿，眼泡泛红发亮，鼻尖上的皮肤撑得透明，仿佛随时都会绽裂。
我坐着不动，看着她哭了一会儿，才起身递了一条毛巾给她。在这样的时刻，我总是手足无措，不知道怎样应对。她接过毛巾的同时，猝不及防地抓住我的手，使我吓一大跳。她的手柔软，冰凉，手指像紧缠的皮绳。我感觉非常紧张。
“小晚，张根本怕是出事了。”她抬脸，泪水模糊地看着我，说了这么一句话。
李艳华猜得很对，张根本是真的出事了。
世上没有什么比得上妻子对丈夫行踪的敏感，这是多少天多少年睡在同一张床上，肌肤相亲呼吸与共形成的猎犬般的本能，条件反射和嗅觉，日夜不停搜索的雷达网。
张根本出的是政治问题。腊月二十四过小年的那天，他们公安局的一帮人在窑湾查案子，抓到一个五十多岁的乡村教师搞逼供信，那教师耿直仗义，不愿意配合他们往一个无辜的村民身上栽赃，结果被他们打得肝肾破裂而活活死去。全村人集体愤怒，连夜开着大型拖拉机长途跋涉往南京申冤告状。也是无巧不巧，村人们破衣烂衫在省革委会门前静坐时，偏偏就遇上了眼里不容沙子的军区司令员，司令员听完诉说，怒发冲冠，一个电话，青阳县革委会马上拘捕了从公安局长到下面打手的一千人等，顺便开始了对文革中本县公检法单位所犯罪行的全面审查。
打死乡村教师是导火索，中央形势大变、文革全面清算即将开始是风向，火借风燃，刹那间呼呼地点着了张根本。这个骄傲的人，嚣张的人，霸道的人，眼睛一眨，莫名其妙地就面临了灭顶之灾。
据说“公检法”部门的问题很多：文革中搞打砸抢的时候推波助澜；随随便便扣人一顶“反革命”的帽子就能枪毙人；开公审大会时让老县委书记“坐飞机”令老人血管破裂当场身亡；惯于搞逼供信致死人命多条；警车横行轧死过一个六岁男童；借出枪支参与文革两派大规模武斗；七六年借地震之乱居然强奸在押女犯；民愤极大、影响尤为恶劣的一件事，是他们在江边村追查一起杀人命案时，打死打残了四个嫌犯，两个证人，期间真正的杀人犯却潜逃回村，故意在他们眼皮下制造了又一起灭门惨案，而后远走天涯，至今都未能捉拿归案……
传言像地火一样在青阳城里嗤嗤乱窜。凶犯猖狂至此，公安部门的人无能至此，这些腰上挂皮套的除了鱼肉乡里欺压百姓，还能够干些什么？ 人们压抑了多年的对政局和社会的不满，此时一古脑儿地倾泻到了张根本和他的同事们的头上，县革会门口日夜不停地出现大字报小字报，强烈要求“斩除公安系统的黑手”，要“还全县人民一个清平世界”。
一整个春节李艳华都是躺在床上。她要求我每天上街去看大字报，回来一条一条地说给她听。她关心其中有多少条是写张根本的，都写了些什么。每当这时候，她紧张得眼睛都不敢睁开，就差用被子蒙住脑袋。我忽然想起毛主席说过的一句无端自大的话：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李艳华当然算不上老虎。她是纸做的人儿，立在桌上的时候娉娉婷婷，威风八面，风一吹过来，她就倒了，纸页散开，分崩离析。
她头晕，脸肿，嘴唇青得发灰，小便浓赤如酱油汤。她自己知道这是肾脏出了毛病，但是死活不去住院，怕熟人见着了拿她当话题。她心里明白张根本在青阳城里的的确确是横行霸道过的，也明白“落井下石”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几年之后她肾病加重去世，起因就在这一次劫难。
我妈妈送来一锅莲子红枣羹。她说：“我放了红糖。红糖养人。”
李艳华勉强坐起身，伸手去接我妈妈递过去的碗。她的房间因为门窗紧闭，有一股马桶间的污浊气，被窝热烘烘的，嘴巴里呼出的气息像煮熟的胡萝卜味。“我要怎么谢你啊？ 别人都巴不得躲事，你不嫌弃我。”她用目光去捕捉我妈妈的眼神。
“我们是姐妹。”我妈妈不看她的脸，敷衍了事地说了这一句。
李艳华不再出声，把那只盛着羹汤的青花细瓷碗端在手里。“好烫啊。”她嘴巴里吸了一下气，然后手一哆嗦，碗里紫红色的汤汁洒出来，一部分滴滴答答流在地上，一部分不偏不倚泼在我妈的衣服上。那件上身不久的墨绿色外衣前襟顷刻间缀上了一朵暗紫色的花。
李艳华很慌乱，“哎呀哎呀”地叫唤着，端碗的那只手抖动得拿不住东西。我只好走上前，帮她接下那只碗。
“小晚，快帮你妈弄弄！ 这可怎么好？ 这是件新衣服……”她有气无力地摊开着手，样子像是要哭出来。
我妈妈起身，自己找了一块干净布，沾水擦着衣襟上的污渍。
