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大师还活着，知道我把他的作品当做睡眠安慰剂，不知道会气成什么样子。
我这天晚上看的是关于“圣伊莱尔街的钟楼”这一段。普鲁斯特仔细地描写着小时候从巴黎到贡布雷的火车上远眺钟楼的美景。我知道接下去他应该写到暮鸦从塔楼里飞出去盘旋的片断了，因为我已经不下十次地读过了这段文字。之后不久，当我厌倦了那些贡布雷的亲戚和街坊们，我又会合上书页，再一次地从开头读起，旁观普鲁斯特对自己睡眠状态的条分缕析。
这时候我听到了房门被敲响的声音。因为空调机运行的轻微噪音，一开始我没有判断出敲门者是谁。我的心情顿时紧张。深夜敲门和深夜电话一样，带来的消息绝不可能是福音。
但是我也知道不会是坏人，坏人人室是不敲门的，他们有更加便捷和随意的方式。
我跳下床，在吊带睡衣外面匆忙地披上一件上装，走出卧室。走出去我就听清楚了，敲门的是贾铭。我不由自主地松一口气，就手又将披上身的衣服扯去，扔在沙发上。然而我心里仍旧惊讶，因为贾铭从来没有深夜来访的经历，他这个人一向做事稳妥，循规蹈矩。
贾铭是开车过来的，车钥匙还握在手中。
他爬楼爬得有点急，说话的时候微微喘气，发福的脸颊上沁着一层细汗，“雅格狮丹”的细方格领子有一边没有翻好，卷心菜一样地窝着，弄得好像从别人手里匆忙抢了这件衣服套上身似的。这也不像他平常的作风。
“艾晚你先不要急。”他一上来就试图堵住我的口。
“我没有急。”我说，“我还不知道你想说什么。”
他愣愣地看着我，然后一把抓住我的手，一直把我领到卧室，强迫我在床边坐下。我在想，他是不是怕我吓晕过去，因此提前做好准备，让我倒下去的时候是床垫而不是地板承载我的身体。
“艾晚你千万不要急。”他第二次说了这句话。
我几乎有点火了。我不喜欢男人过分的婆婆妈妈，这也是我跟贾铭交往多年不能下决心走进婚姻的一个原因。
“是艾早出了事。”他握紧了我的手。“艾早杀了张根本，然后去了警局自首。就在今天晚上，一个小时之前。”
我没有吓晕，倒在床上，而是绷直了身体，用劲甩脱贾铭的手。他简直疯了，会说出这样可怕的消息。
艾早是我的孪生姐姐。张根本是艾早的前夫。其实，张根本也是我们的表姨父，而后又成了我的养父，因为我表姨妈李艳华不能生育，五岁时把我领过去做女儿。当年艾早宣布嫁给表姨父张根本时，我妈妈李素清当场痛哭，责骂艾早是自己“作死”。
现在的情况是，艾早真的“作死”了：她杀了张根本，也就等于宣判了自己的死刑。当然“杀”是一个广泛意义上的用词，艾早不可能拿刀杀人，她用的是药。她一直守在旁边，看着张根本完全地咽气，才锁了门奔向警局。这是张根本公司里的律师在电话中简单说出的情况。
贾铭说，律师其实要找的是我，可是我的手机关了，家中电话一直忙音，律师迫不得已找到了贾铭。
张根本公司的律师，知道我的电话还不算奇怪，他能够找到贾铭，就有点匪夷所思。所以我猜测，一定是艾早把贾铭的号码给了律师。
她希望我在第一时间得到这个消息。
贾铭又把我的手抓过去，放在腿上，用劲地摁着，仿佛摁着一只想要逃窜的兔子。隔着米黄色休闲裤的布料，我发现他的大腿肌肉绷得死紧，而且轻微地哆嗦。他的惊恐和担忧一点儿都不比我更少。
“艾晚，我们该怎么办？ ”贾铭慌乱得没了主意。
我大概是不可能指望他了。我没有任何人可以指望，只能够独自面对。想了一会儿，我告诉他说，我要搭早晨的头班飞机飞往深圳，先找到那个律师，问明详情，再做打算。
“情况不明之前，我们什么都没法去做。”
