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弟说，什么话都说了，还有一句十分重要的话没有说。
她问是什么话，师弟便在电话中说，我爱你！蓝娜在那里愣了一下，然后“呸”的一声把电话挂了。师弟见她挂电话后十分羞涩地四处望望，好像怕有谁听到似的。接着她偷偷地笑了，然后一蹦一跳地哼着歌上了楼。
师弟站在树边的暗影里，心花怒放。
老板来了，开着车。老板的“宝马”我们都认识，七系列的。宝马这牌子本身说明一种身份。所谓开宝马坐奔驰嘛。老板讲课很帅，不带讲稿，也无教案，上课来打空手。到了，随便在谁手里找一本他的专著，打开目录顺着讲，讲课时双手插在西裤里，西服不扣，一条领带随着他在讲台上来回走动在胸前潇洒。他也不写板书，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不知不觉就是一节课。下课后老板还喜欢和同学们聊天，如果这时哪个学生投其所好，说某某某地有一个案子挺复杂，他会很注意地听同学讲，如果同学不讲完上课铃响了也不进教室。望着现在的老板，我们无法和当年的贫困生邵景文联系在一起。谁能想到当年他爹为了供他上大学，去割高压线卖钱。邵景文成了我们导师后，他告诉了我们关于他爹的死。不过，当时老板已没有痛苦了，只有感叹。那好像是在某一个案子二审审结之后，老板作为胜诉方的代理律师，为了表示庆贺请他的弟子在草坪上搞烛光晚餐。在草坪上搞烛光晚餐这种事一般只有本科生才干，一个法学教授带着他的研究生搞还是很少见的。可见，老板还是比较浪漫的，文心未泯。
那天晚上老板还带上了他的箫。那是我们第一次听老板吹箫。不过，我们从箫声中只听到了笛子的欢快。其实我们都分不清箫和笛子的区别，当时师姐柳条和师兄王莞为此还争论了一阵，后来只有让老板告诉大家他吹的是箫还是笛子。老板长叹一声说：“你们这一代太幸运了。”
老板的箫声一点也没有影响到我们兴奋的情绪。老板见状说：“你们想听听为师的故事吗？”
“想呀！”大家都没肝没肺地鼓掌。
老板说：“我原本也是一个苦孩子呀。”
“是吗？”大家都哈哈笑起来。
老板拿着箫说：“这是箫，不是笛子。你们知道这箫在我们家做什么用的吗？”
师姐说：“吹呗！”
师弟说：“也不一定，说不定还可以当兵器使，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就有手持洞箫、闯江湖的侠客。”
老板说：“这箫是我们家祖祖辈辈要饭用的。”
大家一听都不吭声了。
老板说：“我上小学时，在假期还随父亲要过饭，我爹一边吹，我一边唱那首《富贵调》，沿村乞讨。一天下来能要一口袋红薯干，在集上可以卖几毛钱。出去要饭还要偷偷地溜出村，不能让支书发现了，被支书发现后肯定要拉回来，说是给人民公社抹黑。要一个学期饭我开学就有学杂费了。我父亲就是靠吹箫要饭供我上的学。”
师妹甄珠眼泪花花的问：“那后来呢？”
老板说：“我上大学后，土地都承包了，我父亲以为从此就可以不要饭了，靠种地就能供我上大学了，没想到靠种地供不了我上大学。眼看第二学期的学费交不上来，我父亲被逼急了去割高压线，被电打死了。”
天，大家都嗟嘘不止。师姐问：“那你父亲为什么不重操旧业，吹箫要饭呢？要饭又不丢人，你看现在地铁站有很多年轻小伙子弹着吉他在那卖唱，一天也能要几十块钱。要是你父亲在地铁站一坐，箫声一响黄金万两。”
师姐的一席话差点把大家逗乐。老板瞪了师姐一眼，对她的“箫声一响黄金万两”之说大为不满。说：“我考上大学时，父亲把箫送给了我，让我把箫随身带着，不要忘本。我当时只会拿着箫在舞台上演出，却从来没想到去地铁站吹箫卖唱。没钱了就写信向爹要，结果就造成了爹的惨剧。”老板说，“要是我爹活到现在多好。”老板说着有些难过，又说，“当时我接到电报赶回家后，我爹已经死三天了。死了三天也没有人把他从电线杆上弄下来。我娘带着弟弟、妹妹只会跪在电线杆下哭。我望着电线杆子上的爹，他老人家已被烧焦了，像一张剪纸随风飘荡。我问，为什么不把爹弄下来？我娘说，支书不让收尸，要在电线杆上挂三天，示众。看今后谁还敢割电线卖钱。”
“他妈的，太残酷了，”李雨骂起来，“一点也不人道，这是违法的，可以告他。”老板说：“我当时气急了，找了个竹竿把爹挑了下来。我用手去接却没接住，我爹一飘就飘到了稻田里了。我连忙把爹抱起来，爹像一捆干柴，连一点分量都没有。我娘哭着喊，景文呀，你爹冤枉呀，你要替你爹申冤呀！”
据邵景文他娘后来说，邵景文他爹是被逼死的。村里根据上级指示搞“村村通”工程，也就是每一个村都要通电，安电灯，结束点油灯的历史，这当然得到了农民的欢迎。为此上级还拨了专款，禁止向农民集资，增加农民负担。可是村支书瞒着上头已拨了专款的事实，还是向村里人集资。为了结束祖祖辈辈点煤油灯的历史，村里人一改过去对集资的抵触情绪很主动地交了钱。其实这笔集资款都被支书贪污了。