“我又犯下大错了。”李艳华眼泡浮肿，目光无神。
“没事，我回家洗。”我妈妈只好说。
李艳华嘱咐她：“不能自己洗，要送到洗衣店干洗。”
“我知道。”
“送到正章洗染店，那家洗得最好。我以前有件丝绒外套，就被闸桥口那家小店洗坏了，倒绒，没法再穿。”
我妈妈笑了笑：“放心，洗衣店里有我的学生家长，人家会尽心。”
“那你趁湿送过去。我这儿你别记挂。”
我妈妈答应了，礼数周全地退出房间。李艳华对我抬一抬手，示意我替她送客。
一出房门，我妈妈头也不回地走得飞快。
我深感羞愧，恳求她：“妈妈，我知道她是故意的，你不要跟她计较……”
我妈妈猛然转身，看了我好一会儿，脸上的表情松弛开来：“艾晚，你真是个懂事的孩子。放心好了，我不会计较的，我都已经把女儿给了她，把房子给了她，我还有什么可计较的？ ”
她这么一说，我稍稍地放了心。我把一块崭新的湿毛巾塞到她手里，让她接着再擦一擦，别让衣料干结之后收缩起皱。
这期间，李艳华一直披着棉袄光着脚丫子站在房间窗口，从花布帘子后面观察我们两个人在院子里的动静。我回到她房间后发现了这件事，因为她一连打了几个喷嚏，而且我服侍她躺下去的时候，摸到她的手脚冰凉。
“小晚……”李艳华隔了被子抓住我的手，“你们两个在外面说了干什么？ ”
我神情坦然：“没说什么。她让我好好照顾你。““你不会把名字改回去叫艾晚的吧？ 不会吧？ ”
“不会的。”我承诺她。
她放开我，一声不响地翻个身，转到床里面。我看见她后脑勺上有一撮白头发，大概几十根吧，硬硬地翘着，跟周边的黑发泾渭分明，很鬼魅。
晚上，县革委会政工组来了一个人，敲开院门之后，一声不响地闪进了艾家酱园。我认出来他是张根本的拜把子弟兄之一，之前他们有几次喝得醉醺醺的，而后带着枪支开车去荒草甸子里打野味。张根本让我收拾过那些血淋淋的野鸭，还有脖子长长的大雁。
李艳华起床，梳头洗脸，穿上一件出客的衣服，接待了这个客人。她的依然浮肿的脸在灯光下显得格外萎黄，鼻尖上有几个红红的颗粒，头发因为睡得太多而胡乱穸开，尽管她梳头发的时候抿了水，还是未能把它们弄得服帖。这样一来，李艳华跟她从前的外表就差得太多，我发现客人乍一见她时愣怔了好一会儿。
李艳华打发我到厨房里用小瓦罐煨中药，意思不希望我旁听他们的谈话。其实我一点儿都没有那种好奇心。在我成长的那个年代，政权更迭、风云突变的事情实在太多，几乎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经常是早晨还见着某个人坐在早点摊子上喝豆浆吃烧饼油条。
晚上就见他家人夹着铺盖卷儿低头穿过巷子——喝豆浆的那个人已经进牛棚了。更严重一些的，已经被打死了，或者是自己死了，自杀。我站在厨房里，眼睛盯着炉火上噗噗冒汽；的药罐，唯一的念头是：这个人会不会是来报丧的？ 应该不是，因为我一直没有听到李艳华的尖叫或者长嚎。
他们总共说了不到半个小时，那个人就匆匆走了。我把药汁倒在碗里端进李艳华的房间，看见她靠坐在床上，一心一意地想着什么，脸上没有喜悦也没有悲伤。我什么也没有问。
李艳华什么也没有说。她喝完药，让我打一盆热水给她洗了洗脚，重新上床睡觉。
第二天早晨，我睁开眼睛时，李艳华已经起来了，站在我床前，手里还抱了一个挺大的包袱。“小晚，帮我做件事吧，你去把这几件衣服送给他。他托了人回家要的。”
她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潦草地写着地址。不是张根本的笔迹。
“他们能放我进去吗？ ”我问她。
“给了地址，就是能去。你是个孩子，不过是送几件换洗衣服……”
我没有说什么，爬起来洗了脸，拿了李艳华给我路上买烧饼吃的一毛钱，拎了那个包袱出门。我本来还想问问她，有没有什么话要带给张根本，后来一想，要是有话，她自己会主动说的。我就没有开口。
路过小偏院时，我叫上了艾早。我希望有个人陪伴一下，壮一壮胆气，毕竟我没有去过那种地方。艾早很仗义，二话不说就勾了我的胳膊出门。她还把我手里的包袱抢过去，抱在她自己怀中。“这种事，你得理直气壮，大摇大摆进门，没人敢拦着你。”
我想笑，嘴角的肌肉却有点僵，没有笑出来。艾早大概是电影看多了，电影里的地下党员要闯“虎穴”时，就是这样仰头抬眼，摆出目中无人的架势。可我们不是正义在身的地下党员，我们是灰溜溜的“审查人员家属”。
