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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诸君，假如你的太太，对于你，施下最严酷的压力，你必须敬谨承受，才能忍辱负重，担当国家大事，这是王导、谢安、戚继光诸人成功秘诀。如其不然，定遭失败。唐朝黄巢造反，朝廷命某公督师征剿。夫人在家，收拾行李，向他大营而来。他听了愁眉不展，向幕僚说道：“夫人闻将南来，黄巢又将北上，为之奈何？”幕僚道：“为公计，不如投降黄巢的好。”此公卒以兵败伏法。假令他有胆量去迎接夫人，一定有胆量去抵抗黄巢，决不会失败。
我们现处这个环境，对日本谈抗战，对国际方面，谈外交手腕，讲到外交，也非怕学界中人，不能胜任愉快。我国外交人才，李鸿章为第一。鸿章以其女许张佩伦为妻，佩伦年已四十，鸿章夫人，嫌他人老，寻着鸿章大闹。他埋头忍气，慢慢设法，把夫人的话说好，卒将其女嫁与佩伦。你想：夫人的交涉都办得好，外国人的交涉，怎么办不好？所以八国联军，那么困难的交涉，鸿章能够一手包办而成。
基于上面的研究，我们应赶急成立一种学会，专门研究怕老婆的哲学，造就些人才，以备国家缓急之用。旧礼教重在孝字上，新礼教，重在怕字上。古人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今后当求烈士于怕夫之门。孔子提倡旧礼教，曾著下一部《孝经》，敝人忝任黑厚教主，有提倡新礼教的责任，特著一部《怕经》，希望诸君，不必高谈*裁矗*只把我的《怕经》，早夜虔诵百遍就是了。
教主曰：夫怕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怕。
教主曰：其为人也怕妻，而敢于在外为非者鲜矣。人人不教为非，而谓国之不兴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怕妻也者，其复兴中国之本欤。
教主曰：惟大人为能有怕妻之心，一怕妻而国本定矣。
教主曰：怕学之道，在止于至善，为人妻止于严，为人夫止于怕。家人有严君焉，妻子之谓也。妻发令于内，夫奔走于外，天地之大义也。
教主曰：大哉妻之为道也，巍巍乎惟天为大，惟妻则之，荡荡乎无能名焉，不识不知，顺妻之则。
教主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怕妻，而不知为怕者众矣。
教主曰：君子见妻之怒也，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必诚必敬，勿之有触焉而矣。
教主曰：妻子有过，下气怡声柔色以谏，谏若不从，起敬起畏，三谏不听，则号泣而随之；妻子怒不悦，而挞之流血，不敢急怨，起敬起畏。
教主曰：为人夫者，朝出而不归，则妻倚门而望，暮出而不归，则妻倚闾而望，是以妻子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教主曰：君子之事妻也，视于无形，听于无声，如闺门，鞠躬如也，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妻忧亦忧，妻喜亦喜。
教主曰：谋国不忠非怕也，朋友不信非怕也，战阵无勇非怕也。一举足而不敢忘妻子，一出言而不敢忘妻子，将为善，思贻妻子令名，必果；将为不善，思贻妻子羞辱，必不果。
教主曰：妻子者，丈夫所托而终身者也，身体发肤，属诸妻子，不敢毁伤，怕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後世，以显妻子，怕之终也。
右经十二章，为怕学入门之道，其味无穷。为夫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
新礼教夫妻一伦，等于旧礼教父子一伦，孔子说了一句，“为人止于孝”，同时就说“为人父止于慈”，必要这样，才能双方兼顾。所以敝人说：“为人夫止于怕”，必须说“为人妻止于严”，也要双方兼顾。
现在许多人高唱“贤妻良母”的说法，女同志不大满意，这未免误解了。“贤妻良母”四字，是顺串而下，不是二者平列。贤妻即是良母，妻道也，而母道存焉。人子幼时，受父母之抚育，稍长出外就傅，受师保之教育，壮而有实，则又举而属诸妻子。故妻之一身，实兼有父母师保之责任，岂能随随便便，漫不经意吗？妻为夫纲，我女同志，能卸去此种责任吗？
男子有三从，幼而从父，长而从师，由壮至老则从妻，此中外古今之通义也。我主张约些男同志，设立“怕学研究会”，从学理上讨论；再劝导女同志，设立“吼狮练习所”练习实行方法，双方进行，而谓怕学不昌明，中国不强盛者，未之有也。
河图洛书概述
中国传说中天赐的图像。有关记载最早见于《尚书·顾命》。《周易》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但对河图与洛书的内容已不能详考。汉代传说伏羲时有龙马出于黄河，背负河图，伏羲据以画八卦；夏禹时有神龟出于洛水，背负洛书，夏禹据以作洪范九畴。宋初道士陈抟提出一龙图即河图。其后，刘牧又据以发展为河图和洛书两种图式。
