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
“我认为，你提出的那些理由不足以证明非那样不可。”
“你把‘非那样不可’解释一下！”这句厉声说出的话像是命令。忍耐是有限度的，院长拿定主意了。他冷冷地回答说，“我想谈话就到此结束，这对我们双方都好。再见！”
但洛德毫无离去之意。他仍坐在院长书桌对面，怒目圆睁。“我要你重新考虑一下。否则你也许会后悔的。”
“在哪方面我也许会后悔呢？”
“我可以决定不在这里工作。”
哈里斯院长真心实意地说道，“发生那样的事将会使我感到遗憾，洛德博士。你的离去将是一个损失。你给我们大学带来了荣誉，而且我相信，还会继续带来的。另一方面”——院长让自己淡淡一笑——“我相信，即使你走了，这学院将继续存在。”
洛德离椅而起，气得满脸通红。他一声不吭地大步走出办公室，随手把门砰地带上了。
院长像过去多少次一样，提醒自己说，他职责的一部分就是心平气和地同那些急躁而有才华的人打交道，他们为人行事往往不可理喻。于是他就回到其他工作上去了。
洛德博士可不像院长，他忘不掉这件事。他脑子里就像录了音，一遍又一遍地把这次谈话放出来，使他越来越痛苦和愤怒，最后他变得不单是恨哈里斯一个人，而是恨整个大学。
洛德怀疑——即使这事在会见中没有提到——他最近发表的两篇论文必须做点小修改一事，与他这次被回绝有关。这怀疑更加使他怒不可遏。因为在他看来，这比起他在学术上的总成绩来简直微不足道。不错，他甚至自己也承认，他知道那些错误是怎样产生的。他的确不耐心，过于急切，过于匆忙。在绝对最短暂的一刹那，他让自己对结果所抱的愿望占了上风，放弃了科学的谨慎态度。但从那以后，他发誓再不让任何类似的事情发生了。而且，这件事已经过去，他即将发表更正材料。因此，有什么必要把这事考虑进去呢？气量狭小！不成大器！
洛德从来没有想到，批评他的人关心的不是事情本身，包括四年前发生的事情，他们关心的是他性格中的某些征兆和信号。既然洛德博士缺乏这方面的推想和理解，他的痛苦愈积愈深。
因此，三个月后在圣安东尼奥举行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当费尔丁·罗思制药公司的一个代表接近他，并邀请他“过来”——提供职位的婉转用语——他虽没马上同意，但那种反应至少是“也许吧！”
这种接近方式本身并不奇怪。大医药公司总在注意收罗科技人才，密切注视着大学里科技人员发表的论文。如果论文引起医药公司的兴趣，说不定寄去一封祝贺信。然后，通过一些在介于两者之间的地方召开的学术会议，医药公司的人得以与院校的科学家相遇，而这是良好的接触机会。通过上述所有的方式，而且早在圣安东尼奥会议之前，文森特·洛德这姓名就是医药公司考虑和物色的“目标”。
接着是更具体的洽谈。费尔丁·罗思需要的是一位在他那专业方面具有极高水平的科学家，由其来领导对于类固醇的研究。从一开始，这公司的几位代表就非常尊敬、重视洛德博士，这态度使洛德非常高兴。他把这看成是一种令人高兴的对比，因为他总觉得在伊大太受怠慢了。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机会使他颇感兴趣。提供的薪水也使他满意——一年一万四千美元，几乎比他在伊大的收入增加一倍。
为洛德说句公道话，他对金钱本身的兴趣几乎和他对食物的兴趣一样小。他个人的需求很简单：在大学里的收入从来就没使他感到难以维持生活。
但是医药公司给的待遇对他又是一种恭维——承认他的价值。
