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很热。睡觉之前，我到浴室里冲了第二次澡。喷淋头的某些部位已经有了锈斑，看上去仿佛经久不擦的污渍，疤疤癞癞，叫人心里像吞了苍蝇似的恶心。莲蓬头出水的细孔也有点堵了，水流变得很不均匀，一边的流速快，水线密集，打在皮肤上唰唰地响，熨帖到恰如其分，另一边却是勉强和无奈，有点像苦了面孔很不情愿的做爱。
贾铭不止一次地提议说，这房子该重新装修。他说，即便我们结了婚，搬到他那儿去住，也得把该安置的事情安置妥当。
他知道我姐姐艾早会时常过来小住。几乎每隔三两个月，她都会从深圳飞过来，看一看我儿子艾飞，带他出去吃顿饭，逛一逛动物园，然后再飞走。艾早不可能跟我们住进新家，所以这房子要给她留着。
贾铭就是这样一个办事稳妥的人。他的那个规模不大的橱柜公司，也被他用这样的方式管理得清清爽爽，有条不紊。能找到这样一个人做我的丈夫，应该说是我的幸运。我已经四十多岁了，贾铭比我大五岁，我们两个人到中年，相守就是幸福。这一点，我们彼此心里都很清楚。
贾铭的公司里有现成的熟练工，木工水工电工都有，如果我想装修房子的话，工人们招之即来，用不着我支付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成本。可我就是迟迟不愿意让他动手。我拖延不动的原因，是舍不得让陈清风的最后一点气味和踪迹在这儿消失。一九八九年春天，我从学院后勤处拿到了这房子的钥匙。十月，陈清风如惊弓之鸟一样在这里呆了四天。之后他远去他国，再没有踏回故土一步。他在我床前的地板缝里留下了一根短发，发根上还带着一星皮屑，十几年中我让它留在那道隐秘的缝隙中，以为它会静静地陪伴我一生。我的抽屉里还有他用过的一只指甲钳，一只粗糙的一次性木梳，一把从小店里买回来的简易剃须刀。我小心地保存它们。偶尔拿出来，我会清晰地回忆起陈清风使用这些东西时，他的神态，动作，情绪，他盯视我时眼睛里的笑容。他笑起来的时候会露出被烟熏得微黄的牙齿，嘴角的一边略略抬上去，显出一种意味深长的惊讶。还有，如果他用剃须刀刮胡子，他会把上颚鼓出来，唇边绷在牙齿上，这样的话，皮肤拉开，可以刮得干净一些。
如果我要装修房子，这些东西都会被搬家工人一古脑儿地丢弃，送到某个垃圾转运站，被垃圾处理机压成粉末，成为尘土，随风飘逝。
不，我不想就这样地失去它们。在陈清风去世之后，更不愿意失去。我宁可让水龙头锈着，让地板开裂着，墙漆剥落着，橱门摇晃着。
我留下他的头发，他的指甲钳、木梳和剃须刀，就如同留下了我的青春年华。人的一生不能两次蹬过同一条河，这是希腊哲人的名言，最早陈清风背给我听、令我年轻的心中有阳光照亮的一句话，我永远都记得。
我关了水龙头，拿一块浴巾擦干身体。水汽模糊的穿衣镜里映出我的头颈和胸腹，颈部依然纤细平滑，胸腹却已经略显松弛，肌肉纹理都呈出向下的姿态，仿佛一件穿得太久、无法再挺括有形的衣服。而就在半年之前，有一次在医院做妇科体检，一屋子的女人轮流脱去衣服。我旁边的女人使劲盯着我的胸脯看，她惊叹说，怎么会有这样年轻的乳房！ 她还说，你看看我的，都快挂到肚脐了，真是没意思啊。那时候我心里骄傲，我知道我的乳房是因为思念而翘挺，就如同我的目光永远会抬高，越过千山万水，去关注世界另一边的风景一样。
仅仅半年，沧桑巨变。哀痛的心情可以修复，身体不能，它的悲伤不可逆转。
