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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就算是面“破鼓”，那也留着自己捶，用不着别人出手。
今年5月亚洲足联将召开大会，进行领导层换届选举。对“亚足联主席”这一席位觊觎多年的“西亚帮”势必要与现任亚足联领导人的“东南亚帮”在台前幕后展开激烈的角逐。有道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极有可能给有威望很高的现任亚足联第一副主席的中国人陈成达先生以机会（其实陈成达先生无意竞选主席）。这时亚足联现任领导人突然爆炸式地对外界公开表示辽宁队和中国国家队涉嫌参赌，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事实上，当时亚足联发言人声称，手中握有中方人士在酒店与赌博集团接触的影像材料。凭借奇怪的比分——中国队（也就是国奥队）1比2负于泰国B队，辽宁队1比4负于阿曼俱乐部队（当时辽宁队是亚洲一流，阿曼则是亚洲四流），以行业经验和行规，完全可以提出这样的指控，但中国足协及国家体育总局对此严厉抗议，认为这根本不足以说明问题，并动用相关人士展开了工作。
后来不知为何，维拉潘忽然就宣布：中国的两支球队在泰国比赛期间，没有受贿打假球。于是“受贿”风波宣告平息。我们很高兴，觉得粉碎了一场国际阴谋。
这样一个在当年亚洲足坛轰动一时的事情，其化解公式是这样的：中国队员在酒店大堂与赌博集团人员接头——亚足联纪律部门拍下影像资料——亚足联秘书长向全球宣布中国足球涉嫌受贿——中国足协走访自己的队员后说没打假球——中国足协提出严正抗议，媒体也万炮齐轰亚足联反华——亚足联突然说，中国足球队和辽宁队没有受贿行为。
靠这么一个简单的公式，就彻底否定了1994年中国队和辽宁队分别涉嫌受贿踢假球一事。
当时的中国人从内心深处，真诚地认为中国队员不可能参与受贿踢假球，于是举国暴怒，并上升到这是对整个改革开放的中国的污辱。
因为，中国的体育，从一开始，就属于爱国主义的范畴，中国女排和霍元甲没什么区别，容志行与黄继光没什么区别。一个荒谬的逻辑存在着：谁敢怀疑我们的体育运动员，就是怀疑我们的国家英雄。全然不顾商业体育赛事在全球已轰轰烈烈开展，相关的监督机制也已成熟。
在当时，特有客观立场的文章很难见到，我们艰难地搜到一些资料：
1991年11月8日的全国“甲A”联赛最后一轮，于10月20日就稳获本年度联赛冠军的辽宁队竟以4比5败给了前13轮4胜4平5负的大连队，濒临降级的大连队因此得以起死回生，而辽宁队的孙伟则由于在此役中独入4球一跃成为当年甲级联赛的最佳射手。培养出国家队多名主力后卫的辽宁队在前13轮只失13球，最后一轮的失球数竟然占全年比赛失球总数的27。77％；大连队前13轮累计进球12个，最后一轮比赛中的攻击力奇迹般地提高到一场能进冠军队5球，这显然是“足球逻辑上”不可能出现的比分。这件事因此在当年的世界最著名足球刊物英国《世界足球》杂志的专栏评论文章中，遭到了强烈的批评。
1978年，曼谷，第八届亚运会，中国足球队首战以0比2负于伊拉克队。当时一位名叫“约翰·雷德森”的美联社记者这样写道：
