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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承元之故，以海运为主，河、陆兼运为辅。一由江入海，经直沽口至通州，或径往辽东；一由江入淮、黄河，自阳武县陆运至卫辉府，再由卫河运至蓟州（今河北蓟县）。江南漕运，则由江、淮运至京师南京。以承运者而言，海运为军运，余皆**。雇运权是一种辅助形式。永乐年间因迁都北京，粮食需求日增，而海运艰阻，遂整治大运河，即从杭州湾通往北京的漕河。其办法：一是疏浚会通河，造漕船三千余只，以资转运。二是在运河沿岸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和天津五处建置漕粮仓库，亦称水次仓。
漕运方法历经改革，在明代趋于完善，计有：
1支运法（即转运法）。永乐十三年漕运总兵官陈■推行。规定各地漕粮就近运至淮、徐、临、德四仓，再由运军分段接运至通州、北京。一年转运四次。农民参加运粮即免纳当年税粮，纳当年税粮则免除运粮，其运费计算在支运粮内。**的比重约占支运的四五成。
2兑运法。宣德五年陈■等推行。各地漕粮运至淮安和瓜州，兑与运军转运；河南于大名府小滩兑与遮洋总海运；山东则于济宁兑与军运。军运的费用由农民承担。
次年，始定漕粮“加耗则例”，即按地区的远近计算运费，随正粮加耗征收，于兑粮时交给官军。起初兑运与支运并行，其后兑运渐居优势。
3改兑法（即长运法或直达法）。成化七年漕运都御史滕昭推行。由兑运的军官过江，径赴江南各州县水次交兑。免除农**粮，但要增纳一项过江费用。十一年改淮安等四仓支运粮为改兑。自此，除白粮仍由**外，普遍实行官军长运制度。
为维持漕运，国家规定漕粮全征本色，不得减免，严格限制漕粮改折。只许在重灾、缺船或漕运受阻等严重情况下才实行部分的改折，折征时正、耗各项合计在内。漕运的费用由粮户承担，包括运费、运军行粮及修船费等，均按正粮加耗派征。由于漕政**，各级官府贪污聚敛，加耗杂派层出不穷，农民的负担极为苛重，通常为正粮的二三倍，甚至四五倍。承运者无论**或军运，都是繁重的徭役。农民被金点应役，荒时废业，艰苦万状，又遭风涛漂没，官吏勒索，势必负债赔纳，甚至家破人亡，被迫纷纷逃亡和反抗斗争。一般运军下层，亦遭受同样的苦累及长官的克扣，不断出现逃亡现象。
（鲍彦邦）
【清】
清代开凿中运河，彻底结束借黄河行运时代，并建成黄、淮、运交汇枢纽，缓和河面比降，减轻浊流灌运，改善了漕运条件。
漕运方法基本承明制，但又有下列名目（称漕粮本、折三大纲）：正兑米，运京仓粮，定额三百三十万石；改兑米，运通州仓粮，定额七十万石；改征，将漕粮改征为其他品种；折征，将漕粮折算成银，价银统归地丁项内，上报户部。此外又实行截漕（各地漕粮起运后，地方遇灾，截留部分作为赈济，或截一地漕粮运往另一地）和拨运（主要指截留山东、河南所运蓟州漕粮，拨充陵寝及驻防兵米）等措施。漕船数与编制稍异明代，一般以府、州为单位，十人一船，十船一帮，十船互保。总数由一万零四百五十五只升为一万四千五百只，而实际运于漕运的仅七千只左右。每船装运量不得超过五百石，另可装土产往返各口岸行销（后因运道淤塞而禁止）。清代最终实行官收官运，承运者是卫所军籍中较殷实的军丁（运丁）。发运时每船配运军一名，运副一名，雇募水手九至十名。各省运军水手多少不等，总数在十万名左右。漕运最高长官为漕运总督，驻淮安。其下为各省粮道，共七人，掌本省粮储，辖所属军卫，遴选领运随帮官员，责成各府会齐、佥选运军等；坐守水次，监督、验明漕粮兑换，面交押运官，并随船督行至淮安，呈总督盘验。押运，原为粮道之责，后选管粮通判一人，专门负责督押，约束运军，后因官卑职微，仍由粮道押运。领运官，由千总一人或二人领运，武举人一名随帮效力。为确保漕运无误，于淮安、济宁、天津、通州运河沿线设置巡漕御史，稽察本段漕运。此外，淮安淮北沿河置有镇道将领，以催促入境漕船前行；在镇江与瓜州的南漕枢纽处，由镇江道催促，同时由总兵官（后改为副将）巡视河岸，协同督促漕船过江。
