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空袭。
两支抗日军队终于不可避免地碰撞在了一起，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对错之分，西南与南京国民政府必须通过全方面的一战来决出胜负，津京战场作为重点战场之一，将必然成为争夺多重要目标。所幸的是，双方都没有对城市进行大规模破坏，更多的是在进行大规模野战。
1933年1月1日，蒋介石电令张学良，下令张学良留下“足够力量之防线守军”后，回师津京，给胶着的战场注入一支援军。
然而，蒋介石的电令居然被张学良亲自回绝，并与1932年1月2日，发表全国通电，宣布东北军第二次改旗易帜，脱离国民党，毅然打出了西南军黄金龙旗的旗号，并电请西南早日派员整编东北军。
在那一天，蔓延数地的宁锦防线一片欢腾，对西南早就充满了无限向往的东北军无不欢呼沸腾，要知道，东北军向国民党屈服的时间并不长，各级将领大多都还忠于张学良，对于大力支援东北军抗战的西南军好感多多，对于南京却缺乏忠诚，改旗易帜虽然非常突然，但却受到了广大东北官兵的支持。
张学良在改旗易帜的通告中这样说道：“……旨在建立平等、自由、富强、廉洁、公正之强大中国，而不是屈服于腐朽政权之统治，特改旗易帜，服从西南命令。望诸公……”
通电一出，天下震惊，在南京国民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时，西南最高领导人张蜀生亲自紧跟着通电天下，命令张学良为西南军东北抗日总指挥，任命霍卫国为东北抗日副总指挥，并表示愿意以诚相待二十万东北军，并承担起东北军之抚恤、补给等问题。
同时，西南宣布将加大对东北军之补给力度，对于张学良电请整编一事，则回以“战时特殊，可容随后再行整编”。
这也算是给东北军上下一个交代，并没有打蛇沿棍上，急着对东北军指手画脚，反而给予了张学良全权指挥特权，只是以霍卫国辅助，协同指挥抗战事宜。
东北哗变，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打击犹如是推倒了一座山后，又撞塌了另外几座山，恶劣至极的连锁反应，让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发表斥电。
在电文中，蒋委员长斥责张学良不遵中央，与西南图谋多时，逆行反叛之事必将受到严厉之惩戒云云。
东北第二次改旗易帜事件，影响极其广泛，似乎给其他的国军部队树立了一面旗帜。
1933年，1月15日，在西南军大军围堵近半月后，老奸巨猾的阎锡山终于成了东北易帜后第二个屈从的国军大鳄。阎锡山在太原宣布逮捕忠于南京的两个师长，同时接受西南军整编。
而与之对应的，西南宣布任命阎锡山为山西省长，同时，西南军在完成对山西军队的甄别工作，清除了一批人民公敌一般的害群之马后，将山西军队暂编在列，等候战后统一整编。
山西过后，在陈调元部彻底败走湖北后，湖南全省宣布加入西南联治政府。
1933年2月1日，福建、江西两省宣布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同时以“民意不可违，应顺应民心”为由，宣布加入西南联治政府。
西南也同时发布公告，对这些投诚的省份表示欢迎，并且表示在日后的政府重组时，将给予原国民党各级官员同样待遇之考核机会，只要通过严格考核，西南绝不排斥国民党官员加入新政府。
1933年2月是一个非常热闹的月份，整个北伐战场上，共有15个师的师长带着部队向西南投降，其中甚至有华中战区的国军副司令徐永昌，江浙东南战区15军军长薛岳，另外又有湖北宣布加入西南联合自治政府。
1933年3月，韩复渠、宋哲元联合率部反蒋，突然调转枪口对准汤恩伯，两人共计8个乙等师的部队，转瞬就成了西南军。而性格直爽，为人正气的张自忠更是怒斥汤恩伯，言明国民党大势已去，让其看清形势，早日结束内战。
在韩复渠二人反国民党后，津京战场方面，国民党的形势开始急转直下，甚至东北张学良也派了四个师的援军南下，支援津京战场。
1933年3月15日，被西南沟通许久的傅作义终于被民族大义所动，率部投诚，并出奇兵俘虏汤恩伯及其以下之仇视西南之党国官员近百人，指挥中心被端了后，津京战场形势大逆转，十几万国军最终全部投降，改旗易帜，归属西南。
津京战场事毕后，傅作义部留驻天津，宋哲元率部坐镇河北，韩复渠则回到山东，宣布山东易帜。完成准备后，解除了后顾之忧后，陈军率领四个师近六万精锐大军离开天津，开始沿津浦线向南进攻。
同时，西南军在陶谦的指挥下，成为进展最迅速的一方，早在3月初就拿下了杭州，兵临上海滩。
面对着已经近在咫尺的西南军，国民党集中了近三十万大军，构筑了号称铁桶一般的淞沪防线。
1933年3月20日，西南军一部乘船登陆上海，从长江口上岸，沿着宝山方向对日军的淞沪防线侧翼发起猛攻。同时，西南军主力则从正面发起猛攻，在飞机和坦克的协同下，战线被补充到了8个师的东南集群一鼓作气地攻破，历时一周时间，彻底解决了战斗。战斗的结果是，大部分国军投降，其余大多逃窜回乡，真正被打死打伤的反而不多。
