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车上送信的样子：他弓下腰，用劲地蹬车，车子左摇右晃蛇形地往前穿梭，他的脑袋和肩膀也跟着左摇右晃，绿色制服的后背在后面鼓起来，像背了一把小小的绿伞。他的那副快乐和自豪的模样，连追在后面奔跑的我们都能感觉出来。
胡妈总是跟我爸爸说，大虎进邮局进对了，他天生就是吃这碗“送信的”饭的人。
小时候大虎见到艾早，必定要趴下来，四肢着地，给艾早当“马儿”骑个痛快。后来我们上了小学，不骑马了，改成“踩高跷”，就是由大虎蹲下，让艾早踩上他的肩膀，再抓住她的手，慢慢地站起来，威风凛凛地走。胡妈怕艾早摔下来出事，每见到一次就要骂大虎一次。可是没用，艾早喜欢这个游戏。艾早天生喜欢一切带刺激性的东西。
可是这回大虎看见艾早时，脸上有了一种奇怪的神色，蹑手蹑脚地绕过她，跑到胡妈身边说：“我告诉你一件事，艾早爸爸要挨运动了呢。”
胡妈啐他一口：“光天白日，就没有好话说啦？ ”
大虎坚持：“妈，我不骗你啊，现在外面要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艾早爸爸家是开酱园的，算资本家，真要挨运动了呢。”
胡妈动作很大地翻动着油锅里的虾，嘴巴里愤愤地说：“开个酱园算什么资本家？ 资本家要住洋楼，娶姨太太，吃山珍海味。艾家老太爷在世时，天天跟伙计一块儿干活，晒黄豆，翻酱缸，早晚饭都是萝卜头就粥，我们小时候都是见过的。”
大虎认真地掰指头算：“你看我们邮局啊，局长是走资派，打倒了；一个副局长参加过三青团，也打倒了；再一个副局长，文革初期站错了队，现在靠边站；张秘书是小爬虫；王科长有海外关系；李主任被抓过现行……就剩艾科长，文革总共开始两年，他就当了两年逍遥派，谁都没怎么动过他，所以啊，这回的运动必得要轮到他吃苦。”
胡妈一跺脚：“你个没眼色的！ 艾早在这儿呢，你还说！ ”
“我不就是……”
胡妈腾不出手，就抬起一只脚，用劲地碾在大虎的脚背上。大虎疼得哎呀地一声叫，终于醒过神，不再说下去了，乖巧地拿起水桶，出门担水去。
我和艾早、二丫、细丫四个人玩着丢沙包，四个人的眼睛同时盯在那只个头最大的沙包上。我没有在意大虎的话。我想艾早也没有在意。我们毕竟才上一年级。
可是那天吃过了生日面，从胡妈家里出来时，艾早走着走着忽然问我：“艾晚你说，要是爸爸真挨批斗了，妈妈怎么办？ 那个孩子怎么办？ ”
我一下子愣在了那里，嘴巴张成一个圆洞。那是在1968年，我们年纪虽然小，可是对于“批斗”这个名词一点不陌生，因为大人们嘴巴里时时会说到，学校里老师天天会提到，街上的大标语上面也每每会写到。在青阳的大街小巷里，我们不知道看到过多少次“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小爬虫”被游街批斗的样子，他们总是脸色死白，发须蓬乱，目光躲闪，有人被绳子勒得踉踉跄跄，有人被戴上滑稽的纸帽，有人被墨汁涂黑双手，还有人胸前胸后都被画上大大的红叉，像是即刻绑赴刑场执行死刑。每次我们站在门外专心致志等待游街批斗的队伍过来时，胡妈会毫不客气地一把将我们拽回家中，关紧大门，嘴里嘟哝着：“作孽噢，作孽噢”，而后又忍不住地把眼睛贴紧门缝去看。
如果我们的爸爸真的被革命小将批斗了，如果他真的被人押到了大街上，被人扭着手臂戴上纸糊的高帽，被人用一根绳子牵着狗一样地走，那会怎么样呢？ 这个即将来临的恐惧使我深陷痛苦。有好几天里，我装着跟艾早在一起玩，偷偷打量我妈妈小山一样的肚子。我从前面看她，从后面看她，还从侧面端详她，想象着她会不会因为爸爸的事情生气和激动，像很多绝望寻死的女人一样，躺在地上号啕大哭，蹬脚打滚，从而使绷得紧紧的肚皮气球一样地炸开，肚子里的小娃娃炮弹一样“嘣”地弹出来，摔得头破血流，哇哇大哭。