套上一件带圆点的棉布睡裙，我先去客厅隔出来的角落里看艾飞。我喜欢看他熟睡的模样。十岁的男孩子个头已经齐到我的肩膀，睡在那张行军床上，尤其显得长手长脚，仿佛随时随地都会虾一样地弹跳起来，蹦出我的视线。壁挂的小空调机嗡嗡地响着，不间断地把空气压缩，压缩，再轻轻地吹出去。艾飞把毛巾被团作一堆抱在胸前，睡得神闲气定，裸露的皮肤上散发出儿童特有的甜丝丝的气味，草莓棒糖的味道，冰淇淋蛋筒和新鲜面包的味道。
每次我嗅到儿子皮肤上的气味，就要想到我和姐姐艾早，在我们两个十岁的时候，身体上不会有这样的甜香。十岁之前我们没有吃过冰淇淋，没有见过面包和草莓，我们的零食是五分钱一斤的萝卜，两分钱一包的炒蚕豆，和一角钱装满一脸盆的半生不熟的西红柿。我们那时候身上总是有汗馊味，从酷热的阳光下走进屋里时，额头上鼻尖上挂着亮晶晶的汗珠，皮肤的每一个毛孔中嵌满灰尘，油污，和缺少冲淋设备而永远腻在汗毛上的肥皂的干末。我妈妈李艳华走过来闻我的头发，她会皱着眉头说：“你馊得像块抹布。”
就是这样，像一块抹布：破碎，灰暗，油腻，气味难闻，被大人们用两个指头拎起来，在锅台和饭桌上扔来扔去。
卧室很凉爽，洗澡之前我已经提前打开了空调。薄纱的窗帘被微风吹拂着，旖旎得像一个人独自的舞蹈。透过窗帘，星空微明，远处建筑工地上起吊机的灯光像一颗烟头，时明时灭，缓慢地移动，给夏夜增添了一种幽深和惆怅。草地上有虫子在断断续续地鸣叫，我不知道是不是老家俗称的“纺织娘”。我从小害怕虫子，总是对那些腿脚众多、行动迅速的小东西们敬而远之。我姐姐艾早会知道。她什么都懂，偶尔碰到不明白的东西，总是翻书，询问，打听，直到弄得一清二楚。很小就是这样。
我关闭手机，看着它的屏幕上亮起来，出现“SEE YOU ”的英文字样，而后陷入沉寂。深渊一样的黑暗，死亡一样的亘古。
床头的电话线也被我小心地拔下，放在旁边。最近几个月来，睡前拔掉电话线已经成了我的必做功课。如果有一天忘了没拔，深夜一点钟的时候电话铃声就会惊心动魄地尖叫起来，利箭一样地刺破睡眠之茧，让我的心脏狂跳。陈清风的儿子，那个有点变态的三十出头的男人，会在电话里一百遍地逼问我：“他给你留了多少钱？ 钱在哪儿？ ”
我曾经无数次地担心，有一天走在路上时，会有一个面容酷肖陈清风的男子，胡子拉碴，衣服的拉链裹紧脖子，脚上一双脏兮兮的旅游鞋，迅雷不及掩耳地出现在我的面前，劈头一声喝问：“他给你留了多少钱？ ”如果我不说，或者打眼色向路人求救，他会伸手抓住我的脖子，用劲挤捏，非要挤出一个他满意的回答不可。甚至他会出于冲动而杀了我，用一把尖尖的杀猪刀，手起刀落，我脖子里的鲜血喷出，染红路面，让行人掩嘴惊诧。
还好，这样的情况没有发生，陈清风的儿子只限于电话追逼。我怀疑他的职业是类似夜司守门人的角色，半夜三更，万籁俱寂，睡意连绵，他用电话骚扰的方式提神醒脑，寻求开心。
他未必相信陈清风给我留了钱，骚扰仅仅是一种发泄，他把他从小到大对父亲的不满，通过一根细细的电线，通过半夜偷打公家的长途电话，恶毒而又酣畅地倾泻出来。他选中我来做这个承受秽物的垃圾筒，是因为他恨我，他们全家人都恨我。
可我只是在他三岁的时候见过他一次。那一次他跟着他的妈妈和姐姐到县广播站找陈清风，他把脏兮兮的大拇指含在嘴巴里倚在房门口，上身穿着一件带条纹的小背心，下面光着屁股，皮肤的颜色和泥土相似，小鸡鸡上还沾着一些饼屑和石灰屑。他妈妈埋头在洗一大盆衣服，穿着一件男人穿旧的汗衫，透过泛黄稀薄的布纹，能看见里面荡来荡去的乳房和两个黑黝黝的乳头。
当时，艾早的眼神尖利带刺，她满面通红地发问：“你们是谁？ 怎么会在这儿？”得到准确的答复之后，她奔过去捡起地上的一捆芹菜，用劲砸在洗衣盆里。灰白色的污水受惊溅起。
子弹般四射，女人和孩子的身上都沾上了污糟糟的肥皂沫。而艾早回身就走，肩膀端着，迈着大步，伤心欲绝。
