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 作者:黄蓓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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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 作者:黄蓓佳- 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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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菜,还备了一瓶甜米酒,在桌旁坐着,等待张根本下班回来。
    我们一直等到九点钟。桌上的菜总共热过两次,一条红烧桂花鱼因为反复回锅,已经被糟得不成样子,鱼肉和鱼骨全都分离,看上去像是一盘残汤剩羹。四邻八舍都在家里过年,空气中飘浮着鱼香肉香和酒的辣味。性急的小孩子迫不及待地在巷子里放起了鞭炮,笑声一阵阵地扬起来,又次第地沉下去。我看见李艳华的脸在灯光下显得很虚浮,皮肤白白的,没有一点血色,下眼睑鼓出两个半圆形的肿泡,嘴角缩起来,沿唇边有一圈细细的浅纹。
    那一年她大概多大呢? 四十岁吧? 她好像是属兔子的。我不能确信。    .她不断地对我解释着张根本的迟到:“一定是碰上案子了,脱不开身了。”说了很多遍之后,她自己也觉得不可信,便闭上嘴,靠在椅背上,茫然地看着桌上结了一层白色油脂的菜,目光中有一种孩童式的迷惘。
    突然她肩膀抽搐了一下,哭起来。她哭得非常伤心,嘴紧紧地闭着,声音从鼻腔里喷出来,吭吭作响。眼泪和鼻涕同时聚在上唇,然后顺着两边唇角慢慢流到下巴,滴在衣襟上。她整张脸都显得浮肿,眼泡泛红发亮,鼻尖上的皮肤撑得透明,仿佛随时都会绽裂。
    我坐着不动,看着她哭了一会儿,才起身递了一条毛巾给她。在这样的时刻,我总是手足无措,不知道怎样应对。她接过毛巾的同时,猝不及防地抓住我的手,使我吓一大跳。她的手柔软,冰凉,手指像紧缠的皮绳。我感觉非常紧张。
    “小晚,张根本怕是出事了。”她抬脸,泪水模糊地看着我,说了这么一句话。
    李艳华猜得很对,张根本是真的出事了。
    世上没有什么比得上妻子对丈夫行踪的敏感,这是多少天多少年睡在同一张床上,肌肤相亲呼吸与共形成的猎犬般的本能,条件反射和嗅觉,日夜不停搜索的雷达网。
    张根本出的是政治问题。腊月二十四过小年的那天,他们公安局的一帮人在窑湾查案子,抓到一个五十多岁的乡村教师搞逼供信,那教师耿直仗义,不愿意配合他们往一个无辜的村民身上栽赃,结果被他们打得肝肾破裂而活活死去。全村人集体愤怒,连夜开着大型拖拉机长途跋涉往南京申冤告状。也是无巧不巧,村人们破衣烂衫在省革委会门前静坐时,偏偏就遇上了眼里不容沙子的军区司令员,司令员听完诉说,怒发冲冠,一个电话,青阳县革委会马上拘捕了从公安局长到下面打手的一千人等,顺便开始了对文革中本县公检法单位所犯罪行的全面审查。
    打死乡村教师是导火索,中央形势大变、文革全面清算即将开始是风向,火借风燃,刹那间呼呼地点着了张根本。这个骄傲的人,嚣张的人,霸道的人,眼睛一眨,莫名其妙地就面临了灭顶之灾。
    据说“公检法”部门的问题很多:文革中搞打砸抢的时候推波助澜;随随便便扣人一顶“反革命”的帽子就能枪毙人;开公审大会时让老县委书记“坐飞机”令老人血管破裂当场身亡;惯于搞逼供信致死人命多条;警车横行轧死过一个六岁男童;借出枪支参与文革两派大规模武斗;七六年借地震之乱居然强奸在押女犯;民愤极大、影响尤为恶劣的一件事,是他们在江边村追查一起杀人命案时,打死打残了四个嫌犯,两个证人,期间真正的杀人犯却潜逃回村,故意在他们眼皮下制造了又一起灭门惨案,而后远走天涯,至今都未能捉拿归案……