“中国人在第八届亚运会足球赛中谋求朋友的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它的后卫在比赛的后半阶段把对方的球送进自己的球门……”这个来历：一是中国乒乓球队曾在国际比赛中主动将金牌让给别人（友好国家），以此来显示两国之间“情深谊长”。而这一举动在中国国内是大受赞扬的，以致在中国的足球场上也曾出现过“比、学、赶、超”的一幕：日本一支刚组建不久的足球队来华访问，人家本想真刀真枪地锻炼队伍，结果某城市足球队拿出不欺负弱小的“君子”风度，比赛中频频“放一马”，导致对方大为反感，对方领队很不高兴地说：“送我们其他礼物可以，但以输球为‘礼’，这是讽刺我们！”二是1978年以前，“发展足球运动，增强大众体质”的“健身球”，“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感情球”，“宁失一球，不伤一人”的“良心球”，乃至“宁可技术上输，不可政治上出问题”的“政治球”等各式各样的“变种球”在中国足坛上大行其道。
这，就是中国足球假球遥远而模糊的身影。
第二部分
堂口时代
时间：1994年到2001年十强赛出线
中国足球，在15年前甚至更早前，价值标准就错了，那句“中国足球就算是面‘破鼓’，那也留着自己捶，用不着别人出手”生动地说明，我们把足球当成爱国主义的面子，拒绝承认全球每年生产出10万亿美元的足球产业。在中国经济试图跟世界接轨时，由于足球项目的特殊性，它却彻底与世界脱轨，而且为脱轨找到神圣的理由。
中国假球，不是从尤可为、王珀、许宏涛开始，也不是从1994年开始，很早以前它就始于中国体育、中国文化，甚至中国人性本身。那时假球横行，不仅外战时“为国争光”，甚至内战时，也都打着高尚的名义。
我们还是忍不住从久远的事实，来述说中国足球假赌黑的来历：
1983年第5届全运会决赛，北京对广东一战就是最早引起公愤的“问题球”。当时河北3比0大胜北京，0比1小负广东，规程规定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的情况下，先比较90分钟内进球总数。河北队进球总数已经定格为3个，领先于广东的1个，领先于北京的0个，出线在望，除非京粤打成4比3以上。可北京和广东的比赛开始后，双方不谋而合地展开猛攻，连中后卫都长时间在对手禁区内射门，绝不回防，打成北京4比3领先广东后，两队又都不进攻了，连中圈都不过，最后双方的进球数果真是4个，河北出局。因为，河北是小省。
总被人高马大的新西兰、伊朗队欺负，为强化头球，中国足协于1985年规定，联赛中凡头球和角球破门的多加1分。当时提前3球大胜对手的北京军区队本该出线，可是山东跟大连90分钟内居然打出6比5高分，几乎个个都是头球。充满喜感的是，有时候明明一脚可破门，队员却要挑起来（甚至对方后卫帮忙挑起来）头球破门。最后优势大好的北京军区队被淘汰。
一个惊爆的事实是，因为目睹假球，刚刚当选中国足协主席的袁伟民甚至辞职了。
“辽宁山东是一家，2比2平进前八”，这个著名的句子始于1987年第六届全运会。由于规则漏洞，如果辽鲁踢出胜负，输了球的一方就要被淘汰；如果打平0比0，辽宁被淘汰；打成1比1，辽宁队与上海队要抽签决定谁出线；打成2比2，则辽鲁双双出线。比赛开始后，国家队中卫镇守的防线竟在5分钟内让对手打出4次单刀赴会，国门傅玉斌面对来球飞起一脚，却踢了个空，让球滚进去了，黄崇带球闯入无人之境，得分全不费功夫……果然2比2。
当时袁伟民就坐在看台上，看到传说中的事情就在眼前变为现实，全然不顾公平竞赛原则，愤而离席，一脸怒气回到大本营。不久之后，年维泗就接替袁伟民上任了，据说就是因为袁伟民处罚这两支球队后，承受了太大压力，提出辞职。袁伟民是之后几年才重新回到中国足协主席位置上的，但已变了一个人，对足坛黑幕已经无能为力，所谓主席，只是一个名义。
15年后，当袁伟民面对臭名昭著的“11比2”和龚建平的冤死，不仅不作为，还压制了浙江局上交的材料，一定是想到了15年前辽鲁2比2那一幕。
