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知被人打扰的不悦。在北京，生活总是轻易地被扰乱。一觉醒来，你门口平整的马路已被挖开；经过安定门时，你熟悉的那片民宅突然变成了一片废墟，一阵风吹过，扬起漫天尘土；夜晚11点时，西直门却仍在堵车——前方突然要施工了……汽车喇叭声、工地打桩声，一直伴随着你，如果你早晨8点钟坐着直升飞机在北京上空巡视，会发现这座林语堂眼中与巴黎并列的世界最迷人的古老都市，已变成一座巨大的停车场和一个昼夜不停的工地。它还非常脆弱，一场不大不小的雷阵雨，就可能让全城瘫痪，一场政治会议的召开，就能让当地人怨声载道。
我无意描绘所有大城市的通病，但挫折感与焦虑感确是北京日益显著的特征。
与这些焦虑相伴随的是那种无法描绘的亢奋。那些纷纷以“财富中心”冠名的钢筋混凝土、落地玻璃窗的大楼表现了这种兴奋感，北京是各种建筑师的实验场，你可以把天安门旁的国家大剧院修成一个巨蛋，可以在一座直线条的高楼上加一中式阁楼，你还可以在交通最拥挤的地段，毫不照顾未来，修建一座新的摩天大楼，将更多的人引向这里。城市里到处是2008年奥运会的标志与口号，就连防火、防盗也似乎与这一体育赛事有关，它像是这座城市的强心剂，所有的紧张、混乱，都可暂时遗忘。
两次穿越东四的八条胡同，是为了寻找一家酒吧。我们最终在六条找到了它，紧邻一间公共厕所。没有门牌，要敲门上的铜环，才会有人来开门。
北京充满了这些莫名其妙的地方，这城市最时髦的人，喜欢在故宫旁建餐厅，在中南海旁边的小巷里开酒吧。北京充满了历史的碎片与隐喻，如今，它们都毫无障碍地转化成消费主义的工具。
酒吧是个小四合院。院子中间有窄小的通道走下去，那是林彪修建的防空洞，在那个中国人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随时爆发的年代。房间里挂着革命年代的油画，茶几上陈列着1969年的《北京日报》，而那四把沙发则是“决策椅”——据说是林彪、彭德怀、陈毅、聂荣榛都喜欢在这里抽烟。房间里那种政治气氛扑面而来，因为连酒单上鸡尾酒的名字都是“林彪撞机”、“长征”、“黑猫白猫”，它们分别是蓝色的、红色与黑白混合色的。
坐在“决策椅”上，喝“长征”、读“农业学大寨”的新闻报道……在一丝新奇之后，我开始觉得不舒服，这种感觉像是第一次进入香港旧中国银行大楼上的中国。在被称作资本主义心脏的香港中环，你却突然被毛泽东像章、周恩来黑白照片和身穿类似1950年代中国警察服装的白色工作服却说一口粤语的服务生包围了……
在走廊上还挂着中国新一代艺术家的作品，主题大多是对毛泽东时代的解构。
这种气氛为什么让我不安？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为自己的表现迷惑不解。眼前充满了类似的东西。《时代》杂志的封面上，那些充满了革命年代气息的工农兵被置换成拿着手机、穿超短裙的新兴中产阶级，他们在发动新的“文化革命”吗？在德国汉堡一条小街上，一家中国人开的面馆上挂着一个留着长辫子的清朝人，嘴巴不雅观地咧开着；在北京789艺术家群落里，我不断看到“无产阶级”、“后毛泽东时代”、“革命”这些概念的衍生与再解释；在电视屏幕上，我们不断看到经济学家这样说“中国进行着一场从计划体制到市场经济的变革”……在读亚马蒂亚。森的新书《身份与暴力》时，我才突然意识到那种不安是什么。在伦敦地铁爆炸一周年时，人们发现在灾难一年之后，英国社会试图提高穆斯林居民和当地融合度的努力基本宣告失败。森说，人们总是倾向于认定穆斯林管理穆斯林，犹太的社会领袖领导犹太人，而它导致的结果是，它只是强调了人们的宗教身份认同感，却没有社会、政治上的认同感。人是复杂的，他有多重的身份认定，过份强调其中一点，忽略其他，总会导致理解上的单一与粗暴，试图用一个抽象的名词，来涵盖它原由的丰富性。