考虑了两个星期以后，洛德博士接受了公司的职位，他尽可能少地与人告别后，突然离开了伊州大学，于一九五七年九月起在费尔丁·罗思任职。
差不多就在他刚来公司时，发生了一件奇特的事情。十一月初，这家公司的研究部主任在看显微镜时忽然人事不省、死于大面积的脑溢血。洛德既合适又现成，也具备一切必需的资格。于是任命他补上了这个空缺。
如今，三年过去了，洛德博士已牢固地在费尔丁·罗思扎下了根。他继续受到尊重。从来没有人怀疑他的才干。他卓有成效地管理着研究部，外来的干预减少到最低限度。尽管洛德由于性格关系有个人烦恼，他和研究部的人相处得却不错。同样重要的是，他自己的研究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
换了别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都会心满意足。但洛德可不同，他永远有那种回顾往事的并发症：对于早已作出的决定疑疑惑惑地进行自我反省。对伊州大学不肯晋升他为副教授一事依旧耿耿于怀，其愤怒和痛苦的程度并不稍减。就是在目前他也有烦恼，起码他认为有。他怀疑研究部以外的本公司人员。是否有人在暗中跟他过不去呢？有那么几个人他不喜欢也不信任——其中之一就是那雄心勃勃的女人。西莉亚·乔丹未免太出风头了。他对她的提升感到不快。他把她看成是自己在权势和威望方面的竞争对手。
他希望，总存在这么一个可能性：乔丹那娼妇由于做事过了头而倒台，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惜，就洛德博士而论，这事还不可能马上实现。
当然，这类事情将无关紧要，甚至过去伊州大学的侮辱也将算不了什么。
只要那件现在看来已有苗头的事一发生，那么就没有人能在权势和受人尊敬方面接近文森特·洛德的水平。
像大多数科学家一样，对未知世界进行探索的愿望鼓舞着洛德。也像其他科学家一样，他早就梦想单枪匹马地取得重大突破，他的发现要引人注目地把知识领域的边界往前推进，要使他的姓名永垂青史。
这样的梦想现在看来可以实现了。
在费尔丁·罗思，他根据自知非常精彩的构想，连续不断地苦干了三年，现在一种化合物终于快要研制成功了，它将是了不起的新药。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至少还需要两年时间的研究和在动物身上做试验。但是研究的初步阶段是成功的，下一步，再下一步，所有十字路口的路标都很鲜明。洛德凭他的知识、经验、科学直觉，能把这些路标看得清清楚楚。
当然，新药一旦上市将会给费尔丁·罗思带来意想不到的财富。但这不重要。重要的一点在于：新药与文森特·洛德博士获得世界性声誉有何关联。
他只是再需要一点点时间。
那时他就要给他们瞧瞧。老天作证，他要给他们所有的人瞧瞧！
十一
酞胺哌啶酮事发！
正如西莉亚很久以后说的，“尽管那时我们当中没有人意识到，但在酞胺哌啶酮事件众所周知以后，制药行业的任何事情都不会和从前完全一样了。”
事态开始时发展缓慢。只有个别地方注意到这事，而且——在起初有牵连人物的心目中——没有将这事和药联系起来。
一九六一年四月间，联邦德国的内科医生因出现一种海豹肢的症状而大为震惊。这是一种罕见的现象：婴儿一出生就是可悲的畸形儿，没有双臂或双腿，只有小小的、毫无用处的、像海豹一样的一对鳍状肢。据报，头一年有两例这样的畸形儿——即使两例也是前所未有的数字，因为正如一个研究人员说的，“长两个头的婴儿倒还常见一些。”如今，海豹肢婴儿突然出现了好几十个。
