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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攫取权力是手段，获得名利才是目的。在中国的学术界，名利的分配原则完全按照生物界的丛林规律：弱肉强食。只不过这个强弱不是学术能力的强弱和学术成就的高低，而是权力的大小。所谓“小钱大评，中钱小评，大钱不评”就是科研资金分配现状的真实写照。“小钱大评”和“中钱小评”为的是掩人耳目，以利于那些当权派大搞“大钱不评”。为了几万、十几万元的科研经费，多数学者要焚膏继晷地写申请，并且要托门子，找关系。而那些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元的科技资源，只需要学术界的大腕儿们闭门商量商量就能够瓜分完毕。这就是所谓的自己立项、自己招标、自己评标、自己中标、自己决算、自己验收。（老田：中国的高等知识精英到底有多腐败？）。在工商界，这是犯罪；在中国的学术界，这却是常规。
其实，不仅是科研资金由权力来分配，在中国的学术界，各类名目繁多的评奖、晋级、涨工资、分奖金，无不由权力来决定。前面提到的那个“学术巨骗”蒋民华，那个“用权力写作”的潘国和，都是把学术权力运用到了极至的典范。看看中国学术界的评奖内幕：“笔者有幸多次担任所谓评委，对评奖内幕略知一二，首先评上较高等级奖项的一般都是这些专家本人的成果，其次是他们的熟人、朋友、同学或自己的学生、老师、上级等，再次才由其他人瓜分剩下的残羹剩饭。这些评委的评奖方法不是认真阅读原著，也没有时间去阅读堆积如山的原著，而是根据作者本人所填内容胡乱打分。这种方法评出的成果多为平庸之作，少有创新之作，还有许多就是泡沫成果、文化垃圾。可笑的是评奖结果一公布，下面便奉若“圣旨”，增加工资，扩大房子，安排孩子……”。（沙林：学术腐败形形色色倒底是谁玷污了象牙塔）。在中国的学术界，立法、司法、行政可以说是三权合一了。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
对权力的崇拜造成了中国学术界的另一个特色：学霸、学阀横行。学霸、学阀主要是两类人：一类就是中国的院士，他们虽然自己很少干学术工作，但他们有着“副部长”的级别，是国家认定的学术权威，因此他们可以颐指气使，飞扬跋扈，一副暴发户的嘴脸。据揭露，武汉一所大学曾邀请一个年逾古稀的院士评审一个科研项目，可这个院士竟然要求对方同时支付一个“韶龄少妇”的往返机票。这一对老男少妇在从事学术活动中同吃同住，毫不顾忌。（老田：中国的高等知识精英到底有多腐败？）。由此可见中国的学霸们已经猖狂到了何等地步。去年非典期间，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家在世界上首次将非典的真正元凶冠状病毒与非典联系在了一起，他们的发现比香港科学家要早了几周。可是，由於中国的一位院士已经提出了非典的病原菌是衣原体，所以这些非典病毒的发现者根本就不敢把自己的发现公诸于世。（Enserink； 2003）。我曾评论道：“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家应该是军人，如果不是这些军人科学家的胆子太小，那一定是中国的院士淫威太盛！”（亦明：面对非典，中国的科学家是打了胜仗还是打了败仗？）。中国科学家的工作失误是非典在中国大流行的主要原因，而学霸学阀的横行霸道是导致中国科学家工作失误的主要因素。
另一类学霸和学阀是各个学术单位的主要领导，如研究所的所长、学院的院长，等等。这些人手中握有实权，并且有继续向上爬的野心，所以他们干起事情来，特别地心狠手辣。诸如提拔亲信，强占公款，欺上瞒下，巧取豪夺，几乎无所不用其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这个只有600余人的研究所，公车就有100辆，所长、副所长的年薪都达几十万元人民币之谱，需要分几个户头入账。国家在过去几年内给他们下拨了上亿元的科研投资，但全所只在国际重要期刊上发表了六篇论文，其它如产业化项目一个都没有，相当于每篇论文的造价是两千万人民币。即使是这样，它的一个研究室主任还恬不知耻地叫嚷：“没有什么项目干不成，只要再给我两个亿。”（天地人：中国科学院的冰山一角）。这哪里是学者在说话，简直就是街头无赖在敲诈勒索！其实，就象那篇文章的标题所说，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的情况只是中国科学院的冰山一角。如果不信，就问问中国科学院各个研究所的所长，谁敢拍胸脯说自己没有搞过腐败？不搞腐败，他们爬不上去。不搞腐败，他们也混不下去。
学霸、学阀的横行肆虐，在中国的学术界造成了这么一种氛围：想要在学术界混下去，并且混得好，就必须要努力争取捞个一官半职。学术，在中国的学术界根本就没有位置。
六 菜教授、水博士、烂校长：学术原则腐败大揭密