不久，电来了，村里人欢天喜地地点上了电灯，开洋荤了。可是好景不长，到了月底一算一个15瓦的泡子要几十块钱电费，这下村里人傻眼了，这要是点煤油灯一年也点不完。这样第二个月大家不敢用电了。可到了月底，收电费的又来了，一家还摊好几十块。这下村里人不干了，说我这个月没点电灯为什么还交电费？收电费的说，反正一个村一个电表，大家平摊。
村里的电表安在支书家，村里人不用电，支书却用，家里电视机、冰箱，都买了。还有就是村委会的那几盏长明灯，都是上百瓦的，村干部天天在那里打麻将。村里人说，他们用的电为什么让老百姓交？不交。电费收不上来电管所就拉闸。拉闸就拉闸，继续点煤油灯，有啥。人老几辈都点煤油灯也没见饭吃到鼻子里。这一拉闸就是三个月，结果电线也被人割了卖给废品收购站了。电管所拉闸支书不好说什么，可线被割了支书就有话说了。支书开会说，割线是反党，是破坏社会主义，是对抗中央村村通的政策……必须重新集资，把线拉上，否则无法向上级交待。支书一训话村里人就怕了，听支书那口气又要搞运动了。这次集资把安电表的钱也收上来了，家家都安上了电表，为了以示公正，每家门口都栽了一根高高的电线杆子，只有电管所查电表的人才能用“老虎蹬子”爬上去。
这次集资虽然更劳民伤财，不过村里人还是吁了口气，最起码不用为支书交电费了，可以安心点电灯了。没想到老百姓这次又上当了，到月底收电费的时候，一个十五瓦的泡子每天只点不到两个小时，电费还是几十块。因为在电费中加进了线路维护费、电管所管理费、爬杆费等。老百姓当然不愿交，电管所又拉闸，结果线又被割了，线割了又集资。这样一来二去的，村里人苦不堪言。
后来为了防止电线再次被割，电管所不拉闸了。有钱的用电，没钱的点油灯。这样一个村里就一半光明一半黑暗。特别是支书家的电视机一开就是大半夜。这让村里人眼红，觉得不用电也吃亏了，因为那电线是大家集资拉的，凭什么只有你们支书几家有钱的用，这不合理。于是，有人在深更半夜带电把电线割了。线割了又集资拉，拉上了又割，村里人和支书打起了游击战，连支书派民兵都守不住。这时，邵景文他爹发现每一次集资前后左右的邻居都很积极，便暗下打听。这才知道原来邻居都割过线。大家都编成顺口溜了，说，支书集资俺不怕，割线卖钱赚一把。这样，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邵景文他爹也去割电线。邵景文他娘哭着对邵景文说：“俺拉都拉不住呀，不让他去，他非去。人家割线用老虎钳子，他割线用镰刀，他以为割线就像割麦子。”
邵景文他爹被电打死后，支书不让收尸，说示众三天，看谁还敢割线。支书说，久走夜路必遇鬼，他割了那么多次线，这次是咎由自取。支书新账老账一起算，都算在邵景文他爹头上了。支书带人把邵家的牛也牵了，说是补偿损失。支书说，这钱公家一分也不留，返还过去的集资款。这就是老板他爹死的经过。老板的家史也只有他的几个研究生知道，一般的学生肯定不会了解这些的。同学们只会看到一个儒雅、智慧、潇洒的名教授，他讲课时的风度让无数学生倾倒。比方，今天老板讲的是关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要约，他先告诉了大家要约的概念，然后告诉大家一项要约的构成，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十四条规定，要约具备三个条件：1向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特定人提出；2提出的内容必须准确；3必须表明要约人在其要约一旦得到接受就将受其约束……最后老板提出了一个问题，问商店里的商品明码实价标在那里算不算一种要约形式。对于这个问题大家有很大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不是要约，因为标价不是向特定人提出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是要约，因为当你走近商品提出看货的一瞬便成了特定人；还有人认为可能是要约也可能不是要约，如果看货人还了价那么原标价就是要约邀请，还价者等于又提出了一个要约。
老板最后总结说，刚才大家的观点都有道理。是不是要约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不同，如果是要约，那么就意味着商店必须把商品出售给你，否则便构成违约，违约便产生违约之债，你可以提起诉讼，请求赔偿损失。一般情况下“英美法系”国家不把它当成要约，而“大陆法系”国家包括我国认为这是要约的特殊形式。比方在美国你看到柜台里的蛋糕明码实价摆在那，你以其所标之价购买，他可能售你可能不售你，可能以比所标之价高的价位售你。