我能看得出来家里气氛的紧张。首先胡妈进门出门不再把脚步踩得咚咚响了，相反她蹑手蹑脚，好像她自己做了什么亏心的事情，好像她脚步声一重，会吓着了别人。她也不允许艾好在院子里奔跑和笑闹，如果听到嬉笑声，她必定煞白了面孔冲出来，抄起艾好的屁股，把他抱进厨房，嘴里还不住声地抱怨：“小祖宗哎！ 你行行好哎！ ”可是怎么样才叫“行行好”
呢？ 她又说不出来。
我妈妈从怀孕后一直比较虚弱，动不动大汗淋漓，现在就变得更容易惊吓，哪怕外面传来呼口号的声音，她也会突然地站住，然后满脸汗水，眼珠慌乱地四下转动，表情像是要哭出来的样子。这时候她会头晕，身体摇摇晃晃，脸色苍白如纸，需要迅速扶住手边的什么东西——树干啦，晒衣架啦，廊柱啦，墙壁啦，才不至于倒下。很快艾早就掌握了我妈妈的这个规律，只要外面口号声一起，无论她在家里的哪个角落，无论手边在于着什么事情，第一时间就会一跃而起，蹿过去充当我妈妈的扶手。
早晨我爸爸出门，低着头，手里夹一个黄布书包。只有我们家里的人知道，书包里是两件换洗衣服——他做好了被关押批斗的准备。
他还剃了一个很短的寸头，因为大家都看见过，被批斗的人常常会被批斗者揪扯头发，而头发被揪是很羞耻也很痛苦的事情。每次走到门口，他会下意识地站一站，回身看看身后这个家。他的眼神非常复杂：既有悲哀，又有不舍，还有一种对于大门外面不可知命运的茫然。他为什么不可以对造反派大声疾呼，说他不是阶级敌人，他从来没有剥削过酱园工人呢？ 大人的怯懦，我们小孩子觉得不能理解。
终于有了一天，上班的时间，艾忠义被一群戴红袖章的人五花大绑押回家来了。他之前一定被狠狠地打过，鼻孔下面凝着紫色的污血，眉梢上也豁了口子，伤痕像一条爬上额角的蜈蚣，脸颊和嘴角一块红一块青，红的地方肿着，青的地方却是奇怪地往里面凹着。他的头发已经剪成很短，偏就这一点触怒了造反派，他们觉得这人也太聪明了，还没被批斗呢．就想好了对付办法，那好，看谁聪明过谁吧。他们干脆拿剃刀把他的头皮刮个精光，然后用墨汁酣畅淋漓地写上一个字：“死”！ 过多的墨汁顺着他脑袋的弧度四处流淌，一条条拖挂下来，又被汗水稀释得一塌糊涂。他整个的脸，整个的脑袋，看上去就像戏剧舞台上精心装扮的一个厉鬼。
我妈妈一看见艾忠义光脑袋上那个触目惊心的“死”，自己先就死过去了。她倒下去的身体横亘在廊下，上半部倚着窗台，下半部摊开在砖地上，背部折起来成直角，下巴恰好搁在那个大肚子的顶部，姿态非常别扭。此时有经验的胡妈冲过去救了我妈妈的命。她飞快地出手，拇指和食指狠狠地掐在李素清的人中上，腾出来的另一只手又摸索着去掐她的虎口。两下里一齐用力，几乎是咬牙切齿，李素清才悠悠地回过气来。
一个月后，我妈妈生下了小弟艾多。一年之后，所有的人都确认这孩子是个废物。是否因为母亲在孕期的惊吓和大脑电路短暂关闭导致婴儿残疾呢？ 那时候大家没有这么想过。
所有对于生理和疾病的认识，都是在很多年后才慢慢进入我们的生活之中。
我妈妈在里屋床上躺着，由艾早照顾。因为害怕而大哭不止的艾好，被胡妈牵来交由我看管。艾忠义早已被折腾得半死，此时被当成一堆破麻袋扔在院墙角落。戴红袖章的造反派很兴奋地散布在院子各处，用小锤子敲四处的墙壁和地面，看有没有空洞的声响。去年曾经有一户人家，被红卫兵抄家时挖出一个暗室，主家坚持说是从前为躲日本人想出的主意，红卫兵当然不信，一心一意要想象出“基度山伯爵”那样的藏宝故事，结果逼打出了人命。