在中国的学术界，小偷强盗遍地，学阀学霸横行：这一切，哪里有一丝一毫“象牙塔”的身影？哪里有一点一滴“净土”的气象？这还是学术界吗？不，它不是。因为中国的学术界根本就不是在搞学术，他们早就放弃了学术原则。这就是学术原则腐败。前面提到，学术原则腐败的实质就是学术界整个系统放弃了对真理的追求，而变成利用“学术”的名义来追逐名利。
根据什么这么说呢？
1 教授的贬值和院士的升值说明了什么？
学术界包括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机构，其组成人员包括在这些机构担任教育或研究工作的所有成员。在中国，学术界内的等级之多，世界罕见。除了按照国际惯例在大学中有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这四个主要级别之外，中国的教授还按评上的年头分为“88年以前”和“88年以后”的两群，前者享受高干待遇，得了病可以住单间，而后者则是一群大路货，得病住大病房。（佚名：中美教授谈学术腐败访谈实录）。目前中国的大学又独出心裁地在教授这个级别中增加了校聘教授、院聘教授、特聘教授，以及“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这么些个级别。除此之外，还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教授、“长江学者”教授等等名堂。近年来，由於“985工程”的实施，“若干所大学”用国家专款给教授涨工资，於是又有了“一岗、二岗、三岗”教授。即使这样，也还是满足不了中国学术界对等级制度的热爱。随着“院士”人数的剧增，中国的学术界又猛然多出了一个“最高权威”阶层。所以说，中国的教授实际是分为三六九等的。
教授等级的增多说明中国的“教授”头衔大幅度贬值。确实，在中国的大学，教授人数之多已经到了泛滥成灾的程度。据说一个大学校长的司机竟被评为副教授，而一个大学的膳食科长都不稀罕当教授，而要当博导。（佚名：中国“教授满街走”）。在中国的大学里，任何人，只要稍微有点手段，并且靠够了一定的年头，就可以得到教授的头衔。“大学教授太多太滥”，这是全国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张鉴祖做出的结论。（陈娉舒：基础研究评价体系应与国际接轨 大学教授评审制度应与国际接轨）。就目前而言，中国大学教授整体学术水平之低劣，不论是与世界各国横向比较，还是与中国百余年学术史的纵向比较，都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这一点，只要看看中国学术界最高权威，院士，就一清二楚了。（亦明：从SARS研究看中国的院士）。
中国的教授到底有多“菜”？没有真才实学的商人吴征，能够轻而易举地成为北大清华的客座教授。其它如北大的“门修斯”教授、“阿米诺酸”教授更是尽人皆知。＇亦明：无耻的嘴脸贪婪的心（一）：评北大“向着世界一流大学迅跑”＇。再看看清华大学的“妖魔化教授”李希光（xys/dajia/lixiguang。html）、“十面博士”董关鹏副教授（xys/dajia/dongguanpeng。html），其它学校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在中国，你只要稍微有点儿名气，只要你自己有胆儿，不论你的学问高低，你都可以当上教授。这不，一名普通的相声演员，竟然被四所大学争先恐后地聘为教授，并且是不同专业的教授。（佚名：牛群当教授网上网下遭围攻）。
不过，菜教授本身并不完全是教授贬值的原因。中国教授贬值的最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学术界内部自我调整机制失控，最后为了瓜分利益，把手伸向政府、伸向社会，因为国家给教授以一定的待遇。不以学术水平为依据，而以利益分配为取向进行学术职称的评定，是中国学术界腐败的第一表征。这一表征目前已经在博导、院士的选举、评定中暴露无遗，因为每年的增选，都是个人利益、单位利益、集团利益的重新划分。
与教授的贬值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院士的身价在过去的十年间的大幅度升值。为了能够当上院士，院士侯选人及其所在单位不惜花费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人民币来搞宣传（“包装”），搞公关（行贿），使院士选举变成了院士选战。（佚名：两院院士选举争论不断 选举为何退化成“选战”）。尽管院士人数以每两年超过百余人的数字递增，但这些名额似乎永远也满足不了中国学术界的胃口。