    传言像地火一样在青阳城里嗤嗤乱窜。凶犯猖狂至此,公安部门的人无能至此,这些腰上挂皮套的除了鱼肉乡里欺压百姓,还能够干些什么? 人们压抑了多年的对政局和社会的不满,此时一古脑儿地倾泻到了张根本和他的同事们的头上,县革会门口日夜不停地出现大字报小字报,强烈要求“斩除公安系统的黑手”,要“还全县人民一个清平世界”。
    一整个春节李艳华都是躺在床上。她要求我每天上街去看大字报,回来一条一条地说给她听。她关心其中有多少条是写张根本的,都写了些什么。每当这时候,她紧张得眼睛都不敢睁开,就差用被子蒙住脑袋。我忽然想起毛主席说过的一句无端自大的话: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李艳华当然算不上老虎。她是纸做的人儿,立在桌上的时候娉娉婷婷,威风八面,风一吹过来,她就倒了,纸页散开,分崩离析。
    她头晕,脸肿,嘴唇青得发灰,小便浓赤如酱油汤。她自己知道这是肾脏出了毛病,但是死活不去住院,怕熟人见着了拿她当话题。她心里明白张根本在青阳城里的的确确是横行霸道过的,也明白“落井下石”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几年之后她肾病加重去世,起因就在这一次劫难。
    我妈妈送来一锅莲子红枣羹。她说:“我放了红糖。红糖养人。”
    李艳华勉强坐起身,伸手去接我妈妈递过去的碗。她的房间因为门窗紧闭,有一股马桶间的污浊气,被窝热烘烘的,嘴巴里呼出的气息像煮熟的胡萝卜味。“我要怎么谢你啊? 别人都巴不得躲事,你不嫌弃我。”她用目光去捕捉我妈妈的眼神。
    “我们是姐妹。”我妈妈不看她的脸,敷衍了事地说了这一句。
    李艳华不再出声,把那只盛着羹汤的青花细瓷碗端在手里。“好烫啊。”她嘴巴里吸了一下气,然后手一哆嗦,碗里紫红色的汤汁洒出来,一部分滴滴答答流在地上,一部分不偏不倚泼在我妈的衣服上。那件上身不久的墨绿色外衣前襟顷刻间缀上了一朵暗紫色的花。
    李艳华很慌乱,“哎呀哎呀”地叫唤着,端碗的那只手抖动得拿不住东西。我只好走上前,帮她接下那只碗。
    “小晚,快帮你妈弄弄! 这可怎么好? 这是件新衣服……”她有气无力地摊开着手,样子像是要哭出来。
    我妈妈起身,自己找了一块干净布,沾水擦着衣襟上的污渍。
    “我又犯下大错了。”李艳华眼泡浮肿,目光无神。
    “没事,我回家洗。”我妈妈只好说。
    李艳华嘱咐她:“不能自己洗,要送到洗衣店干洗。”
    “我知道。”
    “送到正章洗染店,那家洗得最好。我以前有件丝绒外套,就被闸桥口那家小店洗坏了,倒绒,没法再穿。”
    我妈妈笑了笑:“放心,洗衣店里有我的学生家长,人家会尽心。”
    “那你趁湿送过去。我这儿你别记挂。”
    我妈妈答应了,礼数周全地退出房间。李艳华对我抬一抬手,示意我替她送客。
    一出房门,我妈妈头也不回地走得飞快。
    我深感羞愧,恳求她:“妈妈,我知道她是故意的,你不要跟她计较……”
    我妈妈猛然转身,看了我好一会儿,脸上的表情松弛开来:“艾晚,你真是个懂事的孩子。放心好了,我不会计较的,我都已经把女儿给了她,把房子给了她,我还有什么可计较的? ”
    她这么一说,我稍稍地放了心。我把一块崭新的湿毛巾塞到她手里,让她接着再擦一擦,别让衣料干结之后收缩起皱。
    这期间,李艳华一直披着棉袄光着脚丫子站在房间窗口,从花布帘子后面观察我们两个人在院子里的动静。我回到她房间后发现了这件事,因为她一连打了几个喷嚏,而且我服侍她躺下去的时候,摸到她的手脚冰凉。
    “小晚……”李艳华隔了被子抓住我的手,“你们两个在外面说了干什么? ”