河漕施行以来，经费拮据，弊窦丛生，复行海运的呼声日趋高涨。道光五年（1825）于上海设海运总局，天津设收兑局，并特调琦善等总办首次海运。次年正月将苏州、松江、常州、镇江与太仓四府一州漕粮共一百六十三万三千余石分二批载运北上。漕船从黄浦江出发，经吴淞口东向大海，行四千余里达天津收兑局验米交收。清廷特准商船载运免税货物二成往来贸易，调动了商船积极性。海运粮占全部漕粮总数之半，节银米各十万。道光以来河漕在十二三万石之间，海运粮则达一百二十万石左右。
作品背景相关资料 康熙南巡治河（第一、二次）
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于康熙二十三年到四十六年（1684年—1707年）间曾经六次南巡，留下了许多家喻户晓的故事，小说、影视对其进行铺陈渲染，把史实涂抹得似是而非，而康熙南巡的核心目的是为了治河、导淮、济运。当时，淮安是黄、淮、运三水交汇之地，为黄淮襟要、漕运锁钥，高家堰又是拱卫里下河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屏障，因此，淮安地区是清代治河的关键，康熙帝每次南巡必到淮安视察，指授治河方略。康熙帝在这里努力践行其“一劳永逸、全面修治”的治河思想，体现了一位伟大君主追求社会安定、人民幸福的求实人格，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年）是清王朝入关以后的第二任皇帝，他熟谙文韬武略，具有远见卓识，在位六十一年，以实心为本，以实政为务，政绩卓著。他八岁登基，十六岁亲政以后便“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1］尤其是河务，康熙帝更是为之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为了治河，从康熙二十三年到四十六年（1684—1707年），康熙帝先后六次南巡，每次均以详细巡视河工为首要。淮安市淮阴区码头镇一带，当时是黄、淮、运三水交汇之地，为黄淮襟要、漕运锁钥，高家堰又是拱卫里下河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屏障，因此，淮安地区是清代治河的关键，康熙帝每次南巡，必到此视察。
一、执政之初对河务的关注和研究。
明末清初，战乱频扔，河道年久失修，至康熙初年黄河下游到处决口，灾害连年。据不完全统计，清初顺治元年至康熙十六年（1644—1677年）淮河流域的黄河夺淮之灾的次数多达90起。［2］自徐州砀山以下至涟水海口，黄河决堤七、八十处，洪泽湖高家堰决口三十多处，翟家坝决口成河九道，清口、运口淤为陆地，不仅百姓田庐受淹，而且运道受阻，每年从南方供应京城的四百万石漕粮也失去保证。
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康熙帝亲政不久，黄河在桃源南岸烟墩决口，沿河州县悉受水患，清河冲没尤甚，黄河下流既阻，水势尽注洪泽湖，高邮水高二丈，城门堵塞，乡民溺毙数万。［3］从这时起，水患便引起了康熙帝的高度重视，正如康熙帝自己所言：“朕自十四岁即反复详考如宿迁以下高家堰等运河。”［4］他悉心研究治河方略终身不缀。