我们家里会藏有一大箱晶光璀璨的奇珍异宝吗？ 会有童话故事里那样的聚宝盆和发财树吗？ 胡妈很坚定地告诉我和艾早说：没有。可我们私底下是希望有的。我们不在乎家里的墙壁和地面被挖得千孔百疮，只盼望世界上果真有奇迹发生，那会让我们灰暗的生活变得熠熠闪光，变得比珠宝更加灿烂。我们会成为学校里的明星，或说是英雄，因为光我们家的财宝就能让整个青阳城提前进入共产主义。
结果事情的发展令人沮丧：造反派没有找出任何财宝，却在院里的一口荷花缸下面挖出两颗生锈的子弹。我从人缝里凑近去看了那两颗子弹，它们差不多有钢笔的一半那么长，却只有铅笔那么细，弹壳上裹了一层又一层锈斑，疤疤癞癞，分不出弹头和弹尾，你根本无法判断它原本是什么模样。
可是这样一来问题就严重了：家中为什么会藏有子弹？ 有子弹就必然有枪，枪在哪儿？ 藏着枪和子弹，不是为复辟是为什么？ 不是为策应美蒋苏修进攻大陆又是为什么？ 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这就是明证啊！ 这就是触目惊心的事实啊！ 造反派当即带走了那两颗子弹，也带走了我爸爸艾忠义。子弹的事情要送交公安部门处理，艾忠义则会被进一步严审，交代枪的下落和藏枪弹的动机。
造反派走了之后，胡妈开始收拾狼藉一片的院落，把挖开的坑填上土，把搬开的水缸搬回去，墙壁上打落的石灰砖块，先扫拢，指挥我和艾早一畚箕一畚箕运出门，至于如何修补，那该是我父母的事了，她做不得主。
“作孽噢，作孽噢。”胡妈嘴巴里翻来覆去就是唠叨这几个字。她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词汇可以来形容这场劫难。
李艳华下班回家，顺便从医院食堂打回了稀饭、馒头、酱菜。很快张根本也回来了，洗了手，坐下来吃晚饭。我咬着馒头，小心翼翼地说出了从艾家酱园挖出子弹的事。张根本先是似听非听，脸上还挂了一点笑，好像这是一场孩子气的、趣味十足的游戏。李艳华的脸上则是冷笑，幸灾乐祸，因为她一直觉得我父母的日子过得太安逸，儿女双全，吃穿不愁，还雇着保姆，“资产阶级都没这么安逸的。”这是她每每堵在喉咙口的话。
我告诉他们：“造反派说了，如果不交出枪，就把推土机开过来，把房子推倒了搜。”我接着问他们：“推土机是什么样子？ ”
谁也没有回答我的话，但是我发现他们两个人对视一眼后，双双都陷入沉思。张根本小口小口地喝粥，连酱菜都没有夹过一次。李艳华干脆不吃了，放下碗，两手交叠在桌上，时不时地抬眼偷瞥一下张根本的脸色。看见他们这副神情，我有点忐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说错了什么话。我手中的馒头也开始难以下咽。
然后，几乎是同时，他们离开饭桌，一前一后走进房间，李艳华回手把房门关上。我听见他们在房间里嘀嘀咕咕说话。我没有偷听习惯，再说大人们议论的事情我并不能完全听懂。我在外间趁机吃完了一整个咸鸭蛋，咸得我奔进厨房猛喝了一肚子凉开水。
他们两个人打开房门出来的时候，我注意到李艳华的颧骨上有一点点红晕，眼睛也有那么点发亮，走到桌边时，顺手拿过盘子里剩下的一个咸鸭蛋，塞到我的手中。她已经忘了我其实已经吃过一只。张根本一边穿着出门的衣服，把短袖衬衫的下摆塞进西装短裤中，一边有意无意地朝我看几眼，看完了还嘿嘿一笑。
我不知道他笑的是什么意思。
张根本很快出了门。李艳华告诉我：“我得看看你妈去。”跟着也出了门。
他们两个人回来的时候，我已经睡着了。
蒙胧中我感觉屋里灯光亮了一下，感觉他们两个人又在兴奋地说话，声音轻快，还带着笑。我没有睁眼，翻个身又沉沉地睡去。
第二天我爸爸就被放回家中，还专门给了他一星期假，让他休息。可是他的心情并不轻松，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看这看那，唉声叹气。