贾铭表示要陪同我飞去深圳。我执意要他留下，照顾艾飞。其实我是想单独见到艾早。我能够理解她的行为。不管她做什么，我都明白，而且认为她自有道理。从小到大都是这样，永远都不会改变。但是我不能确信贾铭能不能明白，所以我不要他去。
贾铭强迫我上床再睡一会儿。他也明白我不可能睡着。“闭上眼睛，养一养精神。”他这么说。
我们俩肩并肩地躺在床上，隔了婆娑曼舞的窗帘，看外面起吊机的红灯在远处缓慢移行。他一直抓住我的手，放在他胸口处。也许他是怕我像艾早一样，突然犯下一个可怕的错误之后，从此在人间消失，要趁我一息尚存时感受到我手心里的体温。他蛮横地夹住我的手臂，一动不动，姿态僵硬，呼吸粗重。他的心跳很急，咕咚咕咚，擂鼓似的，让我的一只手跟着这个节奏起伏不停。我们彼此无言，都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这一夜十分漫长，如果推迟一个小时天亮，我就会发疯。
上了飞机之后，我才发现贾铭帮我收拾行装时，把那本《追忆逝水年华》放到我的手提包里了。是匆忙之中随手抓进去的呢，还是他想｛ 用这本书提醒我保证睡眠？ 不管怎么说，带着一本普鲁斯特的小说去处理一件杀人凶案，这非常荒唐。
二 时间之水
时间是一口深潭，站到潭边，低下头去，穿过漆黑的潭水，不要用你的眼睛，用脑子去看，用前额正中的第三只眼，时光之眼，直抵深处。
你会发现，从前经历过的一切：城镇，街道，房屋，树木，水井，甚至曾经用过的一只绑了铅丝的淘米箩，一条趴在屋顶瓦楞草中的脊背灰黄的猫，它们都还存在，无声地静立在潭底，被穿过水面的光线折射，发出幽幽的微光。如果风吹潭水，水波荡漾，潭底的风景会跟着摇曳生姿，有了声色气味，炊烟尘土，城镇和街道仿佛活起来了一样。
有一年我和艾早站在青阳城南那座三孔的闸桥上，手里各抓一把甜芦秆，一边嚼，一边噗噗地往桥下水流里吐废渣。那些被我们吸干水分又吐出去的废渣轻飘飘的毫无分量，在半空中飞过去一段短短的距离，摇摇晃晃落进水中，努力挣扎了一下，终于站不住脚，很被动地跟着水流远去。
我们努力地鼓起肚子，比赛谁能把甜芦渣吐得更远。这不光需要力气，还需要技巧，要用上舌尖的爆发力，弹射力。还有，如果不把芦秆里的水分吸干，废渣分量重一些，相比而言就容易吐出速度，让它们在空中逗留的时间更长，飞行距离更远。这是我在仔细观察艾早的动作后得出的结论。她总以为我不够聪明，可我的优点是善于学习，我会不声不响把别人弄明白的东西拿过来，变成我自己的。这一点，在我以后的生活中会越来越多地得到彰显。
艾早很快玩厌了游戏，歪头看着我：“你信不信？ 一个人要是跳进水中，有本事逆着水流一直上，一直上，终归有一天能够回到清朝，明朝，唐朝，能看见匈奴人骑马打仗的样子。你信不信？ ”
我目瞪口呆地盯住她的嘴巴。她的嘴周一圈被甜芦秆戳得微微发红，嘴角的某一处还破了口子，渗出血丝。这使我恍惚觉得她的话中有血腥味。
我为什么总是跟不上她的思路呢？ 她是一只蹦跳的青蛙，行进过程呈现点状的痕迹。而我，我是爬行动物，身后拖着蜿蜒的细线，不间断，也没有超越。
那一年我们上小学四年级，刚开始学历史，开始背朝代、历史年表、农民起义大事记。
我记得艾早穿着一件深绿和淡绿交织的粗格子布衣服，翻领，两个贴袋塞得鼓鼓囊囊，里面有橡皮筋、弹子球、米粒做成的沙包，还有路上捡到的玻璃糖纸。她的下身是一条草绿色的回纺布裤子，裤裆肥大，裤管挽了一道边，膝盖处两个鼓鼓的包，而且往两边撇着，看上去好像长在她身上的是一双古里古怪的罗圈腿。
她在桥上站着，绿色的，纤细的，又是迷狂和兴奋的，被芦秆戳红的嘴巴像绿树上开出来的一朵红花。