后宋儒认为刘牧将河图与洛书颠倒，故朱熹《周易本义》中将刘牧图名称互易，图式不变。近人有以河图与洛书为古代地理书者。
河图洛书
河 图
洛 书
繋辞传曰 河出图 洛出书 圣人则之 又曰 天一地二 天三地四 天五地六 天七地八 天九地十 天数五 地数五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天数二十有五 地数三十 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 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此河图之数也 洛书盖取龟象 故其数 戴九履一 左三右七 二四为肩 六八为足。
河洛研究
河图、洛书的原型是什么？
《太玄》《易经》与五行八卦、河图洛书的渊源
河图、洛书的原型是什么？
古人又是如何按河图洛书画出八卦的？
一系列的问题，几千年来不但没有人能够讲清楚，而且又附加上层层迷雾。可以说，河图洛书问题是易学史上争论最多，被弄得最复杂最混乱，但同时又是内容最为丰富的问题。其中的疑难，虽然随着有关地下文物出土而得到澄清，如宋明以来许多易学家认为传世的河图、洛书，始出于五代道士陈抟等人之手，自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中“太乙九宫占盘”的出土，这一说法已不能成立。
显然，陈抟的河图、洛书，是从前人模式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不过其线索隐而不显而已。但是，河图、洛书本身的问题仍未解决。其与八卦、《周易》有什么关系？它们最初原型又是如何？仍然众说纷坛。
有的学者把它们的原型追溯到西安半坡出土的石板上用锥刺圆点排成的等边三角形图案。但这还不过是一种有一定联系的设想，尚无法看出这种图案与八卦和《周易》的起源有什么联系。目前还有些学者，把河图、洛书与古人对天象的观察活动相联系。有的认为，河图出于立竿见影，是古代测日的晷仪；洛书范围了天文的原理，是天文图。《魏志》所言的“宝石负图”是一幅河洛八卦综合图，类似罗经盘，磁针居中，次列八卦，最外层为二十八宿。再有一种观点认为，太乙九宫占盘是按八卦与五行属性排列的。九宫的名称与各宫节气的日数与《灵枢经·九宫八风篇》首图完全一致。小圆盘的刻纹与《周易本义》中的河图、洛书完全相合。这是早在汉初或先秦，已有河图洛书的铁证。
但是，这里所提到的“河图洛书八卦综合图”与“太乙九宫占盘”的刻图，均非河图、洛书的原始模型，更不可能是原始古人画卦和作《易》的依据；因为完整的二十八宿星象，最早见于《吕氏春秋》，因此《太乙九宫占盘》早说也只可能形成于战国晚期，而九官二十四节气的划分安排，大致也要在战国时期齐备起来。根据这一时期河图洛书的特点，也只可能在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学说与卦气术数思想的基础上衍伸出来的，反映该时期特定的面貌。同时，在神学的外衣下，蕴涵着科学的内容。
如果我们遵循着天象观察这一脉络向上追溯，很有可能逐步接近河图、洛书的原型模式。如果这一问题能得到完满的解决，可以从侧面证明，《系辞传》中关于“仰观俯察，近取远取”这段话，和“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说法，两者之间就没有什么矛盾。因为这两段话说的是一件事，都是讲当初画卦者从对天象的中得到启发。不同的只是，一为画卦者从仰观天象直接得到启发，一是从前人仰观天象所画的原始图形中间接得到的启发，这像对一位远古的外科医生一样，他的技艺既得之于他亲手解人体直接获得的知识，同时也从别人的原始解剖图中间接受到启发；两者不但没有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在考察河图、洛书的时候，应从其纷繁复杂的内容中，把握其蕴含的天文学知识。
有关河图的记载，曾见于《尚书·顾命》篇，该篇最早提出图。记载周康王即位时，在东西两边厢房的陈设品中，西厢房有：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东边厢房有：大玉、夷玉、天球、河图。河图究竟是什么，没有说明白，但后人提出的测日晷仪与天象图标说，比较接近原物的实际情况。这些实物在当时可能还非常原始，但因为它们是测日观天察地的仪器，在古人眼中带有神圣和神秘的性质，因而方有可能和代表古代王权威严的古玉器陈列在一起。《尚书》中提到的“天球”也可能是古代原始的天象星宿图，与后来的洛书相接近。