    我神情坦然:“没说什么。她让我好好照顾你。““你不会把名字改回去叫艾晚的吧? 不会吧? ”
    “不会的。”我承诺她。
    她放开我,一声不响地翻个身,转到床里面。我看见她后脑勺上有一撮白头发,大概几十根吧,硬硬地翘着,跟周边的黑发泾渭分明,很鬼魅。
    晚上,县革委会政工组来了一个人,敲开院门之后,一声不响地闪进了艾家酱园。我认出来他是张根本的拜把子弟兄之一,之前他们有几次喝得醉醺醺的,而后带着枪支开车去荒草甸子里打野味。张根本让我收拾过那些血淋淋的野鸭,还有脖子长长的大雁。
    李艳华起床,梳头洗脸,穿上一件出客的衣服,接待了这个客人。她的依然浮肿的脸在灯光下显得格外萎黄,鼻尖上有几个红红的颗粒,头发因为睡得太多而胡乱穸开,尽管她梳头发的时候抿了水,还是未能把它们弄得服帖。这样一来,李艳华跟她从前的外表就差得太多,我发现客人乍一见她时愣怔了好一会儿。
    李艳华打发我到厨房里用小瓦罐煨中药,意思不希望我旁听他们的谈话。其实我一点儿都没有那种好奇心。在我成长的那个年代,政权更迭、风云突变的事情实在太多,几乎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经常是早晨还见着某个人坐在早点摊子上喝豆浆吃烧饼油条。
    晚上就见他家人夹着铺盖卷儿低头穿过巷子——喝豆浆的那个人已经进牛棚了。更严重一些的,已经被打死了,或者是自己死了,自杀。我站在厨房里,眼睛盯着炉火上噗噗冒汽;的药罐,唯一的念头是:这个人会不会是来报丧的? 应该不是,因为我一直没有听到李艳华的尖叫或者长嚎。
    他们总共说了不到半个小时,那个人就匆匆走了。我把药汁倒在碗里端进李艳华的房间,看见她靠坐在床上,一心一意地想着什么,脸上没有喜悦也没有悲伤。我什么也没有问。
    李艳华什么也没有说。她喝完药,让我打一盆热水给她洗了洗脚,重新上床睡觉。
    第二天早晨,我睁开眼睛时,李艳华已经起来了,站在我床前,手里还抱了一个挺大的包袱。“小晚,帮我做件事吧,你去把这几件衣服送给他。他托了人回家要的。”
    她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潦草地写着地址。不是张根本的笔迹。
    “他们能放我进去吗? ”我问她。
    “给了地址,就是能去。你是个孩子,不过是送几件换洗衣服……”
    我没有说什么,爬起来洗了脸,拿了李艳华给我路上买烧饼吃的一毛钱,拎了那个包袱出门。我本来还想问问她,有没有什么话要带给张根本,后来一想,要是有话,她自己会主动说的。我就没有开口。
    路过小偏院时,我叫上了艾早。我希望有个人陪伴一下,壮一壮胆气,毕竟我没有去过那种地方。艾早很仗义,二话不说就勾了我的胳膊出门。她还把我手里的包袱抢过去,抱在她自己怀中。“这种事,你得理直气壮,大摇大摆进门,没人敢拦着你。”
    我想笑,嘴角的肌肉却有点僵,没有笑出来。艾早大概是电影看多了,电影里的地下党员要闯“虎穴”时,就是这样仰头抬眼,摆出目中无人的架势。可我们不是正义在身的地下党员,我们是灰溜溜的“审查人员家属”。
    地址上标明的地方,是城北偏僻巷子里的一个类似于单位招待所的院子。进门处有警察把守,显见得戒备森严。我嗫嚅着报出了张根本的名字,还主动呈上了那个装衣服的包袱,垂着手等待检查。没想到手续非常稀松,站岗的警察马马虎虎地隔着包袱捏了一下,就摆手让我们进去。艾早不失时机地龇牙对他送上一个媚笑。她小声对我解释:“多少得感谢一下呀! 万一张根本有东西从里面带出去,不还得经过他吗? ”
    我一直都把关押张根本的地方想像成监狱,有电网,有脚镣手铐,还有老虎凳,绞刑架,阴森恐怖。其实这就是个盖有两排平房的院落,两边有厨房,开水房,厕所,还有个接待室,现在改做了警察的值班室。我们跟张根本的见面也不是像电影里那样,隔着栅栏说话,我们一直被带到张根本独住的房间里,没有人在旁边监视。