无论从哪个方面说，老板的发展都是十分神速的。几年前我们还没考上老板的研究生时，他的知名度还只是在学术界。那时候他还没申请律师资格。没有律师资格的老板却意外地代理了一个案子。那也是他代理的第一宗案子。现在看来那完全是一次巧合，当时老板去南方开一个什么学术会议，在飞机上认识了民营企业家宋天元，这就是后来和老板过往甚密的宋总。宋总为了打官司不惜代价，不但出钱而且还出人。他把公司的公关小姐梦欣派到了老板身边，说是公司派往北京的法律联络员。
当时，老板在飞机上刚好和宋总坐在同排，两人很客气地交换了名片。当宋总得知身边坐着的就是著名大学的法学家、国内知名的邵教授时，眼睛一下就亮了。宋总激动地握着老板的手说：“邵教授，我久闻大名，今日在天上相遇，这是上帝的安排。”
老板对宋总的过激反应大惑不解。一般情况下，大家萍水相逢出于礼貌交换一下名片客气几句也是有的，如宋总者就有些少见了。老板说：“请别客气，我只是一个穷教书的。”宋总说：“你是教授我知道，但不会是一个穷教授吧，像你这样的知名法学家，在外面随便帮人打几个官司也就发财了。”老板笑说：“诉讼代理是律师的事。”
“当教授也可以当律师呀。”宋总说。
“可以兼职当律师，我主要是没有时间。再说当律师去找案源也挺麻烦，我的学生有当律师的。”
宋总神秘地笑笑，说：“邵教授如果有意帮人打官司，案子就摆在你面前。”
老板望望对方道：“难道宋总要和人打官司？”
宋总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摇摇头说：“我本来不想和人打官司，谁不知和气生财的道理。可是对方要置你于死地而后快，你只有奋起还击，官司躲是躲不过去的。”老板说：“宋总别烦忧，把你的案子说来我听听。”老板得知宋总有法律纠纷来了兴趣。
长期以来老板一直都在搜集案例。老板搜集案例已到了痴迷的程度。虽然法院每年都有很多审结的案例公布，可老板却不感兴趣。老板认为那些案例都是有了定论的，束缚了思路，无法激发他的灵感，没有挑战性。老板研究案例也需要新鲜、新奇、新意，这样才有刺激，才产生激情。从这个角度来说，老板是一个天生的好律师。
可是当时宋总却闭口不谈案子，全心全意地想说服老板做他的诉讼代理人。宋总说：“邵教授愿意帮我打这个官司吗？”
老板说：“我只是对案例感兴趣。”
宋总说：“案情当然要说，关键是你愿不愿成为我的诉讼代理人。你不愿做我的代理人，案情说了也白说。”
“我不了解案情没有把握怎么敢轻言答应做你的诉讼代理人呢？”
“这案子对你这个名教授来说是小菜一碟。”
“那你说说案子吧。”
宋总说：“你还是先答应我。”
两个人像孩子一样发生了争执。末了，宋总哈哈笑起来。宋总问：“邵先生属牛的吧？”
“你怎么知道的？”老板不解。
“我也是属牛的，属牛的就是犟。”
“是嘛！”老板也哈哈笑起来。老板说，“我就是想帮你恐怕也无能为力。我现在还没申请律师资格，就是有资格了，还要等一年之后才能拿到执业证；拿到执业证后还要设立律师事务所。等我把所有手续办齐了，你的案子早结了。”
宋总又笑了，说：“邵教授，有句话我说了你可别生气，你也太书生气了。不是律师就不能帮人打官司了？”
“那倒不是。”
“这就对了。我虽不懂什么法律，但《民法通则》和《民事诉讼法》我还是翻过的。《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律师、当事人的近亲属、有关的社会团体或者所在单位推荐人、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都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邵教授，我背得对不对？”老板点着头，说：“看不出你的记忆力这么好，背得一字不差。”“唉——”宋总叹了口气说，“我是有病翻医书。谁没点麻烦翻那法条干什么？我那事只有诉诸法律了。我已找律师事务所咨询过，还没开口先谈钱，我不是舍不得钱，我根本信不过那些律师。我这个案子不仅仅是法律问题，不但打官司还要打关系。”
“我可没什么关系，也不认识大官。”老板说。
宋总神秘地微笑着望望老板，说：“你教了几年书了？”
“十几年。”
“邵教授也是桃李满天下了。你的学生都分在什么单位？”
“没有什么当官的，有一部分当了律师，有一部分去了公、检、法。”
“在我们市有吗？”
“有。”
“这就对了，你代理的案子你的学生敢乱判吗？”
“谁也不能乱判呀，你可以上诉的。”
“任何一位法官都不敢乱判，这个我信。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法律现在还不健全，有些法律问题本身还有争议。这要看法官看问题的角度，站的角度不同判决就不同。这和政治斗争差不多，无所谓谁对谁错，关键看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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