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盗贼打开油桶，把汽油倒在那个没有知觉的身体上，随后，关闭的车库里飘来了浓烈的甜甜的气味。接着他又从运动包里取出事先准备好的一件破衣服，把它点看后就放在一洼汽油旁，布悄悄地燃着了。
五分钟之后，科通一边不时地正一正架在鼻梁上的变色镜，一边迈着有力的步伐，沿着长长的混凝土围墙走去，还不时地摇着空书包。当他走到铁路道口时，巨大的爆炸声打破了整个城郊的寂静，那依琴柯回过头来一看，发现车库上方冒起了黑红色的巨大的一片蘑菇云，那是车库里的汽油桶爆炸了。这个蘑菇云就像原子弹爆炸时那样，漫漫地、无法阻止地扩散开来，并且它的范围在不断地扩大，甚至从这里到遥远的铁路路堤都散发着热气。到处听得见焦急的喊声，某些人，准确地说，是这些车库的主人，正快步跑向大门。
老盗贼叉开两腿站在那里，把脸转向可怕的火球那面。现在的火玫瑰好像在整个天空上盛开。极大的火光反射在老盗贼的变色镜上，他吸着“白玛丽娜”烟，小声地嘟囔道：“你想让我消失？好，就算我已不存在了，但在最后的交涉中我还会出现并且接着我自己的方式去做。”
烧焦的人的骨架放在发光的镀锌桌子上的一排排装有液体的槽里。在那不大的地方，在亮着发光的几个灯的低低的天棚下，散发着福尔马林和正在腐烂的尸体的气味。
是的，在这里，在城市的太平间里，充满着死亡的气氛，并且到处都是这种气氛。在这个死神部门，以其极为神圣的目的闯入这个部门、研究死亡原因的科学称为死亡学。它不仅仅研究死亡原因，而且研究生理机制和特征。死神不喜欢某人横死，夺走他的供物。于是，他就出现在这里，往侦察员和鉴定人手里放上看不见的线索，几乎是感觉不到的线索，但这却是现实。侦察员们如果不确定出凶手，那么也得弄清楚被害者生前是什么人。
话又说回来，也有这种情况，做好这件事，即确定出死者是准是很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就像现在这样。这个烧焦的人是今天早上从爆炸的车库运来的。整个人就剩下六公斤半有机组织。解剖这个尸体也好，不解剖也好，反正什么也弄不清楚了。
既没有手指，没有脸，没有牙齿，也没有内部组织，简单地说，没有任何视为同一的特点。
解剖学家把发光的圆据放到一边，把脸转向那位结实的男人，看那表情就知道他是警察。
“少校同志，这里有一个非常难于处理的情况，我们很难确定出死者是谁。”
“死者身上找到一些个人用品和证件吗？”那人问道，却尽量不去看那躺在他前面的发臭的六公斤半的有机物。
“那里哪有什么东西啊！哪有什么证件啊！”太平间的看门人绝望地摆了摆手，“去他妈的，就剩下骨头了，其余东西可能都烧化了！……尽管……”
他走到写字台前，拉出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透明的防水包。
“这就是全部。”
在包里放着烧焦的证件。很奇怪，护照的皮，尽管从上面已烧焦了，但还保存了几页快碎了的纸，上面有印章的痕迹和号码，在那里有被火烤得几乎看不清的塑料盒，大概曾经是个移动电话和几块什么样的塑料，在一块塑料的上面仔细看可以辨认出：ER……AN……EXPR……
“我把这个拿走。”少校伸出了手。
“这是您的权力。”
解剖学家冷淡地说。
“另外，这个尸体我将按着法律的规定把它放到冰柜中，放三个月！”