即使在千百万人都手握红宝书时，中国人也有不同的隐秘情感；即使在人人经商的时刻，中国人也不仅仅只是消费动物……在过去30年里，我们要么用6亿无产阶级，或是13亿人的市场，来形容中国，甚至中国人自己都这样看待问题。中国人要么只有政治身份，要么只有经济身份，如果推回到19世纪，那么中国人又只是一个被传统束缚的形象，似乎只有拥有过去，而没有未来……
对于单一身份的强调，忽略了文化的韧性和丰富。将过去30年的中国人描绘成从政治人转变为经济人，从大寨时代人转变为互联网时代人，这种描绘富有戏剧感，却无助于了解真相。中国人一直具有一种足以化解灾难、吸纳新冲击的生命力，在种种巨大的社会变革下，一种始终流动的力量，似乎从未中断过。
破旧的胡同旁建立了崭新的高楼，老北京人散步的后海，变成了纸醉金迷的酒吧。周围变化得太快，以至于你不知道该以何种心态来迎接这些改变，广告牌、电视屏幕，报纸专栏，都在提醒每一个人，如何迅速抛弃昨天，拥抱明天，人们为自己的身份认同而喜悦与焦虑。我们为自己设计出各种新形象，却仍在为那个简单的命题而困扰：“做一个中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抱怨了那种简单的身份解读，却不知道如何提供那些足以令人心服的新解读。
走向封闭的北大精神1998年5月4日的北大，像是一场盛大的、期盼已久的游园会。当时我是一名三年级学生，住在28楼的105室，刚刚7点钟，就被吵闹声惊醒。这是一桩事先张扬的新闻事件，北京大学的百年校庆。这所大学和她的国家的命运之间的特殊关系，即使在世界历史上都少有例证。
我记得那天的奇特感受，那种混合着骄傲和不安嘲讽的心理。几个月前，北大南门矗立了设计简陋的倒计时牌，告诉你还有多少天，多少小时，就是她100年的庆祝，它是天安门广场上迎接香港回归倒计时牌拙劣的仿制品。报纸上充斥了这样的消息，欧美校友包专机从海外归来，南方校友在深圳包了专列返回母校，中国铁路史上从未有专为一所大学开办的专列……校园里拥挤了从世界各地而来的校友，从西南联大时期的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到刚刚毕业的年轻人，但他们似乎不是这一事件的主角。庆祝的典礼不是北大校园里进行，而是人民大会堂。那些从各系挑选的学生代表，在那里迎接这场庆祝的高潮——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演讲。
和政治含义同样显著的，还有它的商业味道。学校里盒饭和各种纪念品的兜售，使校园像是一个大型的市场，出版商与电视台不断地推出与北大相关的产品，但是当我试图寻找一本完整的关于北大历史著作或影像作品时，却毫无收获。我们还被不断告知，因为这场庆典，学校又收到了多少捐款，它将用于修建多少层的高楼。
这一切和那个令一代代人念念不忘的北大没有什么关系。每一个入学的青年，都曾经对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原则带来的群星灿烂的年代憧憬不已，每个北大人都为鲁迅的名言激动：“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但是念来念去，我们所有的感慨与追忆都发生在1917－1929年那个短暂的时代。
辉煌的西南联大时代的似乎更是清华大学的产物，而在混乱的“文革”年代，北大的表现或许更令人汗颜。在一个被普遍视作知识分子的另一个黄金时代的80年代，北大的性格没有那么鲜明，那个年代公认的知识领袖来自于其他大学与机构。以至于在风靡一时《北大往事》时，我们被打动的是年轻人嘻笑怒骂式的琐碎追忆，而不是某种更崇高和富有创建性的品格。甚至我们引以为傲的美丽燕园，也是司徒雷登的遗产。