康熙九年（1670年）三月，策试天下贡士于太和殿前，康熙帝以澄清吏治和治河为策论试题，其中提出“漕粮数百万石，取给东南，转输于黄、运两河，何以修浚得宜？而天庾籍以充裕，俾国收利，民不受其害？其必有道以处此。尔多士志学已久，当有确见其中，其各摅凤抱，详切敷陈，朕将亲览焉。”［5］
康熙十一年（1672年）四月，康熙帝派侍卫吴丹、学士郭廷祚阅视河工，绘图进呈。［6］康熙十五年（1676年）高家堰大溃决，仅武家墩至高良涧就出现三十四处决口，淮水迅速下跌，河蹑淮后，大量倒灌入湖，形成上破归仁堤，下破高家堰，突入里运河，漫流里下河的严重局面。江南财赋重地被淹，运道受阻，对平定“三藩”的战争也极为不利。因此，尽管国家财政仍然比较困难，康熙帝还是下决心对黄河、淮河进行全面治理。康熙帝命冀如裼等视察河工，行前一再嘱托：“河工经费浩繁；迄无成效；沿河州县百姓皆受其困。今命尔等前往，须实心相视，将河上利害情形体堪详明，各处堤岸应如何修筑，务为一劳永逸之计，无得苟且塞责。如堪视不审，后复有事，尔等亦难辞咎”。［7］同年十二月；康熙帝还从治河、导淮、通漕的长远之计着想，“命江南淮、扬所属沿河地方栽植柳树，以备河工之需。”［8］
康熙十六年（1677年）二月，在平定“三藩”激战正酣的时刻，康熙帝敕谕安徽巡抚靳辅总督河道。靳辅上任后，驻节清江浦，深入各河道水域调查研究，“周度形势，博采众论，为八疏同日上之”。［9］辅疏言：“治河者当审全局，运道之阻塞由河之变迁，河之变迁由向来治河多尽力于漕艘经行之地，其他决口以无关运道遂缓视之，以致河道日坏。”［10］靳辅指出：“清口以下不浚筑，则黄淮无归，清口以上不凿引河，则淮河不畅。高堰之决口不尽封塞，则淮分而刷黄不力，黄必内灌，而下流清水潭亦危。且黄河南岸不提，则高堰仍有隐忧，北岸不提，山以东必遭冲溃。故筑堤岸，疏下流，塞决口，但有先后，无缓急。今不为一劳永逸之计，屡筑屡圮，势将何所底止。”［11］疏上，群臣多异议，因其与康熙帝一劳永逸、全面修治的方针契合，康熙帝特加所请。
康熙十七年（1678年）正月，康熙帝批准拨帑金二百五十余万两，限靳辅三年告竣。［12］从此，在靳辅主持下，大规模的河道治理全面展开。靳辅借鉴明代水利学家潘季驯“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理论，提出“筑堤束水与引河放水交相使用”的理论。在治河实践中，靳辅首先疏浚黄河下游清江浦至云梯关河道，使洪水得以畅流入海，接着相继堵塞高家堰及黄河各处决口。在遏制了洪水的泛滥之势后，靳辅又先后完成了改移运口于七里墩、开清口四道引河、疏浚皂河、加挑中运河等工程，治河取得了初步成效。
二、第一、二次南巡，察视河工，相度形势。
康熙帝在平定三藩、统一台湾以后，便视河务为首要。靳辅治河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淮、扬水灾并未明显好转，康熙帝为此殚精竭虑，日夜焦劳，他惟恐官员治河失法，遂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举南巡之典，不远万里，亲阅河工。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九月二十八日，康熙帝出京，开始了他的首次南巡之旅。十月十九日，康熙帝自宿迁至桃源县，视察黄河北岸一百八十里的各处险要工程，驻众兴集。十月二十日，康熙帝幸临清口，在靳辅的陪同下，步行阅视十余里，虽然泥泞没膝，亦不辞其艰。［13］他还登上天妃闸，亲自勘察水情，见水势湍急，命改为草坝，另设七里、太平二闸，以分水势。［14］康熙帝面谕靳辅：“朕向来留心河务，每在宫中细览河防诸书及尔历年所进河图与险工决口诸地名，时加探讨。虽知险工修筑之难，未曾亲历河工，其河势之汹涌泛漫，堤岸之远近高下，不能了然。今详勘地势，相度形势，如肖家渡、九里岗、崔家镇……一带，皆吃紧迎溜之处，甚为危险，所筑长堤与逼水坝须时加防护。”［15］然后，康熙帝登舟过清江浦、淮安府。