有的母亲，当人们给她们看她们生下的这些畸形儿时，由于吃惊和绝望而大声尖叫。有的母亲哭了，因为正如一个母亲说的，她们知道，“我的儿子将永远不能自己把食物送到嘴里，不能自己洗澡，不能解决自己基本的卫生问题，不能开门，不能把妇女搂在怀里，甚至不能写下他自己的姓名。”
在这些母亲中，有几个自杀了，更多的人则需要精神病医生的诊治。一个本来笃信宗教的父亲诅咒上帝。“我要在他身上啐唾沫和拉屎！”接着他又纠正自己的话。“根本就没有上帝。怎么可能有呢？”
而且，海豹肢畸形儿的出现原因一直没查清（据解释，海豹肢［phoelia］这个词来自希腊文——phokc意为“海豹”，melos意为“肢体”）。有的研究文章说，可能是原子弹的放射性微粒回降造成的。也有人说，是一种病毒在作怪。
许多婴儿除了缺胳臂少腿以外，还有其他缺陷：没有耳朵或是耳朵畸形，心脏、肠子或其他器官不完整或是功能不正常。有的婴儿死去了——被称为是“幸运儿”。
接着，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两位互不相识的医生——一位是联邦德国的儿科医生，一位是澳大利亚的产科医生——不谋而合地把海豹肢畸形儿与酞胺哌啶酮这一药物联系起来。然后，很快就证明，这种畸形儿的出生的确是酞胺哌啶酮造成的。
澳大利亚政府反应迅速，在上述联系公布出来的当月就禁止出售酞胺哌啶酮。联邦德国和英国禁用此药是在一个月以后，也就是在十二月份。但在美国，又过了两个月，直到一九六二年二月，食品药物局才驳回酞胺哌啶酮——反应停的申请。加拿大则莫名其妙地竟然一直到三月份才禁止出售此药——比澳大利亚停用此药晚了四个月，以致包括孕妇在内的许多人在此期间依然服用了它。
西莉亚和安德鲁注意阅读科学刊物和一般报纸对这惨剧的报道。他们经常议论此事。
一天晚餐时，西莉亚说，“安德鲁，我真高兴，在怀孕期间你不让我服用任何药品！”几分钟以前，她用爱抚和感恩的目光看着他们亲生的两个正常的健康孩子。“我本来可能也会吃酞胺哌啶酮的。听说有些医生的妻子就吃过。”
安德鲁平静地说，“我自己就有一些反应停。”
“你有吗？”
“是一个新药推销员给我的样品。”
西莉亚吓了一跳，她说，“但你没有用过吧？”
安德鲁摇摇头。“我倒是想说当时我对这药有怀疑，但这不是真话。我只不过忘记有这药了。”
“这些样品眼下在什么地方？”
“今天我才记起放的地方，我全都找出来了，有好几百片哩。在什么文章上我读到过，有二百五十万片以上已分送到美国医生们手中。我把我那几百片都扔在抽水马桶里冲走了。”
“谢天谢地。”
“我也要这么说。”
随后的几个月，不断有关于酞胺哌啶酮的新消息传来。据估计，在二十个国家里有两万名这样的畸形儿，尽管确切数字永远不可能知道。
在美国，海豹肢畸形儿的出生数字很低——大约十八九个——因为从来没有批准该药供人普遍使用。如果批准过，美国缺胳臂少腿的畸形儿很可能达到一万。
“我想我们都该感谢那位叫凯尔西的妇女，”一九六二年七月的一个星期天，安德鲁对西莉亚说。这时他在家，在他们俩的小书房里舒舒服服地坐着，他面前摊开着一张报纸。
“凯尔西”就是弗朗西丝·凯尔西博士，她是食品药物局里主管药物的一个官员，地不理会医药公司的催逼，用官样文章的办法拖延着，因此酞胺哌啶酮——反应停未能在市场上出售。现在，凯尔西博士声称：她一直怀疑这药的安全性是有科学依据的，从而成了全国的英雄人物。肯尼迪总统授予她一枚总统的金质功勋奖章，这是美国公民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奖章。