从一九六六年开始，往前倒数二十年，艾家开着青阳城里最大的一家酱园。起码有半个城的人家，早晚饭吃的都是艾家酱园里腌出来的甜瓜和萝卜头。我妈妈李素清说，她小时候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在酱园里跟伙伴们捉迷藏。
他们屏住呼吸，掩身在一人多高的酱缸后面，发现有人找过来了，一闪身就扑到另一口酱缸后，根本不担心对方在那个迷魂阵一样的园子里能够抓到人。
酱园的空气咸得叫人喉头发紧，打喷嚏，流眼泪。酱园出来的人皮肤都黑，吃东西口重，而且不言不语，像我爸爸艾忠义那样。我妈妈说，那是他们习惯了闭着嘴巴做事，因为园子里苍蝇太多，嗡嗡地在人脸面前乱飞乱撞，张嘴的时候不留神，苍蝇就飞进嘴巴去了，再不留神的话，还会咽进肚子，叫人拉稀。苍蝇多脏啊！ 我妈妈说这番话，其实有贬低酱园家族的意思，可我和艾早却对那样的生活羡慕不已，原因就是自从我们上了小学之后，老师号召“除四害”，每年九月开学的一天，交学杂费、领取新书本的同时，每人要交上一百只装进火柴盒的死苍蝇，算是暑假中做的一项作业。一百只苍蝇很难打，如果不是胡妈帮我们的忙，我们就会像那些交不出苍蝇的女孩儿一样，开学第一天眼泪汪汪地竖在黑板下罚站。所以我们就想，要是爷爷的酱园还在，堂屋里院子里苍蝇翻飞，伸手就能逮住一把，那多开心！ 解放之后，酱园公私合营，后来完全收归国有。院子里数以百计的一人高的酱缸，统统搬到了城东酱菜厂里，成为国家和人民的财富。我爸爸一点都不伤心，因为他从小就不喜欢呆在这个家庭式的作坊中，跟着爷爷学做大酱。他脑子聪明，读书能读得进去，一心一意要考进清华，学电机。那时候电气化的工业革命刚刚进入青阳小城，爸爸感觉到了随之而来的生活会是一种天翻地覆的变化，从胶皮电线里传送过来的不仅仅是能量，还是梦想，传奇，色彩和诗篇。他好奇，激动，期待，想要把自己投身进电气化的革命当中，成为掌控世界的那一部分能人。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酱园消失之后，家中很快陷入贫困，他仅仅读到初中毕业。
他十六岁进邮局做事，拿薪水养家，养我那个瘫痪在床的爷爷。二十五岁上，他熬到科长的职位，从此不再动窝。他的家庭出身注定了他的政治生命到此为止。
然而我爸爸不是一个安于小城平凡生活的人，邮局职业开发出他的另一个爱好：集邮。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集邮曾经成为一个疯狂挣钱的手段，如果手中碰巧有一张“全国山河一片红”，或者一张清代“龙票”，都可以在邮票市场上昂头挺胸地走上一遭，享受众目睽睽之下的艳羡和敬重。可是在这之前的六十年代，集邮还只是一个悄无声息又带着点奢侈的爱好，我爸爸不得不用每天早晨省下来的买烧饼钱，燕子衔泥一样点点滴滴丰富他的收藏。
他书桌的抽屉里有装备齐全的一套集邮工具：金属的镊子夹，带长柄的放大镜，多功能的量齿尺，各种胶水纸。我还见过他自制护邮袋：用一张玻璃纸和一张衬纸，裁出所需要的尺寸，将它们的底边粘合，再往衬纸背面刷上胶，晾干之后，便可使用。他每天早晨上班之前，都要把几本集邮簿小心收到床后箱子里，挂上一把黄铜大锁，箱子外面还要遮上一层油布。在我们那儿，油布是公认为可以防潮的。可是胡妈背地里嘲笑他，说这叫“放屁拿手捂”，捂了以为人家闻不见，其实臭味照样扩散。