快到晚上的时候，死者的身份被确定了：信用卡户“AMER．ICAN SXPRESS”移动电话，而主要的是号码和型号，这些奇迹般地在烧焦的护照上保存下来的号码和型号证明：在车库里烧死的不是别人，正是阿列克赛·尼古拉耶维奇·那依琴柯，即在刑事犯世界最有名的、在法律上叫科通的大窃贼。
他是怎么出现在这个城市中，在车库里又做了什么？死亡是横死呢，还是偶然死亡呢？这些问题无法确定。但不管怎么说，在别特洛夫卡三十八号，当人们知道了在莫斯科受人尊敬的大窃贼神秘死亡之后，人们叹息着，但脸上挂着毫不掩饰的轻松。
币警察局接手了这个刑事案件，不过，毫无疑问，它立刻就落到了悬案之列。因为类似这样的死亡几乎永远都不会破案。
一天后，检察官也知道了科通死亡的消息。大概只有这个人，才是惟一怀疑这位刑事罪犯是否真正死亡的人。
“卡勒基地”
这个小地方非常闷热。尽管六月的天气非常炎热，但是窗户还是关闭着，尤其是所有的窗户从上到下都挡着整齐的白色窗帘，显然为了屋中所发生的事不被外人察觉。不过，这里什么奇怪的事都没发生。平常的房间，好像是大学里课堂讨论用的大教室。在教室里有五个人，大家像一个人似的，都穿着深绿色的迷彩服和高高系带的皮鞋。所有这一切很像某个省院校的气氛，黄色的办公桌，坐了很久已经破了的吱吱响的椅子，发疯似的六月的苍蝇撞在低低的天棚上。确实，和大学不同的是，听课者什么都没记录，因为他们甚至连笔记本和自来水钢笔都没有。
讲台上走下来一位讲师，个子不高，一个干瘦的老头。白头发上分着整齐的缝，穿着一件很朴素的西服，但很明显是订做的，就像八十年代初很流行的那种西装，旧式的时髦的吱吱响的皮鞋，不是很自然健康的排红面色。所有这一切使人觉得很像一位不会得罪任何人的退休老人，那种很有成就的老学者，莫斯科近郊百分之六的蔬菜和块根植物的行家。
但是讲师所说的话一点都不符合他那安宁的外表，他的言词是那样的可怕，那样的骇人听闻，但老人讲述的却是那样的平静，那样的宽容，就仿佛和科罗拉多州的骗子在交流着斗争经验。
“你们的个人情况我都清楚：你们所有的人都曾经打死过人，或多或少都是职业的关系。今后你们还会那样去杀人。你们杀人杀得很内行，很机灵，而且会不露痕迹，弄混结果，或把破案人引向错误的一方。简单地说，就是把杀人的结果表现得与自己无关。因为科学是非常复杂的，因此，你们要注意听，并且牢记：我提醒一句，记录是绝对不允许的。”老人咳嗽一下，环视了一下五个听课者，很认真地继续说道：“所有杀人命案都可以归结为六种形式：第一种，不幸的意外伤亡；第二种，自杀；第三种，死无音信；第四种，自然死亡；第五种，不小心中毒而死；最后一种，自己死亡。我们现在就从最复杂的一种死亡开始讲起，即不幸的意外死亡。”
马克西姆·涅恰耶夫在“秘密暴力机构”基地已经三天了。
他在研究被里亚宾那简单地称为“专业活动理论”。一天六个小时，即教室里的三大节课。并且把课程的名称叫做：“中央情报局”、“MU－6飞机”，或者“莫斯科的碳酸钠”、“现代百万保险条件下的破坏活动的基础”、“在极其异常条件下的生存”、“电子计算机橇锁的理论和实践”、“侦察活动”、“潜在死亡行动的模式”、“犯罪侦察学”、“相面术”、“烟火制造术”、“应用麻醉学”、“专门联系方法”。
这里特别重视电子计算机课程：破译电码、网络盗窃、借助于内行挑选的病毒破坏材料基地；据这门课的专家证实，在现代信息机构中，专业活动没有电子计算机知识是不行的。
所有课程都是附有大片摘录的教学材料片。这么说吧，就是为了更有直观性和更好地掌握材料。记录什么东西是绝对禁止的，因此，听到的、看见的应当详细记在头脑中，并且牢记一辈子。