从那之后我没有再见过陈清风的儿子。他们母子三个我都没再见过。可我知道他们一直在跟踪我，监视我，而且是咬牙切齿地恨着我。
每当深更半夜他把电话打过来的时候，我总是睡眼蒙胧地拿起话筒，努力地从梦境中挣脱出来，疲惫应答：“没有钱。从来就没有钱。”
他恨恨地呵斥：“你胡说！ 肯定有！ ”
我说：“的确没有。我们之间不谈这个。”
“不，一定有！ 你这个婊子！ 你这个狐狸精！ ”他大声叫：“我要杀了你！ ”
我放下电话。睡眠就这样消失了。天亮之后我昏头昏脑爬起来，在镜子里看自己的脸。
我的脸苍白肿胀，像死亡多时的鱼的肚皮。眼球突出，血丝爬满了眼白，眼睑松松地垂挂着，手指按上去，生猪油一样地颤颤巍巍。一夜之间，我提前进入老境，颓废而懈怠，成了我儿子艾飞的祖母。
贾铭帮我打电话到电信局服务台，要求开通一个防恶意骚扰的功能。服务小姐娇嗲地笑起来，说，先生，对不起，固定电话还没有开发这个功能，您可以开通“来电显示”，选择不接某些号码的电话。贾铭说，可是在选择之前，电话铃已经响了，骚扰已经发生，怎么办？ 小姐出了个主意：要么您选择去公安局报案？ 贾铭真的去了一趟派出所，回来告诉我说，手续太麻烦了，动静太大了，要申请，要开证明，要调查核实，审批，立案……还是拔了电话线吧，天长日久地打不通电话，对方会忘了这事的。
于是，那天晚上，睡觉之前，我拔掉了电话线。拔掉电线后我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床边。早春二月的天气，我把被子裹在身上，仍然觉得冷，心中倍感凄凉。我知道这不是陈清风想要的结果。不管他有没有给我留下一笔钱，这都不是他想要的结果。
后来我就睡着了。我出乎意外地睡得非常踏实，就连做梦也没有让我醒来。我记得我做了一连串的梦，一个套着一个，有点绵延不绝的意思。比较清晰的一个，是关于陈清风的。梦中我和艾早推搡着又拉扯着，一脸傻笑地闪进县广播站的院子。我们都是十六岁的年龄，穿碎花的棉布套头衫，藏青色三角裙，浅蓝色塑料凉鞋，额前剪出齐齐的刘海，过于浓厚的头发扎成两个毛刺刺的刷锅把，如果不小心把手指插进头发里，会摸到黏腻腻的头油和污垢。
我们在广播站的两层小楼里上上下下地奔跑，焦急地寻找陈清风。楼里却空无一人，像唐山地震发生后小城里万室皆空的样子。黑洞洞的门窗后透出瘟疫般的死寂和苍凉。我们两个人的凉鞋啪嗒啪嗒地敲打在水泥楼板上，发出来的回声阴森而恐怖，仔细听上去，是一种叹息，沉重的、悠长的、呻吟一样的叹息。艾早找得不耐烦了，生气地跺一下脚，大声喊：“陈清风！ 你在哪儿？ ”
院子里的一棵泡桐树忽然哗啦哗啦地响起来，恶作剧样地重复着艾早的话：“陈清风！ 你在哪儿？ ”我们抬头看，蓦然发现每一片树叶上都长出了一只眼睛，无数双眼睛在树间快乐地摇晃，眨动，闪闪烁烁。眼睛后面似乎还藏有戏谑的笑声，古怪得让我们头皮发麻。我和艾早争先恐后地跳起来，伸手去够那些眼睛。我们每蹦起来一次，身子就会长高一截，离那树上的眼睛更近一寸。艾早比我长得更快，她的指尖已经触到了叶片。我急得要哭出来。我对树上的眼睛喊：“留给我！ ”
这时候嘎嘣地一声响，地面莫名其妙地裂开一个坑，泡桐树整个儿陷了进去，速度飞快，逃遁一样。等我和艾早省悟过来，眼前已经踪迹全无，好像树木压根儿就没有存在过。于是我们两个人拼命地用手刨地。手指所触之处。
泥土如面粉一样松软。眨眼工夫艾早刨出一块淡黄色的琥珀。那块琥珀大小如一只土豆，圆润，柔滑，婴儿皮肤般地腻手。我指着琥珀喊：“眼睛！ ”艾早哇地一声惊叫起来，抬头看我。