院子里依旧还是狼藉，因为胡妈一个人的力量太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恢复原先的整洁格局。艾忠义四下乱走时，我妈妈挺着大肚子站在檐下，神色沉郁，一言不发。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天，两家人同时开始搬家。我们家搬到张根本的小院子里，张根本和李艳华搬到艾家酱园里。搬家之前我妈妈特意把我和艾早叫过去，对我们说明了这样做的原因：艾家只有住进一个毫不起眼的小院子，才能说明家庭跟艾家酱园彻底划清了关系，彻底脱离了剥削阶层，进入城市贫民的行列。而张根本出身好，当过兵，是文革运动中的掌权派，他如果住进艾家酱园，没有人胆敢再跨进大门一步。关键的关键，他是我的养父。“艾家酱园归他住，等于是归艾晚住，一回事，艾家不吃亏。”我妈这么安慰我们。
“那些子弹呢？ 枪呢？ ”我想到一个问题。
“没有枪。从来就没有枪。子弹是战争时代留在院子里的，我们谁都不知道。”
“如果用推土机挖呢？ ”
“不会了，事情已经过去了。”我妈妈拍了拍我的脑勺。
艾早抬起眼睛，直直地看着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敢回望她。我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心里面感觉胆怯，羞惭，丑陋。天很热，可我却感觉到潮水漫上来的冰冷，就好像我在上学第一天掉进河里一样，铺天盖地的水流涌过来，呛住我的口鼻，让我无法呼吸。
短短的两年当中，我从艾家酱园搬到了前面小偏院，又从小偏院搬回艾家酱园。这种频繁的时空倒错弄得我精神紧张，一时间难以适从。我放学后背着书包会一脚跨进原来的小院，而后在胡妈愤愤的盯视中猛醒过来，尴尬地退出，灰溜溜地经黑漆大门进艾家酱园。我妈妈有时候看见胡妈的神情，会说她：“你对艾晚这样子干什么？ 关孩子什么事呢？ ”可是胡妈就是不听，她心里始终都对我怀有一种怨恨，尽管她自己也承认恨得不对。
我一个人睡在空荡荡的大屋子里，半夜醒来听见老鼠在天花板上嬉戏奔跑，打闹出吱吱的叫声，非常害怕。我坚持放下蚊帐睡觉，到了冬天也放，薄薄的纱帐成了我心理上的屏障，好像多一层纱布就多了一层安全。
艾家酱园那个大而无当的院子，却因为张根本的搬入而得到了妥善精细的照应。不是张根本自己动手，更不是李艳华，他们两个人从来只习惯动口。张根本总能从这儿那儿领回来一些人，那些人一看就是做惯了园林活儿的，他们带着铁锹锄头，扛来成袋的腐熟肥土，有时候还抬进来成捆的小树，在院子里挖土，施肥，种草，砌花坛，一干一整天，完了再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地走人。有一次院门外还停下一部三轮卡车，四个壮汉用粗粗的棍子抬进一块比人还高的石头。那块石头瘦瘦的，满身都是洞洞眼眼，活像被虫子吃剩的巨大糕点。汉子们把石头竖在院里的一棵海棠树边。透过石头的洞眼，能看到后面一棵刚开花的紫薇。张根本站在刚用青石板铺好的道上，眯眼看着这块石头，头歪来歪去地欣赏，告诉我说，这叫“太湖石”，是江边的一个采石场专门给他弄过来的。
我不明白张根本怎么就有这么大的能耐，连江边采石场都给他送东西。但是我感觉到张根本身上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他仰头嘿嘿笑着的时候多了。每当他这么笑起来的时候，他的下巴就会哆嗦地颤动，细眼睛眯缝着，有一种不屑，有一种旁若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