胡妈的意思是，我们家的房子实在太老了，“三年困难”时期把地板和板壁都拆掉了换山芋干吃，房子里面就更加潮湿，地气没有了木板的阻隔，砖头地上永远都汪了薄薄的一层水，像是老房子永远都眼泪汪汪地悲哀着。这样的房间，遮一层油布管什么用？…下班之后，我爸爸会打开箱子，搬出集邮簿，再洗手，从胸前口袋里掏出一个巴掌大的记事本，本子里总是夹着一枚或者两枚崭新的邮票。他拿出小钢镊，小心地夹起邮票一角，屏住呼吸，把娇嫩的邮票从本子里转移到护邮袋中，再放进集邮簿。有时候，他还会拿量齿尺测量一下新邮票齿孔的度数，也会把集邮簿举起来，跟目光平齐，让窗外光线水一样地漫过册页，留心那些邮票表面是不是留下了污渍或指纹。
如果我和艾早想看看那些邮票，他也能同意。他会让我们在桌子对面站着，手背到身后，由他把集邮簿倒过去朝向我们，再轻轻翻动页面。每页的停留时间不超过一分钟，好像多一秒那些邮票就会氧化得快一些。我记得他给我们看过一套“广播体操”的特种票，全套总共四十枚，整整齐齐排满了集邮簿的好几页。他还有几大张没有裁开的“苏联十月革命35周年”
纪念邮票，面值是八百元。我们都以为八百元是个大得吓死人的数字，可是爸爸说，这是旧币的标价，实际上也就是现在的八分钱。
九十年代，我父母到南京小住，偶尔逛进了一个邮票市场。他在市场里看到一张“集邮报”，报上的消息说，四枚一套的“十月革命35周年”纪念票，拍卖价5．5 万人民币。我爸爸当时就血压升高，头晕要吐，叫了出租车才勉强回到家。
原因是，早在“文革”中的一九六八年，随着“清查阶级队伍”运动的深入，我们家中被抄，爸爸的十几大本集邮簿全部不知去向。从此之后，他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的那些宝贝。他一直怀疑是张根本暗中搞鬼，联手那些不谙世事的红卫兵，扫荡了他的家。这样的怀疑不无道理。如果是张根本搞鬼的话，不知道他把那些集邮簿藏匿在哪儿，因为我在他家中生活了十多年，从来没有见过一张邮票的影子。
我妈妈李素清说，张根本是当公安的，他多鬼呀，他昧下了你爸爸的东西，会让你看见？ 绝对是这样。论心眼儿，我父母斗不过张根本。
我妈妈的家族历史跟艾家截然不同，不是那种靠家庭作坊辛勤工作而成殷实的，她家族的一夜暴富带着更多的机缘和偶然，有着接近于民间传说的浓烈色彩。
李家本来世代务农，养一头骡子，支一盘小磨，闲时做做豆腐挣几个铜板。可是有一年乡间土匪横行，官兵大肆围剿，眼见得包围圈越缩越小，土匪头子成了瓮中之鳖，无处可逃。
那天夜里李家老爷子听见磨房里骡子把门板蹬得咚咚直响，他胆小，没敢出去查看。天亮后才发现骡子不见了，是被人割了缰绳强行牵走的。磨房草堆里却藏了一袋东西。他弯腰去拎，手里一沉，差点儿闪了老腰。打开看，光灿灿一袋金银珠宝。李老爷子心中狂跳，知道是土匪头子用这袋财宝抵押，换走了逃命用的骡子。
老人家担心土匪报复，不敢报官，小心地挖个坑藏起钱袋。他等了一年又一年，胡子都等得白了，取钱的人始终不来。他于是想到，那人肯定早已被官府逮住，砍掉了脑袋。藏在他家磨房里的宝贝，就这样成了无主之财。
李老爷子当然不够高尚，没有做到“拾金不昧”。他小心翼翼地开始花掉这笔天上掉下来的巨款。怕人起疑，他不敢在乡间买地，就背了钱袋进城，买房子，买店铺，买一堂又一堂的红木家私，买昂贵的古董字画。老爷子读过乡村私塾，颇识文墨，知道钱财要怎么花出去才有价值。李家境况最火时，城南绵延一条街都是他的房产。
然而俗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