选举为什么成了选战？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当上中国的院士是既有名，又得利。因为院士是国家认定的最高学术权威，他们享受副部长级别的待遇，他们还能够争取、控制大笔的科研经费。看看那乱哄哄的选战场面，人们不禁会联想到民国年间曹锟的总统贿选以及近年间台湾层出不穷的政界贿选丑闻。其实，中国院士目前的选举与贿选在性质上几乎毫无区别。谁能被选上，看的不是他的学术水平，而是看“单位实力、推荐力度、本人背景——比如哪个学校毕业的、学部里校友和同事多不多、竞争者的实力强不强。”（佚名：两院院士选举争论不断 选举为何退化成“选战”）。什么叫单位实力和推荐力度呢？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就透露说，“现在都是由单位出面帮助候选人送材料、‘打招呼’甚至送钱送礼”。（引文同上）。另据揭露，某大学为了某教授能够评上院士，“过年期间由学校开出一辆蒙着帆布的大卡车，停放在校驻北京办事处。据说车上共计有20余万物资用来送人。”（教授：体验高校的教育腐败）。清华大学的一位院士对院士的“选举”有这样的心得：“评选院士这个东西； 得有人抬举； 关键的自己还要识抬举； 二者缺一不可。”（佚名：原来中国科学院也是藏污纳秽之地）。
实际上，院士升值与教授贬值的原因是一样的：学术界内部自我调整机制失控，然后人为地制造了这么多“学术权威”，以便让政府和人民给予他们以优厚的待遇，同时把掌管中国学术界的大权控制在了自己的手中。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院士就等於学阀和学霸。
2 水博士泛滥成灾说明了什么？
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的学术界不仅仅是教授多了，院士多了，而且拥有博士学位的人也多了。博士多到了什么程度？据说目前在读博士生人数已经达到12万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稳居世界第三。按教育部的规划，到2010年，中国每年将有5万人获得博士学位，成为世界第一。中国的学位制度从七十年代末刚刚起步，八十年代初开始授予博士学位。1983年，北京大学专门请了一百多位专家给数学系研究生张筑生一个人搞博士论文答辩，才使他获得北大授予的第一个博士学位。（孙献韬、杨连成：张筑生 了不起的教授）。曾几何时，中国的博士教育几乎可以与牧童放羊相媲美。一个博导同时指导几十名、上百名博士研究生的例子已经算不上是新闻了。据说某大学的一次博士论文答辩会，一位博导的八名弟子同时上阵，一举拿下了八个博士学位。难怪这被称为中国的“博士大跃进”。（大雷：学者质疑当今中国“博士大跃进”）。博士大跃进的直接后果就是博士水准急剧下降，以致这些新科博士被称为“水博士”、“土鳖博士”，并且全线贬值。（兆丰：高等教育之怪状研究生可能遭遇“集体贬值”）。
博士泛滥与学术腐败有关系吗？当然有。首先，学校建立博士点，以及教授升博导，这里面的猫腻多着呢。为了开设、增加博士点，中国的大学可以说是使尽了全身的解数，可以说是不吝巨资，可以说什么事情都肯干，但就是不干正事：他们连开会都要在黑夜里进行。（王克安：是“学术腐败”还是“不良行为”呢？）。现在，申请博士点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所谓的“公关”。 “公关” 是干什么？它包括把其它单位的名人，如院士、博导等等，拉到自己的旗下，然后围绕着他们来组织材料，提出申请。申请送出去之后，再派人到评审人那里去“打点打点”。据说每个博士点的公关费已经达到了几十万元人民币之谱。那些被拉到旗下的名人们并非真的调转了工作单位，实际上只是在新单位挂个名，简称为“挂”。一旦一所学校有了第一个博士点，它就可以利用同样的方法争取第二个、第三个，只不过“公关”难度越来越小而已。据揭露，湘潭大学早在1998年就提出了“只要能申请到博士点，不惜财力”的口号。到了2003年，他们又提出了“要不惜一切手段，今年的博士点要保５个争取８个” 的奋斗目标。果然，这个被自己的学生评价为“连硕士都培养不好” 的大学，现在已经有了九个博士点了。好一个“不惜财力”！好一个“不惜一切手段” ！简直就是一副赌徒的架势。
除了把名人“挂” 到自己的学校来争取博士点之外，中国博士教育的另一个特色就是所谓的“靠”。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那些没有博士点的院、系，他们可以依靠本校（甚至其它学校）的“相关”博士点来评定博士生导师、招收博士研究生。这个“相关”的学问可大了，他们几乎能够把学术界任何学科都给相关进去。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大学，没有博士点照样可以培养博士。听起来奇怪吗？可中国的学术界人士对此早已经见惯不怪了。
也许有人对学校下那么大的气力争取博士点不太理解。那么我就简单地解释解释。首先，博士点的多少，是中国大学排名的重要指标，而学校排名的高低，既是学校领导的政绩，又决定学校的经济利益（考生的多少，学费的高低，等等）。其次，学校每招收一名博士研究生，都可以得到很大的收入，包括政府拨发的人头费和学生交纳的学费。政府的人头费虽然不多，但是相当于白得的。除了这笔钱，国家还给每个研究生生活补贴。有的学校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