90年代的北大时光是暗淡的。北大在突然到来的全国性商业浪潮前慌乱不堪。
拆了南墙，不是为了以大学独特的精神去影响社会，而是变成了社会风尚的俘虏。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所学校的真正骄傲似乎变成了一家叫北大方正的公司，在南门外的北大资源楼里一家接一家的小公司里，都以北大为旗帜，那个由蔡元培、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缔造的光辉名字，成为了讨价还价的筹码。
优秀的年轻人仍蜂拥而来，因为中国的大学比国营企业更为顽固和拒绝改革，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在90年代的最后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和学生扩招为大学带来大跃进式的风潮，人人都在谈论世界一流大学，却忘记了大学的基本理念。即使在战时，经济最为拮据的时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仍在相信“大学者，非大楼也，大师之谓也。”
2000年毕业之后，我已很少回到校园。社会上关于北大的消息一直没有中断过，我听到了卖猪肉、卖糖葫芦的北大学生，听到了那场轰动一时、却似乎无疾而终的改革，最近的消息是北大拒绝让那些小学生前来参观，她准备关闭校门，她还和一位著名数学家发生了争吵、却又提不出值得信赖的反驳，她不满于香港的大学在内地招生打乱了她自己的招生计划……像是一个任性、傲慢，却又缺乏竞争能力的孩子，神形又是如此的老态龙钟。
1992年拆除的南墙又重新建好，校园的东北角矗立着太平洋电脑城，那里面闹哄哄的景象令人烦躁。在和隔壁的清华大学一起叫嚷着要成为斯坦福大学，将中关村塑造成硅谷多年之后，此地仍是小商小贩的天下。
如果没有伟大的大学，我们会有一个伟大的国家吗？如果一个国家最著名的大学，都缺乏反省精神，缺乏对于自己使命的明确认识，这个国家能寻找到自己的方向感吗？
我们尊敬的北大，是那个作为思想的实验场，作为社会变革的催化剂，作为新知识的探索者，作为高级的精神生活的倡导者与捍卫者的北大。我们必须承认，这个北大精神早已走向封闭，很多年以来，我们依靠不断重复回忆来欺骗自己我们与这股伟大传统依然相连。
别人的生活“像约瑟夫一样生活”，在经过南京市中心时，我被眼前的一块巨大的广告牌吓住了，这是一幢名叫“约瑟夫公寓”的地产项目，除去它是一个英文名字，我不知道约瑟夫是谁又代表什么，广告上的画面提醒我，那是那种欧洲电影里一样的生活；在一个降着小雨的下午，我在唐山碰到了“贝弗利山庄”，广告板上，那个珠光宝气的女士正在喝一杯咖啡；我北京家的对面是“哈佛馆”，在每天上班路上，我看到接连不断的“澳洲女人”别墅，格林小镇，或是东方银座……我不断在那种昂贵、色彩鲜艳的广告牌上，看到18世纪、19世纪、20世纪的西方面孔，他们配带着假发拄着手仗，或牵着一匹马，挥动高尔夫球杆。
我甚至发现了一个热气腾腾的洗浴中心名叫塞纳河，心中暗想海明威此刻是否正泡在其中。似乎中国每一座城市都出现了“曼哈顿”，一位成都的朋友告诉我，一幢“格林威治”公寓树立在他家的对面，而一个新社区干脆起名叫“摩卡。筑”，只因为摩卡的咖啡香变成了新兴中产阶级的标志之一。
我还看到了数不清的这样的形象，标榜是正宗东方特色的太湖珍珠是佩带在一个金发碧眼姑娘的脖子上，一个百分之百的温州产的西装，一定要套在一个头发卷曲、高鼻梁、蓝眼睛小伙子身上，品牌的名字则是某个英文单词蹩脚的中文翻译…