与此同时，吴铁军负责的西南集群从山西出发，半个月时间拿下了河南，和陈军的津京军团呈几乎并行的趋势，经安徽，直逼南京而去。
和东南军团，西南军团，津京军团相比，华中军团虽然人数并不多，只有六个师，但以西南部队之精锐，装备优良，面对二十万国军的围堵，也同样突破迅速，在俘虏甚重的情况下，击溃了不少以师为单位的国军。在其他三路大军进军南京的时候，华中集群也沿合肥方向，向南京进发。
四路大军，补充到30多个西南师组成的庞大进攻力量，在加入了一些投诚的国军开明师长所带领的部队后，整个进攻力量达到了四十个师。四十个师的西南武装终于在南京附近遇到了国民党最后也是最顽强的抵抗力量。
在整合了败退到南京的部队后，国民党集中了五十多个师的部队，由蒋介石亲自担任战区司令，防御西南的进攻。虽然国军同样人多势众，但西南却走的是精兵路线，战力非凡，尤其是航母舰队提供的空中支援，更是将国军绝对的比了下去。
1933年3月30日，在北伐战争发起五个月后，西南与南京终于在南京附近展开了决战。西南通电南京政府，劝告对方大势已去，放下武器投降才是唯一出路。而南京方面则表示将战斗到底。
这将是一场血流成河的战斗，和之前的战斗不同，大多是被西南军强势突破包围后，解决了战斗，这次战斗很可能会死伤惨重。就在张蜀生准备忍痛下达总攻命令时，南京却突然传来兵变的消息。
第29军军长佟麟阁将军，率部连夜包围了总统府和政要官邸，以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将几乎整个国民党军政要员阶层一网打尽。
在佟麟阁将军的“正确规劝”下，蒋介石发布告国民电，通电下野前言称内战须早日结束，下令南京附近之国军放下武器，向西南投降云云。
见势不妙的蒋介石，在最后关头选择了接受兵谏，宣布下野，毕竟，只要不是疯狂的人，都能看出如今“党国”大势已去。
1933年，4月1日，西南人民军进入南京，放下了总统府上面飘扬的国民党青天白日旗，此举正式宣布南京国民政府在中国大地上的统治结束。
同日，张蜀生在西南发表《告全体国民书》，通过广播讲话，向海内外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在上下五千年之文明长河中，无数史实已经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凡的、百折不饶、可歌可颂的、创作过许许多多奇迹的伟大民族。然而，百年来，分裂、内乱无不阻扰着民族的崛起与复兴……从今天起，中华民族将走上一条快速、持续、健康的发展道路。我向全体国民保证，我向四万万同胞保证，我向亿万海内外同胞保证，西南将秉承一贯之作风，尽快解决战争之阵痛，组建新的全国人民政府，从而为快速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等问题打好基础。
西南将坚持以科技立国，经济强国，法制建国，教育兴国，礼仪传国的施政方针，保证一切为公，一切为民，一切为我中华民族之复兴图强而努力……”
第188章 党魁与元首
1933年4月，当统治中国长达20余年的国民党终于退出历史舞台，一个全新的统一的政权诞生了。
西南联合自治政府最后一次以联治政府的名义发布政治命令，宣布预备成立新华夏人民政府，以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两项重要工作，第一，对原有国民党地方武装完成最后的收缴工作。第二，组建新政府。
同时，西南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张蜀生宣布将西南人民军扩编为中国人民军，这支新生的军队主要由大约80个番号的师级部队组成，除了原直属西南的西南人民军四十多个师，其余都是暂编在列的原国民党军队。这一批原国军师虽然人数不少，但却都由一些经过谨慎选择的开明国军将领暂时任职，比如抗日之爱国将领张学良、宋哲元、韩复渠、陈诚、傅作义、王铭章、张自忠、刘家麒等原国军中高级将领，也有如张治中、徐永昌、薛岳、佟麟阁、杨虎城、蔡庭广（原国军津京战场抗日第十九师师长，改名之历史名人）、赵登禹、胡宗南等原国民党开明将领。
这些将领都有一个共同点，履历过人，战斗指挥经验较为丰富，只是缺乏最先进军事文化知识的教育。
在任命临时师长的时候，西南军部也经过充分考虑，一个人能否担任临时师长，并在新政府完成初步整编工作后，成为日后中国人民军队的预备军官，是有多个考察标准的。
首先，此人是不是劣迹斑斑，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考量，如果让罪大恶极的民国将领混入新军队，即便是暂时带兵，而且还被原西南军主力重重监视，也会让新政府遇到危机。
其次，此人是不是有足够的才干，能够任职临时师长，能够在随后转为预备军官。才干方面的考察也是非常详细的。