地址上标明的地方，是城北偏僻巷子里的一个类似于单位招待所的院子。进门处有警察把守，显见得戒备森严。我嗫嚅着报出了张根本的名字，还主动呈上了那个装衣服的包袱，垂着手等待检查。没想到手续非常稀松，站岗的警察马马虎虎地隔着包袱捏了一下，就摆手让我们进去。艾早不失时机地龇牙对他送上一个媚笑。她小声对我解释：“多少得感谢一下呀！ 万一张根本有东西从里面带出去，不还得经过他吗？ ”
我一直都把关押张根本的地方想像成监狱，有电网，有脚镣手铐，还有老虎凳，绞刑架，阴森恐怖。其实这就是个盖有两排平房的院落，两边有厨房，开水房，厕所，还有个接待室，现在改做了警察的值班室。我们跟张根本的见面也不是像电影里那样，隔着栅栏说话，我们一直被带到张根本独住的房间里，没有人在旁边监视。
“你们天天闷在房间里，都干什么呢？ ”艾早像个深入基层检查工作的领导一样，在狭小的房间里走来走去，到处都看，兴致极高。
张根本也就一本正经地汇报：“看报纸，学文件，写材料。”
“写什么材料啊？ 是检查吗？ ”
“也揭发，也检查。”
“哦！ ”艾早拖长声音，严肃地点一点头。
房间很小，只摆了一床，一桌，一凳，还有个刷了草绿色油漆的三脚洗脸架，艾早不费工夫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检视了一遍。然后她转过身来，开始打量张根本，挑剔他的衣着和形象。
“你怎么不刮刮胡子？ 没有剃刀吗？ ”
“剃刀有，需要的时候警察会送过来，刮完了再拿回去。”
艾早笑起来：“我懂了，怕你们用剃刀割脖子。”她把大拇指按在鼻孔上，夸张地：“艾晚你闻见没有？ 他身上多脏啊，有股老鼠屎的味儿！ ”转身对张根本指指床上的包袱：“哎，我小姨给你带了衣服，你换换吧，脏衣服我们帮你带回去洗。”
“不用，我自己能洗。”
艾早撇撇嘴：“你自己？ 我没见过你洗衣服。”
张根本一脸轻松：“我在部队当兵洗衣服的时候，你还没有生出来。”
“哦，你是当过兵的，我差点儿忘了。”艾早的神情不以为然。
不久之后，张根本从那个小院里被放出来回家，曾经对我说过一句很有内容的话，他说，是艾早那副满不在乎的神气救了他。一个小姑娘置身于那样的环境里都能够神闲气定安之若素，他又何必把自己弄得那么紧张和沉重呢？ 他说，幸亏是两个小姑娘去了，如果是李艳华，她会哭得他心烦；如果是朋友呢，少不了劝诫和安慰，他也会心烦。
“人到了岔路口的时候往哪儿走，其实很盲目，就是心念一闪的事儿。”他说。
跟他一块儿关进小院里的公安局长，就是心念闪歪了，选择了自绝生命。也许局长觉得自己作为第一把手责任太大，不死不足以谢罪；也许他手上真的是沾了血债，越审查越心虚，自认为逃不过关，干脆一死了之。总之，局长在刮胡子的时候，趁警察不备，转过身用刀片往脖子上狠劲一拉，鲜血像高压水枪一样喷洒到对面墙壁，几分钟的工夫就双腿抽搐气绝身亡。
局长的死阴差阳错地成全了张根本。从人际关系来说，张根本其实比局长更受拥戴，因为他长着一副乐乐和和的模样，他待下属仗义，对朋友热心，谁要是有事相求到他，他呼风唤雨总能帮得上忙。他喜欢女人，但是从来不玩弄女人，青阳城里跟他有过关系而后又分了手的女孩子们，多少年之后再见，还是会亲亲热热喊他一声“大哥”。人人知道他拈花惹草，人人又都知道他怜香惜玉。风流习性带上一种草根的质朴，就使得群众能够接受。不仅仅是接受，心底深处或许还有一点点喜欢，一点点欣赏和服气。
这样的张根本，如果有人傻乎乎地用自杀揽去了责任，领导们是很容易顺水推舟地把他解放出来，让他接手工作的。
寒假之后开学，我惊讶地发现学校里的气氛完全变了。原先学校上课，学生们爱来不来，当老师的敢怒不敢言，现在不一样，上课铃一打，教室里齐刷刷地坐满学生，一个个身姿笔挺，目光如炬，瞪眼看黑板，埋头记笔记，拉肚子都憋着不敢上厕所，只怕一不留神错过了重要公式和例题。原来的老师走在校园里是孙子，腰弓着，眼虚着，见人忙不迭点头，唯恐得罪喜欢造反的学生，现在他们夹着教具和讲义在校园里大步流星，被学生拦住回答问题的时候，目光是自上而下的，带着一点点的矜持和尊贵，说话喜欢拖长腔，用一种略带不屑的声调，让从前不用功的学生们自惭形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