春秋战国时期，河图、洛书已经开始与天命思想有关。孔子周游列国，到处求官不得，在不得意时悲叹说：“风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看来河图、洛书已与大人物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后来的神话传说，河图洛书都是由龙马、神龟从江河中驮出来的，进一步增添了神秘色彩。在两汉时期的谶纬文献中，关于河图洛书内容更复杂，也更为神秘，计有《河图括地象》、《河图始开图》等三十七种；《洛书甄曜度》、《洛书灵准听》等九种。又有老子、孔子的《河洛谶》各一种。这些几乎占了所记谶纬文献总数的四分之一，可见其影响之广泛。而且这一时期的河图洛书，和两汉时期流行的赤道、黄道、九宫、九风之类的天文图象联系在一起，这是后人继续向原来的河图洛书增添天象知识的内容。那么，河图洛书原始模式的素材是什么？追踪它的渊源，尚须叙述一下历史背景。
我国是天文学发展最古老的国家之一。华夏先民在采集渔猎的旧石器时代，已经对暑来寒往，月缺月圆，太阳的光照，动植物的物候等自然规律，有了初步的认识。根据考古学与文献资料，大致可以推断至新石器时代的中期，我先民就已经开始观察天象，测定方位。计算时间，划分季节了。在裴李岗、半坡许多文化遗址中，住宅和墓穴都有一定的朝向，并已用太阳的光照，来估量植物播种、生长、成熟的季节。显然方位的确定对人们生产、生活都有重要意义。“河图根源于晷仪”并非是无端的推测，是有一定历史传说作参考的：
“调和八风以画八卦，分六位以正六宗，于时未有书契，规天为图，矩地取法，视五星之文，分晷景之度。使鬼神以致群祠，审地势以定川岳，始嫁娶以修人道”
历史传说虽有浓重的神话色彩，但也折射出真实的历史内容。古代先民在观察、总结天文地理、规划八卦，测定方位，总是离不开古老的晷仪规矩，以及原始的天文图象。这些可能就是河图洛书的雏型素材。从遗留下来的汉朝石刻中，所刻伏羲与女蜗像，手中往往持有规矩。事实上也是如此，有了原始的天文图与晷仪规矩，古人才能“规天为图，矩地取法，视五星之文，分暑景之度”，总结与规划出八卦图象。古人有敬天祟地的思想，把原始天文图象与规矩，视作神圣的法器加以神化，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测影取象”，在我国有悠久历史，早在半农半牧的时期，人们就根据日影测定草原方位，规划农田和住宅。在周代远祖公刘时期，已有这方面的记录：
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幽居允荒。
显然，远在公刘的时候，已经很重视测量工作，而且规模之大，工程之巨使后人也叹为观止。由此可见，“晷测”，还可以追溯到更远的时代。
河图、洛书在以后各种文献史料的记载上也不尽相同，如《墨子·非攻》所言，“河出绿图，地出乘黄”。而在《淮南子·淑真训》与 《河图挺佐图》中，皆言“河图”为“录图”。这种刻有方位的图表可能是“测影日晷”。其心及其周各有圆孔，以各立表之用。按盘心宜立定表，其周用一游表。令定表直指北极，则盘面与赤道平行，使游表之景与定表相合，可知时刻。日晷从秦汉时期起已广泛流传，后来也曾有实物发现。
现在河南登封县告成镇还存在元代以圭表原理建筑的观星台。南京紫金山天文台还保存着明代正统年间的一个圭表，这都是“日晷观象”的明证。从古代天文学发展历程来看，河图洛书并不神秘。河图洛书的初始素材与原始的天文图象、观象晷仪规矩有关，以后逐渐被蒙上宗教神学的色彩，并不断地发展丰富其形式与内容。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文化进一步发展，河图洛书也必须改变自己的形态，以适应儒、道、佛合流与理学大溶通的需要。北宋时代出现的河图洛书正是适应这个时代理论化的产物。 据宋儒所言，河图洛书的精义隐藏在它的要诀之中，这是易学的至要秘宝，汉晋易学诸大家如京房、郑康成、王强、韩康伯等皆未参透，直至五代时，才由麻衣道者传于陈抟。其决曰：“戴九履一，左三有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膝，纵横皆为十五，而五居其室”。此图妙在于纵横倒正四合交错，其数尽为十五。但据《佛祖统纪》中载：“汉书有云，其论河图云：太一取之以行九宫，四正四维皆十五。”显然，早在汉时已有这种说法。宋时的河图是从“九宫图”发展而来，与古代的天象知识也有关系。河图的立意是一张平面的运转图，而在洛书中，却演化为立体的运转图象。
宋时出现的河图洛书在综合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加进了新的容，是融天文、人体、阴阳、象数为一体的易学图象，是一种理念阴阳消长座标图，暗喻的范围非常广泛，亦联系到古代的天文历法。河图洛书中心的圆点代表太极，是一混元之数，其中的黑点代“阴”、白点代表“阳”；阴数为二、四、六、八；阳数为一、三、五、七、九。奇数与偶数相参，代表天与地，是谓天地阴阳之数。中心外围四点代表东南西北四方与春夏秋冬四季，外围环列为八卦。
河图洛书构图，黑白之子相积，相加其数皆为五十五，合天地之。虚中而去五，合“大衍之数”五十。这样皆合《易传》中阴阳之数。在易学中河洛还侧重于阴阳与五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