最后，此人是不是曾经强烈反对原西南联治政府，如果有这一条，那么很抱歉，你只能卸甲归田，新政府绝对不要这种墙头草一样的野心家。
“主席，我们的整编计划大致是这样的。按照之前扩编的方案，先行遣散相当部分的原国军部队，给予一笔遣散费，暂时给予他们预备役的编制。再将剩下的国军师进行交叉整编，这是整个新人民军队整编的第一部分。
随后，我们会将原西南的新编师与这些国军整编师混编，从根本上彻底杜绝任何可能存在的隐患。当然，军官方面，依然是抽调一些优秀的原主力部队优秀军官，这次的范围扩大到原来的20多个精锐师，只要是通过军部考察的各级军官，就能前往新的部队任职。
为了消弭极少数原国军将领的疑窦，我们会留任极少数一批国军优秀军官，比如张自忠、陈诚等人，将会担任人民军队的师长、军长。不过在出任新军职之前，他们必须与其他的将领一起，进入华夏军校进行为期一年到三年的现代化军事教育，如果能通过考试，最后军部将酌情任用，如果通不过，则转入二线。”
张蜀生合上文件，以他的浏览速度，早已将这份十来页的整编计划书看了个大概。过渡时期事情太多了，虽然已经由孙长庆为组长，以韦三才、周国来等人组成了新政府筹备委员会，但事情之多，同样让人忙的顾不上喘气。
虽然，组建政府的前期工作在战事进展顺利的1月份就已经开始了，但各项工作依然处于紧锣密鼓地状态中。
事情之多，远远出乎张蜀生的想象，由于他并不擅长政务，他做的更多的是听报告和签字，每天走马换灯一样地听各路人汇总报告。
虽然孙长庆作为政务院总理，也能拍板决定一些事情，但他显然将许多事情看成了重大事情，而放给张蜀生来做总决定。
新政府筹备委员会虽然能够解决很多问题，但难题依旧不少。
幸好现在不用立即任命或者任免各地各级官员，而只需要实行临时军管，给了西南一定的缓冲期。
早在一月份，西南的政工人员就开始按照提前做好的预案，开始有条不紊地任免、任命各地政务省长以下的各地高级官员。由于西南实行了十五年的大规模免费高等教育，民众受教育程度大大提高，相应的政工人员也非常多，摊子铺开到西南六个省份后，许多非常有才能的人却依然屈居乡镇、甚至是市县一级的官员，而省部各级同样有一大批从西南教育体系中走出来的新时代青年官员。
官员年轻化是西南的一大特色，为了避免一些众所周知的问题，张蜀生是不准备直接留用国民党体系官员的。
给他们的设置的第一轮考验就是民意测试，如果民意测试通不过，那直接将被刷掉，其次，有作奸犯科，欺男霸女，走私贩毒等等违法违纪行为的，直接开除，不予第二轮之考核机会。
通过大网筛选一番后，和原国军军官之优秀者能够进入各级军校深造等待考核相比，这些初步合格的原国民党体系政务人员，也将进入学校，接受再教育，考核过关则出任新职务，不过关则回家抱孩子。
这也是张蜀生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既不让那些蛀虫钻入人民内部，也不至于浪费人才。毕竟，西南虽然不缺政工人员，以西南目前牢牢控制巴蜀、云南、广西、贵州、广东、海南等六省之地的政治人才储备规模，甚至完全可以搭建出一个全国范围内的统治架子，然后再进行适当的公开社会招聘。
但他最后的决定给了这些人最后一次机会。通过调查发现，一竿子打翻一条船的事情确实是错的，就是国民党各级政府也确实有一些奉公廉洁的官员，只是这些人大多郁郁不得志罢了。并且，这样做，也不过是给了这些人一个“入仕”的考试机会而已，通不过的，同样没机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些没有作奸犯科等问题的老官员，在竞争一些基层职位时，并不比一个普通高中或者大专、大学毕业的学生机会来得多多少。
而且，频率较高的考核制度，一旦发现不合格者，也将迅速淘汰，这也是张蜀生早年花大力气建设廉政督查体系的原因。
其实，以后世的经验，张蜀生完全可以从一开始就建立一个大范围的政党，这样就能培养出“千千万万所谓的忠诚战士”，但是，这样的弊端也是清晰可见，而且一旦开了头，后面就根本别想有好结果。
试想，一个政权，如果从头到脚全是政党，那即便法制再健全，也会有偏颇之处。适当地控权，适当地放权，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这样一来，政治上，新政府将在控制中层、高层政治层后，对最基层的官员实行最严厉、最公平的社会招聘，实行任期制、选举制。再建党后，党组织将主要集中在中层，高层，而服务于民的阶层将主要由人民自己选出。这样既便于中央控制党组织，也便于开展局部民主。
军事上，整编是势在必行的，军官的安排，士兵的遣返另编都将在这个过渡时期内同时进行。
“嗯，军部要注意控制风险，严防一些地方不稳，对于国军旧部的监视也不能放松。听说湖南地区有不少国军部队钻入了山里当土匪，剿匪的事情要抓紧。”张蜀生也不想在这份整编计划上纠缠，无数高智商的参谋人员讨论了无数次的计划，自己只要把握住大方向就行了。
“放心吧，军部和总参谋部配合的很好，一应的应变处置计划都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