中国足协在龚建平案中的不作为，之后我们会详细叙述。创造女排辉煌，以铁胆铜心驰名疆场的袁伟民，最终屈服于猥琐的中国足球。中国足球就是这样深不可测，你从不会听说某省长为该省排球或羽毛球名次打招呼，但一定听说过很多省市领导暗中斡旋，因为足球牵动的东西太多了，它才是真正的第一运动。
袁伟民不是被足球弄成鸵鸟的，他是对足球背后的强大势力无可奈何，这是他的痛，也是体制上存在巨大漏洞的中国体育的失败。
所谓“堂口”就是这样，是青木堂跟赤焰堂的关系，是锐金旗与巨木旗的关系，一边称兄道弟，一边暗自角力。现在想来那是一个还有稍许可爱的时代，至少相信人情和面子。其实1987年看台上的袁伟民应该感到庆幸，因为那时假球虽然公开，但只涉及到各省各市领导的面子，和金钱无关，更和大力发展GDP、疯狂地扩张城市无关。他不知道，再过7年之后，中国足球将从“人情球”“关系球”直奔“堂口足球”而去。由于1994、1995这两年神州大地各个城市急需“足球”这张名片，几乎所有政治经济的能量都集中到这里，出现了足球省长、市长、书记。过去的人情球不过是互相卖个面子、给个关照，而现在则是掺杂金钱和城市排名，企业为获得政策上的支持，不惜掏出上百万去疏通关系。在城市名片的激荡之下，甚至个体户老板也可以站在看台上挥舞10万现钞，进一球奖10万。
郁知非就是这样出现的，这个以生产洗衣机为主业的街办工厂厂长，因为两碗馄饨就跟徐根宝一拍即合，因为赞助了上海足球迅速成为上海政府的座上宾，成为这座城市的英雄。他爱足球，为足球所害，如果没有他跟徐根宝那两碗馄饨，就不会有后来的郁知非，就不会有上海赛车场的郁知非，就不会有现在……
王健林也是这样出现的，他从拆迁巴掌大的小地皮开始，赞助了大连足球让他一夜成名，一夜得到数不清的政策支持。他比郁知非幸运的是，冲冠一怒为裁判，远离足球让他摆脱了后来更猖獗的事实，这才有财富榜上的王健林，才有万达影城在全国连锁的景象。
还有徐明，李书福，潘苏通……还有余东风，殷铁生，陈亦明，戚务生……
1994年至2001年，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但我们称之为激情，深以为没有这样的激情基础，我们2001年都不能世界杯出线。但正是这段被每一个城市的领导、企业都很重视的年代，牢实奠定了假赌黑的政治基础。
下面，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中国足球假赌黑实质上的第一个部分：堂口时代。保卫成都、保卫重庆、渝沈悬案、甲B五鼠，那段风花雪月的事情，现在看来，却是风声鹤唳。
》》》成都保卫战：万众瞩目的假球
如果说1994年是被忽略的一年，是以国家的名义愤怒反击境外反动势力，那么1995年就是被过度重视的一年，以城市的名义疯狂打造一张又一张名片。这一年，中央经济改革中有一条重要指示：大力发展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模式，突出城市在经济改革中的重要地位。这一年，上海高架桥大肆修建；这一年，北京三环胜利竣工；这一年，全中国都按自己的理解打造着现代化的城市，包括基础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层面的东西，比如足球。
在平民百姓看来毫无乐趣的这段话，却是各个城市官员的尚方宝剑，其重要性一直指引着从建造超高建筑到承包出租车到街边开一家包子铺，在上一个年度兴起的甲A联赛，当然会被席卷进来。当时风起云涌地出现“足球省长”“足球市长”“足球书记”这些时髦名词，不是偶然的，搞好足球队，建造漂亮的草坪，安上辉煌的霓虹灯……是地方政府官员你追我赶的要务。