我们都认出来，这是陈清风的眼睛。陈清风的眼睛藏在琥珀里，晶亮无尘，如一滴硕大的泪珠，凝视着我和艾早。
我应该说一说陈清风的死。陈清风的死的确与我有关。
一九八九年陈清风出国定居。两年后他女儿跟去读书，老婆也同时办了移民，在老家只留下一个农村户口的儿子。他们一家最后的定居地是加拿大多伦多。一九九四年我被学校派往美国布法罗大学进修，陈清风频繁往返于美国和加拿大的边境线上，争取一切机会陪伴着我。第二年我回国，生下了我们的儿子艾飞。陈清风仅仅是在电脑里见过艾飞的照片。
今年的年初，春节过后，我决定跟贾铭结婚。我打电话把消息告诉了陈清风。陈清风接完电话，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脸上泛出一层潮红。沉默了不到十秒钟，他对家里人说，他要出门，去邮局。但是他没有说去邮局干什么。
加拿大的冬天照例寒冷，多伦多的二月大雪封路，滴水成冰。陈清风出门没有开车，一步一步走到邮局，办完事情，再走回家。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要选择走路。在那样的天气里，人们一般不在室外行走。果然他滑倒在坡道上，一个跟头摔成脑溢血。他在医院躺了一个星期，片刻都没有苏醒。一星期后他溘然长逝。
在那漫长的黑暗无边的七天时间里，陈清风的大脑细胞有没有活动？ 他想起我了吗？ 他又想起艾早了吗？ 他想起我们当年在县广播站里大声朗读的那些诗歌作品了吗？ 他记起我们在江边树林里埋下的松树香脂了吗？ 我无法知道。连守在医院里寸步不离的他的家人都无法知道。
办完丧事，他老婆和他女儿在家中检点遗物，惊讶地发现家中居然没有一张存折。加拿大的华人都有攒钱的习惯，陈清风做过一段房地产经纪人的生意，虽然是小打小闹，但是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前后。多伦多房价如火箭飞升，他确确实实是赚了一笔钱的。钱呢？ 除了口袋里的一点零钞，寻遍家中不见存款。陈清风的钱蒸发了，在家人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临死前一直昏迷，没有来得及留下只言片语，存款的去向成了一个谜。
全家人细细分析，得出结论：陈清风死前把全部存款留给了我，他去邮局是给我寄一张巨额支票的。
可是我收到的不是支票，是一块琥珀。一块挺昂贵的琥珀，但是远不值他家人想象中的钱数。
这样才有了陈清风儿子深夜里的电话。他认定是我得到了遗产，我应该吐出来，还给他们家，最起码也要平分。
可我确实没有钱。我也不可能接受陈清风的钱。
我睡觉之前有一个习惯：要看几页小说。
好看不好看倒在其次，需要的仅仅是阅读本身，是文字在眼前一个接一个掠过去的快感，是睡眠之前的姿态。贾铭对我的这个习惯非常无奈，他认为这是一种强迫症，应该治疗。他说，太奢侈了，临睡前必须看书，这太奢侈了，如果发生战争，成了难民，每日颠沛流离，从哪儿弄到台灯给你看书？ 从哪儿弄到软垫给你当靠枕？我说，那我就选择不逃难，最好是在亮灯读着书的时候，让一颗导弹炸死。
我最近正在看的一本书是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这本书我已经看了无数遍开头，始终没有读完第一部《在斯万家那边》。没有办法。我不是做文学研究的人，普鲁斯特的文字再妙，于我也不过是一些絮叨的呓语。如果大师还活着，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