    “你们天天闷在房间里,都干什么呢? ”艾早像个深入基层检查工作的领导一样,在狭小的房间里走来走去,到处都看,兴致极高。
    张根本也就一本正经地汇报:“看报纸,学文件,写材料。”
    “写什么材料啊? 是检查吗? ”
    “也揭发,也检查。”
    “哦! ”艾早拖长声音,严肃地点一点头。
    房间很小,只摆了一床,一桌,一凳,还有个刷了草绿色油漆的三脚洗脸架,艾早不费工夫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检视了一遍。然后她转过身来,开始打量张根本,挑剔他的衣着和形象。
    “你怎么不刮刮胡子? 没有剃刀吗? ”
    “剃刀有,需要的时候警察会送过来,刮完了再拿回去。”
    艾早笑起来:“我懂了,怕你们用剃刀割脖子。”她把大拇指按在鼻孔上,夸张地:“艾晚你闻见没有? 他身上多脏啊,有股老鼠屎的味儿! ”转身对张根本指指床上的包袱:“哎,我小姨给你带了衣服,你换换吧,脏衣服我们帮你带回去洗。”
    “不用,我自己能洗。”
    艾早撇撇嘴:“你自己? 我没见过你洗衣服。”
    张根本一脸轻松:“我在部队当兵洗衣服的时候,你还没有生出来。”
    “哦,你是当过兵的,我差点儿忘了。”艾早的神情不以为然。
    不久之后,张根本从那个小院里被放出来回家,曾经对我说过一句很有内容的话,他说,是艾早那副满不在乎的神气救了他。一个小姑娘置身于那样的环境里都能够神闲气定安之若素,他又何必把自己弄得那么紧张和沉重呢? 他说,幸亏是两个小姑娘去了,如果是李艳华,她会哭得他心烦;如果是朋友呢,少不了劝诫和安慰,他也会心烦。
    “人到了岔路口的时候往哪儿走,其实很盲目,就是心念一闪的事儿。”他说。
    跟他一块儿关进小院里的公安局长,就是心念闪歪了,选择了自绝生命。也许局长觉得自己作为第一把手责任太大,不死不足以谢罪;也许他手上真的是沾了血债,越审查越心虚,自认为逃不过关,干脆一死了之。总之,局长在刮胡子的时候,趁警察不备,转过身用刀片往脖子上狠劲一拉,鲜血像高压水枪一样喷洒到对面墙壁,几分钟的工夫就双腿抽搐气绝身亡。
    局长的死阴差阳错地成全了张根本。从人际关系来说,张根本其实比局长更受拥戴,因为他长着一副乐乐和和的模样,他待下属仗义,对朋友热心,谁要是有事相求到他,他呼风唤雨总能帮得上忙。他喜欢女人,但是从来不玩弄女人,青阳城里跟他有过关系而后又分了手的女孩子们,多少年之后再见,还是会亲亲热热喊他一声“大哥”。人人知道他拈花惹草,人人又都知道他怜香惜玉。风流习性带上一种草根的质朴,就使得群众能够接受。不仅仅是接受,心底深处或许还有一点点喜欢,一点点欣赏和服气。
    这样的张根本,如果有人傻乎乎地用自杀揽去了责任,领导们是很容易顺水推舟地把他解放出来,让他接手工作的。
    寒假之后开学,我惊讶地发现学校里的气氛完全变了。原先学校上课,学生们爱来不来,当老师的敢怒不敢言,现在不一样,上课铃一打,教室里齐刷刷地坐满学生,一个个身姿笔挺,目光如炬,瞪眼看黑板,埋头记笔记,拉肚子都憋着不敢上厕所,只怕一不留神错过了重要公式和例题。原来的老师走在校园里是孙子,腰弓着,眼虚着,见人忙不迭点头,唯恐得罪喜欢造反的学生,现在他们夹着教具和讲义在校园里大步流星,被学生拦住回答问题的时候,目光是自上而下的,带着一点点的矜持和尊贵,说话喜欢拖长腔,用一种略带不屑的声调,让从前不用功的学生们自惭形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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