这一年赛季前的成都洋溢着嘉年华的气氛，分管文体的副省长徐世群在誓师大会上一番激昂陈辞后，突然转头问旁边人：“全兴一年打多少个主场？”下边人答：“11个主场。”徐省长慷慨下令：“那，我们怎么也要拿下10个主场吧！”领导重在鼓励，下边人赶紧点头，大家集体鼓掌，觉得省长有气魄。
领导开了一个业余玩笑，全兴不是曼联，即使曼联也难以保证主场胜率90％以上，但领导重视就是福音，之后俱乐部一干人等就出击斡旋……这是圈子里一个潜规则了，客场不怕输，关键在主场领导面前一定要争面子，稍加统计就看出，中国球队客场胜率之低，在全世界是个奇迹了，不是赢不了客场，而是要用客场换主场。
但中间也会出很多问题，因为人人都想成为光荣的名片，那一年全兴客场1胜3平7负，主场竟也是5胜1平5负，早在还剩8轮的时候，时任《足球》总编的严俊君就发表社论文章《保卫成都》，因为保卫成都，就是保卫职业联赛的金牌球市。当然，也有人认为严俊君此举是自私地保卫报纸在成都的发行量。
关于赛季最后两轮复杂的形势，不用专业叙述了，人们只需要搞懂一个事实：四川全兴，必须在最后两轮连胜，才能保级成功。经过一场跌宕起伏的进球大战，全兴以3比2力克同样保级的青岛海牛队，青岛队的教练兼队员汤乐普虽然进了一个漂亮的球，但泪流满面，他们也没有完成政府交给的任务。关于汤乐普这个人，以后会再次提到，但1995年的时候，他绝对想象不到，9年以后，他会遭遇一个影响一生的黑色情节，那把冰冷的枪口对着他的脑袋……
全兴终于要面对八一队，只要取胜就能保级。大家轻易就可以在网上查到某球迷拎着一麻袋钱跪在八一体工大队李富胜脚下，让他放全兴一马，如不放，就从楼上跳下去，他真的跳了，被李富胜像扑点球一样扑倒；大家还可以知道，看台上打出“贾政委你好”“人民子弟兵爱人民”之类沟通情感的标语，一个叫沈胖子的球迷哭得我见犹怜；还可以查到，最后还剩8分钟时，四川队的刘斌见全兴迟迟进不了球，对小时候要好的玩伴、八一队门将江津大喝一声：“江津，他妈的只剩8分钟了”，然后翟彪一个并无难度的头球，滚入江津的腋下。
这种公然让对方门将放水的做法，在当时传为美谈，成为军民鱼水一家亲的表征，当保级成功的全兴队在体育场高唱《真心英雄》，当数万球迷举着燃烧的拖把沿着最宽阔的人民南路一直游行，高喊着“全兴万岁、中国万岁”，当所有记者都在用最煽情的语言讴歌这座城池的血性，一个以保卫城市名义进行的假球，被当成了风花雪月的故事。
那是14年前的事情了，为了这场假球，成都一票难求，提前3天就有许多群众搭着行军床在体育场外排票，怕出现群体性事件，杨肇基站在两张桌子搭起的高台上，高喊“群众同志们，我保证你们都能看到比赛”，下面直呼全兴雄起，全兴万岁。
据统计，全兴保级的第二天，成都新婚的人数比日常提高了3倍还要多，而全兴酒那一年的销量比往年提高了10倍。
14年后，直到尤可为和许宏涛相继落网时，最忠诚的球迷，前全兴领队现成都谢菲联副总王茂俊才嘟囔了一句：“看来，现在要反思成都保卫战了。”
其实在1999年，我们就反思了这场成都保卫战，自此以后，保卫延边，保卫重庆，保卫北京，保卫天津，保卫上海……甚至为了保卫的“保卫”，就泛滥成灾了，而且都打着高尚的名义，都脱不了地方政府暗地的支持，人们浑然不觉自己正在干着伤害自己的事情。
在价值标准上，中国各行各业都在变化，但足球一直没变，直到2009年年底还固守着一个奇怪的现象：人人都在喊打假扫黑，人人都希望司法部门坚决铲除毒瘤，但涉案俱乐部所在地的本土报纸和电视，却代表着众多球迷呐喊着：“我们是冤枉的，不要让我们降级，我们的城市需要球队。”这里面，包括成都，包括广州，包括青岛。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