“我们没有考试。”里亚宾那在上完一上午课后，冷静地说，“只有惟—一次关于‘在极其异常条件下的生存’这一内容的考察。你们如同工兵，每天都应该经受考试，而且要设置各种异常情况……”
话又说回来，他可以不再说下去，因为柳特已经非常清楚，把他从“红色地带”召回来，决不是为了这类劝人为善的座谈，这种座谈只有地带的“老兄”才喜欢，莫非是为了“用自己的劳动洗刷犯罪的耻辱”？“用纯洁的良心去争取自由”？确实，专业培训的最终目的像从前一样仍然是一个无人得知的秘密。
除了涅恰耶夫之外，来上课的还有四个人。课程的设置要求学员之间不能以任何方式交流，一个人一个人地进教室，出教室也是一个人一个人地。不可以向讲课教师提问，也不可相互之间提任何问题，问任何姓名、任何教育法，以及任何有关健康、集体的感受，等等。柳特甚至不想弄清楚其他人的个人情况，因为这也是不可能的。住宿是事先预备好的小房间，食物是用马车每天分别送到各个房间。这很像刑侦隔离室的那种类似“农舍”的单人房间。上完课之后，小屋的门立即就从里面锁上，房间的主人变戍了俘虏。洗脸盆、马桶、床、慢帐、专门挑选的文学书籍，还有淡蓝色防弹玻璃的小窗户——这就是整个一个有身份人的全套用品。当然，超现代的电子计算机多少可以弥补这种孤独，然而IBM 计算机放在那里，不是为了玩游戏或者用因特网给网上情人写信，除了用它做专业练习之外，其他情况下都不允许使用电子计算机。
暂时只是理论课程，然而这又是怎样一种理论呢？教师教给学员所有涉及到专业训练的一切：消灭肉体的行动，而这种行动永远都不会被揭露；还可以学到哈克尔式的工艺，即用一种完全不伤人的物质制作爆炸物，就像在商店中所卖的“日用化学品”
那样；还学了制作和使用听力装置的方法、监视和秘密活动的基础理论、快速阅读法、脸部化装术、应用医学、药物麻醉术、有毒物质和放射性元素对人体的影响，等等。
当然，许多类似的课程马克西姆在学当侦察员时，在克格勃红旗高等学校二系时也学过。但那时的课程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可能和“卡勒基地”的课程相比拟，无论是内容，还是它充实的程度，都无法相比。
那种很严肃的实践课暂时还没上过。每天早晨在体育馆进行体育锻炼，训练实战性的一对一的交锋，有时在射击场进行定期射击训练，有时早晚各两个小时用于射击，而且使用世界上所有部队和特工机关所使用的任何武器：从美国的M －16自动步枪到国产的手枪，从带支架的机枪到超现代化的带有激光瞄准器的管，总之，用一切教育方法把军校学员变成真正的狙击手。
马克西姆抬起了头，对着太阳眯起眼睛，注意地看了一眼讲课者。毫无疑问，他在哪儿曾经看见过这个表面从不得罪人的老人。像老人这样的人可不简单，他们讲课是按课时领取报酬的。
像老人这种人是精心挑选出来专门培训实现危险目标的专家。有意思的是，这位极其优秀的老人在什么地方并且是怎么有机会把他那可怕的知识运用到实际中的呢？在他的良心中又有几个人呢？
老人甜甜地笑了一下，仿佛谈话谈到某种非常可爱的东西，他继续轻轻地、心平气和地哼了一哼。
“好吧！让我们来看第一种形式：不幸的意外死亡。最典型的情景就是在所谓的‘冒险地带’：大楼的上层，电梯的通风道，任何地上的、地下的、空中的和水上的交通，家用电器，露天的水库。”