…北京、上海、广州的商业中心区，那些穿戴时髦、自认为是精英的男男女女们，相互叫着“Stephen”、“Kelly”、“Jerry”，以至于我在一家公司工作4年，仍不知道对面那个女孩子的中文名字，因为人人都只知道叫她Dorothy，这一切就像是钱钟书的《围城》中那位Jimmy Zhang的翻版。
在短暂的新闻生涯里，我不断地听到那些雄心勃勃的记者与编辑说，我们要做“中国的《新闻周刊》”、“中国的《纽约时报》”，那些时尚杂志永远在谈论的是“纽约流行什么”、“米兰流行什么”；在谈到一位中国名人时，我们会说，她是“中国的奥普拉”、“中国的唐纳德。特朗普”、“中国的杰克。韦尔奇”。甚至一些最富盛名的机构，都难逃此运，一位北大学生或说自己的学校就像是“中国的哈佛”，清华则变成“中国的MIT”……
这是每个中国人都习以为常的景观。我的国家一方面看起来信心十足，她兴建了世界上最大的水坝，修建了一条非凡的铁路通往西藏，将宇航员送上了太空，向全球供应衣服、鞋帽、电视机，令全球的石油、钢材的价格上涨，她的人民成群结队地到巴黎、纽约大肆购物；另一方面却似乎永远缺乏信心，她的坐标系是别人提供的，她需要别人的赞扬、别人的肯定，在北京电视台播放的一则迎接奥运会的电视广告上，不断出现的是美国的、欧洲的、非洲的、大洋洲的面孔，似乎只有让他们微笑了，北京才是值得赞扬的城市。
有时候，我会觉得我的国家就像是一个突然被推入现代世界的迟到者，她步伐慌乱，她把中山装换成了西装，用Michael Wang取代了王有才，早餐上吃的是橙汁、火腿而不是豆浆、油条，从胡同、弄堂搬进了“东方曼哈顿”……她总是想模仿别人，却从不相信自己的生活。
但她自己的生活又是什么？那些一心要恢复传统文化、试图复苏古老典籍的人显然是错了，对于如今的中国人来说，《大学》与《论语》的确并不一定比莎士比亚的名言更亲切。文化传统从来就不是僵死的，它不断变化，接纳新元素。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一直是一个被动的消费者，她消费外来的技术、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甚至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都是来自于19世纪的德国与20世纪初的俄国……
但是，一个多世纪的模仿与消费之后，我们必须试图重新建立某种自信心。这种自信心既不是对那种早已不复存在的传统的推崇，也不是对于现在自身状况的自满，而是确信一个社会在面临转变时，这种充斥着痛苦与喜悦的生活自身是具有的意义的，在其中挣扎与不屈的真实面孔是有富有魅力的。我们住的那幢现代风格的公寓可以仍然是关东店一号，而不必叫“新城国际”；我们的新闻记者可以报道中国的真实生活，而不必要等《美国国家地理》和《Discovery Channel》告诉我们，中国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要坦诚地承认，我们在精神世界上的匮乏，在心理上的慌乱。只有通过诚实地面对这种匮乏与慌乱，我们才可能寻找自己的方向。即使，我们用了那么多别人的名词与概念来武装自己，或者逃避其中，我们也不可能变成别人。我们穿着那个欧洲小伙子所穿的西装，住进了格林威治，每天都喝摩卡，但别忘你仍是你自己，仍有着你自己的悲伤、孤独与喜悦，在这些真实的悲伤、孤独与喜悦到来时，那些从别人手中借用的标签显得是多么荒唐。
傲慢与偏见陈毅聪双唇紧闭，神情忧伤，站在2002年8月1日的《远东经济评论》的封面上，用红框圈起的“IN COURT”图章印正好印在他灰色衬衣上，衬衣下是明显单薄的身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