其后，康熙帝幸临宝应、高邮、扬州、镇江、苏州、无锡、江宁等地。回銮途中，十一月初十日，康熙帝船到清河县，登岸阅视了王工堤、老坝口、武家墩、天妃闸和高家堰堤工，每到一处必垂询再四。他在视察运口时面谕靳辅：“当添建闸座，防黄水倒灌。”［16］
康熙帝召靳辅入行宫亲加慰谕，并亲洒宸瀚，赐靳辅《阅河堤作》［17］诗一首。他对靳辅及扈从诸臣说：“朕南巡，亲睹河工夫役劳苦，闾阎贫困。念此方百姓，何日俾尽安畎亩？河工何时方得告成？偶成一诗，聊写朕怀，不在辞藻之工也。”
诗曰：
防河纡旰食，六御出深宫。
缓辔求民隐，临流叹俗穹。
何年乐稼穑，此日是疏通。
已著勋劳意，安澜早奏功！
我们从这首诗可以管窥康熙帝希望根治水患的急切心情，他对靳辅寄予厚望。靳辅诚惶诚恐，将这首诗勒石成碑，懔惕遵循。该碑当时立于清江闸南岸，今久佚，后楚秀园重立了这块碑。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靳辅上疏建双金门闸，双金门闸原为泄黄而建，后改运口于扬庄，则专泄中河之水。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靳辅上疏开中运河自仲庄至宿迁，中运河成，漕运船艘得避黄河一百八十里风涛之险。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正月初八，康熙帝再次南巡。二十五日，至清河县，康熙帝谕示河道总督王新命：“中河与黄河逼近，如黄河溃决，将混而为一，宜有预防之法。”康熙帝还诏谕两江总督傅腊塔：“朕南巡以来，轸念民艰，勤求治理，顷至江南境上，所经宿迁诸处，民生风景较前次南巡稍加富庶，……（江南省）积欠约有二百二十万两，……再加江南全省积年民欠地丁钱粮、屯粮、芦课、米麦豆杂税概与蠲除……”。［18］并“著速行晓示，日传三百里，遐村僻壤，咸知朕意。”［19］康熙帝即兴作《蠲江南逋赋》［20］诗一首。
诗曰：
国家财赋东南重，已责蠲租志念殷。
雨泽何妨频见渥，普天愿与乐耕耘。
三月初七日，康熙帝回銮途中率随从诸臣视察高家堰一带堤岸闸坝，他对诸臣说：“堤岸颇为坚固，旧堤之外更修重堤实属无益。”又谕：“先年因高家堰冲决，淮水东流，无敌黄之力，黄水倒灌，湖底淤垫，海口闭塞。……高家堰既有减水坝，不可又令分流使淮河水弱。但遇大涝之年，淮水盛涨，出清口不及，则堤必受伤。”［21］三月十九日返回京师，康熙迅随即进行御门听政，再度征求百官的治河意见。
作品背景相关资料 康熙第三至第六次南巡治河（即本文背景）
三、第三次南巡，策定新的治河方略。
自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至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帝主要集中精力平定噶尔丹的叛乱。在这几年中，河工人事变更频繁，总河一职十次易人，除靳辅外，其余九人皆不得力，造成河工日趋败坏。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帝第三次南巡。二月二十八日，康熙帝视察黄河南岸归仁堤、高家堰等处堤工，他对诸臣说：“治河上策，惟以深浚河身为要。河底浚深，则洪泽湖水直达黄河，兴化、盐城等七州县无汎滥之患，田产自然涸出。若不治源，治流终无裨益。今黄、淮交会之口过于径直，应将河、淮之堤各迤东湾曲拓筑，使之斜行会流，则黄不致倒灌矣。”［22］康熙帝颁《修浚清口诏》［23］、《巡视河湖酌定应办工程诏》［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