柳特一动不动地坐着，他只要听到一次，那些话将永远牢记在他的记忆中。他的眼睛注意地，几乎一眨不眨地看着老人，只是在讲课快结束的时候才想起在哪儿见过他。那是一九八四年，马克西姆在“塔楼”二年级学习的时候，这个人给学员们讲过课，领导曾派他作为苏联秘密间谍头子到一个较近的东方国家去活动。他好像在侦察一系里担任过系主任……
但是，要知道这个情报机关第一总局现在已归属于单独的一个机构，并改名为俄罗斯最高情报总局。
现在派遣如此强大的威严的俄罗斯特工机关去反对谁呢？
去压制几乎已经完全席卷俄罗斯刑事犯罪那可怕的新浪潮？局势就是这样：黑手党威胁俄罗斯国家的基础，如果几年之后宪法将被盗贼的法典所取代，这不会使大多数人感到震惊，而会很快使那些人高兴起来。
但要知道，已经建立了“第十三处”，它是用反宪法方式为维护宪法准则而建立的专门机构，可是草案却成了一纸空文。
那么，为什么？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他不得不站在谁的立场去作战呢？更重要的是，他去反对谁呢？
无论是在‘专业活动理论课’上，还是在课后，这些问题使柳持无法安静下来。
医院的病房很大。在病房里有个很大的木床，就像那种至尊的国王在上面睡觉的大床，防弹窗户上那别具风格的百叶窗，墙中间摆放着电视机、录像机和两个冰箱，冰箱的门是透明的，透过小门的玻璃可以看见美味食品，这些食品的名称就连一般公民也未必能准确说出来。
床的旁边放着一个小桌子，一共是两层令人难猜的医疗仪器，不透明闪光的示波屏，显示着令人费解的抛物线绿点，电子计算机监视器上不断变换着病人身体的状态。
躺在这个病房的人一定是绝对的君主制时代富有的法国国王，因为在他的脸上就可以看出财富和权力两个字，尽管他脸色苍白，浑身是那种病态的浮肿。
“国家，就是我。”柳多维克们中的一个人曾经说过。
现在的生活主人们，尽管他们不得不在事先商量好，如何分割全俄罗斯的财富（这样一来，自然限制了全俄罗斯的偷盗集团）。但他们还是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国家，就是我们。”
如果这样的人有国家高级官员的地位……
当时甚至很少有这种特别舒适的环境。确实，表现出的这种舒适几乎任何时候也不会带来内部的舒适，并且和病房的这位居住者有很大关系。
病人是一个高高的个子、白头发、仪表堂堂男人，他小心地把患痛风的脚放在摆着电热器的地板上，用脚掌摸索着软鞋。现在，当第一次危机过去之后，他感觉自己好多了。可是，他投入“俄罗斯性亢进剂”生产的那些钱怎么办？这一主要问题直到现在仍使他不得安宁。但今天这事就要有结果了，因为五分钟之前警备队用机动电话汇报说，那位决策人就要到这里来。
门吱的响了一声，住在这个病房的那个人抬起了眼睛，强装出笑容，穿着旧的西服，自由党戴的那种领带，从前时髦的那种金边眼镜，而他那生硬的仿佛看透一切的目光，却使那位久等的拜访者瑟缩不已。无论是二十年前当他在苏共中央机关时，还是十年前，当他坐到第一部长的位置时，甚至现在，当他处在克里j g 姆林宫权力的顶峰之一时，这种眼光都使他有这种感觉。
“啊！检察官……”病人脸上的笑容很不自然，略有克制，接着，他立刻收起笑容，说道：“这太令人感动了……”
检察官轻轻走到床边，小心地坐在床沿上，把白大褂的前襟拉平，装模作样地握了一下官员的手。
谈话开头很简短，大都是通常的寒暄套语：“身体怎样？”“主治教授说些什么？”“我们什么时候能在单位看见你？”诸如此类的问题