“由于结果表明，”西莉亚说，“她所做的事是对的，我同意感谢她。
但也有人说，她是因为不干事才得到这枚奖章的，她只是迟迟不做决定，这是官僚分子总爱采取的一种保险办法，因此说她现在自称有先见之明与事实不符。同时，也有人担心，肯尼迪所做的事意味着，在将来，如果有其他食品药物局官员也想得一枚勋章，那么真正为人们所需要的好药也将受到拖延而用不上。”
“你必需了解的是，”安德鲁说，“所有搞政治的人都只管对自己有利、不顾是非。肯尼迪也不例外，凯弗维尔也一样。他们两人都在利用酞胺哌啶酮事件来标榜他们自己。不过，我们还是需要某种新法律。因为不管酞胺哌啶酮还起过什么别的作用，西莉亚，它确确实实说明，你们制药业管不好自己，还说明，制药业中有的厂商已经腐败了。”
这评语是由一系列的揭露引起的。对酞胺哌啶酮事件有责任的几家医药公司进行调查以后，几乎每天都有一些欺骗、狠毒、贪婪、掩饰、无能等等真相披露出来。
西莉亚忧伤地承认说，“我但愿能和你辩论。但是任何一个神志正常的人都不能这样做。”
令人惊异的是，虽然事先还有过政治花招，一些好的法案还是出现了，而且于一九六二年十月经肯尼迪总统签字后成为法律。尽管新法律远非完美，有些条款后来还使一些非常有用的新药不能到达急需使用者之手，但它总算给消费者提供了“酞前”没有的防护措施。“酞胺哌啶酮以前”的时代，后来就被制药界的人简称为“酞前”。
也是在十月份，消息传到西莉亚那里，费尔丁·罗思的总经理兼总裁伊莱·坎珀唐已经病了好几个月，就要死了。因为他得了癌症。
西莉亚听到这消息还没几天，霍索恩就把她叫到他的办公室。“伊莱传来口信，他想见一见你。他已经被人从医院接回家中。我已安排好，明天派车送你去。”
他家在莫里斯城西南五英里的肯布尔山湖的湖畔。房子在一条长长车道的尽头，远远望去，根本看不见，因为被树木和浓密的灌木丛遮住了。这房子又大又古老，它正面的砌墙粗石由于日晒雨淋而显得绿莹莹的。从外面看，里面似乎很暗。走进去，果然很暗。
一位弯腰曲背的老管家把西莉亚领进了屋。他把她带到一间以沉重的古老家具布置起来的华丽客厅里，请她等一会儿。房子很安静，听不见有活动的声音。西莉亚想，这或许是伊莱·坎珀唐一个人生活造成的；她知道他已鳏居多年了。
几分钟以后，一位穿白制服的护士出现了。她年轻、漂亮、活泼，与周围的一切形成对照。“请你跟我来，乔丹太太。坎珀唐先生正等着你哩！”
当她们踏着厚地毯，走上弧形的宽大楼梯时，西莉亚问道，“他怎么样了？”
护士实事求是地说，“非常虚弱，疼得厉害，虽说我们给他用止痛药减轻痛楚。但今天没用。他说他希望保持清醒。”她好奇地打量着西莉亚。“他一直盼望你的到来。”在离楼梯口不远处，护士打开一扇房门，示意西莉亚进去。
一开始，西莉亚很难认出那四柱大床上用好几个枕头垫起的枯槁人形。
伊莱·坎珀唐，这位不久前似乎还是力量和权势象征的人，如今却憔悴不堪、满脸病容、虚弱无力——是对从前的他所作的一幅漫画式写照。他深陷在眼窝里的眼睛看着西莉亚，想微笑一下的脸都变了形。他说话时声音尖细。“恐怕晚期癌症患者并不好看，乔丹太太。我犹豫过，是否让你看到我这副样子，但是，有些事我想当面对你说。谢谢你到这里来。”
护士搬来一把椅子后就走了，留下他们两人。于是西莉亚在床前这把椅子上坐下。“我很愿意来，坎珀唐先生。您生病了，我真难过。”
“比我年长的人大多叫我伊莱。如果你也这样叫我，我会很高兴的。”
她微笑了。“那么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